通货膨胀隐忧下的银行信贷规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隐忧论文,通货膨胀论文,银行信贷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国际比较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我们不能采用信贷总量对各国商业银行信贷直接进行比较的方法，而是应该根据其实体经济的发展，以信贷规模和实体经济规模(这里以GDP来代表)之比来进行考察，这里称信贷规模比。由图1可见，从1985年到2004年，除了韩国，其他国家的信贷规模比都高。
图1 信贷规模比(信贷/GDP)的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中宏网数据整理
1985～1997年，日本信贷规模比处于6国中最高的位置，且远远高于居于第二位的美国。1998年贷款增幅骤然下降，此后一直处于中等水平。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经济泡沫下日本的银行信贷规模较大，泡沫破灭后，为了缓解危机，银行信贷规模高增长一直持续到1997年。1998年信贷规模比大幅降低，一是由于泡沫破灭后经济持续低迷，企业资金需求减少；二是日本政府加快处理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同时银行加强贷款回收，提高了放贷门槛，贷款发放额减少。日本经验表明，超过200的信贷规模比是比较危险、不可持续的。
美国信贷规模比处于较高位置，1998年后，一直处于6国中首位。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美国发生了严重的信贷危机，储贷机构倒闭、海外信贷产生大量坏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并没有使其银行信贷规模比大幅降低，整个九十年代信贷规模比依然稳步增长，而同期美国实现了九十年代长期低通胀、稳定增长的经济奇观。2000年网络经济泡沫破灭，银行信贷增幅放缓，但由于9.11事件，为防止经济下滑，银行信贷又再次增长。美国经验表明，信贷规模比在100～200之间是恰当的。2003年和2004年的信贷规模比大于200，这可能为2006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埋下了伏笔。
英国银行信贷规模比保持在100～150左右，德国自1987年后也在这一区域波动，2004年突破150。两国经济没有出现像日本与美国的经济衰退与繁荣。
1986年后，6国中韩国一直保持最低的信贷规模比，但是，其经济体同样遭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国民经济大幅下滑。这表明，信贷规模不是影响经济重大波动的惟一因素。我们也可以看到，危机后，韩国银行信贷规模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以降低大量外资撤出的不利影响，帮助经济复苏。
1998年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管理手段开始从行政式的数量控制转向市场化的比例管理。1997年前信贷规模比在100以下，1997年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上个10年，在100到150之间。国际比较来看，我国信贷规模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如果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远比不上其他国家的证券市场发达，我国企业的融资绝大部分仍然依靠银行信贷这种单一渠道，我国银行信贷规模并不高。流动性泛滥或通货膨胀的出现不能简单归因于银行信贷。
二、商业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
(一)与宏观经济的协调
1998年前实行信贷规模控制，规模不能体现出银行对经济的判断，所以我们观察1998年后。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幅度降至5年来的最低，通货紧缩使得企业贷款需求减少，银行虽然拥有自主决定发放贷款的权利，但是信贷增幅依旧下降。直至2001年，各项经济指标显示国民经济已经从低谷回升时，商业银行才加大放贷力度，2002、2003年银行信贷规模出现了较大的增幅，这表明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也展示了银行在信贷管理中的合理性。虽然1998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5%，1999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2%，但是只有在外在经济环境确实好转的时候，商业银行放贷的愿望才增加。2003年为了防止银行信贷增幅过快，局部经济过热，货币政策改为紧缩，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2004年又提高1.5%，经济增长得到了控制，银行信贷也应声而落，货币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2006年后的经济走势似乎有所矛盾，2007年GDP增长继续回落，却采取了较为严厉的紧缩政策，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共计5.5%，6次调整利率，贷款利率共提高0.81%，但是银行信贷增幅却仍然攀升，年终重新采用了数量控制。
从信贷增幅上，2007年的信贷增幅和1998、2002和2004年接近，应该说没有太大异常。如此严厉的紧缩政策，是由于2007年我国证券市场创下了6100点的新高、房地产市场价格节节攀升、物价指数迅速上升。有观点认为，银行信贷扩张和外汇占款的急剧增加导致了流动性泛滥，是造成资产价格和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银行信贷与资产价格关系如何，目前尚没有一致的结论。从我国银行信贷与证券市场价格来看，股票价格的最高点的时候并非是银行信贷增幅的最高点。其次，尽管央行曾试图在银行信贷与股票市场之间建立一条正规的资金融通渠道，即股票质押贷款，但是股票质押贷款总量并不多，实行分业经营下的银证之间资金渠道并不顺畅。从银行信贷与房地产价格来看，纷纭的房价之争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房地产价格的变动，既要从资本品价格考虑，也要从消费品价格考虑。房地产业作为新兴行业，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特定阶段的一个重要产业，大量的城市基础建设加上中国以前的福利分房制度导致的房产建设的空缺，这些都为房地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经济结构的转型导致银行向房地产行业多发放一些贷款并不能证明银行信贷造成了房价的过度上涨。为了考察CPI价格指数和银行信贷的关系，本文检验了1997～2007年CPI增幅、GDP增幅、本外币贷款增幅、货币增幅、外汇储备增幅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只有GDP增幅和外汇储备增幅之间通过了相关性检验，相关程度达到0.817，其他各因素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以上分析表明，2006年前银行信贷与宏观经济运行、货币政策都比较协调。2006年和2007年的一些不合拍主要是由于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了资产价格和物价上涨两个因素，而它们并非由传统的银行信贷可以轻松调节。银行信贷的控制不能减少流动性过剩，不能控制CPI，并不表明银行信贷规模本身的过度和信贷决策的失误。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下，我国货币政策不能轻易实现目标，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货币目标中通货膨胀、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矛盾。
(二)与自身条件的吻合
1.商业银行存贷比。1998年后，制约银行信贷的一个根本因素是存贷比。1998年银行存贷比为90.41%，2004年降为74.48%的合理范围，2005年进一步下降，2006年为最低的68.47%。2007年存贷比上涨0.82%，低于75%的比例控制。从存款和贷款的趋势线可以看出，两条趋势线之间的喇叭口越来越大，也就是曾经非常关注过的银行存差问题。本文认为银行降低存差，将资金用于发放贷款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毕竟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大量企业发展需要资金，而银行是绝大部分企业资金供给的惟一方式。如果银行不进行实物投资而偏好证券投资，表明银行不具备风险判断的能力，或是虚拟经济中证券收益偏高，都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存贷比的小幅上升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这一存贷比也处于信贷规模的合理范围。不仅中国银行如此，在华外资金融机构以82.8%的人民币贷款同比增幅领先于信贷市场。
2.商业银行信贷质量。表1显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99年达到最高峰为39%，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直至2007年降为6.17%，不良贷款占GDP的比重也降至5%，表明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正逐步好转。这段时间，2004年前不良贷款率的迅速下降，很大部分归因于不良资产剥离、国家注资核销等政策性措施所致。仅在2004年，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共核销坏账1993亿元，工商银行核销坏账700亿元。2004年后不良贷款率的下降可以认为是商业银行的自身努力带来的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已经具备一定的控制资产质量的能力。但是，2007年没有做到“双降”，虽然不良贷款率下降1%，但是不良贷款额有所上升，值得警惕。表2进一步表明，我国不良贷款余额的增长完全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增长614.6亿元带来的，其他各类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都比上年继续下降，这表明绝大部分商业银行信贷决策水平正逐步提高，而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等系列改革并没有很快取得成果。
三、结论及建议
1.我国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处于适度状态，银行信贷决策合理。国际比较表明，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增幅与其实体经济发展是相互匹配的，近年来我国信贷规模比出现显著上升的趋势和国际趋势相吻合。即使我国控制商业银行的主动信贷发放，也会由于国际资金流入加大了商业银行外汇存款，商业银行为了资产负债的平衡，也不得不发放贷款。国内因素分析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大部分时期顺应经济周期发放贷款，表现出较好的信贷控制能力。2006年开始出现的逆周期不能简单地视为商业银行信贷发放的失控。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存贷比适度，信贷资产质量处于历史上比较好的状态，表明商业银行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已经逐步具备了一定的信贷决策能力。
2.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提高调控技巧。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仅仅通过银行信贷控制，已经不能实现其目的。复杂的经济环境使得货币政策目标中的通货膨胀、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协调，对货币政策调控的技巧要求提高。针对本次通货膨胀的复杂性，既要合理发挥货币政策作用，抑制总需求膨胀，也有必要继续加强供给管理。货币政策选择中，进一步发挥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促进经济平衡增长中的作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短期内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供求的作用。进一步推动外汇市场发展，鼓励商业银行为不同需求的企业设计针对性更强的汇率避险产品。加快“走出去”步伐，完善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投资体系。如动用外汇储备购买重要资源物资、放宽居民用汇额度等都是货币政策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选择。
3.坚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加强银行业监管。银行信贷在适度范围而货币政策的目标没有达到的时候，我们不能认为银行贷款太多，更不能采取数量控制，这是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后退。如果央行要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控制银行信贷的规模，通过减少银行负债或不增加银行资本，从而减少银行资金来源的市场化管理手段更为妥当。为了防止资产价格泡沫，监管者可以提高监管水平，加大惩罚力度，增大违规的成本。
4.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商业银行贷款质量下降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反弹造成的，这表明引进战略机构投资者、银行上市后的工行、中行和建行并没有在短时间内脱胎换骨。占信贷市场份额50%以上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股权结构仍有待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