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发现市场社会的多样化机制——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指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理论论文,发现论文,社会论文,诺贝尔经济学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的历来都是围绕市场经济方面的理论成就，只是不同时期奖励的导向有所差异。正如科斯所言，“创设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种极大好处就是：它引起人们对经济学某些领域的关注，从而鼓励人们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最近十年，诺奖倾向于鼓励经济学家致力于发现市场社会复杂的多样化机制。
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在实践中找到的经济效率最高的制度。深入理解市场制度的许多细节，是经济学家还需努力的工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力图在理论上证明为什么市场制度会如此成功的一种标准理论。在证明中，完全竞争被视为对自由市场“理想形态”的描述，并进而推论说，通过价格机制就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这种证明方式和推论，早已让经济学界普遍感到不满并遭到批评。人们发现，盘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核心地位的经济学已经很难对现实竞争性市场进行解读，更别说从中推导出具有良好作用的政策了，甚至会误导政策的正确选择。批评理论总是较改进理论容易得多！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超越了纯粹的批评。
近十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表明一种明确的趋势，即鼓励经济学走向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和理解现实市场世界的轨道。除少数几位得益于分析技术改进之外，多数获奖者超越了仅仅重视价格机制的新古典主义，从不同方面拓展了我们对市场制度和机制的认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以对某一领域的谨慎观察为基础，通过归纳发现其中存在的、我们原来不知道或忽视的规律性，并把它们综合到一个更广泛的经济理论框架之中。获奖者给我们提供的新知识（实际上是其在此数十年前就已提出的见解）可综合为两大类型。
第一类知识是改变着我们对市场运行的认识和分析
在新古典模型中，完备的自由市场意味着，如果人们在这种市场中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他们会穷尽所有的互利机会，最终导致所有市场的有效均衡和充分就业。但是，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只凭借新古典模型强调的价格机制，市场并非总是有效率的。如果仅仅依赖于价格机制，信息不对称性所带来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会导致市场萎缩，甚至崩溃（2001年获奖者斯蒂格利茨、迈克尔·斯彭斯、乔治·阿克尔洛夫）。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偏见、自负等一系列认知偏差会阻碍我们理性决策（2002年获奖者丹尼尔·卡尼曼）。这也会让我们走上非理性之路，导致市场“非理性的繁荣”或“非理性的崩溃”。
2010年获奖者彼得·戴蒙德、戴尔·莫滕森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又译为皮萨里德斯）则在劳动市场这一特定领域发现了市场本身会出问题的另一种类型。他们所强调的问题根源是“信息的不完全性”，这与“信息的不对称性”不同。我们不可能通过信息搜寻来解决“信息的不对称性”问题，但可以通过“诚信”或“让人们讲真话”的机制设计来解决。至少在理论上，我们可以通过信息搜寻解决“信息的不完全性”问题。彼得·戴蒙德、戴尔·莫滕森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的“搜寻—匹配”模型强调，在现实中，考虑到劳动力的异质性和相应的不同需求，搜寻信息不仅有成本，有时甚至是非常困难的，因而就会形成一种市场矛盾——寻找工作者与对这类劳动有需求的雇主并不总是能找到对方，使有利可图的交易无法成交。这种市场不能被认为是有效率的。
价格体系虽然在资源配置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它只能解决现实市场经济所面临的激励问题的一部分。2007年获奖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的“机制设计理论”，给面对信息不对称的制度设计者提供了一种基本思路，即“激励相容问题”。有效的制度必须要有这样一种机制，即每个参与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制度设计者所要实现的目标。许多现实经济问题都可归结为这种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而且在实践中，人们也确实在不断设计出这类非价格机制（例如计件工资等），以解决具体的激励问题。
第二类知识是促使我们改变对经济政策的思考方式
新古典模型一般假设交易成本为零，忽视利用价格机制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有成本的这一事实。从这一观点来看，对市场之外的各种协调机制，不能一概以“无效率”视之。要探讨真实世界的状况，必须假设交易成本大于零。只有作出这种假设，我们才能主张什么样的政策建议是最佳的。例如，在公共资源领域，如果所涉入的交易成本比较小，市场将会是最优的解决方式；如果交易成本比较大，则政府行为也许就是最优的解决方式。交易成本介于“较小”与“较大”之间，还存在无数种可能性。此时，选择哪一种方式最好，要视具体情形而定，取决于这些机制的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的比较。2009年获奖者发现了丰富多彩的这类有效机制。奥斯特罗姆通过对5000多个研究案例的分析发现，解决“公地悲剧”，并不是只能在公共资源私有化和政府管制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人们在实践中找到了第三条道路——私人之间的自愿协商。通过这种协商，人们也能形成解决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使每个人保护公共资源的职责与其利用资源的收益成比例。威廉姆森则指出了公司或组织内部解决合作与冲突的第三条道路，即等级制度和行政决策。
2005年的获奖者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通过博弈理论分析，增加了我们对合作与冲突的更一般性理解。人们通常都愿意合作，特别是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中，即便个体之间存在直接利益冲突，彼此合作的机率也会上升（奥曼）。但是，当他们在一个团队中完全依理性行事时，个人之间的合作就不容易实现（谢林），此时，威廉姆森的理论和赫维奇等人的“机制设计理论”都可以展现其魅力。
由于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揭露并强调存在大量“政府失败”，使经济学家对政府或国家行为怀有一种深深的畏惧。但这个“必要的恶”并非必然是无效率的。在某些场合，唯有它才能够有效地处理问题。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行为，关键在于政府在什么领域、用什么方式、如何进行巧妙的干预，才能改进市场有效运行。斯蒂格利茨呼吁政府应监督市场，使信息从不对称走向对称，纠正信息不对称现象对市场的不良影响。今年诺贝尔奖得主则沿着稍微不同的思路，把问题拓展到劳动市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采取某些政策确保失业者找到工作，从而对降低“自然失业率”作出积极的贡献。奥斯特罗姆也没有排除解决“公地悲剧”问题时的政府选项，更别说2008年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对政府行为功效的高歌了。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些获奖者对政府行为一般还是比较谨慎的。以今年的得主来说，他们虽然强调政府可以在劳动市场发挥积极作用，但也指出，国家的失业保险福利越宽松，就会导致越高的失业率和越长的找工作周期。也就是说，即使在政府行为可以改善市场效率的场合，也存在政府行为的合理程度问题。
最后，还值得注意的是，对如何增进市场效率的各种制度安排作出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不限于已获奖者，有些经济学家的贡献甚至远远大于某些获奖者。而且，所有获奖者的理论贡献都是在20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前的成果。至于为什么恰恰在某年得奖，或者说，某年选择授予哪个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确实与当下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最迫切经济问题有某种联系。例如，2001年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视为对20世纪90年代IT泡沫的反思。2007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成全了克鲁格曼。而危机之后西方社会普遍面临的大量失业和相应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压力，却又成全了今年的获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