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用“满语”教科书对语言接触的影响论文

日本军用“满语”教科书对语言接触的影响论文

日本军用“满语”教科书对 语言接触的影响

李光杰,崔秀兰

(佳木斯大学 人文学院 ,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摘 要] 日本明治政府通过“维新”运动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同时也滋生了军国主义思想,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道路。在军国主义意识左右下,日本当局极力实施“大陆政策”,开始了对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侵犯。为服务侵略中国的目的,日本从明治初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出版了大量的以学习汉语为主要目的教科书。这其中就包括用“满语”命名来学习东北方言的军用教科书。日本军用“满语”教科书在语言特点、内容选取、体例编撰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对于日语和东北方言的接触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日本军用“满语”教科书因急于为战争侵略服务,体现出速成特点,违背了语言学习的基本认知规律,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关键词] 日本军用;“满语”教科书;语言接触;影响

日本明治政府之前的德川幕府是一个封建国家,奉行“闭关锁国”的基本政策,致使社会生产力低下,整体国力及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国家,曾一度沦为欧美列强的半殖民地。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在学习西方发展先进经验的前提下,进行了政治体制、经济建设及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收到了显著成效。日本的经济、军事力量迅速崛起,逐步摆脱了封建落后状况以及欧美列强的压迫,成为亚洲强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使“不甘处岛国之境”的思想意识得以强化,日本军国主义逐渐主导政府,针对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制定并实施了“大陆政策”,欲以武装侵略达到长期占有的目的,从而使日本政府逐渐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而“大陆政策”中重点内容是通过侵略中国东北,进而占领整个中国的设想。在日本对中国实施侵略的过程中,大量学习汉语的教科书应运而生。其中的日本军用“满语”教科书,则是为在东北作战的日本军人学习东北方言而编撰的,目的在于保障对我国东北入侵的军事行动能顺利进行。

一、 “满语”军用教科书产生的历史背景

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地狭人稠、地震频发的岛国。在经过“明治维新”后,发展成军国主义国家,开始制定了以侵占中国为主的“大陆政策”计划。实施这一计划的重要举措就是选择我国东北地区作为首先入侵的切入点。在1927年《田中奏折》中就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可见东北地区的重要性。

这天,吃完饭,老和尚没有摔碗,他跟张员外告辞:“施主啊,你的脾气可真好,心眼也不错!我今天就走了,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你。最后送一句话给你,你可千万要记得,日后你若有难,就把我摔烂的碗渣子堆起来,堆成一座四方城,你呢,就睡在上面,包你百难全消!”说完,老和尚就不见了。

(一)东北地区资源丰富利于生存与发展

我国东北地区幅员辽阔,地广人稀,物产丰盛,交通便利,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充足保障。东北地区东西北三面均有山脉环绕,拥有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中间地势平坦,河流交错,平原相连,催生了农业、渔业及畜牧业的发展;东北地区腹地平坦的特点使交通更加顺畅,有利于人们的往来,为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提供了保证。

乡村类型的分类方式有多种,按产业结构可分为农业型和非农业型,按人口可分为特大型、大、中、小四级,按行政归属又可分为自然村和行政村,按地形地貌的差异将农村分为平地式、山地式和丘陵式农村。为了更合理地制定出生态功能下的农村土地规划方法,应该结合农村的基本现状,依据农村的基本归属类型综合分析。

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在农业、工业、畜牧业、交通运输、城市发展、对外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是当时中国较为发达的地区。东北纬度较高,光照充足,土地肥沃,粮食高产,因此粮食资源极为丰富。据统计,1930年东北三省耕地面积约6.9亿亩,人均耕地较内地各省多6倍以上。在矿产资源方面,东北三省煤、铁蕴量丰富,三省总计煤储藏量145624万吨。1930年,东北三省输出各类矿产资源439万吨。在交通运输方面,东北三省共有19条铁路线,总长6570公里,占当时全国铁路总里程的50%。东北地区具有的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为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该书内容分为四部分:“单语”(单词)、“散语”(口头语)、“谈论”(对话)以及“附录”(主要包括日本以及中国制度,如货币、衡量等)。该书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既有日常生活,还有军事用语。对于东北方言的研究进入较深层面,开始注意到了同义词辨析,例如“昨天——昨儿”“从来——向来”等,方便学习者分辨学习。

(二)东北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东北地区北部及东部与俄国接壤,东南部与朝鲜衔接,西南与华北平原相接。东北地区北部及东部的俄国,对于远东地区管理重心偏移,加之俄罗斯当时政治制度专制,军官人事制度腐败,使刚刚崛起的日本有野心来挑战俄罗斯。不惜通过发动与俄罗斯的战争来确立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东南方向,日本借助甲午战争的胜利,获取了对朝鲜的实际统治,实现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政治目的。由此可见,侵占东北地区只会有来自华北一方面的军事攻击,迎战及防御的压力相对较小。

在高校中,主要依据学生家庭的人均收入对贫困学生进行认定,但是这种认定方法往往缺乏具体的判定模型,客观鉴定争议较大[1]。一般来说,评定一个学生贫困时,参考认定依据为学生的家庭情况调查表以及民政部门开具的证明,并不有利于准确掌握学生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而且由于贫困学生的特殊心理,往往会影响学校评定工作的开展,容易导致贫困资助并没有落实到真正需要资助的学生身上,也就是说,高校虽然设计了合理的自主政策,但是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现在很多高校中都使用有一卡通系统,如果能充分利用该系统中庞大的数据量,通过数据挖掘可以发现更多相关的有用信息,为学校贫困生评定提供依据。

所以对于处于俄罗斯和华北平原中间的东北地区战略地位极为突出,北边与东边可以抵御俄罗斯,西南边可以防止国民军队,东南方向还可以与刚刚占领的朝鲜互为呼应。

(三)政治时局动荡边境防务松弛

清末,土地兼并异常严重,导致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经济收入匮乏,出现了严重的入不敷出的收支状况。统治集团日益腐败,他们结党营私,卖官鬻爵,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军事力量更是装备陈旧,纪律涣散,战斗力急剧下降。正是在这种极其衰微的时代背景下,以英美等国为主的列强依仗船坚炮利攻克了盲目排外、奉行闭关锁国的清政府的国门,清政府沦落为被欺辱的对象。我国在东北地区与俄国有较长的边境线,为沙俄蚕食我国东北领土提供了便利条件。1858年清王朝与沙俄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致使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被沙皇俄国强占。两年后,清王朝又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致使乌苏里江以东至库页岛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再次被沙俄霸占。两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致使中国东北地区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丧失于沙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全国各地基本进入军阀混战状态。就北方而言,就有冯国璋的直系、段祺瑞的皖系以及张作霖的奉系。此外还有冯玉祥和阎锡山等地方军事势力据地称雄,不时引发战争。

民国阶段,东北地区长期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父子的实际统治下,连年的军阀混战不仅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还分裂了国家的统治力量,从而使列强有机可乘来瓜分、侵占中国领土。

任何事情有目的的去做,总比没有目的做的效率高很多,比赛也是一样,每一场都会有目标,教练会给队员布置需要完成的任务,任务会使运动员更容易看到比赛结果。像奥运会这样的大赛,一般成绩好的运动员心理压力较大,会使自己的发挥远超平时的训练。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垂涎三尺由来已久。看到俄罗斯率先抢占中国东北大片领土,日本军国主义更是按捺不住,趁我国贫弱及军阀混战的有利契机,伺机侵占我国东北。奉系以东北之力来抵御亚洲强国日本的侵犯,显然不如举全国之力与日本作战的效果。

(四)日军入侵东北的战争急需语言交流

1.关东军的成立及使命

为争夺在我国东北的利益,1904年2月,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爆发。日本获胜,取得了在“南满”的利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统治东北全境,开始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从1904年至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驻军——关东军及其前身在东北存在近半个世纪。关东军全称是“关东军司令部”,正式命名虽然始于1919年4月,但其前身“关东守备军司令部及军政署”早在1904年9月就在大连金州设立了。

实践应用研究集中在基础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研究较少 从时区轴线图可以看出,高中物理、小学数学、高中数学等学科关于深度学习的思维能力研究较多,并从2012年延续至近期。在深度参与聚类内容下,有关高职学生学习方式的研究在2017年才略有。

2.关东军的数量情况

从1919年4月关东军司令部初设到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总兵力有1万余人。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关东军兵力增至两万。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关东军(包括4个陆军步兵师团和其他部队),总兵力约20万。到1945年7月,日本大本营东拼西凑,使关东军兵力膨胀到75万[2](P78-80)

成立关东军的使命在《关东军司令部条例》中明确规定:“直隶于天皇,统帅关东州及南满洲陆军诸部,担任关东州之防务及南满洲铁路线路之保护事宜。”[1](P282)

①《袖珍实用满韩土语入门》(平山治久,1904年)

二“满语”军用教科书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一)“满语”的含义

2.作者特点

日本使用“满语”一词替代东北汉语的目的是试图在语言概念上混淆与中国通用语的内在联系,在版图上人为割裂中国地图的完整性,从而为东北独立、实现殖民统治奠定基础。

式(1)为最小化t∈T阶段船舶贝内横倾力矩的目标函数,是t阶段船舶贝左侧集装箱和右侧集装箱所产生的横倾力矩之差,其中:k(t)∈N(t)为在t阶段待装箱编号;p=(i,j)∈P为船舶贝第i列第j层的箱位,i∈I,j∈J;wk(t)为集装箱k(t)的重量; xk(t)p为集装箱k(t)是否装到船舶贝的p∈P箱位,为0~1决策变量;d为集装箱宽度;Δ为相邻集装箱间隙;g为重力加速度。

清末东北地区的通用语已由满语转换为东北汉语,即东北方言。

满族人使用的母语——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是在女真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语言,伴随着满清政权在全国的统治,作为通用语曾兴盛一时。东北汉语是在幽燕方言的基础上不断汇集北方各省方言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关内北方各省民众大量移民东北、满语本身的局限性以及满汉社会文明程度的差异性,使满语在和汉语的接触、比较与博弈当中,汉语逐渐显示出无法替代的优势,满语在经过兴盛后,逐渐发展为满汉语兼用,直到清末基本上实现了转用汉语。因此,东北汉语——东北方言取代了满语,成为东北地区的通用语。

(二)典型“满语”军用教科书的基本情况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日本军国主义为达到侵略我国东北的目的,在日本迅速推广“军用”教科书,使其在日本的军队或以侵略为目的职能部门尽快学习和掌握当时东北的通用语——东北方言。据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记载,从1894年——1943年近50年的时间内,日本中国语学界在日本官方和军方的指导下,共有四十多部日本军用中国语教科书出版发行[4](P17)。其中以“满语”、“满洲”或“关东”命名的专注学习东北方言的教科书就有10部。这其中还包括一些学习东北方言的日本“军用”教科书。我们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以窥全貌。

1.日俄战争至“九一八事变”以前

目前所掌握的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军用”东北方言教科书主要有四种。

大量的日本军人入驻东北地区必然涉及到用品购买,地点问询,情报打探,工事修建等情况,这就需要与当地人进行沟通交流,而语言沟通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与方式。但是随军翻译配备极其有限,汉语翻译人员十分匮乏,难以满足战时需求。仅从日俄战争的汉语翻译人员比例就可看出汉语翻译非常缺乏。日俄战争日本参战总兵力109万人。“日俄战争时期的汉语翻译人员为890人,另外,备注栏中又追加40人。因此,汉语翻译人员的总量至少在930人以上”[3](P131)。这就需要日本军人通过汉语教科书来掌握东北方言。因此,能够起到语言沟通的辅助作用的东北方言教科书就应运而生。

作者是平山治久,时任日本陆军步兵大尉。该书于1904年4由东京博文馆出版发行。作者在书中指出了编写此书的目的是“此书主要为满韩两地军队行动而用,特别是以军事行动为着眼点而编纂的。”该书分前后两编,前编是满州土语(中国东北方言),后编是朝鲜土语(朝鲜语),语音标记均为日本假名。前编满州土语由地名、单句和会话组成。该书体例是,每部分上方列举汉语的词或句子,在汉语的词或句子的右侧标注日语注音,在汉语的词或句子的下方是日语译文。

《袖珍实用满韩土语入门》收集了大量的东北方言常用词汇,是研究清末东北方言词汇的珍贵资料。

②《满洲语会话一个月毕业》(石冢猪男蔵,1904年)

由石塚书馆于1904年5月发行,是专为日本人学习东北方言用的初级教科书。据《序》推测,该书作者是随军翻译石冢猪男蔵。他把在中国战场上收集到的一些满洲语言,集成一本学习东北方言的书籍,称为一个月会话毕业,也就是汉语速成对话。该书的体例与《袖珍实用满韩土语入门》一致。

按照上面的实验结论,猫咪们是“男左女右”的坚定执行者,宠物狗们则没有这么统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兽医学院的保罗·麦克里维博士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对270只种类不同的狗进行长期观测后发现,15%的狗是右撇子,15%的狗则是“左撇子”,剩下70%的狗没有明显的使用偏好。麦克里维认为,左撇子或右撇子的狗更容易被训练成为适合特定工作的狗,比如导盲犬或警犬。那些对左爪或右爪缺乏使用偏好的狗更容易对声音产生恐惧。

该书内容包括序言及正文有两部分,主要介绍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接触的事物名称、口头语以及生活问答。

③《满洲人适用日满会话入门》(本间良平、黄艺锡,1905年)

由大阪屋号书店于1905年出版发行。关于编写这本书的目的,黄艺锡在《序》中明确指出,因为“满洲语”与北京官话有差别,所以编写此书就是便于东北的中国人能够学习日语,又便于日本人学习“满洲”语(东北方言)。

因此,我国东北地区对于面积狭小,资源匮乏,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日本极具吸引力,抢先占领东北地区,可以作为日本入侵华北及中国其他区域的重要基地,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提供军事物资,以保障战争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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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例安排上该书将一个单词分为三行,第一行为中文,旁边用片假名标音,其标音的依据为“满洲”土语;第二行为日文意思;第三行为日文读音的汉字谐音[5](P88)

健身休闲产业是在我国全民健身工程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鼓励居民健身休闲对增加体育参与程度和提高体育参与质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健身休闲产业既是一项体育事业,又是一项经济产业,因此要充分考虑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产业的升级转型离不开科技创新,必须高度重视科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

④《通俗满洲会话》(熊谷茂之助,1908年)

由东文舍于1908年4月出版发行。该书第一部分是“凡例”,强调作者编著的意图;第二部分是正文,包括散语(即口头语)、买物(即购物)、旅行(即旅游)三个部分。该书书写的体例与《满洲语会话——一个月会话毕业》一致。

编著此书是因为作者在学习了北京话以后,发现了东北话与北京话之间的差异。编著这本书的目的是让学习“满洲语”的日本人,了解“满洲语”的特点,以便更好地学习与掌握“满洲语”(东北方言)。

2.“九一八事变”之后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日本“军用”东北方言教科书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种。

①《日满会话》(宫岛吉敏、包翰华,1933年)

由宫岛吉敏(日本人)、包翰华(中国人)合著,1933年1月初,由日本东京三省堂社出版。本版本是1937年的增订版。该书由发音、单语、短句、会话四篇构成。除了第一篇发音外,其余各篇每页均分左、右两部分,右侧是汉语的词语或句子,汉语的词语或句子上方标有日语注音,左侧是该汉语词语或句子的日语译文。该书列举了142个东北方言词语,真实反映出了民国初年东北方言词语的基本面貌。

②《矿山用语集·第四卷·各工厂篇》(抚顺碳矿庶务课,1935年)

收录在《中国语教本集成》第十集第一卷,由抚顺碳矿庶务课编著,于1935年12月印刷发行。抚顺煤矿地处辽宁省,矿山用语体现的则是东北方言的特点。该书内容共分八个部分,介绍了“满洲语”(东北方言)的发音方法;有关日常生活的常用基本词汇;矿山各种工作的性质及特点以及一些散语(口语)和单语(单词)。每页也分上下左右四个部分,每一部分的上方为汉语,下面是汉语的日语释义。每章后面附有新出现的生字,在新汉字的右侧标有日语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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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满洲土语研究》(“伪满洲国”军政部军事调查部,1936年)。十九世纪初期,在日本学习东北汉语的教科书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满洲土语研究》。

3.语言特点

(三)“满语”军用教科书的特点

1.军用的特点

军用教科书是军队战时应急使用,突出时效性,具有速成的特点。编写教科书的目的是服务于军人的简单、直接交流,往往使用语言中最直接、最明确的词语,来表达中心新意思及核心概念。因此,教科书注重词、句意义的简短、明确表达。在词汇选取上更多的是选用名词、动词、数词以及副词。句子多是简单句。内容多涉及部队装备、军情打探、粮草住宿等与军事有关的内容。由于军人的主要任务是行军打仗,没有时间集中学习,因此规格小巧、便于携带的手册式的教科书更适合战时需要。这种便携式的小册子可以随时随地地翻阅,从而学习新知识,巩固原有知识,使学习简便有效。

“满语”具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本义,即满族人使用的母语。二是引申义,即日本人所指代的东北地区使用的汉语通用语,也就是东北方言。

军用“满语”教科书的作者主要是日本人,而且多是与军事行动有关人员,有的还是由日本的军政部门编写。如《袖珍实用满韩土语入门》作者是平山治久,时任日本陆军步兵大尉。《满洲语会话——一个月会话毕业》的作者石冢猪男蔵,是随军翻译。《满洲土语研究》则由“伪满洲国”军政部军事调查部编写。这些参与军事行动的作者知道与东北当地人语言交流的重要性,更知道哪些是急需了解和掌握的语言。因此根据自身参战获取的经验而编写的“满语”教科书更具实用性和针对性。

同时,我们也发现有些军用“满语”教科书是由日本人和中国人合作编写的,如1905年出版的《满洲人适用日满会话入门》是由本间良平(日本人)、黄艺锡(中国人)合著的。1933年的《日满会话》是由宫岛吉敏(日本人)、包翰华(中国人)合著而成。中国人参与编写的“满语”教科书更符合东北方言的语法规范及习惯用法,更加贴近于东北方言使用的语言环境。经过中国人参与编写的教科书有利于日本军人学习东北方言水平的快速提升。

由“伪满洲国”军政部军事调查部编写,出版于1936年11月,收录在《中国语教本集成》第十集第一卷。六角恒广根据有关材料认定作者是日本人川濑侍郎。该书正文收录154条常用的“满洲土语”(东北方言),同时对每一个方言词予以日语注音、解释,并且举出例句。注音,主要运用片假名,也用罗马字母标记,用圈点表示声调调类。可以认定,“《满洲土语研究》是日本最早的一部系统研究东北方言专著之一”[6]

日本军人要在我国东北地区作战就必然与当地人打交道,学说东方言就成了日本军人的当务之急。“满语”教科书恰恰满足了军方的这一需求。这些“满语”教科书记录了大量的东北方言,描述了当时东北方言的真实面貌,是研究东北方言的珍贵资料,为东北方言的历时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

三、“满语”军用教科书对语言接触的影响

(一)可借鉴经验

1.实用效果突出

日本编著的军用“满语”教科书主要目的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日本官兵更好地了解、掌握、使用东北方言,学会最基本的生活日常用语,从而达到快速交流的目的,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军事行动。所以,教科书中,多是列举日常交际中常用词汇,其中包括一些常见的人或事物、时间、地点的名词,也包括反映基本生存技能的动作行为的动词,还包括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状态、情绪等的形容词以及一些程度副词,突出表现在口语词汇居多,实用效果非常突出。

预算绩效目标是预算绩效管理的基础,是整个预算绩效管理系统的前提,包括绩效内容、绩效指标和绩效标准。预算绩效指标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的、涉及面广、专业性强的工作,该项建设工作必须理清如下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2.短小的手册形式便于携带和随时翻阅

③大多数居民的防灾意识较弱,对内涝灾害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减灾措施欠缺,已有的防灾减灾措施很传统,一旦大灾到来,防灾减灾效率低下。

(五)艺术特色:1.双重悲剧、双线结构、主从线索;2.正面与侧面描写;3.新颖、含蓄的悬疑笔法;4.情景交融的气氛描写;5.人物塑造具有典型性;6.利用场景制造喜剧效果;7.象征手法的运用;8.比喻手法的运用;9.白描手法的运用;10.对比手法的运用;11.反讽手法的运用;12.第三人称次知叙事观点的运用。

针对作战期间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满语”教科书的编写借鉴了教科书样式、规格短小的特点,使学习者能够随身携带,随时查阅,在作战的特殊时期能够持续地学习新知识,复习已学知识。这种手册样式对于日本军人快速学习、掌握东北方言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3.教材编写的示范性

“满语”教科书左右音注、上下义注的编写体例,为东北方言的学习提供了便利条件。内容安排由浅入深,先是基本常用词汇的学习、然后是单句,最后是简单会话的学习,基本遵循了认知规律。语言上以直接交流为目的,东北方言口语色彩鲜明,突出语言交流的实效性,便于快速掌握,快速使用。为学习院的教材的编写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二)不足表现

1.用字及注音不准确

“满语”军用教科书的编者多为在我国东北地区参与军事活动的人员,撰写的经验来源于战时的体会,没有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与比较,加之战时的急需,作者出版书籍又非常仓促,以及东北方言读音的复杂性,因此,在编写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汉字书写、读音标注不够准确以及发音不符合规律和语素搭配不当的问题。

2.语言学习缺乏系统性、完整性

日本军用“满语”教科书的出版目的,是为了让日本军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学习东北方言,从而达到快速交流的“速成”目的。所以教材在编排上,注重了实效性,功利性,而没有从语音、词汇、语法体系出发,教材的编排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不利于汉语语感的培养以及遣词造句能力的生成,不利于灵活准确地使用东北方言,也不利于全面正确地掌握汉语知识。

3.词汇突出实用,收词有限,语意表达不够完整细致

这些军用“满语”教科书是因为战争需要而产生的,功利性十分突出,就是满足语言交流的基本需求,实现最基本的生活、军事意义的表达。因此,在词汇选取上往往是基本词汇中最核心的部分。由于词汇有限,对于语意表达的完整性、准确性以及复杂性都产生了制约作用。这就使这些教科书的内容显得浅显。

四、余论

由于军用“满语”教科书是为日本军人侵略中国快速学习并掌握东北方言而编撰的,因此表现出简单实用的特性。这就使日本军人能够快速使用东北方言,达到了“速成”的目的。可以说,这些军用“满语”教科书对于日本军人掌握、使用东北方言,促进两种语言快速接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军用“满语”教科书在体例编排、内容选定以及规格样式等方面对于以后的日本汉语教科书的编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其军用功利性的特点对于语言规律性学习的阻碍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

[参 考 文 献]

[1] 栗原健.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日文以)[M].东京原书房,1966.

[2] 李良志,廖良初.关东军的建立与覆灭[J].抗日战争研究,1991(2).

[3] 寇振锋.日俄战争与日本第二次军用汉语热——以日本军用汉语教科书出版为中心[J].抗日战争研究,2018(3).

[4] 王宇宏.<支那语军用会话>研究——日本侵华“军用”中国语教科书铁证[D].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7.

[5] 李逊.日本明治汉语教科书所见清末东北方言语法特点[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7(3).

[6] 李无未,冯炜.〈满洲土语研究〉与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方言[J].东疆学刊,2010(2).

[中图分类号] H0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 2019) 05-0118-04

[收稿日期] 2019-05-20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日伪时期中日语言接触及影响研究”(14BYY155);2016年度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清末民初东北地区语言接触研究”(JD2016016);2013年黑龙江省高校人文重点建设特色基地项目“三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YJZX-SJLY2013);2016年佳木斯大学科技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三江区域少数民族文化创新与社会发展”(Cxtd-2016-04)

[作者简介] 李光杰,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史、东北方言研究。崔秀兰,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教育和东北方言研究。

[责任编辑 薄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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