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转变的理论视角与解释框架_教育论文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转变的理论视角与解释框架_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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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6)2-0051-05

       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类型,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历来是教育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但很长时期以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更多的是从一个国家教育系统内部分析高职教育定位、功能、运行等,或是介绍国外经验并加以比较借鉴。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演进规律,同时由于各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环境不同,高职教育在各国的实践中形成了迥异的发展路径和模式。正是这些发展规律左右着当前高职教育的实践发展,并影响着各国高职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本文尝试借助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相关的理论基础,即现代化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成果,以此来构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变迁的科学分析框架。

       一、三种相关理论对高职教育发展变迁的解释

       (一)教育现代化理论:在传统与现代的对抗中理解高职教育发展进程

       教育现代化研究揭示的教育发展历程:教育从最先的传授生产生存技能的和谐教育,到学校出现后异化为传授古籍经典成为统治阶级和特权的工具,这是教育发展的第一个转折;产业革命运动从根本上转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科技成为生产发展的动力,重视教育发展、培养科技人才就成为新教育改革的方向,促使教育从以往为封建制度和有闲阶层服务的贵族学术堡垒中走出来,走向与生产和社会发展相结合,为社会发展服务,是教育发展历史的第二个转折。

       教育现代化代表了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运动。这一运动最根本的特征或发展规律表现在:推动教育从贵族的学术堡垒中走出,走向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经济发展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因此,教育现代化的启动力量和演进力量正是与生产劳动结合紧密、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为宗旨的科技教育,具体来说这种教育就是职业技术教育。一切离开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教育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向在于服务社会,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适应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离开了这一宗旨就是偏离了职业教育的本性。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职业教育作为与社会生产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逐渐得到彰显,从旁落于民间的学徒制传授生产技艺走向学校教坛,并逐步形成从中等到高等的职业教育体系。从民间学徒制、工厂学徒制的业余性教育到现代学校制度中职业学校的创立,再到工业教育的兴起和高等职业教育的产生,是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革命性转变。因为,现代教育发展的本质就是使教育与生产和社会发展结合得更为紧密,结合得水平更高,更好契合于人类社会发展。[1]某种意义上来说,高等职业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教育类型,它的产生和发展就是教育现代性的增长。

       教育现代化理论表明,教育现代化发展或是教育现代性的增长,意味着一种与旧教育不同的现代教育的产生,必将受到传统教育的激烈反抗。大工业生产的本性就决定了它必然向那种培养少数有闲阶级的古典教育挑战,要求教育为现代生产服务,培养工业化需要的有技术的生产者和科学家,提出改革教育,创办新教育,建立新学校的任务。尽管由于早期工业生产水平低,需要的仅是初级教育水平的技术工人和少量的科学家,职业教育形式简单,教育机构也不多,然而它却是一种最基本的现代教育要素,它的出现是教育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引发了新旧教育之间的殊死对抗。这种对抗影响和左右着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道路选择,一方面,现代化的发展急速地摧毁着文化传统的固有体系,把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传统剥离开来;另一方面,文化传统的某些内容(特别是观念层面的内容)又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与改革路径。“造成两者对立的原因,是它们总体上代表着不同的时代。”[2]在教育传统与现代的对抗中理解高职教育发展进程和考察高职教育的模式演变,为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二)新制度主义理论:在社会文化背景中解释不同国家高职发展路径

       新制度主义并非源自特定学科,而是一个跨学科的思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已经变成超越单一学科,遍及政治、经济、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分析范式。由于理论研究的进展,若干有影响学术论著的出版推进了制度理论在特定研究领域的应用,如马奇和奥尔森(March & Olsen)把制度理论用于政治研究,而诺斯(North)、迪马奇奥和鲍威尔(DiMaggio & Powell)、斯科特(Scott)以及布林顿和尼(Brinton & Nee)则把这一视角分别用于对经济变化和发展、组织理论和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中。

       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理解是多维的。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由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构成,由这些要素所构成的规制(法规)性制度、规范性制度和认知的和文化的制度都可能共存于组织的环境中。[3]新制度主义更关注塑造特定认知图式的整个文化意义系统,特定认知解释过程在本质上是由外部的文化意义系统所塑造的。制度不仅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习惯习俗等组成的非正式制度。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体现在:正式制度占主导地位,具有强制力,而非正式制度虽然不具有强制力,但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或传统,在深层次上制约着正式制度。能够得到社会认可的正式制度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行,而与社会文化背景相冲突的正式制度则难以推行。

       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包括文化、行为规范和各种法规制度,把文化与价值观念等因素引入了研究对象的范畴,并赋予其制度含义,“这种界定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4]。文化被作为社会发展与教育制度之间沟通理解的桥梁。[5]在新制度主义视野下,不同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制度及发展模式具有其不同的文化基础,并且对社会文化、观念、规范等历史形成的规则存在“路径依赖”。

       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独特的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着自己固定的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一个国家的历史沿革、文化传统对高职教育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每个国家都在各自社会文化背景中寻求高职教育发展的最佳路径,以期能够优化国家的整体教育结构、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的高职教育制度与发展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因此,历史起点、民族文化、社会观念成为理解不同国家高职教育发展模式的关键背景,也成为解释不同国家高职教育发展模式形成的关键因素。

       (三)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分析高职教育发展问题

       人力资本理论提出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等人力资源的投资,是发展中国家个人财富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与个人经济成功之间存在着紧密而有规则的联系,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发展,关键因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形成,而在于人的生产技能的提高,在于对教育的投资和人的质量的提高。196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非洲国家教育部长会议,讨论该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问题,会后作为非洲教育问题专家、英国的经济学家巴洛夫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如《非洲的大灾难》、《非洲需要什么样的学校》等,他以发展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套非洲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巴洛夫主张在发展中国家通过重点投资职业学校教育和在普通学校课程中渗入职业教育内容的战略来发展经济。巴洛夫的观点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一些国际机构的支持,成了当时发展中国家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6]世界银行赞同巴洛夫为代表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主张,改变以往一味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经济部门以促使其实现现代化的做法,开始更多地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了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正是基于人力资本理论,人们普遍认为劳动者的保健、教育和技能的改善可以显著地提高生产率;高职教育发展与劳动就业、产业发展等问题关系密切,与各国经济发展相适应是各国职业教育模式运行的目标;高等职业教育具有的经济功能是各国政府热衷投资于此种教育的重要驱动力。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依据,高职教育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发生形态的演变,经济功能是各国发展高职教育的驱动力,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对于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不同。

       二、构建高职教育发展模式变迁的分析框架

       现代化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本研究所提出的问题。现代化理论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具有方向性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历程,而教育与社会生产相结合,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利器,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服务于社会生产。新制度主义理论提醒我们,非正式制度如社会文化等国情因素对一国高职教育制度与发展模式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理论启示了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在与区域经济发展、国家发展和个人发展的适应与互动中实现其价值。

       基于以上三大理论的解释,我们可以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进行这样的框架性描述:高等职业教育是在服务社会这一核心动力的统领下,以本国实际和具体国情为适应对象而来组织教育,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有效地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分析模式围绕三个核心问题:1.高职教育如何在服务社会、满足社会需求中发展,并随社会发展演变而改变模式?2.高职教育如何在契合一国具体国情下得以组织和形成特色模式?3.高职教育如何与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并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内在动力:高职教育在服务社会中发生模式演变

       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中提出教育的“内在发展逻辑”这一概念,用来表达教育制度中具有一种自发的机制,不受人的限制。他认为,“无论在什么时代,教育的器官都密切联系着社会体中的其他制度、习俗和信仰,以及重大的思想运动”[7],正是基于这种内在发展逻辑的选择,而使教育具有了发展的内在力量,能够趋向特定的方向相对自主的演进。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类型的高等职业教育,其发展是在外部系统和内部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朝向一定的方向和目的性的演进,不断回归高职教育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本性。那么决定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方向的这种“内在发展逻辑”究竟是什么?德国学者格奥格(W.Ceorg)认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有着独特的“发展逻辑”。[8]探寻高职教育的发展逻辑,是理解各国职业教育系统的一把钥匙。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逻辑”,实际上就是高等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的本性。服务社会,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社会发展,不仅是高职教育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其根本目的。高等职业教育本身就是社会整体在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其深深扎根于社会发展之中,其产生和发展的源头就是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满足社会需求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就“服务社会”的具体内容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那么,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体现了什么样的社会需求?高等职业教育如何通过演变模式而更好地满足这些社会需求?这是高等职业教育服务社会命题之下的基本问题。高等职业教育自从诞生以来就以服务社会为根本,并深深地渗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高职教育通过承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四大职能,为社会培养或训练所需的高级技师技能人才来满足社会需求,并通过产学研合作开展应用性科技研发直接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高职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充分体现了服务社会的精神:随着人类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从民间的学徒制走向正规学校教育,从传授生存技能的低等、中等教育走向传授现代科技应用技术的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从原先纯粹技艺传授变为教学、技术推广与应用性研发的综合体。

       (二)适应发展:高职教育在适应本国实际中形成模式特色

       高等职业教育本身发展遵循上述脉络,但具体到不同国家的实践,又存在发展水平、发展先后、发展路径、实践模式上的巨大差异,如何解释这种差异性?进一步需要解释,这种差异性如何形成,为何职教模式的移植和借鉴难以实现?克拉克·科尔在其《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一书中曾说过,“高等教育的历史,很多是由内部逻辑和外部压力的对抗谱写成的”。[9]因此,在分析一个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进程时,不可只就教育谈教育,应将教育发展置于整个社会背景下去考察,否则很难解释在有些国家教育现代化走向成功而在另一些国家则未能成功。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都与其独特的发展环境,有着极为复杂和密切的联系。英国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于1900年发表了《我们从对别国教育制度研究中究竟能学到什么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认为,“校外的事情甚至比校内的事情更加重要,校外的事情制约并说明校内的事情”,必须重视教育的文化背景,只有充分理解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才能真正借鉴有意义的、对本国有用的东西。本研究运用因素分析方法,对各国高等职业教育制度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和因素分析,找到一种决定教育发展的内在力量。首先,高等职业教育根植于各国民族文化之中。比较教育学家坎德尔认为,探究一国民族特性与教育的关系乃了解本国教育制度的意义的唯一法门,民族性是作为一个国家所享有的教育类型的决定因素,而这种民族性最核心的就是民族文化传统。其次,一国教育基础,如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教育体系结构、教育体制等也影响到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和路径,也影响到高职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与其他类型和层次教育的关系。

       (三)互进发展:高职教育与社会经济互动中寻求模式变革

       高等职业教育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的产物,其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互动演进的发展关系。社会和经济发展在不断演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也在不断变革,以最佳的形式作用于社会发展。在高职教育与社会经济的互进发展的框架思路具体体现为,一是高职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在作用社会发展中,才能与社会的发展一起得到发展,同时社会也应大力发展教育才能得到教育的积极作用;二是高职教育不是自然而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它是民族现代教育意识提高的过程,是本民族在艰苦探索过程中对现代教育发展规律的把握和对教育作用形式的认识。三是高职教育与社会发展的作用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过程,新的社会发展要求高职教育发展模式转变来适应和推动社会的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其发展程度与现代化水平密切相关,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等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模式,从而需要不同的职业教育模式与之相适应。对这些指标的筛选,国内学者作了有价值的探讨,如石伟平提出的一个三维模型分析框架[10],即以产业结构(制造业——第三产业、高新产业),经济发展模式(计划模式——市场模式),劳动力制度(福利高低、工资高低、就业高低)三个维度来判断各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进而理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时空差异。

       通过以上分析,高职教育研究必须综合考虑社会发展需要、经济技术发展、民族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对各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与模式进行动态考察,进而选择适应于本国社会需要的发展模式。当我们运用这一框架解释当代高职教育发展模式变迁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服务社会的形式、与一国文化的适应,还是与经济发展的互动都已经超越民族国家和特定地域的局限,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在各国之间的互相影响下出现了日益明显的趋同模式。如何在国际化的立体背景下,综合考虑、深入分析不同要素影响高职教育发展的途径、机制和结果,是挑战高职教育研究者智慧与能力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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