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先生批评大陆学者的盲点——对《大陆学者拼贴的“台湾新诗理论批评”图》一文的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者论文,批评论文,大陆论文,新诗论文,盲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争鸣篇：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二）
编者按：我刊1995年第1期曾以“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为题，转载《台湾诗学季刊》的争鸣文章，为读者提供海峡两岸诗学交流的信息。1996年3月，《台湾诗学季刊》第14期，又推出“大陆的台湾诗学再检验”专辑，刊登台湾诗评家的10篇文章，对古远清、古继堂、王晋民等人的著作提出批评，随后又在第15期刊出古远清、古继堂等的反批评文章。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现象。其实就是台湾诗评家之间的意见，也并不一致，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例如，文治先生在《如果渐成事实》一文中，指责近两年来大陆诗评家评论台湾诗的文章，“通篇只有叫好鼓掌赞美的声音”，“从来不敢或不愿道及台湾诗的缺失”，但在同一期刊登的漫画中，却又讽刺大陆诗评家把台湾诗人“辛辛苦苦炖的肉给狗吃了”。
海峡两岸隔绝40多年，开始文学交流只是近10年的事，而且交流的渠道又很不畅通，因此，通过对话和讨论，将有助于化解彼此的敌意，也有助于创作的繁荣。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期只是选登批评“二古”的文章和“二古”的反批评文章，今后如有新的文章推出，本刊还将继续转载。
萧萧先生在《大陆学者拼贴的“台湾新诗理论批评”图》、（《台湾诗学季刊》1996年3月号）中，除批评古继堂先生的《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外，对拙著《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武汉出版社1994年8月版）。也多有批评。比起上一次《台湾诗学季刊》刊登的一位作者对我莫须有的指控，诸如说我把大陆“精神污染的罪魁祸首”看作“是来自台湾诗人”、说我评论台湾诗“是丑化台湾，不在解释诗”，还有什么“罪证确凿”、“故入人罪”等等的“炮轰”，算是客气多了。萧萧先生没有对我实行人身攻击和纲上政治意识形态，对拙著的章节安排、调整，以及遗漏处等批评或建议，都有可取之处，值得我反思和参考。但读了萧萧先生的文章后，也感到他自己有不少盲点。
一是“台湾新诗和中国新诗”的关系问题。
我认为这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即是说，台湾新诗是中国新诗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中国新诗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观点“僵硬”。但鉴于萧先生开宗明义不大赞成此观点，把“台湾新诗与大陆新诗的不同”写作“台湾新诗与中国新诗的不同”。还说这不是将会变成两国文学之不同，即“将会如同美国诗与英国诗之殊异”，故这老调实在有重弹之必要。
我们大陆学者认为，台湾新诗从根本上说来没脱离中国文化这一母体，且作品用中文写成，它再与大陆诗不同，也不会形成另一国文化之景观。我已注意到，萧萧先生的论题是《〈大陆学者拼贴的……〉》而非《中国学者拼贴的……》，即他还没有像某些人走得那么远，把我看成外国学者，真是谢天谢地。
二是未看完大陆学者著作妄加批评。全方位批评别人的诗论，应把“论敌”的书——至少是诗论部分认真读完，这是起码的游戏规则。我敢断言，萧先生只看了拙著标明诗论的章节，对未标明但含有新诗论述的章节压根儿没看。这从萧先生不惜篇幅详细开列的拙著“有关新诗篇章目录”只有十五节便可看出。他至少遗漏了下列十六个章节：
第一编第四章第三节 为现代诗辩护
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 从关杰明旋风到“唐文标事件”
第三编第一章第三节 诗坛的“战国风云”
第二编第三章第一节 颜元叔：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家
第二编第七章第三节 叶维廉的文论秩序
第二编第七章第四节 杨牧的文学评论智慧之光
第三编第一章第三节 一种危险倾向：“宁爱台湾草笠，不载中国皇冠”
第三编第三章第四节 具有鲜明当代性的李瑞腾
第三编第三章第五节 罗青：从学院色彩到前卫倾向
第三编第三章第七节 在“不安海域”中弄潮的林燿德
第三编第三章第八节 简政珍：“以哲思点化生命的果实”
第三编第三章第九节 强调“观察加批评”的孟樊
第三编第五章第三节 周伯乃对近30年新诗的考察及评价
第三编第五章第四节 舒兰、龚显宗的新诗史研究
第三编第六章第五节 高准的大陆文学研究论著
这就是说，不敢奢望萧先生通读拙著，就连诗论部分，他读的或曰他看到的内容还不到一半。他在剪裁（或曰“拼贴”？）拙著时，只放进了明显标明诗论的那几块而已，且将我“作为诗歌教育家与理论家的覃子豪”，“余光中：最终目的是中国化现代诗”之类的标题一律简化为干巴巴的“覃子豪”、“余光中”而未加任何说明（他开列古继堂先生的诗论篇目倒是一字不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向读者提供的这种经过剪裁的拙著诗论部分目录，离“成型成式、有模有样、还太遥远！”
正因为萧先生没有看这些章节（据说他写“拼贴图”一文是在刊物发排前匆忙赶出来的），故他批评我在八、九十年代最应该讨论却被遗漏的孟樊、林燿德、王浩威、简政珍、游唤，除王浩威有所遗漏外，这种批评“可说全是踏虚、落空了！”因拙著在总题为“众声喧哗，多元并存”的第三编第三章中已对孟、林、简三位有专节论述。对游唤先生虽没有设专节，但在别的地方也多有论及。萧先生还说我极少论述日本诗论对台湾诗论的影响，其实477页等处已有说明。至于欧美诗论的影响，在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部分说明之处就更多。由此可见：他当时的确应战心急，赶赴“诗战场”时临阵磨枪，对拙著不是看走了眼，就是看得太粗心，连看目录时都没有把同一编的有关章节看出来。
这里不妨再补充一个例证：萧先生说我遗漏“龙族”、“草根”诗社的论述，其实在239、605页均有论及，只是不够详细罢了。萧先生还开列了一系列的诗社要我写进批评史内。如真的这样做，岂不成了萧先生所批评的“将资料悉数运用，未加任何择汰”？萧先生大概过分担心“台湾现代诗的诠释、评鉴，将被岛外的声音所替代、所淹没”（见《现代诗纵横观》，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6月版，页3“自序”），故本能地对大陆学者写的论著极为反感（当然，这里也有我们的著作还存在有如萧先生说的某些局限），以致在没有通读全书的情况下，便勿忙下笔评判，向读者“拼贴”大陆学者的“台湾新诗理论批评”图。
三是没查原始资料凭印象乱加指摘。萧先生说李魁贤的《台湾诗人作品论》出版于1982年，其实初版为1987年。又说该书大部分完成于70年代，这一看法简直匪夷所思。查李魁贤的系列“作品论”，其完稿时间和刊出时间如下：
论巫永福的诗 完稿于1980年4月，发表于《暖流》一卷4期，1982年4月。
论吴瀛涛的诗 完稿于1981年9月7日。发表于《笠》105期，1981年10月15日。
论周伯阳的诗 完稿于1980年5月19日。发表于《笠》98期，1980年8月15日。
论詹冰的诗完稿于1982年2月8日。发表于《台湾文艺》76期，1982年5月。
论桓夫的诗完稿于1982年9月7日。发表于《文学界》5集，1983年1月。
论黄腾辉的诗 完稿于1980年6月10日。发表于《笠》103期，1981年6月15日。
论赵天仪的诗 完稿于1982年3月24日。发表于《文学界》3集，1982年7月15日。
论非马的诗完稿于1983年7月27日。发表于《文讯》3期，1983年9月。
论许达然的诗 完稿于1984年5月27日。发表于《文学界》11集，1984年8月。
论杜国清的诗 完稿于1985年1月7日。发表于《文学界》13集，1985年2月。
论拾虹的诗完稿于1982年12月15日。发表于《诗人坊》3集，1983年2月10日。
论李敏勇的诗 完稿于1983年3月15日。发表于《诗人坊》4集，1983年4月10日。
论陈明台的诗 完稿于1983年3月28日。发表于《笠》117期，1983年8月15日。
论郑炯明的诗 完稿于1981年9月27日。发表于《文学界》1集，1982年1月15日。
论陈鸿森的诗 完稿于1982年9月14日。发表于《诗于坊》创刊号，1982年10月10日。
论郭成义的诗 完稿于1983年1月21日。发表于《笠》113期，1983年2月15日。
由此可见，李氏的系列论文没有一篇是完成于70年代的。萧先生指摘我“历史秩序颠倒错乱”，看来他自己倒是有点“颠倒错乱”了。
四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大陆学者。写台湾文论史，应允许有不同写法，不能“绝对”认为只有自己的看法才对，比如萧先生认为“罗门、张健、李魁贤三人绝对要放在”（请注意“绝对”二字）70年代以前，理由之一是罗门的最早两本诗论集出版于60年代，可萧先生忽视了，我此节论述的并非罗门的全部诗论，重点是罗门八九十年代的诗论，为何可放在60年代？而我认为，罗门90年代对都市诗的探索比其前期的诗论影响大，且更成熟，故放在第3编论述又有何不可？如果放在60年代论述，必然会模糊他的具有鲜明个性的都市诗观念。更何况，罗门在70年代还出有诗论集，我总不能将其切割为三大块吧？至于萧萧认为张健80年代出的并非新潮诗论，故不能放在80年代论述。我认为，即使是传统诗论也是“众声喧哗”（我是借用这个词，并非俄籍批评家巴赫汀的原意）之一声。萧萧用新潮作标尺评价诗论家成就的大小，显然欠妥。至于他认为张健80年代的诗论不新颖，我却认为在台湾高校出版的同类现代诗教材中，《中国现代诗》这本书相对说来较全面系统和新颖，尽管还有可改进之处。
还有，萧先生断言：“张健等人早已不活跃于80年代诗坛，80年代活跃的新新诗人没有几个认识刘非、旅人”，故不应把上述三位列在80年代设专节论述。据笔者所知，张健在80年代仍出了不少诗集，仍写过不少评论，并未在80年代消失，只不过他的中庸诗观不像前卫诗人那样引人瞩目罢了。至于认为“新新诗人”几乎不认识刘非、旅人，就不应该论述刘非、旅人，这种逻辑也是很奇怪的。我写的并非“新新诗论批评史”，为什么上书的诗论家都得要“新新诗人”认同？何况，写专著的人都是很寂寞的，他们不被“新新诗人”或“新诗人”或“旧诗人”或其他流派的诗人认识，但只要他写的诗论有学术价值，就应在批评史上占一席地位。旅人的《中国新诗论史》，正是这样一部有学术建树（当然也有局限）的著作。该书与当前创作实践联系不紧，不被“新新诗人”认识是很自然的事。对其设一专节论述，又有何不可？
萧先生说我“喜欢将台湾诗坛二分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他大概忽视了我在第三编第一章第四节还专门论述过“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主义”，也还有专节探讨“超现实主义”。至于萧先生对“笠”与“葡萄园”诗社不屑一顾，认为他们在台湾诗坛只不过是“两小块而已”。这显然是门户之见，我并不这样看。我希望他不要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我，应允许大陆学者有自己的视角，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台湾文论史，倒不如采用纪弦老前辈的大植物园主义，让百花齐放，万壑争流。
五是印象主义的批评。萧先生据拙著《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用《文讯月刊》（错了，应为《文讯》双月刊与（《文讯》月刊）的排列做封面，便想当然推论出我“借用《文讯》简单的书目提要，以求史之评鉴”，这种批评才是典型的印象主义批评。不错，《文讯》为我提供台湾文坛的最新信息和编书后附录的《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大事记》、《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书目》帮了大忙，但拙著绝非借《文讯》的书目提要写成。萧先生该知道，《文讯》创刊于1983年7月，拙著的论述范围却是从1945年8月到1992年12月的文论现象及文论家的著作，这1983年以前的文论著作如何去借用《文讯》的简单书目提要？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论争在拙著占了相当大部分，这部分怎么可能根据其杂志的书目提要写成？就是1983年后我评的文论著作，大部分也是根据我的阅读感受而来，绝非根据《文讯》的提要而来。只要通读过拙著的人就可以了解，不必在此再浪费笔墨了。
我当时写作《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收集资料不全，肯定有错漏，有局限。我的大陆视角和立场，不少台湾作家无法接受也是预料中的事。但我与萧萧先生的分歧，多半属文学史的写法及批评视角、批评方法不同所致。如萧先生开头一段说：“对于发展中的台湾诗史（按：此语逻辑有问题，“诗史”应为“理论批评史”，才能与下一句批评“二古”的理论批评史“相衔接）尚未有专著问世”的情况下大陆相继出版两部“理论批评史”，“显见大陆学者之急好与毛躁”。这段话有两个问题：文学是否要等到不再发展或终结了才能写史？萧先生的理论与实践是矛盾的。当台湾现代诗批评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早在1977年2月就写了《现代诗批评小史》那样精采的论文。二是台湾没有出版过《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大陆学者就不能动手写？一动手写，就是“急好与毛躁”吗？这两者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再加上“毛躁”的萧先生漏读了拙著一多半论诗的篇幅，且在“纠正”我的错误的同时又增添了李魁贤的《台湾诗人作品论》大部分完成于70年代的错误，故特撰写此文质疑与商榷。
最后，请允许我抄录诗人杨平先生在《批判之外——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再检验”》一文的结尾当作本文的结尾：
包容——我相信，是东方人文精神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若以追求真理之名而使行为变得严酷，我们当知道心灵已被扭曲了。
我们是写诗的人、读诗的人、爱诗的人，相信我们也能以同样的心态去而对诗歌、诗学、和诗以外的事事物物。
在此，我诚恳的期待，两岸的诗歌能在善意的交流下，激荡出更壮丽的新世纪景观！
（原载《台湾诗学季刊》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