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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模式规定着一定历史时期内现代化发展的预期结果，体现着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围绕战略目标模式，安排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战略方针等，是邓小平现代化战略思想的显著特色。邓小平提出的现代化目标模式，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模式，构成了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绵延的理想目标系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灵魂。
富强：中国现代化的首要目标
现代化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诸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因而确定、安排不同目标之间的主次关系和先后顺序，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后发展国家，中国现代化的首要目标是什么？这是邓小平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繁荣、最发达的国度之一。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在列强威逼、内政腐败的艰难时运中，中国的现代化开始缓缓启动。从那时起，民族的独立与尊严，中国当下的生存与发展，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主题。无怪乎1989年7月，当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宣布要制裁中国时， 邓小平“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因而，邓小平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点是富强。没有国家的强大，没有民族的振兴，中国就永远不能摆脱被侵略、受屈辱的命运。“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
如果说，邓小平关于富强是中国现代化的首要目标的思想，最早是基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挑战和压力而引发的对祖国前途和命运进行思考的结晶的话，那么，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邓小平关于富强是中国现代化的首要目标的思想，则更加坚定，更加深化和丰富。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外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这一变化，把经济发展作为新的时代主题，把富强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就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首先，使中国富强，是面对世界上诸多国家已步入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所作出的重大选择。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压力和挑战主要来自欧美和日本，现在，周边国家的迅速崛起，对我们构成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邓小平这种致力于中华民族腾飞的雄心壮志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正是他关于富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首要目标思想的活力源泉。
其次，中国的富强，会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因此，“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邓小平深刻指明：“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因此，中国的富强则不仅能维系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且会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中国富强起来，将影响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的新形势下，中国的富强与否，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生存与复兴，将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富强目标，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上。“富民”与“强国”体现了中国现代化首要目标二位一体的关系。在当代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国家强盛、民族昌盛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而且只能是死路一条。“富民”是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创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高级“联合体”的基础和前提。因而，把“富民”与“强国”同时纳入中国现代化的首要目标之中，就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民主：中国现代化的政治走向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使命之一。早在粉碎“四人帮”不久，邓小平就高举民主的旗帜，在1978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人民内部要有充分的民主”。在1979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因此，邓小平断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到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进一步重申：“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邓小平认为，民主是现代化的重要条件。鉴于“文革”全面内战的沉痛教训，邓小平指出：必须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主义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首先是由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所决定的。邓小平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鉴于此，邓小平早在80年代初期就敏锐地提出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以上邓小平关于民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目标的思想，揭示了民主既是政治共同体在现代进程中维系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需要，同时又是为了符合经济现代化甚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它影响着决策，影响着决定执行什么政策并做何种选择的协调和控制。它不仅意味着权力的行使，也意味着意志的动员”。
文明：中国现代化的精神指标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物质的富强，政治上的民主，而且还包括精神上的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精神领域的目标追求。
首先，精神文明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其次，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现代化的起飞阶段，迫切需要足以感召、凝聚全民族的精神支柱；第三，精神文明是面向中国现代化未来精神素质的构建。因此，邓小平指出：“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这是从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意义上来说的。现代化的主体是人，人的现代化是一切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而人的现代化有很多指标，很关键的一条在于人的文明素质。人的文明素质上不去，就会自行瓦解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根基，不用别人来打而自倒。正是鉴于精神文明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强调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长期坚持下去。特别是在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为跨世纪中国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要求，规定了方向。
我们党对精神文明这一现代化指标的一再重申，是有着深刻的现实针对性的。这些年来，较之经济现代化飞速发展的事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明显地相对滞后。邓小平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两个最大”，即“最大的风险”和“最大的失误”，都发生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现实使我们党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从理论上讲，两个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它们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合则齐美，离则两伤”。这是邓小平在领导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创见。
富强、民主、文明模式的目标指向：人的现代化
人是现代化发展的主体，同时构成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有机统一的过程，而且现代化总是历史地、具体地体现在人自身的现代化上。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人自身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涵。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模式。
按照唯物史观，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一方面，人的现代化程度受着社会现代化水平的制约。人的现代化，既不是可能的，也不是无条件的，它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现代化条件下才能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水平越高，人获得的自由也就越多，人越趋向于自由、自主、自觉，人的现代化程度也就随之提高。另一方面，人的现代化程度又是社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说，人们越是趋向于自由、自主、自觉，人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也就表明社会现代化具有越来越进步的性质，社会现代化也就处在越来越高的水平上。如果把社会现代化看作是人性在现代化实践中的全面展开，那么广义的社会现代化（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都不过是围绕人的现代化的全面展开。
但应该指出的是，社会现代化固然为人的现代化创造各种社会条件，但并不一定直接导致人的现代化。例如，经济现代化倾向于把人作为现代化的工具，强调“利用人”，或注重人的技术层面；狭义的社会现代化倾向于人对现代化成果的分享，强调“为了人”，文化现代化更加注重“人自身的现代化”。可见，在谋求富强、民主、文明这些社会现代化目标的同时，谋求人的现代化目标非常重要。
邓小平既依据“人的现代化”目标，又依据人在社会中的实际状况，反复强调：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这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基本起点。但物质文明和共同富裕，只是为人的现代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它本身绝不等于实现了人的现代化。显然，在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人，即造就“四有新人”，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最直接任务。作了国家和社会主人的人民大众，为了谋求完全意义上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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