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内地出不了大企业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内地论文,企业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并不是到哈佛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拿一个MBA，然后就能成为企业家。企业家不是这么培养出来的。
●社会要想不断进步、持续发展，就必须要给少数的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是供自下而上的最合适的条件和最小的代价。
放眼世界华人社会，我们发现，其中不乏相当成功的企业家。台湾有被西方称为经营奇才的王永庆，香港有李嘉诚、李兆基。在南洋，华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但在企业界，70%～80%的企业家都是华人。美国有王嘉廉、杨致远，以前有王安等。可见，中国人从文化传统、个人素质来讲，并不是不具备成为大企业家的潜在可能性。可是，为什么中国内地出不了大企业家？
在西方社会科学中，通常把企业家同职业经理作为一个对比的概念加以区分。其含义是：职业经理通常不是他们所管理公司的所有者，而是被雇来管理公司日常运作的人。经理的才能可以通过正规的教育和训练培养出来。而企业家，在西方社会科学中被理解成具有非常的创新、敏锐，敢于冒险，敢于破坏和敢于建设的这么一种人，他们身上那种最可贵的创新精神是不能够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
翻一翻工业革命以来这两百年的近代史，无论是哪个国家，那些创业成功者都是杀出来的黑马，都是在别人预料不到的地方以别人预料不到的方式，取得了别人预料不到的成功。他们并不是说到哈佛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拿一个MBA，然后就能成为企业家。企业家不是这么培养出来的。
企业家的另一个特别是，他们的精神、素质和才能往往是不可以传承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成功的大企业家，当他们老了或去世后，如果他们仍然把对企业的管理、操作交给自己儿子的话，能够像父辈创业者那样成功的极其少见。其中相当一部分公司垮掉了。
以王安为例，王安是个很成功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王安老了以后，以一种很典型中国人的方式把公司传给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不但是公司的所有者，而且是管理者，但他远不具备王安这样的创业者所具备的那些素质，所以很快地这个公司就难以为继。而此时的王安已身患癌症做了手术，他不得不抱着残躯之体来收拾局面，但为时已晚。
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西方社会开始实行把企业所有权同经营权分开。其目的就是为了既保证创业者的利益，又能够使公司持续、稳步地发展。
华人社会在工业化方面比西方晚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工业化起步较早的台湾、香港等地，很多公司目前还在第一代人手里，但是他们马上就面临怎样把公司传给第二代人、怎样接班的问题。所以国外对于在华人的文化传统、家庭观念之下，能不能找到一种比较好的、能够使公司在第二代、第三代人手里持续繁荣、持续发展这一问题非常关注。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曾涌现过很多名噪一时的企业家。他们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大多归于沉寂，其企业寿命之短暂令人扼腕不止。目前国内的舆论大都将其归咎于企业家的个人素质。个人素质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绝对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制度性因素以外，中国企业家还要承受来自一些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譬如说社会心态、舆论等。与这些密切相关的是整个社会对合法致富的人的宽容问题。如果一个对合法致富的人不宽容，那么这些人一定会采取至少是这样两种方法来回避风险。一种办法是，当他的钱赚到一定的时候，他就不干了。另一种办法是，他们会把积聚的财产转移走。一个社会里的企业家如果有相当一部分持这样的心态，你就不能指望这个社会会出现的大企业家。
在西方社会，企业家的才能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企业家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在教育、艺术甚至政府领域都在发挥作用。很多西方国家在进行政府改革的时候，会请一些非常有经验的企业家们出点子，让他们按照企业家精神来改造政府服务。这时企业家的精神就变成一种很广义的东西。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一个地方的创新性机制出来以后，会很快传到其他的地方。这时，如果你这个国家不能提供一个非常公平的竞争机会，那么很多企业家无形中就会流到最适合创新的国家去。这就导致了原本十分稀缺的企业家资源的流失。
随着网络经济的崛起，一大批年轻的网络精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或是留洋归来、或是借助国际资本的支持。很多人几乎是从创业的那一天起就按照现代化模式来塑造企业。但如果中国的法律环境没有稳步的、重要的进步和改善的话，他们的未来绝不会比他们以前的企业家更好。
如果今后政府对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管理、调节方式，从领导个人的喜好转向稳定的法治方式，而且这种法律不仅仅是很好地写在纸上，在实际的司法和执法部门中间也能很好的贯彻，那么，虽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只要朝这个方向迈进一步，中国就会多一批企业家出现；再迈进一步，就会有更多的大企业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