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与理性主持人导语(16)
问题意识：逆向夜行①
张志扬
2015年11月恰因孙周兴先生主持一个“技术哲学”会议的要求，我接着写了《“技术统治时代”意味着什么？》②张志扬：《“技术统治时代”意味着什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感谢郑圆先生。。它与《我对“黑皮书事件”的态度》两文，成为我学术生涯走出学术体制的标志。1980年突然进来，2015年突然出去。35年成了我在学术体制中学习工作的“公职”时间。其实我始终不属体制中人。我做的不是“学问”，是“问题”，即逆西学而夜行——“你是世界的光，我却在黑暗里走”。
秦明月知道老马作为一个经验老到的法医，一般没有把握的事绝不会乱说，沉吟了会又问：“这么说来，死者可能是被人偷割了肾脏后而造成肾衰竭而死？那么这个过程一般需要多少天？”
我的自学经历是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开始的，先到其源头德国新古典时期③历来把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叫“德国古典哲学”，于是造成两个误解：(1)以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古典”与古希腊的“古典”同畴同义，甚至纳入“古典学”范围；(2)在中国尤其相信德国古典哲学是最能承接古希腊开创的“形而上学”传统，由此掩盖德国哲学在西方的“边缘”地位。到近年我才发现这两点全错了。德国人自己错起，我们跟着错。其中缘由关乎对西方哲学史的根本看法，此处存而不论。“观念哲学”集大成的黑格尔“绝对观念”，再回溯谢林、费希特到康德“不可知物自体”。第一次获得问题：以“自在之物”与“二律背反”为上下界限的“先验观念”怎么可能“为自然立法”而完成“哥白尼革命”？黑格尔似乎回答了，但在马克思那里为什么又颠倒为“历史唯物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唯生产力“劳动二重性”创造了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最后消灭私有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完成“史前史”？现实的回答成为反讽，倒是“历史终结”了，胜利的却是“资本精神”及其“技术理性”。这是我进入体制前的问题。
进入体制后必须按体制正儿八经做“西哲”。可我还是自学按自己的问题走。先经过新康德主义类型的“意识内在性”极致胡塞尔“现象学”，再转到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一本小册子点拨了心路：胡塞尔从布伦坦诺那里接过了“意识意向性”，海德格尔却从布伦坦诺那里接过了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者多样性”。又一轮意识转向存在的下行运动，让我能集中注意：“存在者多样性”是“能同一的多样性”，还是“不能同一的多元性”？以论观之，则是“形而上学本体论”，还是“虚无主义”(其实两者同样是形而上学：尼采明智断定“柏拉图主义就是颠倒的虚无主义”)？海德格尔提交的答案趋近临界：“存在者与存在的本体论差异”即“非同一性差异”，继而表现为语言道说的“显隐二重性”，最后又表现为存在运作的敞开-遮蔽、敞开即遮蔽的“显隐二重奏”。孰是孰非？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这才藉助海德格尔的“回归步伐”回归到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即“早期希腊”(交界“古希腊”)。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史是遗忘存在的历史”一路成为我的“拐杖”，并从中归结出“偶在论谱系”。所谓“逆向而夜行”就是一路回溯“检测防御”直到古希腊形而上学开端——海德格尔为什么说“开端即没落”？第三个问题留下了。
N.形而上学本体论，从来没有成立过，自始至终都是失败的，即坍塌的；
采用内容分析法，以EXCEL作为统计分析软件，将文献样本统计分析，以更全面的分析民居的植物文化研究进展特点。通过对年度文献数量进行统计分布，可以在时间维度上较清晰地看出23年来国内民居植物文化研究的发展轨迹。结合年度文献数量变化统计表图（见图1），根据其特征总结为以下2个发展阶段。
我看“四次重述”的四大家：黑格尔与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仅在比较中，觉得海德格尔比其他人更能看出西方“形而上学”的“双重遮蔽”。至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同一”表现的两大怪异，则完全是自己体悟出来的：
M.形而上学史表现为“本体论”与“虚无主义”两极摇摆，它们其实是
微生物群与肠道神经关系密切。有研究指出，ENS有助于限制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维持抗炎菌和促炎菌的平衡[28]。在结直肠癌相关微生物群的研究中发现，微生物群异常如大肠埃希菌和脆弱类杆菌[29]等致病菌作用明显，提示结直肠癌中的微生物群落组成已失衡。新生神经与肠道微生物相互作用的探讨将为进一步研究结直肠癌中微生物群和ENS的相互作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海德格尔的问题在于，他是西方人且身陷西方而“力图将形而上学带向其边缘状态”。这“边缘状态”也不过就是从西方内部接近边缘的“边缘状态”。其受制于西方范畴是可想而知的。比如他在“黑皮书”中谈到英美的商业与技术理性的“无根世界性”与德国的“本土性”对举，仍然着眼于地中海希腊以西的西欧文明板块，虽然其中对“技术”的“无根性”追问独具一格。仅此技术的“无根世界性”，对后人的启发无与伦比。现在看来，海德格尔局限最明显的标志尤其表现在，从成名到死都不能摆脱“形而上学语言思维”，例如“存在”打下的印记，自始至终作为一个西方人“只知其有不知其无”。尽管“存在”与“存在者”区分着，也仍然是一个“地平线”上下的妥协姿态(“存在是运动着的敞开即遮蔽”，就像“质量”转化成了“能量”，仍然守住着“有”)。换句话说，即便翻译过老子几章，思考过“为什么总是存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终究下不了决心跨出最后一步，能从“存在者”走向“存在”，却不能再从“存在”走向“无”*意识到中国的“无”而仍然坚持“存在”的海德格尔说过，中国人或西方人都只能按照各自的方式解救自己。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在宇宙无极的潜在趋势上，西方本体论或粒子论思想毕竟是到头了。。
前两个问题解都记在《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④参见我与陈家琪先生合著的《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上篇”是家琪写的，下篇“重申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是我写的。1989年完稿，1992年才由华中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再版。《西学中的夜行》《偶在论谱系》中。第三个问题一直悬着，2016年发现西方密钥遭天算才获得合理的展示描述。
总而言之，我面对的始终是一个“以用代体”的“异质文明”，归根结底与“以体制用”神性文化与德性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时段”，因而会表现出不同的“历史轮回”。“西方文明”，从最好的意义上说，就像一个“金刚钻头”，能将历史隧道钻到一定深度(“大化无极以致中和”)，虽然自己也同归于尽地报废了，但却惊醒了、激活了真正的神性文化与德性文化重归“以体制用”地使人成其为“人仁”！
世纪末交界，施特劳斯进入中国后*两个犹太人对西方哲学史表现出独特的姿态值得一提：为了改变西方哲学的纯粹抽象性，现代施特劳斯把哲学的本质看作“政治哲学”以柏拉图(对话篇)作为开端；无独有偶，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已把哲学的本质看作“政治经济学”以黑格尔(劳动辩证法)作为开端。他们对西方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则根本而激进并开创一个时代，施特劳斯则温和得太多，仅想用古典原因矫正现代结果的偏离。奇怪的是，两者对中国影响比对西方更有过之无不及。中国对西方的接受其实始终有中介的，就现代而言，中国没人接过英国罗素的“逻辑实证论”，美国杜威主义仅胡适一人，还减半：虽实用但无实用的逻辑分析手段。但接过马克思的却是一个政党并领导中国。接过施特劳斯的诚然已是一个实力学派了。记实为言。，我第二次重返古希腊，形成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两种“回归解释学”比较。根据我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我不相信犹太人施特劳斯真的“从耶路撒冷走向雅典”*犹太人没有受西方“启蒙”思想蒙蔽，他们的文士就凭一本《托拉》凝聚民族精神自我认同。对每一个犹太人来说，不管他身在何处，耶路撒冷神庙就在他们的脚步中，遂使犹太民族能化零为整。犹太人可成为中国人的一面镜子。当然，即将到来的未来，中国人也会成为犹太人的一面镜子。。后来证实，他晚年自己在“我们为什么仍然还是犹太人”的演讲中陈述：“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土地与血”。所以，施特劳斯的柏拉图研究始终存有一个“不可解决问题”，令我“怦然心动”。尽管施特劳斯以“隐微”著称于政治哲学史，但他关注选择的却是柏拉图“对话篇”，即相对柏拉图哲学密宗的“本相论”它分明是“显白(摆)”着的谈论，或不如说收集整理的“谈资”。海德格尔的古希腊研究，特别是“前苏格拉底”的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残篇解读”，都力图从古希腊语生成着的显隐二重性探微深层隐性的意义之源。伯内德特的说法(指责海氏只重“存在”而不问“城邦政治”)有点不明就里，或者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政治哲学中的立法者哲学王，该由谁来检测防御他的为人立法、为自然立法之“论”？连“一神论”的“一”不过是“一个民族”的“一”，算计而已，何况从来都是坍塌的人为构建之形而上学“本体论”。哪里找虚无主义？形而上学本体论就是虚无主义根源，一个铜板的两面。顺带说一句，把“德性”功能化强力化的西方究竟有何“伦理道德”可言？以“技术物化”最终到“人工智能”为旨归的整个西方历史还证明得不够吗？
“一个铜板的两面”。
原据此拟定“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计划*程志敏，张文涛：《从古典重新开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请参阅“代序：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后来放弃：这是西方自己的思想事务，与我何干。犹太人早就决断了：“亚里士多德上帝与亚伯拉罕底上帝何干！”
4.3.5 资源的配置不合理。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企业、政府和各方面的信息资源，专家和人才的储备量也相对适中。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的情况下，合理配置就尤为重要了，大部分学校在关于创业方面的活动上基本都是创业计划竞赛和为数不多的几场讲座。
① 本“导语”摘自张志扬《我对“黑皮书事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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