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述评论文,热点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2338(2004)02-0087-05
全球化作为当代人们生存的基本特点和宏观图景，把全球化问题置于当代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突出位置，是势之所然。当然，哲学由于与人和人类社会特殊的本质关联，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必然以哲学的方式对人和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全球化的客观事实进行反观与总结，并寻求对现代社会的解读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指导。但是，与马克思当年所实现的以哲学主题转换为标志的哲学整体转轨不同，目前哲学界的全球化研究只是哲学的一个理论兴奋点，其主题所指仍然是人的“现存世界”和“人的关系”，仍然是“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1]但是如果我们借用雅斯贝尔的话，说“哲学所力求的目标在于领悟人的现实境况中的那个实在”，在全球化研究上，所存在的问题只不过是在全球化这个“实在”的理解和领悟上过于繁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拟对全球化与社会交往、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与人的发展等几个哲学视域中的全球化研究主要关注的几个热点问题做一个大概的梳理和审视，以期深化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一、全球化与社会交往
社会交往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化孕育与生发的基本启动力量，因为人们一般认为，所谓全球化是指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事实与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研究全球化问题上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回避社会交往问题。从现有的研究状况来看，在全球化与社会交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辐射开来的：
其一，全球化与社会交往方式。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条件下，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首先是一种开放式的交往。封闭、与世隔绝的前全球化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各个国家和民族积极地打开国门，参与国家之间的交流，政治、经济、文化多方位的交往已经成为国家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次是社会交往的高科技化。有学者认为，现代科技革命使科技成为社会交往的主要中介，低效率、高耗能、低频率的社会交往方式已经被高效率、低耗能、高频率的社会交往方式所替代，这种社会交往方式的转换科技功不可抹。再次是交往主体多样化。在现代，全球性的社会交往不仅仅局限于国家间的交往，个人、企业、社团、民族等日益成为全球性社会交往的自主主体，多元的自主主体相互交往、互惠互利，社会交往日益丰富。
其二，全球化与社会交往内容。全球化首先是物质交往，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交往。世界范围的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交往是全球性、现代性与地方性、民族性之间的物质交往互动，它主要是多样化的主体通过资本、技术、产品等客体的中介而形成的世界普遍交往实践关系的过程，因此，在规模、尺度、方式上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交往不可比拟的。其次是网络信息化交往。它是一种间接的、虚拟的、和符号化的交往，其实现主要依托于计算机、网络、信息的中介，这种交往方式改变了传统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带来了人的交往关系的普遍化和恒常化，有利于形成新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其交往的领域时空突破了以往的点对点交往的局限性，实现了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多对一的多种交往方式。
其三，全球化与社会交往理论。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两种社会交往理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
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针对社会交往中的多元性和统一性问题，提出“商谈”、“交往”的“沟通理性”理论，主张通过对话、沟通，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交往关系及秩序。“沟通理性”理论从人类社会及其利益出发，主张在理性的指导下，通过实践理性能力，逐渐构建一个和谐的人类共同生活世界。”沟通理性”理论反映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家的呼声和基本思想，因此在西方社会交往理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获得了不少人的赞同。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沟通”与对话必须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评判。因为，所谓民族国家间的“沟通”与对话是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之上的，西方发达国家因其先发优势而建立的经济政治文化霸权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也是民族国家间的对话与“沟通”的前提，只要这个事实和前提的存在，民族国家间的对话与“沟通”就不可能有平等性和持久性，对话与“沟通”终究不能代替冲突。只有摈弃西方发达国家因其先发优势而建立的经济政治文化霸权，从整个人类自身的价值立场出发，才能真正实现不同民族国家间的对话与“沟通”。
与西方全球化研究相对应，国内理论界全球化研究也蓬蓬勃勃，概观国内特别是哲学界全球化研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交往实践，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一般认为，它超越和扬弃了传统的“主体——客体——”模式，进展到“主体——客体”与主体际相结合的“主体——客体——主体”的交往模式，克服了以往哲学在实践观上的主客二元对立，反映了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交往的新特点。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主体——客体——主体”的交往模式颠倒了主客体关系与主体间关系之间的关系，在上述模式中，反映社会生产活动的主客体关系是从属于反映社会交往形式的主体间关系的，而不是相反，这恰恰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相背离的。
此外，在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中，有一种基本的研究倾向，即把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研究蕴涵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之中，具体说来在三个向度上展开：（一）在历史渊源上，挖掘交往实践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层面上，达到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极其当代意义的全面而深刻的理解。研究揭示，交往实践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合理而必然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交往实践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源头活水”；而且交往实践理论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一个基础，进而确立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交往这一基本的理解范式。（二）在研究方法上，借鉴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的方法和原则，即并不主张欧洲中心论，但在具体研究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时，又非常关注世界历史进程中社会交往的中心，尤其是世界经济活动的中心，因为研究这样的中心对于把握世界历史及其未来走向具有典型的意义。而全球化背景下的交往实践作为一种全球普遍的相关性，意味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明朗化，它可能增强一致性，但是不可忽视西方在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交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是推动和倡导全球社会交往的始作俑者和主角。（三）在指导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我们今天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交往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它表现在：始终从人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出发，来考察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交往的发展趋势；转换视角，从狭隘的、封闭的仅仅从一国或单民族的视野向开放的、宽阔的世界历史的角度转移，来思考社会交往问题；坚持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观点宋分析社会交往，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来分析社会交往问题；坚持运用辨证的历史发展观来分析社会交往问题，等等。
应该说，这种研究取向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不仅揭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也科学地认识到“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的过程。[3]世界历史的形成和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普遍交往存在着内在的因果联系，因此它和全球化一样都是以社会交往及其扩大所造成的世界性后果为特征，它们对社会交往的积极推动作用，如使社会交往突破地域化、血缘化、种族化的局限从而使社会往呈现开放的、社会的、大规模的态势作出了贡献。只不过，全球化时代是世界历史时代的直接延续，前者在社会交往规模上超过后者，而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历史是全球化的基础，全球化则是世界历史的合理发展。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形成作了他那个时代人最深刻的剖析，而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则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站在当代人的高度对时代特征的科学描述。
二、全球化与文化
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曾经掀起一股“文化热”的浪潮，并且与国际上全球化研究的热潮交汇，澎湃汹涌，影响深远，直至今日。究其涌动的原因，其实是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在国际上，全球化研究如火如荼，各国学者广泛参与，热情颇高，自然也波及到我国学术界，全球化研究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从各个角度研究全球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文化研究当然也就会参与其中。在国内，全球化境遇下的文化交流也是时代所趋，人心所向。中国如何进行中西文化对话，如何进行我国文化建设，如何处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与一元化问题等等，已经成为改革开放进行时中的我国文化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此外，从文化与全球化的本质联系来说，文化作为社会历史范畴，本应视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它主要展现的是人的智力与能力以及趣味、爱好和需要，是人的尺度和人的发展的程度。但是，文化又和文明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文化的积极成果便是文明，而文明从各个方面量度着文化进步的程度。全球化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在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也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成为全球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概观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研究，其内容大体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与一元化。
人类本身及其活动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类文化也是丰富多彩的，具有多样性和多元性。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存在着差异，同一种现象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解释，获得不同的文化意味。但是，每个国家民族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不同，其文化也就具有独特的性质，这种性质就是文化的一元化。文化的多元化与一元化的共存是客观的事实。在学界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话语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文化的回归”、“文化全球化在目前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4]，文化霸权虽然存在，但是文化对立已是历史。但是，问题在于，人类社会怎样才能在多元的文化和复杂的历史中寻求有普遍性、共同性的对话语言？如何处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化与一元化的矛盾呢？
理论界就此提出了许多看法，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有学者主张用“和而不同”来解决文化多元化与一元化的矛盾，也就是在保持事物文化个性和文化丰富性的同时，又互为张力，协调发展，在保持多样性的统一和矛盾斗争中生生不息，不断创新。“和”与单调乏味、无创造力的“同”相对，也与充满暴力的“争”相对，它意味着和平共处，以合理和平的方式竞争，通过超越各自文化的水平线去追求新的人类境界。这种观点引起学术界普遍的共鸣，但有人指出，这个观点如何在“和”与“同”及“争”之间实现一个“度”的把握，仍然是一个问题，由于不同文化的人们先天所持的精神盲点，注定很难找到“度”的一致理解，因此在实践中就难以量化。
第二个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与文化创新。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是文化的外在批判性重建。文化之所以整合，是由于文化内在超越性和自在性的矛盾冲突而产生的文化失范，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一种由外来的新文化同本民族被批判和改造过的文化要素的整合而构成的新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而文化创新则是指文化的内在创造性转换，这种转表现为生活在主导性文化模式之下的特定民族或特定社会从自己内部产生出质疑、怀疑、批判原有文化模式的新文化要素，表现为新的自觉的或自为的文化层面与原有的自在的和自发的文化模式的冲突，正是这种冲突导致文化的自我更新。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世界社会指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不会被整合在某一民族国家政治中，也不会被某一民族国家所支配”（贝克）。文化整合与文化创新并不是严格区分的，因为文化整合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即文化结构不断重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新的调整，同时新的文化因素应运而生，也就是说文化整合蕴涵着文化创新。并且文化整合与文化冲突是相生相随的，在一定意义上，有文化的冲突和碰撞，才有文化的创新，才有思想的活力。正是在碰撞和冲突中可能保藏和萌发着民族文化新的发展生机，异质文化的碰撞对于文化自身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时还会催生新文化的降临。
第三个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文化建设。即在全球化与文化问题上，针对全球化现状和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中国理论界一直热衷的话题。其中主要是“传统论”、“西化论”、“创建论”的论争。
“西化论”立足于全球化背景，以“与国际惯例接轨”为口号，以“向外看”为基本途径，也就是强调中国向现代化较早的西方国家看，主要看它们“有什么”、特别是什么是“好”的东西，我们“缺什么”、特别是缺什么“新”的东西，然后取人之所“有”，以补己所“无”。这样的结果，也许恰恰可以产生“中西合璧”的未来文明。
“传统论”的基本特征是“向内看”，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优良传统美德为根基来光复中国文化。在这种观点看来，中国古代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它包含了解决现代问题的智慧和出路，因此将引导人类的未来。还认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更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根基，只有牢牢地立足于这个根基，弘扬光大其基本精神，才能为中华民族的重新振兴提供正确的文化导向，并保持我们民族精神的永久活力。学术界“儒家复兴”说、“道家复兴”说以及波及广泛的各种“传统文化热”、“传统美德热”，反映了这种导向和意图。[5]
也有学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反映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些倾向，但是，这两种观点的存在的理论误区也是很明显的：“西化论”：1、试图以“他者”文化来取代自我的文化，存在着文化对象的严重错位。2、有意无意夸大西方文化所长，看不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价值，看不到中华民族在文化创造中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这是文化主体意识衰落的表现。3、忘记了中国人民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真正的主体，中国文化根本上说要在我国人民的实践中发展。“传统论”：1、对中国文化“文本”的解读，依据的不是现实的文化主体和现实的生活实践，而是典籍文章，这是对文化文本的严重误读。2、把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传统文化的复兴，有复古主义的保守取向。3、同样存在严重的文化主体错位的错误。因而主张中国文化建设的合理思路应该是“创建论”，即主张以“我”为主，立足于现实，以实践为原动力，以“向前看”为取向，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创建论”者认为，“创建论”克服“西化论”与“传统论”的理论缺陷，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真正希冀。
除了上述三个问题，此外，还有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中心主义的关系、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处的可能性、文化误读的不可避免及其正负效应、文化转型等等问题的研究与讨论。这些探讨都涉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与世界其它文化的交流互涉问题，想法各异。但是，不管怎样，如果无视文化的多元性与一元性、幻想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建构全人类统一的文化，或者用某种文化的标准或眼光衡量其它文化，或者用一种文化排斥其它文化，都是不足取的。当然，承认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否认文化的共通之处，更不意味着各种文化不能交流和融合。事实上，所以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形式表征着人类的本质，没有一种文化蕴涵着人类的所有发展基因。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种文化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绝对孤立的状态下存在和发展；相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已经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要。完全封闭、绝对孤立的文化最终只能走向消亡。可以预料，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文化的交流、沟通和竞相发展，必将是时代潮流。
三、全球化与人的发展
在全球化的研究中，下列两个判断几乎已成定论：其一，全球化问题实质上就是人的问题；其二，随着全球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全球化研究最终要逐渐“走入”人的问题这一理论热点。若把着两个判断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人”在整个全球化研究中所占有的分量。
人及人的发展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全球化实质上就是人的活动方式、存在方式的社会化发展，是人自身的需要、能力、社会交往关系的全球化发展。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人的发展具有了新的特质，而人的发展作为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尺，它的活动方式、存在方式必定深刻地影响全球化的现实形态，可谓两者互为因果，互相影响和作用。当然，以上两个判断并非准确无误，尤其是第一个判断带有一定的偏颇之处。诚然，全球化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但是，正如一谈到任何“人化”产物，如果就归结于人，就不免太形式化，忽视了事物的特质。要寻求全球化问题的实质，只能在全球化本身寻求答案。实际上，全球化问题是现代的产物，是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引起的，是典型的现代病。
但是，无论如何，全球化研究以人的发展作为一个切入点，归根到底也是为了更深刻地反思人自身。它实际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引发的“人类共同生存”问题，它牵引着人们关注自身的生存状况，关爱自己的生存环境和未来空间。
围绕全球化与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层面和重点展开的：
一是全球化与人的价值观念。集中体现在观念全球化、共同体意识、创造性思维、交互式思维与非线性思维的讨论上。二是全球化与人的生存态度。是“诗意的安居”（海德格尔），还是“逃避自由”（弗罗姆）？是“个体主义”，还是“整体主义”？是“救生艇道德”，还是“太空船道德”？等等，在全球化条件下人的生存态度，许多学者各执一词。三是全球化与人的生活的意义。四是全球化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人的能力、活动、需求、个性、自由是否全面发展关涉着全球化条件下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假如“全世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包括许多生活在中心社会的人”，整个社会成了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德里克），那么必然造就大量的社会贫困者，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也势必影响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阻挡社会的进步。五是全球化与人的社会心理。在全球化条件下，人的社会心理是“技术理性”，还是“价值理性”是讨论集中的话题。
概括来说，“全球化与人的发展”的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首先，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可以说，这是一场跨国界、跨民族的大讨论。其次，具有切时性，时代感强。再次，注重人性与人格的塑造，重点反思人的活动以及社会活动的深层意蕴，把人的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最后，具有批判和建设的双重意义。如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例证，可持续发展理论严厉地批判了工业社会人们的“征服欲”、“占有欲”和“物质欲”，在人类中心论的指导下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严重地威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主张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把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协调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当代人的利益，保护后代人的利益，自然界和环境也持续发展。
对人的问题的关注是所有学科永恒的话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理解和解释人的发展，并进而理解人和社会、人和世界的关系及其时代特征是当代所有学科的必然使命。而以全球化与人的发展作为一个基本切入点的哲学研究，不仅可以及时地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寻求对新的社会现象进行科学合理的理解，从而扩大自己的研究视野，而且可以为哲学总结新形势从而预示人的未来生存方式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使之更加丰富、更加具有生命力、体现自己的人文关怀和价值的取舍提供了可能。在我国，全球化与人的发展问题的讨论，是继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关于人的问题的人学大讨论的延伸，这场讨论对人的本质、价值意义、主体性以及人的发展等根本性的人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且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化和具体化，着力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困境以及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人的问题，以提高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自觉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全球化与人的问题的研究上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中，主要把研究的取向集中在全球化与人的相互关系上，对人本身的基本问题没有做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完满解决，亟待作出进一步的探讨，较注重全球化下人的价值问题、人的现代化问题，而对人的主体性问题、历史观、价值观研究不够；还有一种受人本主义的影响较深，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研究全球化与人的问题的兴趣不高的倾向值得注意。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如马克思有关人的发展三形态的著名论断，即认为，人的成长和发展依次经历“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特性”的形态和“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等三大发展阶段。那么，社会发展至全球化的时代，与马克思划分的社会三大发展阶段的关系究竟如何，也就是对全球化时代人的社会形态如何进行历史定位是全球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难点和没有解决的问题。
四、结语
从全球化与社会交往、文化以及人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将全球化研究置于哲学的视野之内，千方面可以从哲学思维方式的特定视角透视全球化发展的历程及其当代影响，从而提供一套不同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的解释檩架和解释方式，进而加强对全球化复杂性的深层认识和走向未来的理性把握；另一方面，哲学又可以及时地感应到时代跳动的脉搏，使哲学的发展适宜现代“认识方式”、“实践方式”、“思维方式”的需要，从而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现实的需要和全球化研究的这种独特思路与发展态势，从而使全球化研究热点不断，价值巨大。依笔者之见，全球化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交往、文化以及人的发展的研究，可以说是全球化研究的一种思路转换和层次深化，也是一种视野拓展和领域开拓。它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将全球化研究从过去纯粹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牵引出来，将哲学的人文关怀与价值取舍契入全球化研究体系、内容的探索之中，使全球化研究由过去的特殊的具体经济学层次进入到哲学的终极关怀层面。
其次，哲学视阈中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交往、文化以及人的发展的研究，既为深化全球化的研究提出了对象性要求，也提供全球化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条件。正是由于全球化研究向着对于社会、人的认识如何成为可能和如何达到科学这个方向拓展，这就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内在地和有机地相关起来了，客观上推进着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深化。
再次，有关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与反思，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交往、文化以及人的发展，理清和甄别了全球化研究的立足点是以理论形式介入社会发展的宏观图景，正确地诠释了人类社会发展至现时代的时代特色，是整个社会“宏大叙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全球化研究对于哲学观念的变革和整个哲学的发展也有相当积极的作用。全球化研究的拓展使哲学的各相关分支学科如人学、价值学、实践哲学、交往理论等都内在地结合起来了。全球化的确立所诱发人类交往的扩大、文化的互渗与冲突以及人类社会的生存困境，对绝大多数哲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来说，用全球化的眼光审视自己所从事事业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思维方式，用罗兰·罗伯森的话来说，“它是现代思维方式的基本部分”[6]，为当代哲学、人文研究领域的一场重大的逻辑转向，树立了一个基本的理论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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