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文本的理论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作家论文,透视论文,文本论文,理论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在世界地位的提高以及世界范围内华人经济的发展，汉语文学也呈现全球化拓展的态势。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日益受到海内外华文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但迄今为止，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仍未完全进入理论研究的层面。因此，如何在总结文学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开辟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使其进入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层面，应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海外华文文学界有一个特别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这一领域的女作家创作相当活跃，而且她们已于1987年成立了“海外华文女作家联谊会”（1993年改为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先后在美国、马来西亚、台湾举办了四届海外华文女作家会议，成果有目共睹。近十多年来海外华文女作家的作品在大陆陆续出版，很多女作家的作品已为人所熟知。但与海外华文女作家积极活跃的创作状况形成反差的是：以她们为对象的研究相对滞后，至今未见有从整体上对她们进行研究的成果，只有一些对个别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论文散见于各个报刊，出版的专著也只限于作家的专论，如庐湘的《赵淑侠的路》〔1〕、 梁若梅的《陈若曦创作论》〔2〕，将其作为创作群体进行总体综合研究尚未展开。近几年来， 中国大陆女性文学研究兴起，也有引人注目的成果，但研究者的目光多放在本土的现当代女作家，对海外华文女作家关注不多，从文化的角度结合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和方法对其全面研究的就更少，因此，本文拟以性别和文化为视角，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海外华文女性作家及其文本进行研究，并对女作家在海外华文文学，甚而整个汉语文学女性写作中的特殊地位进行理论探讨。我们认为，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文本进行解读，不仅是将方法运用于研究对象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两者的自由“对话”。
一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文本，所以，在进入具体的分析研究之前，有必要就选择的角度、研究的方法作一交代，探讨其对研究对象所能产生的意义和可行性，也有必要对与此相关的某些概念及观点，如“海外华文文学”、“女性文学”等作清理和归纳，使研究的范围更加明确和清晰。
首先，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汉语文学，“它是中国或华裔外籍人所写的汉语文学，又是所在国文学的一部分，早期有浓郁的移民色彩，后来虽有向所在国本土文学靠近或与之融合的趋势，但仍保留自身的民族性有自己独立发展的轨迹。”〔3〕也就是说， 异域的作家运用汉语将他（她）们的生活和生活体验化为形象和诗学。本文所研究的是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文本，同样包涵有总体海外华文文学的这些重要特征，我们的研究同样要在海外华文文学总体的历史动态演进中去把握其发展的轨迹，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去认识其内涵及其复杂性。
其次，我们面对的另一个相关的概念是“女性文学”。“女性文学”在学术界和文学界至今还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理论界定，是否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类别或文学分支，它的理论纲领及目的意义等，仍存在争议，本文之所以特别说明我们研究的是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文本，而不用一般所说的“女性文学”，缘由正在于此。长期以来，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地位不是太边缘就是不够边缘，学术界极少把她们作为一个群体来关注，在我们看来，由海外华文女性作家组成的创作群体是值得学者去探讨和发掘的，她们相似的文化身份，处于双重或多重文化碰撞的处境，女性在这种背景下特殊的感知方式，都使她们在艺术表现上呈现与男性作家不同的诸多特点，这些由于共同人生感受所产生的相近的文学倾向应是我们研究赖以成立的基础。当然，在假定海外华文女作家共同的文学倾向时，我们的态度也是审慎的。主要是应防止为了寻求共同性而掩盖其复杂性和个体女作家创作的差异性。我们的研究是对海外华文女作家生命体验和声音的认真阅读和细心倾听，而不是要从中寻找什么女性的性别姿态或先验本质，更不是对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进行规范化的限定和引导。我们把观察的焦点及思维重点放在女性作家及其文本上，用一种新的眼光给这一领域以新的视野，在海外华文研究中切入一个新的批评层面和视角。由于海外华文女作家的文本多以小说等叙事类作品为主，本文的研究也就侧重于小说文本。我们所希望达到的，是“了解女作家们的自我意识如何在文学中从一个特殊的位置和跨度来表达自己，发展变化以及可能走向何处，而不是想窥探一种天生的性别姿态。”〔4〕
“性别”作为一种角度或立场，并不是指生理性别（sex）， 而是社会性别（gender）。这一角度更多包含对性别的自觉与反思，社会性别的角度突出对女作家的研究，但又不局限于此，它极力扩大女性主义的思考范围，研究文化深层的社会性别问题。
“文化”作为一种视角，旨在开拓批评的视野及思考范围。将文学放入文化中去研究考察，并将它们置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中，将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开放性及丰富性，而且从文化的视角切入，在文学中透视文化因素，也将使我们对文化的理解更为深刻。由于海外华文女作家所处多重文化冲撞处境的复杂性、流动性、边缘性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所以我们将性别和文化结合起来，作为本文的视角和立场，而这与女性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是紧密联系的。
从广义上来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身份”的批评，它以性别和社会性别为出发点，将历史上被压抑的妇女声音、被埋藏的妇女的经历，被忽视的妇女所关心的问题，由边缘推向中心位置。如果说妇女长期处于主流文学批评的边缘的话，那么一个国家中少数民族的妇女作家处于双重的边缘——主流文学批评的边缘和主流女性文学批评的边缘。女性主义“身份”批评既反对性别歧视，又抨击种族主义，同时探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区别。海外华文女作家在其居住国都是属于双重边缘的文化群体，因此“身份批评”对于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文本的研究是最具启发性的，而且这种批评与文化研究最为接近，有助于我们从社会性别、种族等多重视角，探讨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文本所蕴含和有可能涉及的诸多复杂因素及关系。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特别与20世纪60、70年代席卷欧美的女权主义运动紧密相关，在学术界作为新兴的强有力的理论力量向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学术观点和方法挑战，而且随着8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对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质疑，女性主义日趋多元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也不断发展。但中国的妇女解放，一般都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生、发展都是与整个民主主义社会革命，思想文化革命紧密相连。而海外华文女作家不管是由大陆辗转台湾再到海外，还是直接由台湾和大陆到海外，抑或是自幼在国外成长，“中国”的烙印仍是鲜明的，这使她们的创作始终关注“民族”、“国家”等不同的面向，而拒绝一种固定、特殊的妇女本质，因而并不存在孤立地为“女性”写作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她们的选择与命运总是与其独特的文化身份、社会处境，与一个独特的社群：国家、民族等息息相关，与他人的命运互有联系，不管是聂华苓饱经沧桑的“浪子悲歌”——《桑青与桃红》，还是赵淑侠满腔爱国情怀的《我们的歌》，单纯从性别的角度，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理论进行解读，不仅可能出现生硬的理论运用，而且也容易抹杀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致陷入西方的语境中而产生误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女性主义批评，特别是“身份批评”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观点和方法所提供给我们的，并不是僵化的模式和程式化的教条，而是一种有力的策略意识，使我们可能立足于海外华文女作家独特的人生历史经验，在不同的情况下策略地选择及运用，开辟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且在视野和思考范围上更为开阔，对于我们独特的研究对象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正是基于海外华文女作家是在一个全球性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和追问“性别”、“民族”、“国家”等等问题的复杂性，基于她们多重的文化身份及处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的“混杂性”等特点，我们采用的性别和文化双重视角以及运用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才具有研究的理论基点。
二
海外用现代汉语写作的华文文学，是在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出现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群也是迎着“五四”的曙光“浮出历史地表”。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袁昌英、陆晶清、苏雪林等，在“五四”反父权制、反封建的思想文化环境和人本主义思想启蒙的氛围中，拿起了笔，抒写自我，文学成为她们自我言说及确认自我价值的方式。而海外华文文学界女作家作品的大量出现，却是本世纪中期的事。在华文文学发源比较早的东南亚地区，女作家群体的出现也是在本世纪60、70年代以后，这与女性接受华文教育的历史状况有直接的关系。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本世纪60年代前后，由于大批台湾留学生负笈海外而出现的华文女作家创作活动，如於梨华、欧阳子、陈若曦、丛甦等，到了80年代后期在大陆的留学热潮中又出现一批来自大陆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如查建英、虹影等，后者与前者在经历上、创作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可见，被我们作为研究对象的海外华文女作家，不仅存在地域上的差异，而且存在着不同时空的复杂背景和语境，其中又与中国近半个世纪流离变迁的历史息息相关，是一个既包含差异性，又拥有共同文化身份的群体。因此，讨论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创作，就必然涉及“共时”和“历时”两个不同的层面，而这两个层面又是错综复杂地纠结在一起，从“共时”的层面看，海外华文女作家由于地域不同，具体发展的空间不同，而形成广义上东南亚与欧美华文女作家创作的不同风貌。所以我们就不能只孤立地从一个地域的发展中考察和分析，而应该将各个不同地域的创作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加以全面的思考，并与大陆及台港澳的女作家创作进行参照，而在“历时”的层面上，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发展也相当曲折及复杂，有其消长与嬗替的过程，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风貌，有必要作各种具体分析。
东南亚的华文女作家多是移民的第二、第三代，在当地受华文教育，由于历史和地缘的关系，华人移居东南亚的数量很多，在东南亚各国形成有相当规模的华人社区。老一代移民虽然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思想历程，表现了对所在国文化的兼容态度，但维系中华文化传统之根仍很执着，除了让子女接受华文教育外，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准则、宗教仪式及风俗习惯仍相当程度上保存着。与此相应，东南亚华文女作家的创作也包含较多的传统文化意蕴，在她们的作品中，无论是对“乡土中国”的抒写，还是对所在国世态人生的刻画，抑或是对女性在家庭、社会中角色地位的思考，都可见到世代相传的华族文化的基因。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意识”的形成和“寻根热潮”的深化，她们也开始在一个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和追问“性别”、“民族”、“文化”等问题的复杂性，在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也使她们对传统文化进行自省，对女性在多重文化背景中的位置和形象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如孙爱玲《碧螺十里香》中，关凤慈从孤女到花旦，再到为人妾的苦涩、传奇的一生。朵拉《最初的梦魇》中为了取悦丈夫，挽救濒于崩溃的家庭，竟不惜整容，将自己搞得面目全非的妻子。小华《灰烬里的青春》和心宇《祝福》中对传统妇女观的反思和批判，都可见到传统文化的印记以及她们对民族文化的自省，对女性命运及地位的探索。
而西方华文女作家是在“留学生文学”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她们大都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和背景，20世纪60年代前后由台湾到海外的於梨华、聂华苓、陈若曦、丛甦、欧阳子、赵淑侠等可称第一代，她们中有的在大陆度过动荡的童年时期，在台湾度过成长的青少年时期，大学毕业后才到欧美留学，她们的怀乡意识多在成长之地台湾及“根之所在”大陆之间游移。如果从总体的欧美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来看，这批女作家的创作也是无法绕过的座标。
20世纪60年代，大批中国留学生留学欧美，他们大都满怀一腔宏愿，希望在新大陆确立新的精神座标，但语言与文化的隔膜，很快就击碎了他们的梦想，既无法融入异质文化中，而对母体文化也无法完全认同，因而陷入失根的惶惑中，这种心态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就是60年代盛行的“留学生文学”，而於梨华的小说，则堪称“留学生文学”的代表。至今仍被奉为“留学生圭臬”的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几乎可以涵盖留学生题材所涉及的一切问题。小说的主人公牟天磊从台湾到美国求学，他对美国文化有天然的抵拒，向往传统文化的平和、人情味及舒缓，而当他满怀期待地回到台湾，却感到“人群虽是同胞，事实上却十分的陌生”，“他的一切想法、一切观念都和他们脱了节”，这种两难的精神困境及“边缘人”的心态，概括了60年代留学生文学题材的基本特点。
到了70年代以后，“留学生文学”的内涵已有所改变，无论是在题材还是在创作手法上都有了很大的扩展，女作家的创作，也都走出原先留学生文学的框框，“将视野推及上一代的历史，下一代的未来，身处的这个异国社会的现状与变化，且更关注地推向彼岸——自己来自的地方：台湾、香港甚至中国大陆，就深度来说也是由异国飘零的生活感受层面挖掘下去，思考探索了文化差异、认同、民族主义、历史等等较深刻的问题”。〔5〕
聂华苓197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运用了“寓言化”的写作手法。 小说通过主人公桑青（桃红）一生的四个片断， 反映从1949年到1970年中国历史的变迁，将中国的处境与“女性”的命运加以结合，在民族的寓言中巧妙地凸现了女性暧昧难明的分裂的形象。这部小说的思想内涵及深度、独特的艺术结构及手法，都堪称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佳作。与聂华苓一样尝试用寓言化手法写作的还有女作家丛甦，她在《盲猎》中以寓言的形式叙述五个人黑夜在森林中的摸索与碰撞，恐惧与焦虑，以卡夫卡式的象征手法表现了海外中国人的困境及其内心的感受。
於梨华、聂华苓、丛甦、赵淑侠都是欧美华文女作家有代表性的一代，她们目睹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作品的时代感、历史感较强，与东南亚第二、三代的女作家身处华人社区及相对同质的东方文化不同，她们在欧美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中，所受冲击较大，其创作题材涉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及交融中的两难境况，边缘人心态，失根的惶感，对女性在历史的变迁文化的转变下的境遇也有深刻的体认及敏锐的探索，在艺术手法及语言的表现形式上，尝试在传统的写实中溶合西方的现代手法，“溶传统于现代”。
本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往欧美的华文女作家，她们或从台湾，如李黎、王渝、平路，或是从中国大陆，如虹影、严歌苓、查建英，虽然同在欧美，但由于各人经历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这些女作家的创作也存在很大差异。但总的说来，由于西方中心主义在本世纪未逐渐受到质疑及多元化语境的影响，她们的怀乡意识已有所弱化，虽然“民族”、“故土”依然是她们始终关注的一个焦点，但视野已有所扩大，开始将“民族”、“女性”、“文化”的思考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创作也明显表现出个人化的倾向，如虹影的《鸽子广场》以女性个人际遇为中心线索，涉及男与女，女与女，东方与西方等等复杂的层面，而平路的《台湾奇迹》则跳出了异化及流亡等熟悉的海外小说主题，为中国意识危机的探索增添了国际色彩，并对边缘政治的问题了反思。
以上对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扫描，实际上，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写作阵容相当庞大，国别、地区、个体的差异性也很大，这一扫描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为了深入全面把握这一论题，有必要从“作家”、“作品”等多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索。我们首先面对的是“女作家”的经历、地位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以及性别位置与笔下人物的关系。
三
海外华文女作家并非是一种千篇一律的存在。不同的经历和背景，不同的时空及语境，使我们无法以一种固定的本质的标准来衡量站在这一旗帜下的女作家，因此，“身份”是我们切入研究极为重要的角度。
“身份”的概念是与对主体的理论反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极力鼓吹主体的打碎或消解，但实际上人类并不能离开身份而生活，他（她）总会寻求自我的确认，或者说寻求某种身份，比如女性身份或文化身份。我们前面谈到将文化研究与女性批评相结合作为本文的研究方法，而文化研究与女性批评相契合的切点就在“身份”批评上。
“身份”批评对于我们切入海外华文女作家的研究之所以是可行的，是因为海外华文女作家是带有特定的“价值观念”的，都是站在由特定的文化、种族、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个人因素所形成的立场上从事写作，其观点、角度、文学的表现无不深深地打着“身份”的烙印。可以说，每个海外华文女作家的身份都是独一无二的，她们都拥有多重的身份。但求同存异，以性别与种族为基础，她们也具有一种共识与身份的认同——她们都是有华族血统的女性，而且在异域以汉语从事写作，这种共同的身份使得她们的写作具有一种独特的、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性质和形态。
海外华文女作家一方面由于自身的经历或华人社区及家庭的影响，华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已深深地植根于她们的意识之中，而且汉语写作，语言本身就是历史与文化的缩影，在汉语象形文字中包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主体意识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她们定居或旅居异城，要在所在国立足，她们又必须接受或认同当地主流文化、价值观念，这种观念和行为上的认同与对民族文化的执着使其时时处于矛盾之中，不断思考着自己确切的身份。而作为写作的知识女性，她们更加处于双重身份的矛盾之中。这种双重身份的矛盾和撞击，使这些在异城从事中文写作的女性有无根的漂泊之感及边缘人的散聚心态。旅美的女作家查建英感慨道：“……我们的许多感觉的确包含了太多的矛盾与尴尬，特别是重访故乡时，半是过来人，半是回来人，所历所是往往会刺激这类感觉，使之肿胀触目……我们就是这样一批不三不四的怪物。这倒不是张扬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而只是觉得我们对自己已陷入的境地应该有较为清醒的认识。”〔6〕除了这种寓居海外的中国人的散聚心态， 边缘人心态及文化转换中的角色困惑外，身为女性，“性别”也是一种共识与身份认同的基础，虽然许多女作家反感于被称为女性主义者，但在男权传统力量尚强大或仍然残存的文化境遇中，女性身份，仍有一个极为明确的群体认同存在。虹影在《纽约的恋人们——海外大陆女作家异域生活小说选·序》中曾谈到：“本书只选女作家，排除男性，并非我申张女权，而是想给读者看，女作家观察世界，处理文学，有她们特殊的眼光，非男作家所能替代，也不宜混同。”〔7〕虹影的这段话虽然专指海外大陆女作家，扩展开来泛指海外华文女作家也是恰当的，因为女作家实际上仍承受着的关于女人的种种话语，女性所指的限定等等古老文化的压力，但潜藏于女作家深层的这些限定却又使她们对自身经验的表述显出了另一重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人，每一个海外华文女作家在复杂的社会价值网上的位置都是独一无二的，其身份具有任何人无法替代的独特性。又因为她们自身的流动性，其身份往往是变动不定的。定居德国的女作家龙应台在《干杯吧。托马斯·曼——谈放逐中的写作》一文中，曾以抒情的笔调形象地描绘她们这种身份的转换：“我这个在西方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中国人，和一个没有西方经验感染的中国人，已经有了明显不同的走姿、坐态、表达同意和反对的手势，与人谈话时所习惯保持的身体距离，告别时握手和拥抱的刹那决定……这个观察敏锐的德国妇女觉得我‘熟悉’，不过是因为在那个晚上，我以欧洲人的眼神和身体语言与她作了沟通，步出演讲厅，踩进灯影错杂的夜色里，和身边台北来的朋友谈起台湾九十年代的种种，用不同于北京腔的国语，用彼此熟悉的愤慨和嘲弄，用不必向对方解释的辞汇和手势，临别时，我们回身挥挥手，‘明天见！’没有拥抱，没有握手，那个德国妇女所理解的‘熟悉’的，其实只是一个译本，她哪里知道原文的我是个什么东西？”〔8〕
正因为海外华文女作家既具有以性别和种族为基础的共识与身份认同，又因各自的差异性及流动性造成其身份变动不定，所以我们无法将其纳入固有的类型之中，而这也正是其活力之所在。
与身份的多重性及流动性相应，海外华文女作家边缘性的位置也是评价其创作不可忽视的。身为女性，她们的人生命运处于男权社会的边缘。就女作家而言，虽然有许多也受过高等教育，但总免不了结婚和生儿育女，作为女人的角色，这些是走到哪儿也很难摆脱的，不管是华人社群庞大的东南亚，还是种族歧视隐形存在的欧美，女作家从事的工作，多为教职、文职，有不少是只在家操持家务，生活范围和社交面较为狭窄。於梨华回忆她开始从事创作时的辛酸：“我忽然从一个作很多梦的大学生，变成了没有时间作梦的家庭妇女了。”於梨华所处的这一人生阶段在海外华文女作家中应该是有普遍性的，只是程度有异，各人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而已。因此，写作对于海外华文女作家，不仅是以写作来渲泄个人情感为她们自我的言说和分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写作是确认自身精神价值的方式。
再之，在异国他乡，在异国语言的喧闹中以汉语从事创作，既是抵抗失语、失忆的努力，也是对母语、母体文化的依归。
处于边缘处境的海外华文女作家，有种种无法备述的艰辛和困苦，但对文学创作而言，这种痛苦也不一定是负面的。它有可能是一笔极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因为文学需要自身感受和体验的积累，更需要客观的审视及思考，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双重边缘化形成的是空间张力——不即不离的引力与斥力抗衡，使她们不论对传统文化，还是对所在国文化的回顾和思考都获得必要的距离，而这种距离往往有助于客观的审视，使之与主观的体验相平衡，“边缘人正是可以在她无比的孤寂中洞视两种文化的差异与交叠，从而检视自己和他人的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9〕以女性独特的经验，切入生活的角度及“感性的灵敏”〔10〕， 使她们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不可替代的记忆与命运的书写。与生活在本土的女作家不同，在她们的作品中，女性，并不仅仅表现为本土男性中心主义的传统存在，而是将两性关系的矛盾冲突放置在多元文化撞击与融合之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问题并未消解于“民族”、“国家”等不同的面向中，它仍然是海外华文女作家始终关注的一个焦点，但它不是女作家们关注的唯一问题，而是作为与“民族”、“历史”、“文化”等互有联系的部分被审视和书写，在深层的文化意识中，“女性”的主体位置忽隐忽现且多姿多彩。
四
以上我们从女作家的“文化身份”，写作选择入手，力求将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梳理研究，在横向及纵向中总体把握其脉胳。
但是，在评价女作家的创作时，我们既不能落入男权的文化樊篱，以男权文学批评和价值尺度来否定女作家创作从而否定女性处境、经历乃至生存的价值，更不能因循不完全的男权主义文学批评模式，给女作家的创作一种虚设的地位，用各种功利性尺度抬高女作家的创作从而对其不足与局限视而不见。这样做，甚至比粗暴的否定更不利于女作家在反省的基础上走向艺术的成熟。
海外华文女作家作为总体的海外华文文学的一部分，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批评界多以宽容鼓励的态度褒赏有加。的确，女性作家在异质的文化中从事汉语创作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毅力，她们在多重文化背景下致力于民族话语的重建并对写作和释义进行孜孜不倦的探求，她们的努力及成绩有目共睹。但正如文学史上每一个文学流派、文学样式、文学类型一样，海外华文文学发展到今天，在大量文本创作的基础上也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这些都需要我们客观面对并加以厘定、廓清的。因此，应该把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置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纲目下，结合女作家具体的环境及创作实践，分析海外华文女作家在艺术探求过程中容易停留在层次及盲区，或许能为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一点有益的借鉴。
一、个人情感的渲泄及个人化写作带来的局限性。海外华文女作家创作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从抒写自我感受和遭遇起步，把写作作为渲泄个人情感的场所，这种渲泄型的写作极易陷入表现自我的泥淖。当然这也不可一概而论，等量齐观，关键取决于个体作家的文学素养。
因为海外华文女作家独一无二的“文化身份”及双重边缘化的处境，在她们创作的起始处，写作就源自某种内心的与社会的孤独，它是一种想象性的代偿方式，出自某种深刻的匮乏而产生的对虚构的内在需求，她们似乎希望通过写作来抚慰、消解作为社区异已者与外来人的记忆，并与母体文化取得某种认同与归属。边缘性的处境，多元文化的冲击，使她们深刻、独特地体味着文化之根的悬浮，因此而产生了对虚构写作的内在需求。
四海漂泊的女作家友友在回顾她的写作道路时就曾说过：“其实我的真正写作是从国外开始的。……我总是处在四处漂泊的状态，来不及学习新语言，就又换了国家，多则一年，少则两三月，欧洲的语言又那么密集，换一个国家就是一种不同的语言，没有语言便无从打工，无工可打，感受又颇多，想找一个发泄的地方，又不能去杀人放火，写作便成了唯一打发时间的方式。我开玩笑说：‘我是被现实逼得不得不当作家。’反过来说，写作也成了我的某种精神治疗。否则，我想我早疯了”〔11〕”。
而另一位女作家於梨华也有类似的感喟：“到了1960年我觉得好象自己的前途没有希望了，整天是奶瓶、尿布、小孩在哭，我丈夫又要建立他自己的事业，整天看不见他，吃完了饭就走，二十四小时就整天对着两个不懂事的象蔬菜一样的孩子和那一叠退稿信，所以绝望。……当时我需要一个outlet，一个发泄的出路，所以就开始用中文写作”〔12〕。
这两位女作家所处的时期、写作的具体环境都不尽相同，但却不约而同地认为写作对她们而言，特别是在初始，是一种发泄的方式，这种相似的创作心态，或许不能套用于每一位海外华文女作家，但从抒写自我感受起步，将写作视为渲泄个人情感，平衡心理机制的途经确实是大部分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动因。
或许用弗洛伊德的“压抑”说或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来解释作家渲泄性创作动机是恰当的，但把文学作品仅作为个人生活的抒写和情感的发泄并没有从更深入的研究角度把握文学创作的真实内涵。
以於梨华为例，作为“留学生文学的始祖”，於梨华的小说所选取的角度和题材所涉及的生活均有独到之处，溶铸中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语法、句法，也使她在语言表现形式上颇为新颖独创，尤其是出自真情实感，使她的小说读来相当真实生动感人。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於梨华的处女作和成名作均是以自身经历或阅历为基本素材所构成的，使之投射于作品，将笔力更多地放诸抒写自己所熟悉的那部分人的经历，从《考验》中的思羽，《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黄佳利，甚至从男性主人公牟天磊身上，都可以隐隐约约看到於梨华的影子，於梨华也说她：“自己觉得和笔下的主角间的距离要比别人短些”〔13〕。於梨华在情感及情绪上与主人公靠贴得过于紧密，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感觉到并疑惑作家是否写自己的事实，这种情感的倾向使作家很难在深度和广度上创造出更优秀的作品，应该说，於梨华在留学生文学中是独树一帜的，但基于自身感受的知识分子苦乐悲欢的抒写，也使她形成了一套不断重复的主题模式——无依、苦闷、彷徨，这种创作上的重复反映了她意识深层长期埋藏的感受和追求在文学中的倾泻，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她冷静客观地由纷乱的世相进入本质和沉思，也放弃了想象力张扬带来的非同寻常的审美效果。
因为文学创作并不只是对生活的直接描摹或真实地表现自我情感和情绪，它需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但它更需要作家用文学的眼光去选择题材和叙述的形式，创造人物及故事，表现出对生活和存在的本质理解，也正因为这样，米兰·昆德拉曾把小说艺术概括为“对存在的诗性沉思”，把小说家比喻为“存在的探险家”。因此，如果仅停留在情感渲泄，把写作作为一种平衡的机制，而缺乏深层的挖掘及升华，就容易再现及重复自我，以抒情阻碍思维及想象力的延伸，囿于某一种题材而缺乏深度和创新，这种倾向在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中并不少见，以虹影、友友等新进女作家为代表的以表现女性个人化生活为主的作品，也不同程度上存在较为封闭、缺乏思想穿透力等弱点。
就象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女性个人化写作强调个人内省经验，探索女性“自我”的世界，为我们揭示了女性在多重文化背景下矛盾复杂的情感空间，但是这种个人写作由于立足个人经验范围内的内心世界，因而也存在诸多局限和不足。
如虹影小说中女性总处于与男性紧张对抗的精神状态中，并通过与镜象化自我，与同性（同性也是镜象化自我的形式之一）的借喻关系，直面女性一直处于蒙昧状态的精神角落，由于偏执于女性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就忽视了更广阔的现实背景和更深刻的哲学思考。《鸽子广场》本来是一部容纳了种种复杂层面，包括男与女、女与女、东方与西方等均有所涉猎的小说，作者在选择题材及表现角度方面也有独到之处，但由于执着于女性自我指涉，使小说更多的在意识情绪的层面展开，而舍弃了可能包含的更多意义，如对人（包括男人与女人）受文化及民族意识操纵的生存窘况作更深入的挖掘。
实际上，强调女性意识不仅仅是回到女性相对封闭的内心世界，深广的现实生活和整体的哲学思考不应该是写作女性和女性写作的盲域，“女性内心独白”也可以成为开放式的更有力度的对话，与历史对话，与变动不居的现实对话，在自身话语中与异文化对话，使作品有更充实，更有力度的前景，如果从这一角度入手，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将会以无可比拟的穿透力直面二十世纪人类的命运及人生之意义。
二、将写作作为现实记录或抽象演绎的弊端。除了个人情感的渲泄及个人化写作所带来的局限和不足外，在海外华文女作家创作中另一倾向是隐匿自我，将写作作为现实的记录或抽象概念的演绎。
从“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组稿编订的《三相逢——海外华文女作家小说集》来看，相当部分作品以平实的记叙为主，很多作品在篇章结构及语言文字方面显得过于零乱和荒芜，缺乏一种精雕细琢的技巧。如孙彦庄的《开麦拉》，董君君的《她从希腊回来》，小四的《恨别鸟惊心》等，几乎没有作者对人物命运及故事情节调动的思考和安排，而是平实地记录经历和事件，缺乏深度的开掘。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陈若曦、赵淑侠的创作。
陈若曦的小说没有囿于个人情感的渲泄而以敏锐的触觉关注广泛的社会生活，但过于关注事件及背景的描述，不同程度上丧失了对人生诗意的探索和把握。《二胡》可称为半世纪中国人聚散流离的图景，而《纸婚》则是美国生活的纪实，过于平铺直叙并缺乏艺术的提炼，使作品没有更深入地把握时代及历史的内涵。
以陈若曦的平实反观赵淑侠的创作，会觉得赵淑侠的小说充溢着浪漫的激情，绝对没有个人局局促促的悲欢，而以民族精神的充溢激发每一个人物生动的面貌，如王南强、江啸风均以民族意识的昂扬立于纸上，这种浪漫现实主义的写法固然超越了个人情感而走向群体精神的博大，但以“高大全”的理想模式反衬现实，也有简单化地以抽象概念演绎故事之嫌。
总之，不管是直接抒写个人情感还是平实地记录事件，都不利于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进一步走向广大和博深，并对人类的生存、命运作整体的哲学思考。文学创作需要经历和经验的积累、强烈情感的激发，但更需要不断地去挖掘及开拓，将个人情感升华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将自我的故事筑成“寓言”。海外华文女作家面对的“漂泊”生活具有与20世纪精神历史真正吻合的契机，这方面主题的可能性是颇大的，如果能摆脱自我感情、经历等因素的纠缠，处理得寓言一些、哲学一些，无疑是史诗般的“新奥得赛”。如何通过精神意义上“漂泊”和个人的自觉，把对文学的探索，作为对人类精神探索的一部分，将是海外华文女作家在创作中必须面对并解答的一道难题”。
三、加强创作群体的凝聚意识和力量。除了个体的创作必须从深度上和广度上开拓外，海外华文女作家作为群体，也必须加强群体凝聚意识和力量。
海外的女作家散居各地，水平参差不齐，互相之间也缺乏经常的沟通和交流。虽然“海外女作家联谊会”（后改为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早于十年前便告成立，并陆续举办了四届海外华文女作家会议，但从总体上看，这个协会仍属于某种联谊的性质，每次讨论的问题，诸如“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如何提升文学的层次及思考方向”等仍显得过于空泛，远未形成严格意义上在艺术上切磋交流并有共同文学或学术理想的团体。
因此，加强群体凝聚意识，多举办高层次的艺术交流活动，一方面有助于海外华文女作家在艺术上逐步提高而走向成熟的境界，另一方面，也是真正反省传统男权文化在女性心灵积淀的种种性别偏见，正视自身性别，“在两性和谐共处的基础上争取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李小江语），使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融入不带性别偏见、地缘偏见的“汉语文学”中。
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来看当代“汉语文学”，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欧洲中心主义的瓦解，多元文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任何以语言、种族、性别的樊篱，在多元共生的21世纪恐怕会渐次拆除，“汉语文学”也将如同“英语文学”一样，建立“多元文学中心”而成为一种国际性的，不只是国别或区域创作的文学现象。
从这一角度展望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性别、种族等因素将逐渐淡化，人类命运及人生意义的各种问题，正清晰地呈现在女作家的创作视野之中。
随着对父权中心的批判及女权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人们逐步认识到，基于生理不可克服的男女差异，将是各自的优势，而不成为权力压迫的借口，通过互相补充，最终建立男女平等的和谐关系，这种不带性别偏见的文化设想，是拯救和完善人类文化的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道路。虽然就目前而言，距“双性文化完善互补”的理想似乎还较为遥远——男权中心依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男权文化的巨大网络仍渗透于各种缝隙之间：阻碍女作家的思考及言说，但“双性文化完善互补”仍不失为一种文学写作的理想，也就是说男女作家都应在两性的互补共存之中，在探索存在意义的高度上确立文学的坐标，从而将人类生存的境界推向更完善和更高级的层次。
消除性别偏见设想所引发的共生互补的视角，同样适用于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将海外华文文学置于汉语文学整体格局中加以思考。
汉语文学是把各国、各民族的用汉语（书面语）写作的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海外华文文学作为总体汉语文学的一部分，既具有汉语文学共同的文脉及共同的表意方式，又以自身的独特性所包蕴的多向度的活力，丰富了汉语的表意方式，因此，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也是一种共生而互补的关系，应该在平等交流及对话中携手走向21世纪，走向“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14〕。
因此，从共生互补的基本思路出发，展望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我们相信，融入汉语文学中且不带任何偏见的设想，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远景。作为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道路，它正渐次清晰地呈现于世纪之交的视域中。
注释：
〔1〕庐湘：《赵淑侠的路》，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年。
〔2〕梁若梅：《陈若曦创作论》，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
〔3〕未民、张颐武：《风物长宜放眼量》，《文艺争鸣》1992 年第4期，“汉语文学与中华文学专号”。
〔4〕转引自陶丽·莫依著、林建法、 赵拓译：《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页。
〔5〕李黎：《海外华人作家小说选·前记》，花城出版社，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4月，第2页。
〔6〕查建英：《关于“边缘人”的通信》，《小说界》1988 年第5期。
〔7〕虹影：《纽约的恋人们·序》，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 年12月，第1页。
〔8〕龙应台：《干杯吧，托马斯·曼——谈放逐中的写作》， 《读书》1996年第2期。
〔9〕同〔5〕，第4页。
〔10〕虹影语，见《异乡人手记·岔路上的女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22页。
〔11〕友友：《她看见了两个月亮·后记》，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5年8月，第287页。
〔12〕於梨华：《台湾作家创作谈：於梨华畅谈生平与创作（节录）》，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38页。
〔13〕转引自夏祖丽：《热情敏感的於梨华》
〔14〕王润华：《从中国文学传统到海外本土文学传统——论世界华文文学的形成》，《第五届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标签：文学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作家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欧美文化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於梨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