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论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思想
黄 忠1,2
(1.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长春 130024；2.河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401)
摘 要： 战后日本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有诸多社会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产生了危机感。大平正芳认为“经济时代”已经结束，依存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应改变，主张“战后总决算”，1978年12月组阁后，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田园都市等课题。虽然都是对战后“经济时代”的“总决算”，但大平正芳与中曾根康弘的认识基础与应对施策不尽相同，在对时代的认知也体现出个人色彩。
关键词： 大平正芳；“吉田路线”；“战后总决算”；中曾根康弘
1952年4月28日，伴随着《旧金山和约》的正式生效，同盟国对日本长达七年的军事占领宣告结束，日本各政党围绕和平主义、国民主权与基本人权、战争责任、日美安全保障等重要课题，开始摸索战后发展方向。经过1960年的“安保斗争”，自民党遵循重经济轻军备、对美协调的“吉田路线”，迅速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繁荣。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日益面临因经济发展而导致的物价上涨、环境破坏等问题，加之“尼克松冲击”等外部国际格局的转变，迫使日本开始考虑“脱战后”，改变内外政策，即“战后总决算”。通常来说，“战后总决算”的代表人物是中曾根康弘，但实际上，最初使用这一说法的是大平正芳[1]，从“吉田路线”到“战后总决算”，大平正芳认识到20世纪70年代将是“极大的转换期”，“必须调整政治姿态，果断大胆地修正政策轨道”[2]，与时俱进提出了“战后总决算”思想。[注] 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如姚文礼：《转型期的日本外交——评大平、铃木、中曾根内阁外交》，《日本学刊》1996年第4期；王建明、田庆立：《中曾根康弘的“国际国家构想”及其中国观》，《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王勇、克香：《战后日本经济外交与中曾根内阁的大国外交构想》，《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熊达云：《论中曾根康弘及其政治》，《日本问题》(即《日本学刊》)1989年第1、2期；田凯、远藤乾：《论大平正芳政权时期的对外战略——日本外交理想的原型》，《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田庆立：《大平正芳的中国观及外交实践》，《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高暖：《论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4期。
一、“经济时代”的结束
“二战”以后，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短暂恢复，日本经济旋即实现了快速增长，到1968年，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大国。从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占比来看，从1950年的1%到1960年的3%、1970年的6.3%，再上升到1980年的10%，平均年增长率高达8.4%。日本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产业人口构成也发生巨大变化，第三产业人口从1955年的35.5%上升到1970年的46.7%，而第一产业人口由41%降低到19.4%。农村人口大量涌入都市，社会关系日益流动化和原子化。[注] 社会原子化是指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intermediate group)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危机。一般而言 ,社会原子化危机产生于剧烈的社会变迁时期。田毅鹏：《中国社会后单位时代来》，《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26日第3版。 国民意识开始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国民逐渐从战败带来的痛苦中摆脱出来，对国家的抗拒心理有所减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满足感提升了国民对国家的归属与认同意识。随着日本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和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1975年11月，三木武夫首相在法国巴黎出席了首次西方六国首脑会议，这标志着日本正式加入西方发达国家行列。
日本国内面临能源、都市问题等，以民间设备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扩大了就业、出口贸易，提高了国民生活水平，但也造成了劳动力不足、物价上涨、环境破坏等问题，人们逐渐摆脱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开始注重个人生活和家庭，但在满足现状的同时对政治反而缺乏应有的关心，中间阶层力量日益增大。从国内政治局面来看，1955年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各自联合后，自民党在议会中长期占据绝对多数，形成“五五年体制”。20世纪70年代，自民党难以达到绝对多数甚至半数，社会党得票率同样趋于降低，虽然“总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还打着“阶级斗争”旗号，但其政策已朝劳资协调方向转变。从佐藤荣作内阁后期开始，“战后保守政治有所动摇，政治结构发生变化，困局不断加深，而这一状况更贯穿了整个70年代”[3]。“自社两党形成三分之二对三分之一的稳定对抗关系，国会运营在‘尊重少数者’的名分下，实则私下协商优先于国会表决，有根本分歧的政策难以付诸实施，这种议会政治趋于固化。政治家本应代表国民之声，但自民党的二代议员超过全体的40%，社会党干部的按资排辈色彩也很浓厚，政治家职业化，并丧失了活力。在自社两党的僵化对抗中，政治有了三十年稳定，但在国际变化中，日本国民被排除在外，不能真正理解其形势，这也使日本陷入一国和平主义”[4]121-136。
从国际局势来说，美国国内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占比从1950年的40%下降为1970年的30.2%，继而再降到1980年的22%。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影响力有所下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对苏绝对优势已渐消失。日本等盟国开始对美国产生质疑，加之“尼克松冲击”、第一次石油危机等，日本开始尝试认识和适应新的国际环境，20世纪70年代也被称为“危机时代”[5]。
日本国民在体会到经济高速发展成果，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不再单纯满足于经济发展，他们开始寻求新的国家发展方向。在中曾根康弘看来，“战后四分之一世纪，不，莫如说是明治维新以来的一百年里，日本人一直紧盯着‘坡上的一朵云’，以欧美发达国家为目标，聚精会神地向前追赶。但是，日本如今已经实现经济高速发展，一直以来当作目标的那朵‘云’也已消散”[6]19。他认为，在美苏两极冷战格局下，世界大战几乎不可能了，“对日本来说，资源安全保障更为迫切”[7]。日本试图超越日美安保保障，谋求更广泛的资源安全，有修正之前对美依存的意向，重视与中东、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也在经济合作上重视与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互惠合作。经济发展加深了日本与世界的依存关系，其国内也“渐生新国家主义思潮，主张以经济力量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政治作用，而非单纯的军事力量”[8]，试图一改战后追随美国的“低姿态”，争取发挥积极作用，开始尝试自主外交，确认日本在区域乃至世界上的应有位置。
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已经有学者酝酿“环太平洋连带构想”，1965年，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发表“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设想，建议由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五个国家组织自由贸易区，试图以此对抗欧洲共同体确立的对外关税壁垒。1975年，政策科学研究所和三菱综合研究所受通产省委托，分别提交了《关于日本经济安全的研究》报告。1977年9月，野村综合研究所提出《适应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社会的变化，开展综合政略》的研究报告，主张确立“综合安全”，进而建立危机控制体制。而退役空军中将奥宫正武则提出由军事防御、经济防御、心理防御等组成国内综合防御，并与对外的和平活动相结合，进而构成“综合安全保障”。中曾根康弘也指出：“国家安全保障首先应有国民赞同和积极支持，同时也需要外交、经济、舆论、资源以及其他综合性要素，以自卫队为中心的防御仅是综合安全保障的一个组成部分。”[9]
4.关于开展多边合作方面。大平内阁设置了“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1979年3月6日的第一次小组报告会上，大平正芳表示：“国际社会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责任和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很大，对此，日本应认真对待”[18]。研究小组在1979年11月14日和1980年5月19日相继提出了“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包括七个方面：促进国际交流和相互理解、推进地域研究、人才培养合作和技术协力、调整扩大贸易和产业、资源开发、资金交流、扩充整备交通通信体系等[19]。1980年1月16日，大平正芳访问澳大利亚，正式提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避开政治、军事等问题，在文化、经济等领域促进合作。
也就是说，战后日本以欧美为目标的追赶型经济发展已大致完成，接下来需要转变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政策纲要，实行改革以推进效率。
二、“战后总决算”与大平正芳内阁的施策
在大平正芳看来：“维系战后世界秩序的，一是美苏核武器象征的武力，二是美元象征的经济实力。但越南战争后，以武力为后盾的冷战政策显示出界限。美元衰退，世界货币与经济低迷。之前日本外交依存于美国，但美国开始调整其军事同盟，美元体制也需要日本合作，日本外交迎来了关键期”[13]。
1978年12月1日，大平正芳在前首相田中角荣的支持下，被推举为自民党总裁，并于7日组阁。1979年1月25日，他在第87次国会施政演说中称：“我们应克服对立与不信任，培养理解与信赖，在家庭、地方、国家都能追求生存价值，发挥个人创造力，劳有所得，尊重法制和责任，理解他人”；并指出之前“行政事务繁琐、财政臃肿，政治对国民生活的介入、国民对政治的期待都有过度”，应精简并提高行政效率[11]26-28。
其后，在日本经济实现腾飞时，大平亦冷静地认为，战后日本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也助长了个人与集团利己主义、物质崇拜风潮，“现在的经济已不能充分满足国民期待，资源、公害、环境等要素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应直面严峻现实，向国民提示现实与困难”[11]414-415。他采取的基本姿态是“健全的保守”：“在未来与过去的紧张平衡中，革命与反动都不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健全的保守”，“必须渐进地向好的方向努力，不是抽象的飞跃与逃避，而是巧妙地维持平衡，根据现实选择合适的政策”[1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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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日，出任宏池会会长的大平正芳在宏池会青年研修会上表示：“我国现在迎来战后总决算之转机，之前专注经济发展，但未必真的得到幸福与价值”，“过度追求经济并向海外发展，但也因此受到外国的嫉视和排斥。之前的对美协调采取放任态度，避免参与国际政治，但现在美元体制弱化，我们必须要独自面对复杂的外交”，在此转换期，“正确把握方向是政治使命，我国民众固有渡过难关之能量，但需改变政治姿态，大胆修正政策轨道，以有效促发这一能量”[12]76-77。大平正芳对单纯的经济发展表示担忧，提出了消除政治不信任、恢复人的连带感、开展自主和平外交、建设田园都市国家等政策课题。
20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其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发展模式也面临着从“追赶型”向“原创型”转轨的历史挑战。日本已然难以通过继续学习欧美先进国家的知识和技术实现模仿式发展，需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因而，日本的政治领导层如何引领国家寻求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观势在必行。在这一背景下，大平正芳为日本今后的发展谋划蓝图，逐渐形成了超越“吉田路线”的“战后总决算”思想。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实现首次访华，中美关系迅速缓和。在这一国际格局下，大平正芳审时度势，主张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同时，改善与亚洲邻国关系。认为“对美依存、对美协调已经不能百分百让日本安心，我们只能自主判断和负责外交选择”，但“美国依然是日本最大的友邦，在政治经济上是日本最信赖的国家，贸易技术交流上也是最重要的国家”[12]308-309。同时，“与中国这个大的邻邦关系正常化，这是我们的民族责任，无论艰险与否、经济利益有无，我们都要承担责任”。与美国、中国、苏联等国的关系，虽有经济上的厚薄之差、技术文化及其他交流上的差距，但“外交原则不会有变，对任何国家都一样公正”[12]314-316。
6.关于经济发展理念。大平内阁为扭转长期以来“城市过密、农村过疏”的格局，提出田园都市构想，重视地方“发展主体性”，“分散(中央)行政、经济、文化等功能”，避免“地方对中央的过度依赖”，通过自治体与国家共同努力，实现“全国所有区域的协调发展”[11]363。“我国自古没有都市文明与田园生活之间的壁垒，都市与田园相互交流补充”，“现在发挥这种特长，都市有田园的恬静，田园有都市的活力，文化时代也是地方的时代，大都市、地方都市、农山渔村形成富有自主性活力和多样性的地域，迈向二十一世纪”[11]43，充实家庭基础，应对都市化、老龄化等问题，改善居住环境，充实终身教育，支持地域福祉活动等。
1978年，大平正芳正式声明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同年11月，大平作为总裁候选人表示：“我们应力戒权力本位和僵化行政，政治应保持谦虚，勇于自我改革”，其前提是议会制民主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安保体制等社会基本秩序；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对于资源与市场都大多依赖海外的国家来说，世界上的任何纷争都是有威胁的”，“坚持在日美安保条约下的适度自卫力，同时充实经济、教育、文化等内政，强化经济、文化等外交领域，谋划综合性的国家安全”；制定两个计划以提高民间经济活力，“政府援助民间经济，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中长期来说，就是克服资源环境等制约条件，开展能源为首的科技革新，促进产业提升与转换，发展农林渔业与中小企业”；实现以家庭为核心的日本式福祉社会，“老龄化社会有其脆弱性，充实物质与精神基础，提高生活质量，实现恬静风格的家庭，应对和补充经济、社会制度上的不完备”，确立以田园都市为核心的地方分权政治[11]168-172。
大平正芳早在20世纪60年代出任池田勇人内阁外务大臣时便表示：“若政治、政策与民众生活相隔绝，便不会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政治家)自己饱食暖衣，却要求国民忍耐、节约、努力，这只能是空想。”[10]21
经历过激烈动荡的70年代，大平正芳认为80年代将是国际化时代，是“世界与日本共同迎来的新时代，不应被旧思想与旧方法所约束”[11]36。为此，他指出必要改革：第一，积极发挥与国际地位相应的作用与责任，从国际问题的被动应对到积极参与；第二，勇于技术革新，适应新环境的产业构造改革，摆脱石油依存体制；第三，活用民族传统与文化，建设日本式福祉社会；第四，政治与行政公正清廉，恢复国民信任，强化政治伦理[11]55。
作为“战后政治家中屈指可数的智慧派”[14]。大平内阁成立后，邀请学者、专家等成立了直属于首相的九个问题研究组，系统讨论和勾画日本的内外政策。对其构想与施策，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
1.关于政治理念方面。以“洛克希德案”[注] 1976年2月4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上，洛克希德公司副经理柯钦证言，该公司为向日本全日本航空公司出售三星式飞机，向日本政界的幕后人物赠送了巨额“活动费”，引发日本朝野震动。时任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紧急召开自民党和内阁会议，宣布支持司法部门开展调查，并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随着日本检方调查的深入，原首相田中角荣及众多政府高官、商社和航空公司干部等涉嫌犯罪被相继逮捕、起诉。 为契机，大平正芳注重施政环境的改良、民众政治信心的恢复，认为“政策是政治的生命线，但现实政治中，策划和施政者的反省、政策实施的环境条件等甚至比政策本身更重要。否则，政策只是一纸空文，无所作为”[10]21。谈及派阀与政党近代化，他认为，虽然“人本来就是派阀性动物，三人行必有两派”，但“国民对其他领域比较宽容，对政界派阀及其弊害则非常在意，因为政治是公共责任”，“同志间的自由交流与接触也会在无形中被派阀所阻碍，造成无限的感情与能量浪费”[10]29-30。他希望确立政治伦理，确保企业伦理，自主监视，明确行政手续与责任，许可事务合理化，确保行政公正，强化制裁法规[11]40，制定伦理宪章等，以消解派阀，促进自民党的近代化。
2.关于外交政策方面。大平正芳认为内政与外交是一体化的，“国际信用与内政良否密切相关”[10]43。而且，“外交是不能拆分的整体”，虽与自由主义阵营合作、日美关系是外交基轴，但“绝非无视或敌视共产主义国家，日本与自由主义国家交流提高实力，与共产主义国家交往互有利益”[10]125-126。同时，内阁亦强调日美关系。1979年5月，大平正芳出访美国，在与卡特总统会谈时称：“美国对我们来说是无可替代之友邦、同盟国，两国保持紧密友好关系，共同应对重大时局”[15]，这是战后日美关系首次用同盟国来表述。1980年1月25日，他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明确日本是“西方的一员”[16]。
可以说，大平正芳主张的“战后总决算”是在谋求国民的丰富物质生活与真正幸福及人生意义、国家经济增长的质与量、对外扩展与扩大内需、经济中心时代与文化时代、对美协调与自主外交、“一国和平主义”与“国际社会一员”等诸多关系恢复平衡的基础上，为改善国家发展方向而确立的新“航标”。
再者，中国新型经济体系的构架已经明晰，“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1]对于经济体系的主角——企业，特别是新时代中国企业经营者而言，有符合中国新时代要求的新的营销理念的指引显得由为重要。
5.关于重建财政课题。1979年9月，大平正芳表示“在经济增长基础上，我国财政、教育、福祉等都在高水准，但1973年石油危机后，世界发展不景气，我国亦然”，“为了克服经济不景气，保障稳定雇佣，积极发行公债，收其效果。但财政规模膨胀，收支不符，累年增加国债，连环负债的财政运营难以为继。庞大的负债不能留给后代，若放置不管，终招通货膨胀、国民生活混乱、社会不公，为了后代，应改变财政体制，增强其应对力”[11]39，提出重建财政、行政机构合理化、压缩公债、自然增税等。但他称自己不是增税论者，而是因为石油危机造成税收不足，财政失衡。“为何世界会信任日本呢，我们的祖先在明治、大正、昭和时期，大胆的向外国借款，从伦敦、纽约等筹集大量资金，除了战争等客观情况，几乎全都如期偿还，贷给日本没问题，有了这样的信用，石油危机突发，同等原油进口，需要超过百亿美元的外汇，日本有信用，所以他们愿意提供给日本”，“与其说是我们的努力，不如说是祖先的恩惠”[11]313-314，财政平衡，可以维护国际信誉。
5.以户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动力，吸引农村和外地人口向城市积聚。劳动力是最有活力的生产要素。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促进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的农村向城市转移。一是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放开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二是推进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三是根据东营人口基数小，财力比较充裕，社会保障水平较高的实际情况，在平等提供社会保障方面进行有力的探索，先行一步，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和外地人口落户城市，做大城市规模，提升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力，同时减少农村人口，改善城乡结构，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庄主此话似故作深沉，乍听以为酒徒醉语，细思却也颇入理。凡饮酒者皆成年人也，各有年纪，以酒助兴也罢，借酒浇愁也罢，杯中物不过乃媒介耳，借以回味走过的人生，品评明天的旅程，故而泛在心头的确是时光滋味。
3.关于综合安全构想方面。大平内阁尝试实践综合安全保障理论，由猪木正道、高坂正尧等二十多位学者成立“综合安全保障研究组”。1980年7月，研究组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报告，首先定义安全保障即保护本国人民的生活不受威胁，指出对国民生活有威胁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自然灾害、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包括军事性的和非军事性的。指出日本综合安保的三大支柱：有节制的、高质量的军事力量，充分发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作用；稳定的议会政治；开展积极外交，消除或缓解有碍世界和平、造成动荡与紧张的根源，“广交友邦，少树敌国”[17]，并提议设置综合安全保障阁僚会议。
然而，由于自民党内部激烈的派阀斗争，政策未及部署实施，5月16日，社会党对大平正芳内阁提出不信任案，由于自民党内的福田(赳夫)派、三木(武夫)派等70多人缺席投票，结果该不信任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随后大平正芳内阁宣布解散众议院进行选举以问民意。面对自民党内的分裂与混乱政局，大平正芳心力交瘁，5月30日，在东京新宿做街头演说之后，突发心肌梗塞昏厥入院。1980年6月9日，大平正芳在病床上鼓励党员选举，“此次选举，不仅对我党十分重要，也决定着我国命运。紧迫的内外形势下担当政权者只能是我党”，“万一保革逆转，在野党执政，我们与国民共同构筑的自由和平、繁荣秩序就会从根本上崩溃”[11]22，这里既有他对政权的执着、自信，也是对转折期政治及国家走向的深忧。
三、与中曾根康弘“战后总决算”的比较
1980年6月12日，大平正芳因病情恶化去世。大平正芳的急逝让本应批判自民党内斗、实现在野党跃进的大选，瞬时间变为祭奠大平正芳的选战，广大民众出于对大平首相的敬仰之情，使得自民党获得过半数议席的大胜(自民党284席、社会党107席)，“打破了持续六年之久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势均力敌的局面，实现了大平首相梦寐以求的安定政局”[20]。铃木善幸内阁(1980年7月17日至1982年11月27日)之后，中曾根康弘上台组阁(1982年11月27日至1987年11月6日)。
物理这门学科与现实生活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时时刻刻将生活与课堂所传授的知识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去观察生活中的物理现象，运用物理的一些定理，规律等去体验观察生活的乐趣，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难题。
中曾根康弘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意图“恢复因败战而失去的美好事物”[21]17，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大平正芳与中曾根康弘都试图修正经济高速发展的消极影响及其再生的不足。大平正芳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从经济中心时代转向文化时代、地方时代。他认为追求物质丰富、经济价值至上的“时代已经结束”，“宗教时代[注] 按指“文化时代”——笔者注 即将到来，信念、生存方式将是第一位的”[12]218。中曾根康弘同样指出，现在人们“在过度物质化的都市文明中倍感疲惫，开始追求和恢复人之本性，再现真善美的最高价值”，并将“保障和平与生存价值的政治称为人本主义复兴政治”[6]24。1978年11月27日，自民党总裁预备选举之前，两者发表政见。大平正芳提出“复合力的政治——不松懈的日本与地方田园都市建设”。而中曾根康弘则直接提出“新保守政治的出发”，认为从吉田内阁到福田内阁，一直是经济中心，日本政治、道德、勇气趋弱，国际信誉受损，应改变这种经济本位的惰性，转换政治原理。对于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都市化问题、地方问题等，他认为“东京、名古屋、大阪三大都市圈过于庞大稠密，居住环境滞后”，另一方面，“农山渔村，国家基础的粮食生产欲望被扼杀，自然环境荒废，传统文化继承、地方社会维持发展缺乏活力”[22]。其政见主要是：守护日本的自然与国土；守护日本人的幸福与生存价值；守护日本人的自由与人权，权利义务相平衡；守护日本的民主主义与市场经济；守护日本民族的进步性与活力，不仅接受外国文明，还要积极参与世界贡献。
第一，农村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集体资产流失情况的出现。在长久的发展历史当中，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主体缺失情况严重，集体资源、集体资产、发展规划、日常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随着农村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集体组织的资产得到全面核算，完善的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机制使集体资产流失的局面得到了明显改善。
中曾根康弘组阁后，在行政改革上，采取与美国的里根总统、英国的撒切尔首相手法相似的改革，“摆脱之前凯恩斯理论下的计划经济和过度福利主义”，“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中心，延伸市场机能、实现民营化、缓解规制、削减补助金等，达成小政府”[23]。在外交政策上，他认为“吉田路线”忽视了防卫、修宪等长远国家目标，也是消极、利己的一国和平主义，提出增强防卫力、海外派遣自卫队、强化日美同盟等主张。1987年度军费占当年GNP总值的1.004%，突破了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对防卫费总额不得超过当年GNP总值1%的规定，并突破了佐藤荣作内阁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加速军事发展。作为自主防卫论者，他认为防卫不仅在于武器，国民精神是关键，希望防卫问题能渗透到国民生活。
中曾根康弘作为复古的民族主义者，其“战后政治总决算”包含两个重要事项，即民族主义和修宪。他曾表达对“大东亚战争”的看法：不赞成昔日的皇国史观；东京裁判史观是不对的；“大东亚战争”是综合性的，对英美、中国、亚洲等国家的战争特点各有不同，需区别认识；被动员的大多数国民是为祖国防卫而战，部分人认为是为反殖民地主义、亚洲解放而战；对英美法荷是普通战争，但对亚洲国家是带有侵略性的战争[21]32。但是中曾根康弘对侵略战争没有彻底的反思，实际上也不会有真正的“战后总决算”。
我国的设施农业技术设计虽然在国内在机械的制造方面有了很大提高，然而这种设计水平相比于美国和德国，还有很大差距，因此要提高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技术创新水平。农业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拥有高效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因此离不开科技的创新，政府是农业发展的宏观调控者，增加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决定着创新的效率，由政府增加资金投入，鼓励科研部门进行技术创新，设计出高效的设施农业设备，这样在设施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有更多适用的、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应用到生产中，让我国的设施农业发展更加完善。
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曾根康弘即主张再军备。1955年，他出版了《自主宪法的基本特征——宪法拥护论之谬误》，提出《宪法改正草案》。1956年成立“自主宪法期成同盟”，创作“宪法改正之歌”。1982年11月，在他就任首相时，自民党内修宪势力强大，在给外国人特派员配发的《我的政治信条》中称，“日本必须修改美国强加给的和平宪法，这是我一贯之信念”，这引起在野党的疑虑。但他在1982年12月13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内阁并没有将修宪问题提上日程。之后1986年，在自民党众议院新晋议员集会上表示，“我认为现在宪法是美国强加给的宪法，提出修宪问题，但国民尚不理解”，“应向国民提出有说服力的，尤其是战后出生的占人口多数情况下”[24]。若通过宪法解释可以达到政治目的，或者修宪会造成对内阁的冲击影响，就会暂时将其搁置。与此相同，对于参拜靖国神社，1985年8月15日，“正好是战后四十年的历史节点，作为日本国总理大臣，应以正式资格面对英灵”[25]，引起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1986年9月16日，中曾根康弘表示日本必须要与邻近诸国、亚洲诸国合作友好，强行坚持本国的独自主张是危险的，尤其考虑到亚洲诸国的国民感情，应采取国际通用的常识或理念政策。
去年9月17日，杭州滨江一小区，一名15岁的初三女孩从19楼坠下，落在三楼阳台上，当场死亡。警方认定为自杀。事发前，家人发现女孩又在玩手机，提出反对意见，双方因此发生争执，随后女孩跳楼身亡。今年5月，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一名初二的男生因成绩不理想，被父亲没收了手机。索要无果后，孩子跳楼自杀。
(1)矿石矿物成分：原生矿物有黄铁矿、黄铜矿、磁铁矿、辉钼矿等，次生矿物主要有孔雀石、褐铁矿、钼华等；脉石矿物主要为斜长石、钾长石、石英、少量黑云母等。
从结果来看，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总决算”并未完全实现，行政、财政改革较为顺利，在强化日美安保、国际贡献方面有所行动，但作为现实主义者，出于政权运营的考虑，并未将修宪、参拜靖国神社等列入优先级别。“日本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中曾根康弘试图修正‘吉田政治’，恢复日本自尊，但只要容忍了亲美路线与日本安保体制，它自身就有了不足”，“不管谁做首相，只要维持日美同盟下的亲美外交，他就不可能脱离‘吉田路线’”[26]。
可以看出，同是对“经济时代”的反思，大平正芳与中曾根康弘的认识基础与应对策略有所不同。第一，政策上，大平正芳主张通过增加税收而并非小政府化方式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中曾根康弘强调减税，实行民营化和小政府化。第二，“两者都使用‘综合安全保障’一词，大平正芳认为在适度高质量自卫力之外，还应‘充实经济、教育、文化等内政’，‘强化外交，综合性的实现我国安全’，防卫力不仅是军事，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之力；中曾根康弘除了防卫他国威胁之外，还将资源、能源、粮食以及像地震这样给国民生活造成困难的灾害等更广义的防卫也纳入综合安全保障之内。大平正芳把文化视为防守力的一环；而中曾根康弘主张将之视为防守的对象。对于地方自治，大平正芳注重自治体机能，中央政府向自治体转移权限与部分行政职能；但中曾根康弘是以地方都市为中心的地方生活文化圈与都市再开发，主体仍是中央政府”[4]127，小政府化与国家集权并行。第三，政治理念和国家观，中曾根康弘试图修正战后基本秩序，修改战后宪法，对占领政策不满，谋求美国对日本的管制完全松绑；主张实现强力与权威政治，唤起民族主义和强化传统社会秩序，明确国家主义倾向。而大平正芳被视为护宪派，认为宪法与安保体制可以共存，延续“保守本流”路线，强化国民基础。在1978年总裁选举时，大平曾表示“宪法是国家基本法，守护万人权利的不磨大典，不能轻易改正，这是三岁孩童都知道的。修宪不能以多数决定和部分国民强推，需要几乎百分百国民的信赖与认可”……“事实上，如政府、自民党所称，现在的宪法是强加宪法，不是日本国民自主选择的宪法，也是应改正的。但社会党的主张难以理解，自民党突然主张修宪也应认真思考。国民舆论未成熟时去修改，这是很有问题的”[10]214-215。
大平正芳提出了超越“吉田路线”的尝试，指出“战后总决算”的必要性。在外交、安保、经济、财政等方面，“摸索应对旧右派联合所称的‘成功的代价’，显露出新自由主义的萌芽，但这是为了旧右派联合的维持与发展”[27]59。 与此相对，“中曾根康弘作为保守旁流的鹰派国家主义者，提出‘经济时代’终焉与‘战后政治总决算’时，不仅是吉田路线、包括旧右派联合的政治也都被根本改变了”[27]60-61。可以说，中曾根康弘是延续了大平正芳在行政和财政改革、日美同盟、国际化等方面，并将之具体化或加以修正。“中曾根康弘利用临调、国铁再建监理委员会等，超越了单纯计划或政府审议会的作用，先于官僚、利益团体，以及族议员、派阀领袖等执政党与议会，基于首相权威和舆论，调整利害并推进决策，相比‘既得利益’支配下的旧右派联合协商型决策过程，显示出‘改革派’首相的强力领导，这也是新右派的转换”[27]67。
小 结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处于转变期，内外政策面临调整，大平正芳积极摸索国家发展的新方向，主张“战后总决算”，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其中既有经济高速增长后的客观需求，同时又显示了大平正芳对“脱战后”的自觉。大平正芳与中曾根康弘同是反思“经济时代”，但认识基础不同，所提出的构想与政策亦有不同。大平正芳内阁的“战后总决算”、对美自主外交等并未实现，但也为之后的日本政府提出了方向性政策理念。在从战后到右倾化的转折过程中，大平正芳的思想和作用不容忽视，其“战后总决算”带有个人色彩，但也是时人的共通认知。无论是大平正芳还是中曾根康弘，两者的“战后总决算”思想尽管各有特点，但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对“吉田路线”的超越。这里应当着重提出：从媾和、日美安保到“吉田路线”，直至今日，受美国国家实力决定的美国政策的风吹草动，必然制约日本内外政策的变化。大平执政也无法避免受制于美国的被动。在被动中寻找主动，就出现了“战后总决算”思想。在日美同盟框架内的对局部性主动的追逐，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或争取日本内外政策实现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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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116； K31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 2019) 05-0112-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东亚世界的裂变——关于东亚国际政治对立局面形成之文化探源”(14JJD770005)
作者简介： 黄忠，1978年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房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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