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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08）03-0004-03
近年来，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中，关于新课题、新机遇、新挑战、新思路、新方法等的讨论，可谓日趋热烈。而诸如此类的“新”问题的探讨，无一例外地内含着对如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深切关注。无疑，如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一个极富时代蕴涵的新课题。应对新课题，需要新思路、新方法。然而，应对新课题，同样需要我们回归基础，回到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特殊实践活动基本性质、基本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重新认识，从而通过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化性、创新性探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亦所谓以“返本”而求“开新”。
一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以“返本”而求“开新”，无疑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也是一个系统艰辛的工程。如何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性质，则又成为这一系统工程得以开展的重要根基。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性质，多年来，学界从“实践性”、“政治性”、“社会性”、“阶级性”、“科学性”等角度做过丰富且极具价值的探讨。然而，在众多的探讨中，我们恰恰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性质，即“文化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以特定文化成果的传递、传播、践行等为基本载体，以个体由“自然人”、“生物人”向“社会人”、“政治人”、“文化人”的发展为基本取向，是“文化化人”现象的特殊表现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华先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 的豪迈情怀中便包含着对这种独特文化现象的感悟和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文化现象同时又是一种政治现象，它以政治取向来汲取文化资源，以政治需要来规导育人规格，以文化教化来实现政治目的。中国古代文献中“德者，政之始也”，[2]“德，国家之基也”，[3]“教者，政之本也”[4] 等之论，揭明了文化的政治功能，也表达着“教化”亦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兼具的文化性与政治性。
这种“兼负”、“兼用”、“兼循”，我们可以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历史形态中探得其实际存在。在中国，孔子“删诗正乐”的文化整理工作和其“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论，以及儒家所开创的“诗教”、“乐教”、“文以载道”等教化传统，都从不同角度彰显着当时教化对文化的倚重、文化助益教化的自觉。在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关于诗歌和音乐社会功能的丰富论述，同样表达着他们对教化的文化性的关注以及对“诗性教化”境界的追求。
文化性与政治性的兼具，内在地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这种人类政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实践活动应该遵循的重要运行规则，即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同时兼负文化目标与政治目标，同时兼用文化资源与政治资源，同时兼循文化逻辑与政治逻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政治性较之文化性，是更为根本、更为深刻的本质规定性。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则将与智育、美育等无异，并无以在众多的教育形态中以其独特性而存在。政治性与文化性的兼具，内在地要求我们应该在政治性与文化性相统一的基点上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提升之路；政治性较之文化性的更为根本性，内在地要求我们将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性的张扬始终奠立在对其政治性的持守之上。
二
在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政治性与文化性的分离、教化与文化的分离，多有存在。这表现在：有意无意地否定或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片面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意义，抽象阐释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关怀，泛化或窄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定内涵，并将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化”或“价值中立化”、“价值无涉化”。这种分离同时也表现在：在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的同时，否定或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片面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及其坚持和实现，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单一化和教育形式的呆板化；思想政治教育本应具有的文化含量的丰富性与不断提升性在有意无意中常常为我们忽略；本可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读物有时成为政策、文件、语录的简单汇编与转述；本可情趣盎然、文采飞扬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时成为枯燥、空洞的政治说教与道德说教。
6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文学艺术领域“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5] 并认为，“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6] 事实上，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教育、“空洞枯燥的教条公式”同样会消磨马克思主义本来具有的吸引千百万人心灵的魅力，侵蚀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渗透力与实效性，是同样应该警戒的。
上述的分析是仅就思想政治教育本身而展开的。事实上，对文化性关注的缺失，给思想政治教育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有多种表现。例如，它将对人的文化素质发展的促进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中割裂开来，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定位于纯粹的思想政治的目标；它将育人的职责，从极其广泛的文化领域卸将下来，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仅仅归位于思想理论战线或者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它将具有丰富育人力量的文化资源从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中排除出去，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日趋有限。而离开了文化的沃土，我们又怎样去滋育无限的生机呢？
三
因此，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需要我们在纠治以文化性否定或掩盖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之偏的同时，也努力纠治忽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性之偏，切实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品位。面对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进一步增强，关注、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品位，也是我们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创新时应该切实予以关注的重要话题。
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在人类教育史上，德育、智育等的分化与细化，为我们提供了更加深入细致地探寻教育规律、提高教育成效的思维方式与实践形式，但并未也不可能改变人的素质整体性提升的规律与教育活动的整体性存在方式。智能无法仅通过智育而得以理想开发与提升，德性同样无法仅通过德育而得以理想开发与提升。中国古代思想家“自明诚”、“自诚明”、“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等丰富思想，所深刻说明的，无疑也是德、智之间的这种内在交融性与共生性。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兼具政治性与文化性，要求我们既要看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价值，也要看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看到其政治价值实现与文化价值实现之间的互动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主要在于人的正确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促进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曾特别强调：“应当不断宣传这样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务必要能提高文化水平。”[7] 这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临时性要求，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在本性与规律的深刻把握。
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资源。既然思想政治教育兼具政治性与文化性，那么，它在遵循政治教育规律的同时，也应该自觉遵循文化教育的规律，注重不断拓展文化资源、充实文化内涵，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我们经常讲，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那么，对人类所创造的丰富的文化成果的学习，自然应该是我们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前提或重要路径。“如果以为不必领会共产主义本身借以产生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足够了，那是错误的。”[8]“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9] 此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和灵魂，对于本民族文化无情、无知的人，无法担负起接续并光大民族精神的神圣职责，也无法形成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内在统一的思想政治素质。1941年，英国教育家里查德·利文斯通在伦敦古典语言协会上的主席致辞中，关于古典语言对于国民精神所产生的影响的集中探讨，以及距此50年后，原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欧内斯特·L·博耶在演讲中关于“任何语言课必须是伦理课”、语言课教学“能教授价值观”等论述，关注的焦点无外乎优秀文化传统及其基本载体在涵育个体修养与民族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文化创造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蕴含民族精神的文化富矿。如何有效利用好这一宝贵的文化资源，同样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发展应该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营造文化育德的积极氛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品位，需要整个社会形成弘扬优秀文化、抵制消极与腐朽落后文化的氛围、机制，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积极构成文化艺术领域与思想理论领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巨大合力。文化艺术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独特的表现形式而对人的精神世界影响巨大，历来被视为民族精神的火炬和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尺。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文艺历来是陶冶人们道德情操、抒发人类美好理想、丰富人们艺术享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领域。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10] 基于对文化艺术与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进步内在关系的深刻把握，胡锦涛同志向“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做到德艺双馨，积极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这一殷切期望，要求文艺工作者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人间正气，塑造美好心灵，风成化习，敦行育德，为人民奉献最好的精神食粮，努力以自己的作品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胡锦涛同志的论述，为我们在推进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进程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供了更加宏阔的视野和科学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