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规范下中国对外开放的绩效评价_产业内贸易论文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扩大开放的绩效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中国论文,绩效评价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以往的“开放红利”标准还适用吗？

      从2013年以来，在我国实施的扩大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中，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世人所瞩目。2014年9月26日上午，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报告了自贸区一周年成绩单。①这包括自贸区推进的四大制度创新，同时披露了一些统计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是新设企业和项目落户数量，但没有披露吸收外资金额数量，关于进出口贸易，则称2014年前8个月同比增长11%。对这份成绩单，社会舆论并不一致，其中不以为然的看法大有人在，主流媒体上看不到，但网上却不乏此类评论。确实，国人已经习惯于看到以往我国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投资大幅度增长的令人眩目的数据，并且习惯于看到吊车林立、高楼拔地而起的开发投资热潮。这些数据信息和热火朝天的实际场景，都向社会传递了一种“开放红利”的观念，成为评价开放成绩的标准，即贸易和投资数量增长是硬道理，它是高速增长阶段以规模速度、扩能增量为特征的发展方式在对外开放领域的折射。而经济学研究中的“收益—成本”分析方法，实际上也是以这种假定为前提的。思维敏捷的经济学研究者分析了上海自贸区改革的政策红利(陈林、罗莉娅，2014)，认为自贸区制度在全国推广后，虽然有本土企业超额利润减少的代价，但将提高国内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从而导致“转移支付”和扩大内需的效果。当然，这个分析还不是实证，其模型还只是预测性的理论模型，其暗含的前提也是扩大开放引致外商投资足够数量的增长。

      无独有偶，美国经济学家分析和预测了如果中美两国签订贸易投资自由化协定之后，其开放红利将会如何。Bergsten(2014)的报告估算了中美两国各个产业在2010年的贸易壁垒折算成关税的百分比，以及中美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之后贸易壁垒折算成关税的水平，结果当然是大大降低，从而实现全球贸易和双边贸易的大幅度增长，在此基础上，作者预测了由此带来的中美两国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增长、就业的增长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长。这份研究报告堪称是专业水平很高的关于“开放红利”的全景式描绘。其与中国年轻经济学研究者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关于“开放红利”的标准是一致的。

      

      

      贸易投资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特征，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和人心所向，大量关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研究和分析有这种乐观的估计和预测是很正常的，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和研究从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势头，可能对以上种种的乐观预测和估计就有必要进行重新估量。

      2012年和2013年世界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骤然下降，以至于低于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二战后以来，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始终引领世界经济增长，1937年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逊(Dennis H.Robertson)曾指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但近三年的事实表明，这个引擎的作用弱化甚至消失了。关于2014年世界贸易的增长，国际组织的预测一般偏于乐观，而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按照现价美元计算，2014年前3季度世界货物出口为14.05万亿美元，进口额为14.22万亿美元(均未做季节性调整)。②据WTO贸易快讯的数据显示，2014年第四季度，能源价格下降幅度几乎达到6%，非能源商品价格下降超过4%，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下降幅度超过1%。因此，即便第四季度世界贸易量不下降，贸易额也可能不升反降，作者按照季节性调整口径估算，2014年全年世界货物出口额为19.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进口额为19.2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可以判定，2014年世界贸易额增长速度低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基本定局。2015年世界商品价格的波动以及通缩现象的影响将仍然存在，虽然世界经济将继续缓慢复苏，但世界货物贸易额也只可能低速增长，预计全年世界货物进口和出口额同比增长分别保持在2.0%和2.3%左右的可能性较大。

      从2012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石油等能源价格趋于下降，对世界贸易额的增长有一定影响，但在2014年第四季度之前，这种影响的程度并不很大，图1显示，从2011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指数的下滑还是比较平缓的，与2009年的价格指数下降不可相比。

      

      图1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IMF，初级产品价格统计(2005年价格指数为100)。

      根据WTO短期数据库的资料，2005年至2014年这10年间，世界货物出口贸易量指数的增长除了2008年和2009年两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出现下降和负增长外，其他5个年份的出口贸易量指数增长都超过5%，而2012年却只有1.94%、2013年为2.48%、2014年为1.13%。可见，价格因素固然存在，但贸易量的增长速度是明显下降的，因此探讨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额增长速度下降应当主要从贸易自身的增长动力上寻找原因。

      二、分工深化：世界贸易增长的理论解释

      2014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旗下的刊物《金融与发展》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称，国际贸易这一推动全球化的发动机目前看来已经耗尽了前进所需的能量，全球经济很难再找回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那样火热的贸易增长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与2009年不同的是，2011年至2013年全球贸易大跌的主要因素是结构性因素，由于过去支持贸易增长的因素一去不返，国际贸易不可能恢复快速增长，重回危机前的水平。③这份研究报告的另一个观点认为，世界贸易下降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内部全球化”，即中国加工贸易中货物进口比重的下降。这个观点显然是缺乏研究分析的现象观察和片面结论。诚然，由于中国加工贸易国内配套能力的不断提高，导致对中间产品进口需求的降低，但并没有导致整个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减少，从1993年至2010年间，中国货物进口增长了12.43倍，年均增长18%；尤其是对初级产品和资本品进口的需求不断增长，抵消了加工贸易中中间产品进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而初级品和资本品进口比重的上升，扩大了整个货物进口规模(裴长洪，2013)，即便从2011年至2014年间，中国货物进口年均增速仍达到9.2%，因此世界贸易增速的下降不应归咎于中国的因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的下降，这种下降是短暂的经济周期波动使然，还是趋势性的长远问题？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进行理论上的梳理。根据经济学原理，交换的增加是由于分工的扩大，无论是研究贸易的起因还是贸易模式，都离不开对分工的探究，而分工的发展又是由技术变革推动的，因此技术变革和国际分工的发展是世界贸易增长的动力。

      16世纪末以来，世界科学技术发生了5次革命(2次科学革命和3次技术革命)，从而催生了两次工业革命(何传启，2011)。从机器的制造业的兴起到蒸汽机的发明，再到铁路建设、轮船航运的兴起，人类的生产生活水平实现质的突破；20世纪初兴起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开始把美国和全世界带入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的时代，汽车在人们生活中广泛普及，并带动了高速公路的大规模建设，这个阶段以汽车、内燃机、飞机和家用电器为产业集群的代表，其更新的基础设施是高速公路、航空线路、电力和模拟远程通讯。1971年从美国发起的信息革命是人类第五次科技革命，人类进入远程通讯，互联网时代，计算机软硬件成为新的产业集群，数字远程通讯和因特网是更新的基础设施。在第四和第五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工业社会产生了两种对当代国际分工和贸易具有最重要影响的制造范式(黄群慧，2013)。前者是大规模生产范式：其特点是有限的产品种类；大批量的产品数量；生产推动型的商业模式；尽可能用机器替代人工；标准化的设备和流水线；相对低技能但高熟练度的工人；福特T型车的流水线生产是其典型案例；竞争力的关键是大规模的流水线；可更换的、高质量的零部件是这种制造范式的技术基础，成本、产能和主导的消费需求是生产布局的主要决策因素；产业组织的特点是资本不断向大企业集中；高度一体化。后者是大规模定制范式：其特点是丰富的产品组合；相对低的价格；商业模式兼具生产推动和需求拉动的特点；生产管理的作用和复杂程度提高；用人员的技能弥补机器本身的不足；DELL的大规模定制是其典型案例；竞争力的关键是柔性制造系统；运营管理能力和工人技能；模块化设计、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在制造过程中的大规模应用是这种制造范式的技术基础；产品组合和细分市场、质量是生产布局的主要决策因素；产业组织的特点是产业链逆向分解，非核心模块和制造环节大量外包。在这两种覆盖全球范围的制造范式的基础上，世界分工的大趋势是不断从最终产品制造的国际分工转向中间产品制造的国际分工，从而贸易方式也不断从产业间的贸易转向产业内以及产品内的贸易。形成了作者描绘的以下几种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关系见表3。

      

      经济学家们就是依据这样一些生产、分工和交换的类型来解释当代国际贸易现象并由此提出他们的理论观点。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E.F.Heckscher)和俄林(B.Ohlin)的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的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间分工和产业间贸易现象，即资本技术要素密集产品与劳动、资源密集产品的分工与交换，并由此奠定了垂直分工的理论含义。早期国际贸易理论对后人具有长远影响的地方还在于研究对象一直是关注最终产品的贸易。因此解释最终产品的新贸易现象也成为重要的学术流派，尽管在时间上这种理论解释并不早于解释中间产品贸易的理论发现。二次大战以后，发达国家之间最终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1961年林德(Stanffan B.Linder)提出重叠需求理论，解释了最终产品产业内贸易的起因；1966年，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提出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比较优势理论与资源禀赋理论动态化，将市场营销学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技术进步结合起来，解释了二战后一些国家从某些产品的出口国变为进口国的现象，阐述了国际间产业转移的规律，解释了技术差异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1979年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的新贸易理论提出最终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基础是企业规模经济与消费者偏好多样化。21世纪初的所谓新新贸易理论(Melitz，2003)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揭示了同行业内不同企业的生产率差异，因此具有相同比较优势的行业内并非所有企业都具有出口竞争力，解释了比较优势相近行业的国家之间，因不同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也可以产生水平型分工和贸易的现象。

      相对于最终产品，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比较复杂，它既可以在产业间交换，也可以在产业内交换，再细分还可以在某一最终产品内不同中间投入品之间的交换。所谓产业内，即按照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至少前三位相同，即至少属于同类(Division)、同章(Chapter)、同组(Group)的商品。这个标准分类已经很细，足以区分产业内与产业间的产品区别。但如何区分产业内中间品与产品内中间品却一直是个难题。如果采取再细分下去的四位数以上编码，如建筑设备(7239)、专门机器(7285)、专门电气设备(7783)、专门机器附件(7788)、光缆(88419)、蓄电池(77812)等，其实也很难界定出它们究竟是产业内的中间品，还是产品内的中间品。在已有的研究中，三位数以上编码的中间品往往是不区分产业内还是产品内的中间品。由于对它们的区分，学者们始终难于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分类标准，因此作者认为，从制造范式来看，无论产业内分工，还是产品内分工，都是产业链的逆向分解，非核心模块和制造环节大量外包，所不同的是这种分解和外包的策略是不同的，有的是依据技术专门化和生产质量决定的外包策略，如美国波音飞机的大量零部件是由欧洲生产商供应的，因此它属于水平型的分工，这种贸易是中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有的是依据细分市场和交易成本决定的外包策略，如大量在发展中经济体成长起来的委托加工生产和贴牌生产，即属于垂直型的分工，贸易形式更倾向于是中间品的产品内贸易。因此作者主张采取经济学定性分析的办法，即以资本技术要素密集和劳动、资源要素密集的区别，定义水平型分工和垂直型分工，并区分产业内和产品内贸易。当然，作者的定义并不解决统计分类问题，只说明了贸易发展的趋势，而实际上经济学家对中间产品贸易所作的研究，主要的视角也是对准垂直分工，解释的方法也主要运用要素禀赋理论。

      解释中间产品的产业间交换，不需要更新的理论，它其实与解释最终产品的产业间交换的逻辑相同。Batra & Casas(1973)运用H-O模型，分析了比较优势在中间品贸易中的决定作用。此后，许多西方学者包括中国学者都沿用比较优势的理论来解释中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包括产品内贸易)，比较有代表性的是Egger & Egger(2005)研究了欧盟12个国家的双边加工贸易，认为比较优势的影响是这种贸易的主要因素，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标准的H-O模型来解释。也有人认为企业规模经济是产业内乃至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基础，提出了分散化是世界经济新的生产方式的观点(Amdt & Kierzkowski，2001)。可见在解释中间品的产业内贸易方面，学者们往往不区分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中国学者徐康宁和王剑指出了这个问题，“发达国家之间的零部件贸易似乎偏离了垂直分工的标准模式，更接近于产业内水平贸易的模式”；他们从各国资本和技术要素的专业化优势的角度解释了零部件产品的水平分工和贸易(徐康宁、王剑，2006)。这两位作者正确地指出了中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存在水平型和垂直型两种分工方式，这就为作者区分中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与产品内贸易提供了分析基础。早期国际贸易研究文献中也有关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研究。如Balassa(1967)提出了“垂直专业化”的概念，分析了一个产品在多国连续生产并增值的过程。进入贸易自由化舆论席卷全球的世纪之交，Hummer(1998)解释了垂直专业分工的三个特征，强调垂直分工必然至少使一国在生产中使用进口产品，而产出品又大多出口，即必须包括进口和出口两个过程。后来的Hummels et al.(2011)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的全球贸易，认为垂直分工是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垂直分工的发展又源于运输和通讯的技术进步以及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因此可以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得到普及，中间品的垂直分工贸易成为21世纪世界贸易的主要方式。他们用交易成本学说拓展了要素禀赋理论，成为关于中间品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许多学者运用胡曼尔斯等人建立的分析框架和指标测算了不同国家制造业垂直分工水平并解释出口增长的原因。

      上述的理论回顾说明，从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以来，世界贸易的快速增长是源于中间品产业分工的深化，特别是中间品垂直专业分工的深化。

      三、分工深化趋势减缓的证据及其表现

      Krugman(1995)曾经说过，全球贸易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产品贸易的迅速扩展。这当然主要是指中间产品的产业内水平型分工和产品内垂直型分工推动的中间品贸易。而全球贸易能否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继续迅速增长，当然也主要取决于这两种类型的中间品贸易是否仍然具有强大的潜在能力。表5、表6和表7的数据说明，近3年来世界贸易增速趋缓的根本原因在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国际分工深化的趋势减缓了。

      

      理论上说，全世界的出口等于进口，因此学术讨论中关于世界货物贸易额的数量往往可以用世界出口额来指示，但进出口价格又是不相同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进口额大于出口额(个别年份由于不同国家的汇率、价格的变动会出现出口额高于进口额的偶然现象)，因为出口按照离岸价格计算，进口按照到岸价格计算，到岸价格包含了运输和仓储成本，甚至还包含了跨国公司的价格转移。从表4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货物贸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0年至1999年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2000年至2008年，2008年至2014年是第三阶段。世界货物出口金额在这三个阶段的年平均增长率是：6.5%、12.5%和3.9%；世界货物进口金额在这三个阶段的年平均增长率是6.5%、12.1%和3.6%。第一阶段是垂直专业分工开始大发展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垂直专业分工发展的鼎盛时期，第三阶段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和世界经济缓慢复苏时期。考虑到商品价格波动的因素，表4中也列出了货物贸易实物量指数的增长情况，这三个阶段的货物出口量指数增长率分别是：6.2%、5.8%和1.9%；货物进口量指数增长率分别是6.4%、5.8%和1.9%。这说明，世界货物贸易增长的总体趋势是逐阶段降低速度的，但在第二阶段，虽然贸易量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价格是上升的，因此贸易额增长更快，而在第三阶段，贸易量增长速度的下降明显快于贸易额增速的下降。因此有理由确信，自2009年后，世界贸易增长处于量价齐跌的阶段。而这种量价齐跌的现象又与世界产业内贸易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表5列出了16个国家的1990-2013年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国家的选取是按照2012年出口和进口贸易中份额较多的国家，这些国家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占到了世界贸易份额的一半以上，并且在选取中考虑了国家的分布区域，产业的选取按照SITC(Rev.3)的3位数编码产品的262种产品，贸易对象为世界其他所有国家。

      

      表5显示，除了荷兰、捷克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出现逐阶段小幅上升外，其他13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指数都是下降的，美国是在第二阶段明显下降，第三阶段有所回升，但指数仍然低于第一阶段。这说明，世界贸易增长出现量价齐跌是与世界性的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收缩相关联的。当然，上述产业内贸易指数是将每个国家SITC分类下所有产品(包括最终产品和中间品)的贸易额进行统计，然后计算其在总贸易额中的份额，赋予权重，根据每项分项目权重加权计算产业内贸易指数。然而，即便只观察中间品贸易，如表6，情况与整个产业内贸易的趋势也差不多。

      

      

      从表6和表7可以看出，1998年以来，世界中间品贸易的总金额呈增长趋势，但2012年以后的增长明显放缓，2000-2008年的9年间，世界中间品的出口贸易年平均增长达到13.1%，而2009-2013年5年间，年均增长降为4.6%；进口贸易从13.6%降为4.2%；亚太地区的中间品贸易与世界总体趋势基本一致，虽然总金额一直增长，但增长速度放慢，出口从同期的年均12.1%降为6.1%，进口从13.8%降为6.4%；欧盟的中间品贸易从1997年开始就呈现增长态势，但2011年开始增长放缓，2013年出现急剧下降。按照同期比较来看，出口年均增长从7.9%降为-3.8%，进口从年均增长8.2%降为-3.9%；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状况更为糟糕，其中间品贸易从1995年以来的增长态势到2011年中断，2012年和2013年遭遇了塌方式下降。该两年的中间品进出口现价金额几乎倒退回1995年的水平而低于1996年的绝对值。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作为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由国际分工深化推动的中间品贸易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能量，这反映了世界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尤其是垂直专业化分工以及由此推动的贸易发展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即由世界第5次科技革命带来的通讯、信息技术发展，特别是计算机软硬件产业导致的世界新的分工、产业布局以及贸易发展即将告一段落，正在等待新的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的崛起，以及世界分工的新发展。近几年人们谈论和憧憬的世界第6次科技革命，即以新能源、复合材料、纳米材料、互联网、新能源汽车、信息网络、个性化的数字制造和智能制造等新技术，使人类生产转变为全球个性化制造范式，其特点是满足个人的独特需求；其产业特征包括：生产系统本身可以进行重构，从而满足产能和产品功能的任意调整；“产品-工艺-商业模式”一体化；3D打印在航空和汽车制造业的应用成为典型案例；基于模块式开放架构的技术基础，加上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添加制造技术等，使可重构的生产系统成为竞争的关键因素。企业决策更注重对多样化、多变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产业组织向网络化和生态化发展；研发、设计的社会化参与，等等。由这种制造范式推动的生产结构和组织，并未成为产业化发展趋势，由此推动的世界新分工格局尚未露出端倪，而在此之前，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也将不可能重现。

      产业内和产品内以及垂直专业化分工动力的减弱还表现在世界直接投资势头的减速。从20世纪以来，世界分工促进贸易发展愈来愈依赖全球直接投资的增长作为媒介因素，世界直接投资造成了国际化生产网络，使世界新的分工格局得以形成，因此，世界直接投资也是世界分工发展状况的重要参数。

      表8显示，2009年后世界直接投资处于波动状态，但到2013年其流入量的绝对值都没有恢复到2006年的水平，距离2007年的峰值还很远。2015年1月29日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修正下调了2013年世界直接投资的数据并披露了2014年世界直接投资的预测值，它失望地公布：“2014年，由于全球经济的脆弱性、政策的不稳定性和地缘政治的风险，全球FDI下降到1.26万亿美元，同比下降了8%。其中，美国的大幅下滑降低了全球的平均水平。”④而《世界投资报告2014》则指出，尽管危机后中央银行实行宽松政策，大型企业融资相对容易，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十分谨慎，宁可选择持有现金、偿还债务或分红，2013年全球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当年现金持有占总资产比重超过11%，比2006-2008年间高2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则高达12%；2013年世界500强发行的债券几乎不到2008年的三分之一，低于5000亿美元，而用于股份回购和红利发放则达到1万亿美元。这些分析都反映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迷茫状态。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通讯、计算机和信息产业为标志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了世界贸易和世界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形成了国际社会津津乐道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但这个势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传统的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已经减弱，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正在进入深度调整并等待新的科技革命到来的“新常态”。

      

      四、中国外贸步入新常态的事实与增长预期

      按照美元计算，从1982年以来，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只出现过三次负增长，1982年-5.5%、1998年-0.4%和2009年-13.9%；大体上20世纪80年代平均增速为12.9%，90年代是22.5%；2000-2008年是24.7%，2009-2014年是10.1%，特别是从2012年以来，连续三年出现了进出口、出口和进口个位数增长速度的状态。从表5已经得到中国在2009-2013年间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平均值低于以往两个阶段的数据，从表9中还可以看到2012年和2013年中国中间品出口和进口的增长率趋于下降的数据，可见，世界范围内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趋势减缓的状态在中国的对外贸易领域中也已得到明显的表现。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起牵引布局作用的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也引证了国际分工势头的减缓。自90年代中国大量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以来，制造业吸收外商投资的比重占有压倒优势，这是国际资本在中国布局世界性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的表现，根据中国商务部外资统计，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吸收外商投资的比重明显趋于下降，而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的比重明显上升。以实际资金使用金额来看，2002年服务业吸收外资121亿美元，占总量22%，制造业吸收368亿美元，占比为67%；到2010年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产业部门吸收的外商投资分别达到496亿美元和487亿美元，占比分别为47%和46%；而从2011年开始，两个产业部门吸收外商投资的比重发生逆转，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而到了2013年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已升至614.51亿美元，不仅超过制造业的455.6亿美元，而且占比过半，达到52.3%。2014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196亿美元(不含金融类)，其中服务业吸收外资达662.3亿美元，占比上升到55.4%，高出制造业2.2个百分点。⑤

      

      那么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增长是否对国际生产分工有影响呢？尽管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持续增长，但从投资结构来看，也不表明中国企业在主动布局世界性的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2年中国企业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中的投资存量占33%、金融业占18.1%、采矿业占14.1%、批发和零售业占12.8%、制造业占6.4%。2013年，这个比重依次为25.1%、14%、23%、13.6%、6.7%。⑥2014年中国企业累计实现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72.5亿美元，采矿业193.3亿美元，批发零售业172.7亿美元，上述3个行业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⑦虽然公开信息没有披露制造业对外投资的数据，但显然不属于投资的主要领域，姑且以7%的占比计算，累计中国企业在制造业的对外投资存量不超过540亿美元。据此判断，中国制造业企业还不具备在全球布局国际分工的条件和能力，对世界性的产业分工也不具有较大的影响。

      尽管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连续3年降低为个位数，但始终没有改变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在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比重不断提高的趋势。从2001年至2014年的13年间，中国货物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4.3%提高到12.2%，年均提高0.67个百分点，从2008年以来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进口占比提高幅度稍低些，但趋势基本一致。由此可以采取以下计算方法来预测2015年至2020年中国外贸的增长情况。

      根据1990年以来的发展趋势，世界(进)出口与世界GDP之间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特别是2006年以来，除去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其他年份世界出口总额都占世界GDP的25%左右，据此，可以25%为占比均值，方差为1%(这里考虑到各种外生冲击，例如石油价格波动等，但未考虑政策因素和统计方法的变动)的正态随机分布模拟世界出口占世界GDP的比重，抽样1000次，然后根据这1000次的抽样结果得到世界出口占世界GDP的均值，以此作为世界出口占世界GDP比重的值；考虑到国际贸易实际中离岸价和到岸价的区别，根据2010年以来世界进口占世界GDP比重的经验数据，以25.25%为占比均值，方差同样为1%，重复世界出口占比的抽样方法，得到世界进口占世界GDP的均值，以此作为世界进口占世界GDP比重的值。

      根据1990年以来的趋势还可以发现，中国(进)出口额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也存在稳定的变动趋势，特别是2006年以来，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每年递增，递增的平均幅度略高于0.5%；中国的进口占世界进口的比重也是每年递增，递增的幅度都在0.3%左右，但在2014年出现下滑。据此，并考虑到各种可能的外生冲击，我们分别假设三种情况：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比重每年提高0.4、0.5和0.6个百分点；中国进口占世界进口比重每年提高0.2、0.3和0.4个百分点。

      根据1990年以来的趋势，假设2015年至2020年间世界GDP年均增长3%、3.5%和3.8%三个情景，以世界银行预测⑧的2014年世界GDP增长2.6%的世界GDP总值为起点计算出2015-2020年的世界GDP；然后根据世界(进)出口与世界GDP的关系，分别计算出世界(进)出口额和增速。进而，根据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进)出口比重逐年提高的三种可能增幅分别计算出中国(进)出口规模及其增长速度。完成上述计算，就可以得到2015-2020年期间可能的9种中国(进)出口增速高于世界(进)出口增速的幅度，进而得到表10中的该幅度的预测区间和预测均值。

      

      从表10可以看出，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增速都将高于世界水平，但趋势递降，前三年中国出口增速高于世界出口增速约4至5个百分点，后三年降为3至4个百分点；进口增速高于世界水平的滑落则较为平缓。后5年都保持2至3个百分点。

      五、评价思路转换的依据、价值取向和指标研究

      上述分析说明，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中，如果我们继续采取以往对开放经济发展的评价思路，主要以中国对外贸易和吸收外商投资增长的幅度和规模作为评价的主要依据，可能并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相反，如果没有这些炫人眼目的数据，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并不成功呢？因此要讨论评价的思路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新思路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深入认识和理解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转换评价思路具有重大意义。

      (一)以我国对外开放的三大总体目标为依据

      首先是完善一个新体系：即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个开放型经济新体系覆盖的范围是全方位的，它包括了开放的部门和领域、空间配置、开放方式、边境上和边境内的改革内容以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要求(裴长洪，2013)。完善这个体系还具有三个特殊的政策含义：(1)互利共赢，这就要求中国进一步扩大从贸易伙伴中进口商品与服务、让世界分享中国市场的红利，并增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东道国福利。(2)多元平衡，即要求进出口贸易平衡、国际收支平衡、沿海与内地开放平衡、深化国内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平衡、双边与多边及其他合作方式的平衡、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权利与义务的平衡。(3)安全高效，这就要求在扩大开放的同时要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的能力，保障国家能源、粮食、食品安全；促进生产要素内外流动，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水平。

      其次是构建一个新体制，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个新体制主要应包括四方面特征：第一是建立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相适应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这主要体现在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之中；第二是逐步建立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相接近、相适应的新体制和机制，以应对当前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中正在酝酿的国际新规则；第三是建立具有支撑新体制的战略纵深和更优化的空间布局，使新体制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与更大的国际经济合作空间；第四是逐步培育具有与海洋战略意义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促进我国海洋经济建设并向海洋强国迈进。

      再次是培育一个新优势，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它不仅包含我们过去常讲的生产产品和生产经营行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它还具有更深刻的内涵：第一仍然是市场竞争优势，但我们过去依靠的是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的要素禀赋优势，而现在要培育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管理的新优势；第二是体制优势，即要以开放促改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优势因素；第三是规则优势，即培育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起新倡议、新议题和新行动，更有能力提供全球公共品，履行大国责任。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三大总体目标来看，我们并不主要追求贸易投资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而是要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培育参与、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遵循这三大目标，是我们评价开放型经济发展成效并转换思路的根本依据。

      (二)以参与未来世界经济构建和人类关怀为价值取向

      这可以从近两三年来国家着力实施的对外开放“三大战略”来分析。在以往党和国家的文献中，对外开放举措中被冠以“战略”的名称有两个，一个是“走出去战略”，一个是“自贸区战略”；从近两年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对外开放的多次讲话以及中央关于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来看，“一带一路”事实上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因此，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实际就是着力实施这三大战略。

      以往我们对“走出去”战略的认识往往仅理解为了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在新的开放形势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不仅要追求以往的目标，还要有更多的追求和目的，这包括：为保障国家能源、粮食、食品安全作出贡献、构建自主的跨国生产经营价值链、整合全球资源，并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流通循环的重要载体；还要求体现互利共赢，增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东道国福利；要参与未来世界经济的构建，体现更多的人类关怀。中国企业如果还只是像上世纪那样只是在中国之外卖掉自己的产品，那中国企业是不可能赢得世界欢迎和尊重的。正如马云在2015年1月达沃斯论坛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得那样：其实中国自身的市场足够大，但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一员，中国企业有责任思考为世界创造中国的独特价值。假如我们的出发点不是到海外挣钱，而是去为世界创造自己的价值，顺便也挣一点钱，这可能就是中国企业在21世纪的全球追求。中国企业家应该身体力行这种责任和追求。你的责任有多大，你的影响力就有多大，反之，你的影响力有多大，你的责任就有多大。⑨马云的话代表了21世纪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义利观和价值观，是我们诠释和评价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成效的新视角。

      从自由贸易区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也可以分析出这种价值取向的转变。我国目前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有两类，一类是我国单方自主的对境外所有经济体开放的自由贸易区，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另一类是双边或区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协议的自贸区。第一类自贸区包含了许多对外开放的新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以及具有接受国际新规则压力测试的政策含义。目前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部署，依托现有新区、园区，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2015年1月29日国务院发文推广复制上海自贸区经验，包括全国推广28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6项。⑩

      第二类自由贸易区在2014年中韩、中澳自贸区谈判结束之前，合作方多数是小经济体，主要功能是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相互提供关税的最惠国待遇；在原有贸易规则基础上有选择地扩大少数领域的开放。而中韩自贸区的新意义在于，韩国是全球第14大经济体，中韩贸易将近3000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量，最后达到91%—92%的产品零关税，这也是一个对中国扩大开放的压力测试。澳大利亚的经济制度和法律法规几乎与欧盟没有区别，如果说中国能够和澳大利亚达成一个高水平的，涉及几乎所有目前自贸协定谈判的各种议题，包括边境上和边境后的议题，也包括我们称作为21世纪新议题，它的意义在于，中国有能力也有自信，全面地参与全球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的高标准的自贸协定谈判。

      更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的是启动了亚太自贸区议程。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场上表示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这是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这是第一次由中国首倡、中国设置议题、中国提出行动计划和时间表的国际经济治理新方案，也是未来中国在制定国际规则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标志。

      对“一带一路”战略，境外一些媒体称这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这是很大的误解。首先，“马歇尔计划”与二战后的冷战密切联系，而“一带一路”则是中国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对外经贸政策的体现。目前我国已与11个邻国签署了陆地边境口岸开放及管理问题的双边协议，协议开放口岸100多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将使这种经济贸易活动扩展到更多领域并辐射到更广泛的地区。推动实现区域内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其次，前者是财政资金援助为主，后者是一套发展规划，采取生产性投资和市场运作机制，既包含合作伙伴的发展项目，也是新常态下中国自身培育经济增长动力的新途径。今天，发展相对滞后的中国西部理应成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目的地，但基础设施落后妨碍了产业的合理转移。通过“一带一路”可以撬动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向西和向南的对外开放。带动中国现有产能和优势产能(如高铁)，开辟新的出口市场。再次，前者是冷战思维下的“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产物，而后者是中国对现行国际能源治理结构、金融治理结构不完善的补充。中国的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较高，这些资源主要通过沿海海路进入中国，渠道较为单一。“一带一路”能增加大量有效的陆路资源进入通道，从而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同时也就是保障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安全。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设立，确实也是对整个全球经济治理和金融治理结构的一个补充，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获得资金支持，从而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以上种种，都体现了中国正在实施的三大开放战略，其目的主要都是参与对未来世界经济的构建，从而为世界创造更多的人类关怀和承担自己的责任，进而再惠及自己。因而对其成效的评价视角也必然要发生转变，而不应再抱着过去“开放红利”的旧观念不放。

      (三)评价新思路的指标化研究

      如果我们需要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把新的评价思路指标化，则需要对以往习以为常的指标体系加以改造和补充。回顾在制定“十二五”规划中，有关商务发展的指标涉及对外开放领域的有：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增长幅度和规模、一般贸易出口中高新技术产品比重、国际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目标、及农业、服务业比重、中西部比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对外输出劳务人员、制造业对外投资比重等。这些指标在今天虽然仍需保留，但显然应当把我们过去不够重视的问题加以补充，如应当体现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体现互利共赢，体现体制机制改革的进展，以及培育新的竞争与合作优势、提供全球公共品的情况。为此，建议在“十三五”规划安排中研究和制订下述指标：

      1.货物出口贸易增长速度的合理区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占比以及中国货物出口世界份额上升的预期目标。

      2.扩大货物进口贸易规模和优化结构的指标。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是改善经济供给面的重要内容；对于一国宏观经济管理而言，除了强调需求管理以外，进口贸易结构调整也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手段。在进口贸易结构的调整中，要重视不同类别进口数量与结构的优化以实现经济增长预期。

      3.服务贸易发展的指标。发展服务贸易是优化外贸结构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要认识到，从世界贸易发展趋势看，服务贸易增长快于货物贸易，这是一个长期趋势。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既要立足于提高某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缩小逆差，又要容忍某些行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维持逆差状态。因此要设立服务贸易各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指标，以检验服务贸易发展的动态趋势。

      4.吸收外商投资的合理增长规模指标。为了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可以设立单项外资的资金投入规模指标，同时设立三次产业外商投资占比和中西部占比的指标。

      5.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数量增长指标、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式指标、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中国企业海外雇员数量指标和当地经营业绩指标。指标引导的政策含义是：构建自主跨国生产经营网络、与东道国互利共赢、促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6.自由贸易区制度创新的指标。这包括，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创新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指标；贸易便利化和物流成本的指标；法治化、国际化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指标；商业银行中被批准的自由贸易账户利用情况的指标；人民币离岸业务和离岸债券市场发展的指标。

      7.双边和区域合作的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指标，特别是设立新议题的自贸区发展的指标。指标引导的政策含义是，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设立、推进中国—海合会、中日韩、RCEP、中国—斯里兰卡、中国—巴基斯坦第二阶段降低税收等自由贸易协议谈判；推进中欧自由贸易区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和谈判。

      8.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投资项目批准、投入运营的指标。

      9.参与制订各类国际性贸易、投资、金融等规则的指标，以及在各类国际组织中提供经费、提供人员和提供咨询服务的指标。

      10.全球责任和影响力指标。如在联合国和20国集团等主要平台之外，积极参加金砖合作、气候谈判、电子商务、能源安全、粮食和食品安全以及贸易金融等全球性协议谈判中提出的新主张、新倡议、新议题的指标。

      ①www.thepaper.cn/newsDe…2014—11—11。

      ②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网站，数据没有经过季节性调整。季度数据加总不必与其他地方出版的WTO统计出版物或在线数据库数据一致。

      ③转引自周武英报道《国际机构称：贸易全球化巅峰期已过去》，《经济参考报》2014年11月20日第5版。

      ④数据引自：“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ebdiaeia2015dl_en.pdf。

      ⑤引自《外商对华投资增长动力未减》，《经济日报》，2015年1月31日第4版。

      ⑥引自商务部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2)、(2013)。

      ⑦引自中国经济网，2015年1月21日上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国际商报》2015年1月22日第1版。

      ⑧引自世界银行2015年1月13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

      ⑨引自任彦：《新常态应考虑“长”而不是“增”》，《环球时报》，2015年1月24日第4版。

      ⑩引自《上海自贸区“经验清单”出炉》，《国际商报》，2015年1月3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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