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异质同觅国魂——中日高校德育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魂论文,德育论文,中日论文,高校论文,异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不仅决定其物质基础和社会结构因素，而且一定还将伴随着强有力的精神因素。在近代新兴工业国家中，迅速起飞的经济背后，一定有一种特殊的、同步发展的精神，即特殊的价值观，特殊的信念，也可称之为“国魂”。
“国魂”不是自然形成的，主要是靠教育获取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教育，（当然包括大学德育），绝不能脱离市场经济体系而自行发展，只有适应本国社会及经济发展的教育，才有生命力。检查德育是否成功的标准，也只能是看它能否适应和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
日本是世界上在短时期内由经济追赶型到竞争型成功的典型国家，也是重视德育的典型国家，号称第二日本的韩国及其它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国，多数以日本为榜样，起到了经济迅速崛起的效果。
我国起动市场经济机制不久，深入研究探讨日本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及市场经济的德育配套工程，无疑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深远意义。
一面镜子
检验一种社会制度优劣，关键在于它能否充分发挥本国的优势，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以同类国家相比，在短时间内提高生产率，增强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为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如林诸国中有一定实力打好基础。
日本是非欧美国家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时效观，市场经济德育观，确实是经济追赶型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一面镜子。
一、精神无极限文明
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经过世界各国实践，已形成一定的内在体系，并按一定法则形成一定运行规律。就象天体运行规律，各星球必须按一定运行轨道行进，否则就会碰撞。
市场经济运行，必不可少的是文化条件，精神因素。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讲：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生，不仅需要一定的物质“质料”，而且需要一定理性的经济伦理或精神，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产生革命性综合。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能出现的。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作为儒教教育圈的一员，充分发挥儒教教育系统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例如：敬业、勤奋、节俭等，但日本不拘泥于儒教体系。因照搬儒教不足以产生日本工业文明的驱动力，而出现了人才模式革命，即从“和魂汉才”向“和魂洋才”的转变。
日本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证明，现代经济发展必须有精神要素配套，但不一定象西方经济发展时以之配套的基督教。日本的和魂中有儒教成份，也有从西方引进的“创造”成份，综合各国优势，形成了“日本化”了的“精神食粮”。
日本多数企业家又是教育家。曾任大平正芳内阁外相的大来左郎先生是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决策人之一，他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他曾讲过：“重建日本经济的基本条件是教育，社会已不是最初的独立个人的集合体，而是多层次的专家的立体组织，教育必须培养出勤奋的，以工作为天职的劳动者”。
研究日本的各国专家都对日本经济发展之快给予深入研究，赖肖尔在《日本发展的主要因素》中提出：“对于非欧国家来说，可供参考的第一个问题是，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至少是起作用的因素，19世纪日本具备而其它非欧国家欠缺的因素究竟是什么，作为其中关键因素之一，最明显的就是当时日本所具有的强烈的国家意识，而其它非欧国家进入20世纪才开始形成较强烈的国家意识。此外，在欧洲与日本，遵守纪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国民具有高度的法制观念；富有强烈进取气氛的企业精神，义务感和追求具体成绩的伦理观等，这都明显地成为有助于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日本人经过百年动荡史，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出不少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结论：爱国是国民素质的重要标志，日本人的爱国问题基本解决了！办企业不能见物不见人，见物不见人是办企业的大敌，因为“企业就是人”。
人的本质是精神，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在于社会性，而不在于自然属性，日本的经济增长也证实了这一点。日本人利用投资进行生产和拥有消费品一样感到自豪；将提高工作场所的环境条件比设计提高家庭中的生活水平看得更重要。研究日本问题的美国专家瑟罗讲到日本企业为什么效率高时说：“日本人的秘密在于，他们会利用人民中间普遍存在的一种想建设、想属于一个帝国，想征服相邻帝国，想变成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的经济强国的愿望。他们的目标是实现最大限度的市场占有率的最大限度的增值（一个包括利润和工资在内的尺度）而不单纯是最大利润”。
我国随着市场经济机制运行，充分体现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对人才标准也在发生转移，对人才非智力因素逐渐加倍给予重视。就是三资企业也提出：最好给共产党员，因实践说明共产党员和要求入党的大学生素质较好，有敬业精神，起码不跳槽。
二、“母子关系”迁移
日本人特有的“日本精神”，并不是自然演变而成的，有人将日本人的素质归于日本大和民族特有的素质，有的人将其归于日本特有的村落文化，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从政府到国民都有一个信念。《教育才是生金属的母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多少世纪以来，特别是发动产业革命的欧洲国家，教育的发展一般是在经济增长之后发生的，现在的教育发展正倾向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日本就是首先成功的典型国家。教育先行，提前为经济起飞准备好各种人才，这是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日本教育现代化是与日本经济现代化同时甚至是超前发展的。
日本的模式应该为教育是科技（或经济）之母，而不同于欧洲模式，经济为教育之母。从教育投资角度看，日本教育投资约占国民生产总值4.1%，世界各国平均2.6%，我国93年还未达到平均水平。而且日本人民的教育意识较强，除公费外，集团、个人资助教育的也很多。以大学为例，日本私立大学费用来源12%来自学费，36%左右来自国家资助，剩下的经费一般为民间资助，而且日本大学70%为私立大学，如果将这些费加起来，日本教育经费在发达国家中也占前列。
提到教育，人们往往理解为专业教育，现代教育已是全国素质的培养。请看日本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以完成陶冶人格为目标，培养爱好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的价值，尊重劳动与责任，充满独立自主精神的身心健康的国民作为和平的国家及社会的建设者”。教育目的在于陶冶人格。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精心培养德、智、体协调发展中寻求“真、善、美”的宽广的胸怀与“健康的体魄”。其中包含理性的、感性的。伦理的、逻辑的、感情高尚的情操作敬仰超人的心理等等。
日本教育反复强调，在物质繁荣与生活方便的后面，孩子们没有充分形成基本的生活习惯，缺乏自主性，精神与肉体都显得软弱，在物质丰富的现实社会中反而没有形成坚强的自我精神，缺乏自我抑制力和自立自主精神，责任感与规范意识。这种情况反映了今日教育危机的根底——文明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如果对此放任自流，那么实现个人尊严、个性的尊严和完成陶冶人格的目的都是不可能的。并反复强调，个人并不是单独一个地在社会上生存，因此，作为“和平国家和社会的建设者”，应当具有尽责任的精神，对他人关心，为社会服务的精神，爱国爱家乡的心，新生社会规范和法律秩序的精神，还要有对待与自己不相同的人共事的宽容人。
与日本相比，我国对教育重视程度还有差距，投入也不足。在德育工作中，从机构及人员配备上有很多好的经验。但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与受教育者发生共鸣也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互为师生
日本近代化一般都以1868年明治维新划分，至今百余年有余，她比西欧国家工业化革命所经历的时间要短得多，在诸多原因中，有一些是模仿西欧一些做法，并进行日本化改造，走了一条“落后国”的优势道路。因为当时欧洲工业革命史无前例，谁也不能指望国家对未来透视那么清楚。而迟发展国家却可做到走捷径。对于“落后”国家来讲，可参照发达国家经济来识别自己的未来。
我国是日本之后的迟发展国家，即可参照欧洲的工业革命，又可参照日本如何嫁接西方文明，中日存在源远流长的，又是很多国家不能比拟的“近亲”互为师生的交流史，为我们向日本学习经验提供了可能，研究日本经济，不可能不涉及科技，而科技又离不开教育。中日教育交流历史上曾出现三次高潮。
第一次为古代隋唐时期，日本先后派十六批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佛教礼法及教育，有的人学习时间长达二、三十年，这些留学生回日本之后对日本的革新和日本社会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保持现在的奈良等市的古老建筑仍可看到学习隋唐的痕迹，这次学习交流高潮，基本上是中国为教师，日本为学生，日本人也自认为这个时期是一个向中国学习而且令人骄傲的时代。
第二次高潮1896—1911年，这次交流高潮出现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并于1894年发动了甲午战争，日本击败了满清王朝政府，使中国改变了对日本当学生的看法。中国出现了“远效欧美、近仿日本”的留日运动，大量中国留学生赴日考察日本教育及各方面改革，并聘请日本有影响的教师来中国任教、讲学，形成了具有“日本教习”特点的时代。中国一改两千年的长者地位，变为学生，拜日本为师，成为中日教育关系中以日本为主体的交流时期，这次留日高潮也为辛亥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次高潮是在1972年中日建交至今，是中日关系史中最广泛，内容最为丰富的，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时期，其特点是两国各以主权国身份相互往来，交流是在平等的、友好基础上进行的。这次交流规模大，发展迅速、内容广泛。中国向日本主要学习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政治经济、教育等等。日本向中国学习传统医学，传统艺术，传统文化等等，做到名符其实的“互为师生”。中国正逐步走向市场经济，中日的交流（包括教育），对中国经济发展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当然，中日教育交流史也出现过一段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史。随着日本侵华，日本军国主义打着教育的幌子大搞奴化教育，为日本侵华服务。尽管如此，中日民间教育交流从未间断过，在整个中日教育交流中，友好是主要的。无论何时，互为师生的关系总是以官方，民间的各种形式，各种渠道表现出来。
这一师生关系与中日两国存在密不可分的文化渊源有关，儒教育文化圈的文化特点，为两国相互学习，互相渗透，对促进两种政治、经济、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日两国教育交流史的三次高潮，无论哪方为师，只要留学热潮在本国兴起，那就不仅标志本国落后，更重要的是标志本国的经济振兴，因为教育历来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基础。
中日两国存在近两千年教育交流中，其内容远远超出教育范畴，任何一项交流不可能是单一的，以此也可看到除教育之外两国相似之处，就文字讲，日本语言的汉字多数来自中国，1945个汉字尽管存在音、形的不同但义相同为多。两国由于长期交流，相似之处也甚多。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如国家意识、全民倡导的国家，民族精神，责任感、义务感，敬业及奉献精神等等，两国确实存在相似之处。
近年来，由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也相对形成一套自己有特色的风格。尤其日本人具有的倾向集体领导方式，朴素协作、分工负责，团队及企业精神，形成集体竞争力，凝聚力，统称为“集体主义方式的资本主义。”
日本人习惯于借鉴外国文化及先进经验，有人夸张地讲：一个现代国家的文明，有90%的移植和10%的创造，日本就是这种模式。
共融与冲突
多数人认定世界四大文明圈，即欧洲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基督教，以中国为发源地的儒教，以中东地区为主的伊斯兰教和印度为主的佛教，日本当然被人们划为儒教圈，但深入研究日本文化之后，就会感到日本对儒教的信仰只能说是日本式儒教。
一、“日本式”儒教
如果从地理位置和中日两国长期交往史的视角去看日本，将日本划分儒教文明圈是可以理解的，去日本考察过的人，尤其到具有古建筑的旅游区，如京都、奈良、镰仓等，到处可以看到仿中国的古建筑，更可看到内容涉及隋唐时期中日友好交流史，很多古籍也染上中国古代的色彩。加之中日都认可的古代中国若干童男童女去日本落户故事，就是日本文字，其中占1/3的汉字也是从中国传入的。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虽然对儒教进行了嫁接，但不能不说日本的文化有中国文化因素。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作为企业界领袖经历了江户、明治、大正、昭和四个时代，参与了日本走向现代的整个历程，对日本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他27岁曾赴欧洲考察过那里的先进产业和经济制度，1868年参加了明治维新，并任明治政府的大藏省长官。33岁弃官经商，创办了日本最早一家国立银行，王了造纸厂、共同运输公司，他一生创立过500多家企业，到了85岁高龄时，由于积累了丰富经济，有成功之道，被日本财界“二松讲堂”讲授《论语》，他的讲义充满趣味故事，都是从业中对《论语》的深切感悟，后来人们将他的讲义成书《论语与算盘》。1931年他善终之后，后世日本为了纪念他，为他塑造了铜象，铜象的一只手拿着《论语》，另一只手拿着算盘。
在《论语与算盘》这本儒家式经营理论著作中，他为日本经济发展确立了“义利合一”指导思想，并以儒商的典范影响了日本几代企业家，为儒家文化在现代改革中如何发挥作用树立了活生生榜样。
当然，涩泽荣一不是生搬《论语》原话，而是结合日本当时的改革，工商企业界的精神需要，紧密结合而用，所以起到了很好作用，例如：将工商兴旺作为富民益民之本，将“士魂商才”作为当时的人才标准，所谓“士魂”即指儒家义理熏陶出的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道德精神，所谓“商才”，即指实现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所必须的商业才干。总之《论语与算盘》是东西合壁的成功尝试。在研究日本化儒教时，切不可忘记时代性和有限性。
二、嫁接式文化优势
在一个现代化国家中，无一不搞改革开放，而在改革开放中，又无一不嫁接别国的先进经验。日本只能说较一般国家甚之，她历来采取接纳、改选、融合的原则。有选择地学习外来文化，是日本民族始终坚持的。例如，日本长期学习、引进中国文化要素，但并没有采纳中国的科举制、宦官制，日本人学习中国儒教，但以日本化的儒学核心“忠”取代了中国儒学核心“仁”，日本人引进中国道学，但却过滤了其追求个人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消极方面，代之以原始神道的万物有灵与爱山河、尊祖先同忠群爱国、牺牲个人以求国家长存的结合，日本人引入佛教，但允许日本的和尚结婚。总之，日本民族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根据实际需要可能性来吸收、改造、融合外来文化，并使之成为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可以说是日本学习外来文化（包括学习中国教育）的一大特色。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不仅想到了他的失败，但也会想到他的战斗精神，军人的切腹自杀，一刀未尽，吃力地又是一次。日本走上现代化过程中，仍坚持了这种精神，并把这种精神用于建设上。留学生到日本，到处可看到职工不顾家属而为自己企业拼命地工作，因享有“工作狂”盛名才使企业发展为世界一流；日本人靠组织力量竞争而不是靠单枪匹马，如果日本人“单斗”不是中国人对手，但“群斗”却能战胜中国人。在人才培养上日本确有独到之处，生活水平高了仍坚持让学生“上山下乡”、“吃忆苦饭”，甚至让学生去“寒校”，让孩子在冰天雪地经受寒冷的考验，总之使人感到日本民族的灵魂深处有一种与人不同之处，一种特殊的精神，特殊的性格，特殊的价值观与特殊的信念。
日本不光重视物质因素更重要的是重视精神因素，她们承认精神至上，甚至“高喊它将赢得精神对物质的胜利”，重视精神因素，是日本近代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众多精神因素的结合，形成了日本特有的“日本精神”，主要有：
1.不断发展的民族共性
日本具有民族共性的自然条件是绝大多数人约97%为大和民族，少数民族极少，因此在日本人的心底里只有一个信念，确保这个民族的生存和最大的幸福。
日本人有句俗话：“我们一亿人都是兄弟姐妹”并且很多口头谈都有利于共性存在。“我们毕竟都在一条船上，大家应当同舟共济，不要让任何一个过不去。”他们能容忍上下级关系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权威，但不能接受以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权威。在官场上，下级对上级一般是绝对服从的，但在平时接触中，这种情况给了其它形式的补偿，下级会感到上级亲如一家。无论是中国儒教的影响，还是西方文化的引入，在“制度体”文化熏陶下，日本的民族共性一直改变不大。
2.集体精神
日本的民族共性容易产生集体本位倾向。日本学者和迁哲郎在《风士》书中讲：“日本人如果丧失团结，单个人与中国人相对抗，那么日本人不是中国对手”。凡去过日本的中国人也有这种感受，感到日本人生活态度和生活意识是“集体本位的”而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意识确实偏“个体本位的”。
但作为教育工作者，绝不能将两国固有的一些特点看作一成不变的，应着眼于教育，着眼于政策导向。
日本的学生教育，在开学典礼及大型活动时，都有代表集体的发言，宣誓，在企业界，重大问题尽量是集体讨论。就象了解日本情况的人讲的，在日本，集体定下的事很难改。而集体定的事一般是有制度的，所以在日本，凡符合文件，制度的事都好办，没有明文规定的事很难办，从中也可体会到日本的“集体精神”。
3.情感文化
西方学者在东西方文化比较时，常将以耻辱感为基调的文化称为东方文化，以罪恶感为基调的文化称为西方文化。一般认为耻感文化靠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而罪恶感文化是靠启发良知，内心的服罪来行善。耻辱感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应，一个人因受到公开嘲笑与摈弃，或者自以为受人嘲笑而感到耻辱，因此，在有旁观者或自认为有旁观者的情况下，耻辱感成了强大的约束力和驱动力，罪恶感不尽相同，一个人即使在无人知晓自己不端行动时也会为罪恶感所烦恼，而且他的罪恶感确实又可以通过供认其罪和忏悔而得以减轻，但无论是外驱动力或内驱动力，都是情感的反映，况且日本有人信奉基督教，无论何种信仰，日本人在情感上显得很强烈。
日本人在上下级关系中，很强调“忠”，不忠者被周围人认为是一种耻辱，在周围人际关系中，不善于团结的人被众人抛弃也是耻辱，所以个人很注意协调人际关系，这也是日本人群体力量容易形成的重要原因。日本人在国际上也非常重视周围国家和地区对自己本国的态度和评价。日本民族又是自强的民族，由于岛国自然使她小而且自然资源贫乏。她要想成为与其它国家相平等位置，就要在某些方面强于它国。日本拼命地发展科技，拼命地提高国民素质，拼命地去抗争，所以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及效益上是世界其它国家难于比拟的，正因为这样，日本无铁矿，但成了钢铁大国，没有化工原料，成了化工制品的出口大国，现在终于成为世界综合实力的第二大国。
没有情感文化的国家，当然不知国耻，不知荣辱，而不知荣辱的人与动物没有太大区别，不知荣辱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三、单键式文化难发展
中国，在世界历史中，以核心文化国为自豪的时代经历了数千年，当然形成了儒教为主的轴心文化是自然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如何用外来文化丰富和发展自己，如何将文化与物质结合，形成具有中华新一代文化特色是摆在每位国民面前的现实任务，作为德育工作者，更应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与压力。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形态，经过的时间越长越巩固，改变起来也就越难。
中国经过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经过艰难曲折的，来之不易的。经过解放后多年的改革，尤其是改革开放，外来文化的影响已初见成效。随着中国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聘请外国专家，中国以各种方式与外国交往，中国会逐渐融合世界各国文明，但是在融合过程中，与本国的传统冲突也是难免的，因中国有着强烈的根深蒂固的“华夷秩序”观念，对外来文化上，往往呈现抗拒多于融合的倾向。而日本由于长期存在接种外来文化传统，所以明治维新之后，虽然在日本古代形成了“和魂汉才”的文化类型，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需要，很快引进西方文化，很快由“和魂汉才”转为“和魂洋才”。实践证明，日本在明治维新和战后两度出现经济发展奇迹，显然与文化（经济伦理与民族精神）取向有密切关系。从宏观讲是儒教文化，但单靠传统儒教文化是不能促进日本现代工业文明的，而是日本将其有利于市场经济的个别因素与西方现代文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既具有日本特色的、与日本国情相吻合的日本文化，形成了是儒教文化又非儒教文化的最佳模式，这无疑对日本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大推动作用。
特色之路
进入国际行列，不仅物质生活水平、国力、而且人们素质，文明程度也必须达到一定国际标准，走向世界，精神文明是必备因素，我们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德育也必须符合国际标准，否则，频繁的国际交往，广泛的国际合作是很难完成的。
一、未来预测
1.国际化
越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对人的精神素质要求越高，管理人员如此。企业、事业单位对人的要求都如此，美国如此，日本、香港也如此，下面仅举几国“现代人”的标准。
美国社会学家阿·英格尔认为现代人标准：
(1)准备和乐于接受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
(2)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
(3)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的看法。
(4)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
(5)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个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求效率。
(6)有计划。
(7)有知识。
(8)可依赖，使人信任。
(9)重视专门技术，有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
(10)乐于让自己和他的后代选择违背传统的、不被人尊敬的职业。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的智慧敢于挑战。
(11)愿相互了解，尊重别人和自尊。
(12)了解生产及过程。
在中国、日本高校任教，并在日本煤气行业享有盛名的企业家大冈五三实先生的著作《日本人与日本现代工业的发展》一书中归纳了日本人的特性。
理解能力 因为平均教育水平高，理解能力比较强。不甘人后的意识也较强。
计划能力 提出八面玲珑的计划的能力比提出独创性计划的能力强。善于做好事前工作。
领导能力 重视人际关系。但是有领袖魅力的人少。
勤劳性 对完成工作的自觉性非常高。
协调性 有自觉的伙伴意识。
适应性 可从事多种工作，并不觉得非常紧张。
积极性 在集团中可以发挥积极性，但离开集团就变得消极。
独创性 独创性少。也不喜欢有独创性的人，喜欢用有色眼镜看问题。
向上性 个人、集体向上心都很强。
自立性 不在集团中极易感到不安，对紧张感耐力弱，不善于从事单调工作。
这些特性都是先天继承于日本的村落社会并在现代社会和企业中得到了后天的培养，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虽然现在也有不断变化，但总的来说日本人有适宜于现代企业活动，特别是现代工业生产的素质。
在韩国，香港等国和地区，对人才的标准大概略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不同国家具有的传统文化习性外，多数靠后天教育，大学是人的社会化重要环节，德育是不可少的环节。
2.社会化
尽管各国对大学德育叫法不同，但都注重对学生进行文明素质的培养。当然教育过程中，不是大学本身自我体系的培养，是以学校为轴心，通过各种方式，让学生自觉不自觉地融汇到社会中去，体会社会对他们的要求标准，体会到社会的人际关系，体会到社会的一切。多年实践证明，大学生在家庭、社会、学校对学生的影响中，社会大于家庭、学校、所以必须对学生进行社会化教育。
社会将教育作为自己的一个分支系统：教育所起的作用就是源源不断地为现代社会输送社会所需要的现代人，而在培养过程中，又要不断地与社会接口、共同进行口径一致地共同培养。由此可见，看待现代化与教育的视角应是“社会体系→教育体系→人的类型。培养出新一代人才参加到社会体系中去，又按社会体系→教育体系→人的类型”这种模式再度起作用，呈螺旋式上升状态，于是，“社会体系的近代化→教育体系近代化→现代人的产生→进一步促进社会体系近代化→促进教育体系近代化→更加现代化的人诞生”这种模式便出现在现代社会。
3.一体化
大学内部对学生德育培养，一般由主管的党委领导负责，而一般不由主管教学的院领导负责，这种体制容易导致教学与德育的分离，容易造成两张皮现象，对全面规划人才标准调动教师做好学生工作是不利的，在学校主管教学的院长一般负责教师的管理，主管学生教育工作的院级领导负责辅导员，班主任等工作，这种体制容易形成教师不容易介入学生思想情况，而班主任，辅导员不易了解教学情况。辅导员不容易纳入教师行列，工作不易深入，队伍不易稳定。
日本大学的机构一般是学生课（包括教学与学生管理）负责学生工作这个机构的教育、管理都不脱离教育，很多学校年级也有班主任，班主任工作好坏直接由学生课负责考核，而且做班主任作为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使不做班主任工作，也建立教师联系学生制度，这种一体化体制既节省人力，又做到培养人的一致性原则。现代社会需要现代人，现代人的标准又突出了非智力因素，检查一个学校培养人的优劣，不能光是四级通过率，统考成绩，也应该建立可检查评估的德育可比性体系。
二、改革的现状与条件
国家教委所属高校在调查影响学生的主要因素时发现，政工干部的影响只占7%，马列课和德育课（即主渠道）的教师影响也只占23%，这说明在思想教育内容上、形式上确实应该更新。在这种情况下，应注意解决应共识的几个问题。
1.同步论
学校对德育重视符合国际惯例，没有同步的教育工作，光有教学，培养出的学生是不完全的，不合格的，也是社会不需要的，日本的很多大学进行入学教育，为培养学生的集体精神，创造一定条件让低年级住校，经常组织集体活动，就是理论课，也涉及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等，在学生入公司之后，企业教育比中国培训机会多得多，一般真正成为一企业骨干，没有3—5次脱离岗位培训，不经过5—6年时间是不可能的，尽管不称为思想教育，但有的叫开展各种教育活动，或叫活性化活动，本质是一样的。
我国虽然通过各种教育工作会，确定了加强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文件，但落实还有不少困难，取得学生、社会所需效果还要经过多番努力。
2.段层论
现在的大学教育碰到了如何有磁性，如何深入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条原因是没有按不同年级，不同层次的人施教。学生思想不同的层次性必然要求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目标的层次性。教育方针的要求也是有层次的，第一层次是应有爱国思想的劳动者；第二层次为热爱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第三层次为共产主义的坚定分子。面上教育应立足多数，对高层次的学生应吃“小灶”，用“小灶”标准去要求多数学生，效果是欲速而不达，即使对“面上”教育，也应针对不同年级学生，不同热点给予不同教育，脱离学生热点，脱离学生成才，脱离社会需要的教育是不成功的教育。
3.嫁接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教育，国外多种思想都将引入，确实出现了“西洋派”，但也有坚持一味追求传统教育，忽视外来影响的“国粹派”，但我们应主张“嫁接派”，中国领导人是主张尽可能多的学习外国各种先进的因素，当然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方法也有学习的必要，但必须结合我国情况，实现国内传统伦理与外来文化的对接，才是我们的特色之路，这种嫁接需要我们的教师、干部了解中国，也要了解外国，了解学校，也要了解社会，了解是要花本钱的，学校应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人掌握理论，掌握实践，才能达到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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