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心理#183;生态环境#183;政府行为——瑶族迁移的三大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瑶族论文,三大论文,生态环境论文,因素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瑶族人口约300万人，其中200多万人分布在中国的湖南、广西、云南、广东、贵州、江西等省（区），约50万人分布在越南、泰国、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各国。其余的分布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德克萨斯、亚拉巴马、宾西法尼亚、纽约等8个州，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等市，法国的杜鲁斯、波多尔等市。瑶族人口，除中国经人口调查有准确数据外，分布在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瑶族人口，各种资料提供的数据不一，笔者与美国、加拿大、法国、泰国的瑶民接触，他们提供的情况也有较大出入，如美国，有说八千多，有说一万二千多，有说一万六千多，加拿大有说一千多，有说六千多，法国有说一千多，有说五千多，也有说法国的瑶族人口最少，才一百多人。这些国家的瑶族人数，尽管还没有准确一致的说法，也未见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但这些国家有瑶人分布则是无疑的。还有说英国、瑞典、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也有少数瑶人居住，但本人未与这些国家的瑶人有过接触。
瑶族源于中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碾转迁移，散居中国华南、西南广大山区和世界各地，成为世界少数民族。瑶族形成这样的分布状况是因为他们频繁不断的迁移。对瑶族迁移的成因，过去多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角度进行分析。我认为，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他的全部，在探讨瑶族迁移的成因时，不应忽视民族心理、生态环境和政府行为这三大因素所起的重大作用
一、瑶族迁移的民族心理
民族心理，是指民族的共同感觉、情感、情绪和共同的审美观、价值观和思维行为方式。瑶族迁移的独特思维行为方式，从瑶族民间流传的《评皇券牒》可以看到他的踪迹。此《评皇券牒》是瑶族内部手抄本流传的一种文牒，有《盘王券牒》、《盘古皇圣牒》、《过山文书》、《过山牒》、《瑶人榜文》、《十二姓瑶人过山榜文》、《祖途未历》等二十多种名称，瑶人用瑶语通称《过山榜》。已收集整理出版的瑶族券牒有1964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内部发行的《瑶族过山文牒汇编》。1983年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湖南民族研究所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过山榜选编》。1985年广西民族研究所编、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八册，为券牒专集。1990年黄钰辑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评皇券牒集编》，收编了101篇券牒，是目前已出版的最为丰富，最具代表性，经认真校勘注释的券牒集编。
瑶族券牒产生的原因、年代及其历史社会使用，研究学者见仁见智，尚有不同的看法。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中所反映出来的瑶族民族心理则是显而易见的。
在我国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广东等省区瑶族民间存藏的券牒，和越南、泰国、老挝、缅甸、美国、加拿大、法国瑶人存藏的券牒，文字虽然略有差异，但几乎所有的文牒都叙述了瑶族先祖立功，朝廷颁发券牒，天下山场，准许瑶人择山而居耕作谋生，“任便王瑶子孙居住青山，采斩竹木，栽种麻、豆、芋、瓜、禾、香腊、蜜蜂、木耳、香菇等类”[①]“但有高山厚岭，日月照临，日听禽兽之声，青山石壁，夜听饿鬼嘶嚎，荒地冲中，野狸出没、百鸟飞翔，乃系瑶人管业之地”。[②]瑶人不但可以择山而居，而且山上物产也属瑶人所有“青山生有野猪、山羊、山牛、山鹿、山猴、野狸、山鸡、百鸟和溪河水鱼，成群出游，系王瑶所有，不许民家侵夺谋占”。[③]瑶人在一处山区居住久远，水土流失，山地瘦脊，难再耕作，自然资源枯竭，难以再继续生存下去的时候，“准许出山另择山地耕种，途中逢人不作揖，过渡不用钱，见官不下跪”，[④]“任由十二姓王瑶子孙浮游天下，随风随浪，迁移搬家”[⑤]“搬移家丁妻儿男女，衣箱、枪、弩、刀、斧、百行等件，游过寻访山场耕种，经过各省布政使司府县乡村路头关津隘口。居民把捕兵丁把截去路，不许行凶盘问，开关放行，切莫阻挡行程，……盘瑶子孙搬家，因恐缺少盘费，任从逢州吃州，逢县吃县，逢乡吃乡，”[⑥]“路经各地入村歇宿，不得诘难，亦不得敲榨勒索或抢夺财物。”[⑦]“瑶人外出来往，经过州府县衙之地，不许盘问，准令放行”，[⑧]如果侵害瑶民利益，将受到惩罚，“如有不遵律令之人，乱入科派夫役，强取物件，收税纳粮，敕令瑶老瑶头将所持盘王敕赐铁链绳索，木枷木押，将横蛮之人捆梆锁缚解官究治，当官依律惩罚钱一百贯，白米八十石，使官杖责重打八十大棍。”[⑨]券牒所给瑶人的任从择山而居的自由，不交税，不纳粮的种种特权，迁移途中的种种方便，在封建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只不过是瑶人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正是这样一种理想追求，成为他们不断迁移，寻找理想境地的巨大内在推动力。千百年来，他们在迁移中生存、繁衍和发展，成为“典型的山地游耕民族，”成为现在分布世界各国的少数民族。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思想观念和理想追求，恐怕再大的外在压力，也很难把他们分散到如此广阔的地区，而且还能使他们顽强地保持强烈的族籍观。同其他民族所不同的是，瑶族在迁移中，虽然颠沛流离，历尽艰辛，但他们没有流落他乡的飘泊感，也没有留恋故土，落叶归根的反顾，而具有一种闯荡世界，四海为家的豪气，一种开拓新天地的气概和热情，这在世界各少数民族当中，是较为罕见的。
瑶族券牒传抄件出现的最早年号为东汉初平年，这样看来，瑶族这种文化现象已存在千年以上。券牒在瑶族民间世代相传，普遍形成的天下山场任由迁移的观念，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在他们世代移居过程中，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
二、瑶族迁移的环境选择
瑶族迁移到哪一地带，都不是土著居民，在他们迁移之前，当地土著居民或捷足先登的移民已经占据了耕作条件优越的平地，瑶人只能到当地势力未及的深山居住，以耕山为业，开垦荒山坡地种植旱稻、玉米、番薯、芋头、黄粟、豆类等作物，饲养猪、牛、狗、鸡，猎取野猪、黄猄、野狸、芒鼠、竹鼠、山鸡等作为肉食，砍伐竹木，加工成平原地区缺少的木板、木桶、木盆、锄头柄、扁担、竹蓝、竹筷、竹扫、竹筛等，采集蜂蜜、冬菇、木耳、竹笋、茶叶、黄滕、香草等到汉区集市出售，购买农林业生产、狩猎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具用品，采集野生药材，泡制成药汤、药丸、药散、药酒，内服外敷，医治疾病和创伤。用杉树皮、木板、竹片、茅草盖搭住房。山居瑶人的生活资料，主要靠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他们的生存方式，对自然资源的依附性很强，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自然资源，有再生性资源，如森林竹木、野生动植物资源。有可循环利用资源如水资源。有非再生性资源，如金属矿和非金属矿资源。瑶人谋求生存所依附的主要是森林竹林、野生动植物和水资源。再生性自然资源，有的自然繁殖成活率低，有的再生周期长，人们为求眼前温饱，滥伐、滥采、滥猎，缺乏保护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保持生态平衡的意识和知识，如在野生动物繁殖期禁猎或猎公不猎母，采集野生植物，有意识保留粗壮植株作种苗。因此，瑶人迁移至一山，周围自然资源便被迅速消耗，日趋枯竭，从自然资源所能获取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减少与人口增长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生存，瑶民对不同的生态环境作出不同的选择。
轮耕是一种选择。所垦荒的坡地，耕作二三年后，水土流失，地力下降，产量低下，便将地丢荒，另开垦荒地耕种，种植二三年后又丢荒，回头再垦复原来耕作过的丢荒地，如此循环耕作，以恢复地力，使所种有所收。这种耕作方式，多在居住地周围近处山岭进行。瑶寨有这样的规矩，坡地丢荒三年以上，别人便可以垦复耕种，原耕作过的人不得阻拦，更不能索取类似地租之类的钱物。但一般来说，复耕别人种过的丢荒地，都事先问过原主，取得同意。这仅是瑶族社会的礼仪习俗，不属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在瑶山，除开垦的梯田和人工造林有明确的私人所有权外，山坡荒地属村寨共同所有，谁种谁收。
“调耕”又是一种选择。在远离居住地的深山，开垦较大片的耕地，搭简易的“山厂”供耕作季节临时住宿，一年当中，只在烧荒锄地、播种、中耕除草、收获几个生产季节在“山厂”住上几天，收获完即挑回居住地。有的瑶人到汉区租耕汉人的水田，在田垌塔简易的“田寮”临时住宿，也只是在播种、插秧、耘田除草、收割几个季节才住在“田寮”里，稻谷收割晒干，除去交租，也挑回居住地。这种耕作方式，瑶人叫“调耕”。这种“调耕”点，如租佃关系稳定，较长时间不会有变动，如发生纠纷，解除了租佃关系，瑶人又另去租田，“调耕”点也随之变动。就广东来说，建国初期，汉区进行土地改革，原来瑶民租种的水田，没有统一收回重新分配给汉区农户，而是将土地所有权划给瑶民，所以“调耕”点依然存在，并且固定了下来。农业合作化，土地归集体所有，私人“调耕”变为集体“调耕”。瑶族的“调耕”方式，没有因为社会的变革和土地所有权的变更而有所改变。在瑶、汉区交界地带，星罗棋布地有瑶民的“调耕”点。
再一种选择是迁移。关于瑶民迁移，史籍有不少记载：“各自以远近为伍，刀耕火种，食尽一山，则移一山”；[⑩]“又有一种过山瑶，居无定冲，视山坡有腴地可垦，即率弩伙结茅住之，虽勤耕作，亦滥费用，男女衣服饮食较洁净，耕作之余则结队游历，寻得胜处，又徙宅从之矣”；(11)“瑶人所居，帷依林积木，刀耕火种为生，以砂仁、红豆、楠漆、黄藤为利，无甚积蓄，食尽一方，则移别境，去来无定”；(12)“在海丰者，皆来自别境。椎髻跣足，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复徙一山”。(13)以上术述史籍记载说明，资源耗尽，迁移而去，是瑶民为适应生态环境的一种选择。广东瑶族从荆楚入粤，已成定论。也有学者认为广东部份瑶族与百越有关，这有待进一步研究讨论。楚、粤瑶民又向广西、云南、贵州迁移。胡起望、范宏贵《盘村瑶族》一书介绍，大瑶山的茶山瑶从广东经广西梧州取道藤县、平南进山，部份盘瑶是从广东乐昌迁去的。云南：《他郎厅志》载：“瑶人，自粤迁来，居无定处。每至深山，开垦耕种，俟田俏熟，又迁别所”。贵州：《贵州通志·苗蛮》卷七载：“瑶人，黔省原无，自雍正二年（1724年），有自粤迁至贵定之平伐。居无常处，必择溪边”。瑶族迁移不仅由湖南、广东迁移到广西、云南、贵州、而且还进一步陆续迁移到越南、泰国、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山区。70年代，又从东南亚山区飘洋过海，迁移到美国、法国和加拿大。瑶族迁移，大多以户为单位各自寻找迁移地点，或是兄弟、亲朋好友几家相约一起迁移，除了遇到山洪暴发、山体滑坡、火灾、流行病等特殊灾害，极少有全寨迁徙一空的。迁移的瑶民也极少有回迁，而是越走越远。这种分散的不断向远处迁移，形成了瑶族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大分散、小集中，聚居、散杂居并存的分布特点。
轮耕、调耕属于游耕性质，但不属迁移。轮耕、调耕虽然可能三几年一易耕作点，但他们始终没有离开固定的居住地，“山厂”“田寮”只供耕作季节临时住宿，饲养家禽家畜、祭祀祖先、节日庆典、宗教活动、婚嫁、丧葬、结社议事都在固定的居住地举行，而不会在“山厂”“田寮”举行。游耕与迁移不能完全等同，游耕不一定迁徙，定居的瑶民，也还在很长的时间内保留着游耕的生产方式。迁移则始终摆脱不了游耕。
有些论著把瑶族游耕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把刀耕火种看作是一种生产方式。而我则是把游耕看作是一种生产方式，它是瑶民在山居的生态环境中的谋生之道，是瑶民为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需要，谋取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如果不是依靠游耕频繁开垦新的土坡地和尚未经开发、自然资源丰富的山区迁移，死守一地，必然山空，日益陷于贫困。我还认为，刀耕火种是瑶民的一种山地耕作技术，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这种原始落后的耕作技术已被逐步淘汰，现在大部分瑶区只在种植芝麻、狗爪豆一类粗生粗长而又非主要粮食作物时，还能看到它的痕迹。而游耕这种生产方式，直至现在，不少瑶区 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费孝通先生认为“游耕不只是指‘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也不是指几年一迁移的不定居生活。它是一个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综合概念，一种社会经济模式”。(14)
还有的学者认为瑶族游耕与北方游牧民族游牧相类似。如1920年程大樟编写的《桂平县志》谓瑶族“其人以耕山为业，迁徙恒，略如北方之游牧”。任国荣的《广西瑶山两月观察记》也认为瑶族“简直像逐水草而居的民族一样”。实际上，瑶族游耕与北方游牧有很大区别，就移动频率来说，游耕是数年一迁移，游牧则是随季节一年数迁移。从游动空间来说，瑶族迁移游耕的空间很大，范围很广，垮越县界、省界甚至国界，正如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竹村卓二先生所说的：“没有哪一个单一民族能够像瑶族这样在广阔范围内开展空间移动”。(15)北方牧民游牧，只能在属于他们地域范围内的草场游动放牧，如果越界放牧，则有可能引发纠纷。
三、瑶族迁移的政府行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占有不仅仅是平原地区，山地也逐渐有“山主”，瑶民能够自主地“择山而据”，迁移游动的空间越来越少，但瑶民迁移至今尚未停止，这当中，政府行为起着重大作用，在当今社会，可以说起着主导作用。
政府行为，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阶级利益代表者的政府，对治理瑶民的政策不同，对瑶民迁移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社会效果也不相同。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以前的封建王朝，对瑶民的控制比较宽松，以加强治理，使瑶民归顺依附封建统治，免生“瑶乱”为主要目标。在具体措施上，租赋从轻，任用瑶首自治瑶区，帮助瑶区发展生产。不排除军事控制，但主要是防范、镇慑，有军事镇压，有时还比较残酷，但是在局部地区进行，规模较小，持续时间较短。为削弱瑶民的反抗力量，强制瑶民出山内徙，迁至汉人占多数，易于控制地区。在瑶区兴学，传播封建文化等等。明代以前的封建王朝治理瑶民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各有偏重，但也有他的连续性，从总体上看是以抚为主。因此瑶民得以在广大山区迁移扩散，生存发展，至宋、元，达到鼎盛。
明朝中叶，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已有相当势力的瑶族集团也加入了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成为农民起义大军的重要力量，正统末至嘉靖年间的广西大藤峡瑶民起义，正统至天顺、嘉靖末至万历初年的两次广东罗旁瑶民起义，正德、嘉靖、天启、崇祯年间的粤北瑶民起义，正德年间的湖南瑶民起义，在历史上都是影响深远的瑶民起义。明代瑶民起义次数之多、人数之众、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绝后的。明王朝对瑶民起义的血醒镇压，瑶族聚居地所受到的摧残、社会经济受到的破坏、瑶民被杀被俘、被强行遣散也是空前绝后的。明末清初，瑶民势力受到严重挫折，一些昔日的瑶民聚居地已难再觅瑶人踪影。
清代治理瑶民的政策与明代相比较，有其连续性，但也有区别。明代重征剿，清代重抚绥，政策较明宽松，治瑶较明有成效，瑶族元气逐渐恢复。清代治理瑶民，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河南襄城人李来章出牧连山知县，是时瑶人连山属五排、连州属三排，连山治理瑶民的任务十分繁重。李来章到任后，先后到马箭、军寮、里八峒、大掌、大坪、牛路水、油岭、横坑、行祥等瑶排了解民情，他看到瑶民“木石与居，鹿豕为友”，居住条件简陋，“崎岖鸟道，跋涉维难”，交通艰难闭塞，“峦山万重，黄茅盈目”，生产条件非常恶劣。因此他极力劝谕瑶民“舍旧从新，翻然下山，另图安宅”“卜吉而居”。他认为瑶民迁移下山“产业便于耕管，食物便于货卖，子弟便于读书，钱粮便于完纳”，(16)他为瑶民迁移下山划给建房用地和耕地，三年内免征税赋，瑶人子弟还可以读书应考做官。李来章对瑶民迁移下山，采取的是劝说、鼓励、帮助的政策，他还鼓励瑶民种果种树种竹发展生产，在瑶排建圣谕亭，由县衙出钱请生儒上排教瑶童读书。李来章的治瑶政策，与强迫瑶民离开聚居地，强令瑶人剃发髻，摘耳环，去瑶服，遣散入籍的带有强烈的民族压迫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显得比较温和开明。但在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收效甚微，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动员到八、九户瑶民迁移下山。《连山县志》卷二谓李来章“抚瑶以诚，亲历各排，婉以劝谕，瑶感悟，盗牛者自归其主”。
建国前瑶民迁移中的政府行为，虽然客观上使部分迁移出山的瑶民改变了原来的生存条件，但无论是封建官府，还是国民党政府，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化削弱瑶民的反抗力量，以维护其剥削阶级的统治政权。而且大部分采取的是强行遣散，强制编入汉族村寨，不准穿瑶服、讲瑶话，不准保留族籍的野蛮做法，带有强列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性质，因而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是引起更深的民族隔陔甚至仇恨，引发了更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造成社会的动荡。
能够将瑶民迁移，改善瑶民生存条件，提高经济生活水平，与促进民族团结融合，共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并且真正受到瑶民欢迎和拥护，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瑶民真正得到实惠的，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为瑶民迁移出山，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连南瑶族自治县，在建国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许多瑶民自发从山上迁移到山下定居，如南岗排迁移下牛栏坪，油岭排迁移下油岭脚，军寮、牛路水迁移下军寮垌，三排迁移下山溪等等。近几年，县政府又统一规划瑶民迁移点，有计划地组织瑶民迁移下山，仅1994、1995两年迁移下山的瑶民有1727户、6000多人。如在南岗乡吴公田管理区新建的营信瑶族新村，将原来居住在海拔600多米高的深井山上的162户、660多人瑶胞迁下新村，使这些瑶胞的居住、耕作、交通、用水等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搬迁下山仅两年的时间，人均年收入从290元提高到830元，人均粮食从125公斤提高到420公斤，解决了温饱问题，摘掉了特困帽。(17)连南瑶族自治县的瑶民迁移的特点是在聚居区内，从山上迁移到山下，地域范围、管理体制没有改变，从总体上没有改变瑶民分布的格局，移民点统一规划，民房建设统一设计、施工验收，建设资金省市县乡补贴和迁移户自筹相结合。县、乡镇为瑶民迁移点修公路、架设供电线路，建商店、学校、卫生院、邮电所，使迁移下山的瑶民生产、生活、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交通通讯等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经济生活水平也有比较大的提高。
乳源瑶族自治县的瑶民迁移，与连南瑶族自治县又有所不同。乳源瑶区，耕地很少，粮食价格放开以后，再没有低价统销粮供应瑶民。瑶区林业生产，由于政府要从保护森林资源，保持生态平衡大局出发，实行限额砍伐，林产品生产受到限制，瑶民要依靠卖木买粮也越感困难。而在汉区，一部份农民洗脚上田，经商或到珠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将农田弃耕丢荒。县政府根据这一情况，从农村部、山区办、民委、县委办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专门工作班子，进行调查研究，牵线搭桥，与汉区乡镇联系，选定迁移点，组织瑶民从瑶区向汉区迁移。从1993年开始规划选点，到1995年底，全县共迁移瑶民1337户、4561人。在具体操作上，他们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一是为一两户、三几户、零星分散到汉区落户的瑶民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这些能够到汉区落户的瑶民，大多与汉族村民沾亲带故，耕地住房由这些汉区亲友帮助解决。这类迁移全县共办理了75户、350人。二是将原来瑶区在汉区的调耕点，改为定居点。管理体制从原来的瑶区乡镇管理划给汉区乡镇管理，成为汉区乡镇管理区的行政村，迁移瑶民也成为汉区的正式居民。这类迁移共办理了229户、1203人，附城乌石、庙背，鲜明博落，候公渡王屋，一六腊溪，柳坑水源宫、东村角、岭下排、坑口、塘土岭，桂头樟树下、上坳、茶山坳、莲塘边、担干岭等地，原来都是瑶区的调耕点，现在都成为迁移瑶民的定居点。三是重新规划，新建瑶民迁移点，1994、1995两年在一六下塘埧、新村、大坪、高园、生煲厂、横冲、简屋、赖屋，附城腊岭脚、王楼、岭头，侯公渡深庄、磨刀坑、白石下、山下村、东吴、友武，桂头凰村等地，新建20多个搬迁点，共搬迁瑶民939户、2489人。四是与周边县挂勾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建立瑶民迁移点，在曲江县马埧朱屋、重阳万侯，乐昌县长来井塘背、河南西安塘等地迁移瑶民94户、519人。乳源瑶族自治县近几年由政府协调组织的瑶民迁移，全部办理了户口迁移，由迁入地汉区乡镇管理，成为汉区的正式居民，得到迁入地汉族干部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帮助，瑶民从原来聚居的东坪、必背、游溪、柳坑、龙南五个乡镇，散居到附城、侯公渡、一六、桂头、杨溪、大桥等六个乡镇。现在全县18个乡镇（农林）场，其中11个乡镇有瑶民居住，瑶民从原来在瑶山聚居向着分散到汉区与汉族杂居发展，从总体上改变了全县瑶民的分布格局。乳源县政府这一举措，不仅将使瑶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对促进瑶汉族人民的团结融合，缩小瑶汉族发展的差距、共同富裕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瑶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同样会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
清远市政府在统一规划石灰岩特困山区移民的同时，于1994年7月，在清新县三坑镇投资500多万元，兴建了明联瑶族新村，统一标准建了100套民居，一所小学，通水、通电、通路，划拨了184亩水田、160亩旱地，从连南瑶族自治县的三排、南岗、大麦山、山联等瑶族乡镇，迁移了100户、483人到新村居住。这次垮县界的较大规模的瑶民一次性搬迁，省、市、县、乡镇共同出资，协调统筹，还得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其中香港人士张明联先生捐资100万元人民币，广州钢铁集团公司支援钢材100吨，广州珠江水泥厂支援水泥300吨，南海市支援100户民房建筑地板砖，清远市直属机关赠送了100套家俱，广东省教育厅赠送了一批图书给移民新村小学。
瑶族自由迁移“择山而居”已成为历史，过去历尽艰辛，频繁迁移，始终是在山区移动，始终摆脱不了贫困。现代社会，只有在政府的统一规划，统一协调，得到各方面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才有可能从山区向平原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迁移，才有可能摆脱贫困，逐步走向富裕，走向民族融合，得到更大的发展。
瑶民从山居向经济发达地区向平原汉区迁移，从聚居向与汉族杂居发展、扩散，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将继续进行。但是大部分瑶民仍然山居，在山区谋生，瑶山，不可能搬迁一空。因此，政府各有关工作部门，要在资金投放、技术指导等方面，大力支持瑶区合理开发利用山地资源，充分发挥瑶区在水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以及民族旅游资源等方面的资源优势，综合发展山区经济，帮助广大瑶民脱贫致富。
民族心理、生态环境、政府行为这三大因素，在瑶族迁移中是相互作用的。但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下，这三大因素所起的直接作用又有所不同。《过山榜》所描述的瑶民可以自由任意迁移的年代，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在战乱年代，瑶民被强行遣散，离开聚居地，迁入汉区，政府行为起主导作用。在当今社会，在国家政策、法规和各种行政管理制度约束下，瑶族要再迁移，只有在政府的领导、组织和协调下，才有可能顺利进行，政府行为更表现出明显的主导作用。但从总体来说，三大因素，生态环境是决定的因素。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生态环境造福于人类，人类破坏了生态环境，必然受到自然的惩罚。瑶族迁移的民族心理，只有在资源耗尽，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生存条件日趋恶劣的情况下，才会演化为具体的迁移行为。近几年来，由政府领导组织的瑶族迁移，首先是组织那些生产条件实在太差，交通极为困难，生活十分贫困的瑶民迁移下山。所以说，生态环境是决定的因素。
〔审稿 蔡仲淑〕
注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黄钰：《评皇券牒集编》第120页、207页、199页、35页、130页、205页、16页、150页、210页。
⑩清·林述训：《韶州府志》卷三十八。
(11)清·陈微言：《南越游记》。
(12)《阳江县志》。
(13)《海丰县志·杂卷》下。
(14)胡起望、范宏贵：《盘村瑶族》第11页。
(15)竹村卓二著、朱桂昌、金少萍译：《瑶族的历史和文化》第4页。
(16)以上引文皆引自李来章《八排风土记》。
(17)施德祥：《一样的天空，不同的日子》，南方日报1996年3月30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