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研究的话语视角：理论#183;方法#183;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遗产论文,话语论文,理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遗产热”的不断升温，遗产研究(heritage studies)也迅速成为人文社科界最热门的学术领域之一。近来遗产学界对话语问题的关注为遗产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其理论、方法、问题意识乃至整个研究范式的创新。对这一发展动向，国内学者已有所关注，但尚未形成较明显的学术气候。从话语视角切入遗产研究，理论上能有怎样的突破？方法论上能有怎样的创新？展望未来，遗产研究又当如何发展？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对话语视角下的遗产研究进行综述性的回顾，并由此展望其发展趋势，探讨中国学者参与乃至引领相关研究的可能路径。文章将从四个方面展开：(1)简述何为话语和话语视角；(2)梳理话语视角下的遗产理论探索，从表征(representation)与建构(construction)以及相关的文化政治两大层面考察遗产的话语属性；(3)介绍话语分析方法及其在遗产研究中的应用，展示其在批判性、反思性遗产学术方面的重要意义；(4)提出“遗产话语研究”的概念，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角度展望其未来发展动向，讨论中国学者参与的路径。
一 话语与话语视角
“话语”(discourse)是当代人文社科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正因为如此，它也时常具有模糊性，不同的学者使用时往往会有不同的定义。这在遗产研究界也未能例外。本文中，我们将基于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及“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的相关理论，使用“话语(视角)”一词。正是基于福柯的独特贡献，“话语”这一概念才具有了进入不同学科的强大渗透力。经由他，话语成了我们思考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知识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生存方式的一条基本通道。福柯写道：“话语由一系列形成陈述的符号构成，而陈述规定事物的存在样态。”①换言之，话语不仅是语言符号的简单言说，同时更是一种“社会实践，系统地建构其言说的对象”②，我们关于世界以及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知识、立场和价值取向都是在话语的建构中形成、确立并得以巩固的。福柯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事物被说出的世界中……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为话语所标记、所交织的世界中。”③对此，肖锦龙有精辟的阐释：“事物是在人们的言说、陈述中亮相的，整个世界都处在话语的网络中，话语之外无物。事物是话语中的事物，话语是关于事物的话语，事物和话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离，不是二元的，而是一元的，其中无本质和非本质之分。”④需要说明的是，福柯并不是要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他所主张的是，对于人而言，“话语之外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⑤，是不被理解和认知的；相反，世界一旦进入人的语言和认知，就不可避免地与话语结合了。福柯话语理论的一个核心方面，就是话语架构下的“知识/权力”(power/knowledge)关系。如果将话语喻为一枚硬币，那么知识与权力就是它的两个面。如前所述，人的世界都是在话语中建构起来的，而话语建构的“系统性”总是体现为某种方向性：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话语面向某一(些)特定的方向展开言说，勾画出有关事物的某一种图景或版本，话语只是在某一特定的视域中表征事物⑥。然而，话语表征的世界被想当然地理解为真实，我们将其视为毋庸置疑的常识，科学的、中立的知识，普适的、永恒的真理。进入这样的世界，我们就处在了话语权力的控制之中，连我们的身体都成了它所支配的对象⑦。
福柯话语概念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对具体的言说关注不够，以语言学为其基础的CDA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补充。CDA学者首先将话语视为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具体语言运用；同时，又整合福柯的相关理论，将话语放到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维度加以理解。CDA领军人物、英国学者诺曼·费尔克劳夫(Norman Fairclough)的话语概念极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他那里，话语被定义为一个三维的整体：(1)社会实践，即话语建构社会现实。规范社会秩序与行为，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基本方式；(2)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即语言符号文本的生产、流通和使用，它决定了言说的秩序和意义阐释的可能空间；(3)文本本身，即具体的语言运用，作为社会实践的抽象话语总是在具体的文本中得以实现自身，而文本的生产、流通和使用过程则是话语进入并构成社会实践的机制⑧。
所谓话语视角，就是从话语的角度审视相关问题，这主要包括两个层面：(1)表征与建构，考察事物在陈述或语言运用中是如何被呈现的，它被塑造成一幅怎样的图景，或者一个什么样的版本，这样的呈现和塑造决定了其怎样的存在样态；(2)权力与意识形态运作，考察话语表征与建构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它生产或巩固了怎样的权力关系，其背后有怎样的意识形态运作。从话语视角审视遗产，学者们不再追求所谓的“历史客观”，新的理论认识和研究方法得以发展。
二 话语视角下的遗产理论：表征、建构与文化政治
近二十年来，国际学界越来越认识到遗产不是纯粹的历史，而是当下社会政治条件下有关过去的表征和建构。因此，遗产也被称为“当下的过去”⑨。这种遗产思维的形成与历史研究的后现代转型密切相关，学者们认为所谓的科学、客观、中立的历史不过只是一个现代幻象，历史或过去被理解为一种叙事、书写、表征与重构⑩。
20世纪80年代，国际学界开始思考遗产的表征与建构问题，英国学者大卫·罗文索尔(David Lowenthal)的《过去即为异邦》(11)当是这方面的奠基之作。全书虽无话语视角的明确表述，但其所围绕的是历史和遗产保护中的当下建构问题。他指出：“对历史遗留的每一次认知活动都会改变历史本身。我们对文物古迹的欣赏、保护会改变它们的出场方式，装修与仿造就更不待言了。正如对过去的选择性回忆决定我们记忆的模样，人的主观思维决定历史的当下意义一样，对古代遗留的人为干预同样也是对其形式与意义的重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与遗产之间的互动不断地改变着它的性质以及它所处的环境。”(12)今天，遗产作为文化产业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然而《遗产工业》(13)一书的本义却是批评当下政治经济操控下的遗产制造。面对英国撒切尔“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政治的推广，传统工业经济的衰退与转型，作者罗伯特·休伊森(Robert Hewison)反思的是历史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和消费主义(consumerism)向深层人文性问题的蔓延。英国的凯文·沃尔什(Kevin Walsh)(14)直接以“表征过去”为主题，对这样的遗产反思进行了更细致、更深入地阐发，他深度考察了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话语如何促使了历史遗产化和遗产商业化的发生。代表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宏大的建筑和工业革命的遗迹被筛选出来，一些不具典型意义的画面在媒体的绚丽炒作中又以遗产的应有样态出现，后现代社会人们对历史的怀旧感就在这样的遗产表征和建构中被进一步激发、放大，遗产旅游与消费的欲望被勾起，不同的空间又按照这种怀旧感和旅游的心理需求被重新打造。在这种循环的表征过程中，遗产得到认同，并确立起其存在的“应然”样态。英国学者大卫·布瑞特(David Brett)的《遗产的建构》(15)一书同样以“表征过去”为基本视点，但其话语视角更加凸显。作者聚焦于爱尔兰的遗产实践，考察自我(文化)历史化过程中的“符号竞争”。就像严肃的历史书写和大众历史讲述的故事一样，遗产的展示也有相应的叙事结构，它往往通过对遗址、建筑的分类，对参观者活动路线的设计与引导来实现。遗产视觉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背后的筛选规则更是不容忽视，它包括展示素材、展示物衔接手法以及决定叙事呈现方式的表征规则的选择。在各种话语规则的架构下，遗产被建构成(后)现代社会和国家政治所需要的模样。
最早直接宣称将遗产视为话语实践的或许是英国文化学者斯图特·霍尔(Stuart Hall)。在1999年11月英国遗产会议的主旨发言中，他这样说道：“我们应该将遗产视为一种话语实践。它是国家建构集体性社会记忆的方式之一。正如个人和家庭会将偶然的事件、临时的人生转变‘故事化’为单一连贯的叙事以建构身份认同一样，国家也是有选择地串联某些高潮或值得铭记的成就来组织连贯的‘国家故事’以建构国家的身份认同，而这些故事就是所谓的‘传统’。”(16)从这样的角度出发，遗产的归属问题——“谁的遗产”——实际上就被转化为一个话语问题，即“谁的叙事”。从理论上系统梳理遗产的话语属性，《国际遗产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主编、澳大利亚的罗拉简·斯密斯(Laurajane Smith)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她直接运用话语理论切入遗产问题。在《考古学理论与文化遗产的政治》(17)中，她利用福柯和CDA的话语理论论述了考古学是如何塑造遗产管理实践及其背后的历史观念的。她指出，作为专业化的话语实践，考古学强调基于进化论的“过程主义”(processualism)历史逻辑以及基于“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知识获得路径，这就必然导致某些“历史”被认可，并被用作客观事实来教育大众；而另一些尚无法被验证的“历史”则会遭到排斥，但它们往往又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不同的“历史”以不同的方式塑造面向空间、群体和个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考古学知识以科学中立的姿态出场，试图充当遗产背后不同“历史”和认同冲突的仲裁者，判断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哪些(不)是代表一个国家和文化的遗产，由此决定遗产的意义和价值，使原本复杂多样的“历史”被简单化、同质化。《遗产的利用》(18)是斯密斯最有影响的力作，也是话语视角下重构遗产理论最为系统的一次尝试。她宣称“不存在遗产这么一种事物”，遗产只是一种话语建构。斯密斯借用CDA特别是费尔克劳夫的话语理论指出，有关遗产是什么，如何加以认定、阐释、保护和利用，遗产有何价值等的一系列知识都是在我们的语言中建构起来的，我们的理论、研究成果、政策文件、法律法规、媒体报道和日常交流塑造了所谓的“遗产”，决定了它的存在方式与意义空间；另一方面，这些有关遗产的陈述和言说与我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也是密不可分的，各种复杂的因素(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左右着遗产言说的内容和形式。也就是说，遗产与话语是互构的。遗产的话语表征与建构中充满了当代人的知识、想象、价值观、文化思维、利益诉求、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因而它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文化政治总是与之如影随形，国际学界将这称为“遗产政治”(19)。将遗产话语的文化政治置于全球化背景之下，斯密斯敏锐地指出了西方“权威化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简称AHD)的存在。世界遗产强调以物质为载体的原真性，偏好宏大的、久远的、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历史遗迹，注重历史性、科学性、艺术性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所反映的都是西方浪漫主义，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史观、文化思维以及中、上层白种人的审美志趣。AHD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及其分支机构的公约、宪章和指导原则之中，它被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接受，进入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文化政策，进而成为毋庸置疑的常识或普遍认同的标准(20)。“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之后，AHD有所调整，但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21)。在我们看来，更大的问题是，“非遗”话语也是普世的，对于它是什么，有何意义和价值，也是要在UNESCO的全球化话语建构中得到答案。处于这样的话语权力之中，遗产一方面充当了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同一国家或同一文化内部不同群体寻求身份认同的斗争场。罗文索尔干脆将“遗产运动”说成是新一轮的“十字军东征”，他指出，欧洲中心主义及其现代历史话语在全球范围内横行无阻，能被西方话语囊括的“历史遗迹”被保护起来，成为值得骄傲的遗产和文化的象征，而他者的、真正本土的历史观与文化思维方式却惨遭破坏(22)。遗产的身份建构常常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精英主义和性别歧视等问题纠葛在一起，不断地排斥、边缘化相关的弱势群体，如土著、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劳工阶层、女性等(23)。
三 话语分析及其在遗产研究领域的应用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话语视角下的遗产研究多以思辨性的分析论述为主；近几年来，以话语为核心概念的一种研究方法——话语分析开始受到遗产学界的重视。以下我们先简要介绍何谓话语分析，然后梳理话语分析方法在遗产研究中的应用，并讨论其重要意义。
(一)作为研究方法的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以社会生活中的语言运用为研究对象，是一套结合社会文化语境分析解读文本的组织方式、语用策略、言语行为及其背后的知识生产、文化思维、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系统方法。话语分析本身是多元的，包括不同的分析流派、路径、策略、框架、范畴和工具，目前最活跃、运用范围最广的则是CDA。CDA方法强调解构性、批判性，通过对文本及其意义生产过程的层层解剖，揭露出影响话语建构过程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进而揭示出隐藏在日常实践中的社会不公。需要说明的是，解构与批判并不是CDA的专利，不少其他的话语分析流派也带有批判的目标，但由于学术源流、分析方法或关注层面的差异，学者们倾向于与CDA保持一定的界限，甚至以批评CDA的不足来确立其独特性，如比利时学者柬·布隆马尔特(Jan Blommaert)(24)、中国学者施旭(25)即以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间的不平等为主要关注点，他们的研究虽极具批判性，但从不将自己归为CDA。
在操作层面，话语分析并无固定的步骤设计，但大多数学者都是以文本的语言特征为切入点，再引入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理论与背景探讨，得出分析结论。我们认为，以话语分析的基本研究问题为突破口可能是最有效的起点，带着这些问题，研究者可以找到进入文本材料的路径；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初步考察，再选择最合适的分析路径、框架、策略和工具以展开系统的、细节的研究。话语分析的基本研究问题通常包括：文本说了什么？没有说什么？运用了什么样的言说方式？有什么样的话语建构效果？其背后有什么样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在起作用？
(二)话语分析与遗产的话语反思
从英语的遗产研究文献来看，话语分析方法的应用始于2006年。在上文提到的《遗产的利用》一书中，斯密斯对UNESCO和ICOMOS的国际遗产保护纲领性文件展开了粗略的批评话语分析。她发现：《威尼斯宪章》将遗产保护建构成以专业知识为前提的技术性的过程，抹杀了文化性、政治性议题的存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遗产建构则是以欧洲的历史经验与价值观为基石，利用“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叙事结构替代历史本身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澳大利亚ICOMOS修订版的《巴拉宪章》以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则试图回应人们对上述权威遗产话语的批评。斯密斯的分析表明，它们尽管体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AHD并没有真正消除，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依然如故(26)。同年，斯密斯的学生艾玛·沃特彤(Emma Waterton)与斯密斯及另一位学者合作撰文，探讨了话语分析在遗产研究领域的应用(27)，由此，话语分析作为研究方法被正式引介到遗产学界。该文指出，话语分析不仅能深化人们对“什么是遗产”等基本问题的批判性思考，也有利于推动遗产实践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话。理解诸如遗产话语的运作如何确立一些言说者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如何边缘化另一些声音，是保障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重要前提。
在推动话语分析方法在遗产研究中的应用方面，沃特彤发挥了重要作用，她的研究特别关注遗产政策和遗产的视觉表征。结合CDA的“视觉设计语法”(grammar of visual design)(28)与社会文本分析法(29)，她对英国遗产保护组织和政府机构的遗产宣传以及政策文本中的图片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解读。在这些文本的视觉表征中，遗产按照符合中上层白人经验和文化品位的样子呈现：被突出的总是宏大的、久远的、具有艺术性的遗迹，且遗产所在的地方似乎总是呈现休闲的、和谐的景象，没有争论与冲突。在她看来，这正是AHD作为“权力/知识”操控的结果，其目的是为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服务。例如，在她所收集的478张遗产图片中，348张是没有人物的，表征的聚焦点大多都落到遗产的物质形态上，无论是保存完好的古堡，还是破败的遗址；而在有人物的130张图片中，41张呈现的是遗产专家和相关技术人员，38张是参观者，29张是受教育的孩童，只有18张是参与性的遗产使用者，4张是遗产实践中经常被忽视的群体。对人物在图片中的位置以及拍摄手法的分析表明，人往往被表征为被动的接受者，遗产的意义是同有的，人的参与并不是为了进入遗产意义的协商过程(30)。沃特彤的《政治、政策与英国的遗产话语》(31)是运用CDA讨论遗产问题的首部专著，尤为值得关注。利用CDA中的体裁分析(genre analysis)、互文性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身份认同分析(identity analysis)、情态分析(modality analysis)、及物性分析(transitivity analysis)等，她不仅进一步考察了斯密斯有所涉及的权威性国际遗产文本及其在不同国家的地方呈现(如《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还集中对英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遗产政策及其演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将AHD的表征与建构方式更为细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可以说，她的研究已经将CDA的反思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些被认为理所当然或者应大力推崇的理念都被她推到了话语批判的前台。例如，该书第六章关注的是多元文化主义与社区凝聚(community cohesion)问题，她的CDA考察将多元化遗产背后的身份政治揭示出来：社区的文化认同为国家身份的建构服务，不同文化群体的遗产思维被纳入到国家历史的单一化叙事中，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实际上只是空谈。沃特彤给出了很多佐证，前英国文化、媒体与体育部大臣泰莎·乔威尔(Tessa Jowell)的讲话就是其中之一。乔威尔说：“建筑和它们所处的环境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们所讲述的故事、所建立的联系，在于它们给予的‘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的认知。从多种意义上说，这种清晰的国家认同感的建立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对于某一建筑遗产，不同的群体可能会讲述不同的故事，赋予它不同的联系和意义，从而确立起不同的身份认同。乔威尔却直接跳跃到国家层面，似乎不需要任何论证，建筑遗产的意义就毋庸置疑地与国家认同等同起来。沃特彤的分析指出，这样的国家主义倾向实际上反映出社会政治对差异和自我隔离的恐惧：遗产实践邀请不同文化群体参与，却又害怕他们带着差异进入，于是国家认同就成为掩盖多元文化差异的有效叙事。
在遗产的话语分析研究方面，中国学界并不滞后。李军(32)借助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追问了“文化遗产”概念的产生与演变过程，认为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话语制造，其后隐藏着东西方的“文明冲突”。如果说这是福柯话语分析方法在中国遗产反思中的最早应用，那么它比西方遗产学界的CDA研究还早了一年。李立(33)关注的是贵州屯堡的文化遗产知识生产，他对相关的村志书写、学术论著以及村民与人类学家的互动过程展开话语分析，具体而微地揭示了遗产制造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的经验与想象、博弈与共谋。他的突出贡献在于将话语分析与民族志有机结合，让两种方法合而为一，优势互补。这标志着话语分析研究的一个最新动向——“民族志导向型话语分析”(ethnographic－oriented discourse analysis)(34)开始进入遗产研究。侯松、吴宗杰(35)将话语分析的应用价值推向遗产本土话语与意义的挖掘上：他们以浙江衢州三部传统方志中的“文昌殿”书写为个案，利用话语分析考察中国传统历史思维对今天“遗产”的物质性、文化肌理和当下价值三方面的不同思考，凸显出中国遗产的本土观念与意义思考；他们主张学界应关注本土的历史文本，从那里寻找与全球化遗产思维对话的本土话语。侯松、吴宗杰(36)还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古迹”话语反思遗产的跨文化政治，通过对传统方志中古迹书写的解读，考察了中国传统的“古迹”理念及其意义生产，探讨了其与源自西方的当代中国遗产话语之间的差异，批判了遗产保护对本土历史记忆方式的破坏。他们在对清嘉庆《西安县志》中的“芙蓉台”和“五枝樟”两处古迹记载进行话语分析后发现，中国传统的古迹书写往往大量转引过去的文本，不像今天的遗产表征中充斥着现代人的语言。这体现了孔子“述而不作”思想关照下的语言原真性，而与西方遗产的物质原真性概念不同，这样的话语方式保证了古迹意义的历史性和多样性。
四 遗产话语研究：跨学科与跨文化展望
基于话语视角，特别是话语分析方法展开的遗产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遗产话语研究”(heritage discourse studies)。它既是遗产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也是一个视角(perspective)、路径(approach)或者流派(school)。无论如何，它已在遗产研究中形成一股独特的力量，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今天的遗产研究界，“话语”、“表征”、“建构”、“政治”等早已是常用词汇，客观的、中立的、无当下性和政治性的遗产观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抛弃。展望未来，“遗产话语研究”大有可为。下面我们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角度对其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探讨，思考需要努力的方向和中国学者参与乃至引领相关研究的可能路径。
从跨学科的角度看，遗产话语研究需要更多样化的话语视角和话语分析方法的介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跨学科融合，推动话语视角和话语分析方法以多元的面貌进入遗产研究。遗产研究本来就是一个跨学科领域，然而，与很多的跨学科研究一样，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切入研究，结果是你不懂我、我不懂你，抑或是你批判我、我批判你，真正建设性、互补性的跨学科整合研究并不多见。话语视角和话语分析方法具有极强的跨学科渗透力，如何在话语理念和方法架构中整合相关学科，展开面向遗产问题的探讨，这是“遗产话语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目前来看，遗产话语的表征性、建构性、政治性已有很多的理论探索，然而其历史性和文化性却没有被充分关注。不可否认，上文列举的大多数研究中都注意到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但我们所看到的是，对遗产话语的考察主要还是集中在(后)现代社会语境中，而在前现代的、非两方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我们今天所说的“遗产”是如何被理解和建构的呢？这一问题还需要做更多的遗产话语考察。对话语的历史性，福柯有深刻的理论思考，其后期的知识谱系学更是注重历史的考察(37)，因此，将他的思想引入遗产话语历史性问题的理论探索当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遗产话语的文化性，从特别注重文化因素的话语研究学者那里，我们也可以汲取理论营养。这方面中国学者有突出的贡献。施旭所提出的“话语研究的文化路径”(38)和中国文化话语研究理论框架(39)对于遗产话语的理论创新应该会有借鉴意义。吴宗杰的话语研究也以文化性著称，他对中国话语，特别是中国历史话语的考察(40)对于我们探索中国遗产话语的文化理论可以有重要启示；而近几年，他不仅对中国遗产话语的文化特征(如“述而不作”、“微言大义”等)及其当下意义做了考察(41)，还试图在跨学科视野下推动遗产研究与CDA的深度融合(42)。可见，中国学者在探索遗产话语研究的文化理论方面可以有独特的贡献。
从方法论层面看，遗产话语研究需要整合不同的话语分析方法，形成互补优势，从而对遗产话语的复杂性进行更细致、更全面的考察。沃特彤的遗产CDA研究体现了经典分析路数和新近的多模态话语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方法的结合，我们也需要更多类似的尝试。而更重要的是话语分析与其他学科方法的有机结合，因为遗产话语研究要走向方法论上的多元化，这是最主要的途径。李立的研究将民族志与话语分析有机整合，值得借鉴；侯松、吴宗杰以历史文献学方法呈现宏观分析，以话语分析展示相关的微观考察，也是很有意义的尝试。我们认为，应该大力提倡整合更多跨学科方法的遗产话语研究。在话语分析的跨学科应用领域，这已是常态，如话语分析与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方法的结合，话语分析与媒体研究方法的结合，话语分析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结合，话语分析与叙事研究(narrative inquiry)方法的结合，话语分析与口述史研究的结合，等等。
从跨文化的角度看，遗产话语研究需要充分挖掘并有效激活不同文化传统中的相关文本、智慧和思维方式，将它们置于平等的跨文化对话之中，重构遗产的文化的多样性。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但如果连遗产本身都失去了跨文化的多样性，又何以能够实现这一根本目的呢？已有的遗产话语研究在对普世化遗产话语及其文化政治的批判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果我们坚持“遗产是一种话语建构”这一基本理论前提的话，今后更为迫切的任务则是对遗产话语文化(多样)性的深度探讨。在这方面，非西方的学者具有天然的优势。他们可以深入本土文化传统，寻找历史深处的智慧与乡土的、民间的声音，在西方学者陌生的文化语境中挖掘与我们今天称为“(文化)遗产”相关的另类话语与思维方式。它们作为全球化遗产话语的文化他者，不仅是对遗产政治的挑战和反抗，更是开启理解历史的地方性、多元性和流动性的有效途径。就中国学者而言，我们有浩如烟海的史志谱牒，这些不仅是可以提供历史信息的史料，更是理解古人看待历史和遗产的本土话语碎片。吴宗杰和侯松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两条可供借鉴的路径：一是利用话语分析挖掘遗产的本土意义与观念、本土的言说方式与价值思考；二是以话语的历史性和文化性为基础，探索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遗产话语的本土化重构(43)。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遗产如何跳出全球化、专业化言说方式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控制，转而以本土的声音、词语和话语方式陈述自身、建构自身，推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五 结语
从话语视角出发，遗产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物”，它所谓的“内在价值”也不再被理解为是客观的、中立的，一切都处在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观念、价值与意识形态交互作用的网络之中，与语言符号的表征和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去掉这些，遗产也就无从谈起。我们提出以“遗产话语研究”一词来概括这种新视角下的遗产研究，指出它在遗产研究中已成为一支独特的力量。通过对相关研究的系统回顾，我们厘清了基本概念、理论焦点、研究思路和方法论；基于跨学科、跨文化两个角度的展望，我们也对遗产话语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些认识，讨论了中国学者在相关方面可能做出的独特贡献，沿着这些方向前行，我们有信心引领这一领域的发展。
最后必须承认的是，本文对遗产话语研究的回顾不可能面面俱到，展望也不可能网罗所有可能的发展动向。作为一篇短文，我们希望它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藉此推动遗产话语研究以及中国的遗产研究向前迈进。
收稿日期 2013－01－26
注释：
①②Foucault,M.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A.M.Sheridan(trans.).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1972,p.107; p.49.
③［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5页。
④肖锦龙：《福柯理论视野中的话语——从〈知识考古学〉谈起》，《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
⑤Hall,S.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S.Hall(ed.) 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London:Sage Publica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1997,p.45.
⑥Burr,V.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Second Edition).New York:Routledge,2003,p.64.
⑦Foucault,M.The History of Sexuality.R.Hurley(trans.).New York:Pantheon,1978.
⑧Fairclough,N.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pp.62-73.
⑨Butler,B.Heritage and the present past.Tilley,C.,Keuchler,S.and Rowlands,M.(eds.) The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6.
⑩Bond,G.C.and Gilliam.A.(eds.)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Representation as Power.London:Routledge,1994; White,H.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19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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