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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89(1999)02-0004-11
9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政坛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左政党或其他左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新保守主义政党则纷纷下台。随着这种政局变迁，舆论媒介宣布欧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改革时代。目前关于“新中派”的“欧洲第三条道路”宣传格外引人注目。在50年代，社会党国际曾经主张要在所谓“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官僚专制的国家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今天，以“新中派”自命的新一代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宣布要在传统欧洲社会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新中派”、“新中间道路”概念的提出，不仅体现了一种竞选战略，而且完全可以说，标志着当代西欧政治文化的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目前西欧这场政治文化革新的背景首先是战后出生的、经历60/70年代大学生反抗运动的所谓“68年代人”为骨干的新一代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于70年代后期新科技产业革命以来，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模式历史经验的反思，是对于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近30年内不同方向的历史实践比较。在这里，对于历史实践经验的回顾是理解今天欧洲第三条道路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一、凯恩斯主义与社会福利国家
凯恩斯主义起源于美国30/4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登上西欧政治舞台。
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引起凯恩斯主义先驱领袖人物对于自由主义奉为神圣的市场自我调节、化解矛盾、自愈能力的怀疑。30年代的这次危机使人们相信，为了公众利益，使用各种直接、间接手段对于整个宏观的，以及各种具体微观的经济过程进行控制调节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而进行这种控制调节活动无可争议地属于国家的任务。
经历过30年代经济危机和二战以后，西方执政的和参政的主要政党不仅对于市场，而且对于私人所有制的经济垄断、劳动生产资料的私人垄断也产生了怀疑。在战后初期，多数西欧国家广泛实行经济国有化，直至80年代，在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还有不少经济产业部门属于国家所有制。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支配权力是进行直接经济调控的物质基础。
在政治领域，也相应地出现了新的政治力量对比格局。二战以后，多数西欧国家（美国和瑞典是在战争以前）社会福利国家的各项法律规范和其他法律基础都稳定地建立起来。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能够对于个别的，以至整体的经济过程进行市场以外的调节干预，还不能算是凯恩斯主义国家的本质特性。新自由主义、货币主义也同凯恩斯主义一样，肯定独立的中央银行推行以稳定为取向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上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中，除了中央银行的限制性措施以外，还有一系列对于私人经济决策和经济过程进行干预、施加影响的各种手段方法。
在这些措施中，作为凯恩斯主义的本质特点，突出强调国家财政金融政策作为经济政策手段的重要作用。税收政策和财政预算开支政策都要以宏观经济要求为基准。在经济停滞阶段要努力扩大国家开支，在宏观经济形势得到持续恢复、价格上涨以后要压缩国家开支。这个方案的结果就是要以国家财政赤字为代价。人们相信，到了经济繁荣阶段，国家在有意识地抑制政府开支的同时，会从盈余的大量征税收入中获得补偿。
德国学者汉斯格奥尔格·科奈特在最近出版的《从商业资本到全球化》一书中对于凯恩斯主义国家的直接间接干预手段作了具体叙述，其中包括：
对处于国民经济优先地位的生产、营销和投资进行直接的（如补贴），或间接的（如减税）补助。
拨款资助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既可采取国家补贴工业研究的形式，又可以把国家的，包括军事方面的科研成果转用于私营经济生产。
地区产业结构政策。以多种形式、直接或间接的方法资助基础设施建设，资助地区的工业、生态、社会发展以及旅游事业的发展。
环境政策。
货币政策，信贷政策。
就业政策（包括教育和技术培训政策）。
对外经济政策、外贸政策。例如对于某些商品出口或进口的补贴，保障原料和能源的获取，通过政治手段获得或维持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或某种经济优先权。
作者在排列出上述宏观经济干预手段以后，又作了如下补充说明：
第一、凯恩斯主义国家实际上很难做到通盘考虑经济与社会现实，天衣无缝地把各种关系、力量对比及结构和谐地、以最佳方式结合在一起。各国政府和议会的多数派首脑人物对于国家机构的经济干预，尽管存在广泛一致的共识，但无论在干预的总体规模，还是在具体干预的手段方法上，都不同程度存在分歧，几乎没有制定出一套完整系统的、把各部分内容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彻底的经济政策。各国政府制定的规则仅仅是涉及目前行动的手段和方法，很少考虑到整体经济的长远层次。
第二、在所有干预手段中，最有争议的，现在几乎到处受到指责，但也许是最有效的，就是投资手段的干预。凯恩斯曾经说过：“我想，使投资广泛地国家化，这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注：汉斯格奥尔格·科奈特：《从商业资本到全球化》，威斯特法伦汽船出版社1998年明斯特版，第286、287页。）
关于社会福利国家，许多学者写了很多著作。最近读到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20多位著名学者合作撰写的国际性著作《竞争的极限——全球化后果与人类的未来》，书中对社会福利国家作了权威性阐述（注：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德文本，联邦德国政治教育中心出版，第67页。）。
社会福利国家建立在一种部分明确、部分隐晦的社会契约基础上。这种契约要确保和促进个人、集体的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确保和促进几代人之间的团结互助。这种社会契约是现代工业社会和民主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基础。它可以使得人们付出相对比较低的社会代价，促进经济增长，使本国资本主义得到广泛认同。
这种社会契约的形式与内容在一个地区内（西欧），在各国之间，在几个地区之间（欧洲，北美，日本）都各有不同。但是，无论如何都依据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劳动权力。包括充分就业、终生就业、改善劳动条件；第二、反贫困斗争。包括最低收入线，在反贫困、反社会排挤的斗争中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救济；第三、风险保护。社会福利保障，为了保护雇员和他们的家庭抵御疾病、事故、失业、死亡等风险的保障措施；第四、促进机会平等。包括用于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职业转换、业余活动的国家开支，资助受歧视的地区、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的积极的反歧视措施。
德国著名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对凯恩斯主义国家作了权威性叙述：“在西方混合经济中，国家通过掌握很大一部分社会生产，拥有了划拨福利、提供补贴的活动余地。更主要的是为实行一种真正有效的基础设施政策、就业政策、社会福利政策赢得了活动余地。它可以为了实现增长、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的目标对于生产和分配的基本条件施加影响。换句话说，进行调节活动的国家一方面通过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在提高经济发展动力的同时保障社会一体化。”（注：于尔根·哈贝马斯：《超然于民主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收入乌尔利希·贝克主编《全球化的政治》，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战后60-70年代是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黄金时代，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这个时期的社会改革实践中取得更大成就。在工党、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扩大的社会福利国家建设得到广大雇员的拥护。70年代末80年代初，联邦德国社会福利金的比例（社会福利开支在全部社会在生产中所占比例）增长至三分之一。这笔国家划拨的福利金，在某种意义上起到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职能，修正调整了所谓独立经营者（包括雇主，企业主）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
在这里需要强调两点。第一、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雇员享受的划拨社会福利的扩大，本身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国际上要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制度竞争，资本不得不对本国工人实行让步。而这种让步也是西欧工人运动长期斗争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的福特主义阶段，西欧社会中始终保持一支十分强大的、富于战斗力的工会力量。第二、社会福利国家建设与此时的资本积累战略从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当时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模式着眼于挖掘本国市场的潜力，企业主力图使生产线旁从事大规模日用品生产的工人同时成为自己产品的消费者。于是在大幅度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相应适当地增加工人的工资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这种以大规模群众性消费促进大规模生产的资本积累模式同时也成为凯恩斯主义膨胀经济发展战略和赤字财政政策的基础。凯恩斯不仅主张借助增加雇员收入，而且力主扩大国家开支，包括社会福利开支来刺激需求，扩大生产，实现充分就业。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主要内容的劳资社会伙伴关系和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此时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局面。正是这种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把劳动生产率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平民主地团结凝聚在一起，保障了国内和平、政治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宽松有利的条件。这种凯恩斯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国家模式被人们称为“莱茵资本主义模式”。
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
7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科技产业革命在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产业结构变迁的同时所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持续的、大规模群众性失业。这种愈演愈烈的劳动市场危机使得西欧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伴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演变，个人主义化与大规模失业瓦解了工会的战斗力，日益扩大的贫困化加重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商品市场的国际化与全球化对于各国国民经济产生了巨大压力，特别是与美国、日本在世界市场的竞争，改变了西欧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气候。凯恩斯主义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被新自由主义取代。在这个时期，舆论界不再从需求理论出发，把提高工资说成好事，而是依据供给学派理论说成是有害于企业与国民经济竞争能力的错误举措。而公司企业负担的社会福利开支不再被看作是促进生产与消费一体化循环过程的有益开支，而是被片面地看作是阻碍本国经济改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障碍。从根本上说，导致上述变化的原因是战后流行的福特主义积累模式走到了极限。在市场广泛饱和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大规模生产的生产技术再也不能使劳动生产率长期持续提高，因为它不能充分赢利。而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扩大再在被证明成了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干扰性因素。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政党逐步取代工党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地位，他们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垄断西欧政坛。传统的自由主义根据亚当·斯密的学说，把国家的职能缩小为“守夜人”的角色，不能对市场进行干预。国家的任务仅仅在于保障契约权利，防御外敌入侵。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布。最初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工人贫困化的这个当时最大的社会问题。在强大的工人运动压力下，俾斯麦开始进行一系列社会保险立法。本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历史教训说明，国家必须作为市场的调控者发挥作用。新自由主义考虑到上述情况，对于传统自由主义作出一系列修正。它不再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自我稳定的体系，并以此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传统的自由主义并没有考虑到，国家必须要阻止垄断和卡特尔的形成，才能保持市场经济竞争的优点，并对于市场的消极后果进行修正。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经济的竞争必须由国家来维持，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缓解市场的消极后果，如同货币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命题就是市场经济竞争、国际竞争总是会有利于消费者，创造劳动岗位，所以它的政策就是以促进竞争为基准，对市场进行调节。他们认为，国家应当把自己的活动仅仅限于保障经济活动的基本条件与框架，也就是说，通过相应的法律保障竞争，以及建设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提供。他们的口号是尽可能多地利用市场，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允许国家进行干预。经济必须不断地从官僚法令中解放出来（放松控制），国家开支必须削减，要鼓励私人的主动性，减低公司企业税。人们在投资于新的劳动岗位的时候，总是希望获得高额利润。新招聘的雇员只有在用他们的工资提高了市场需求的时候，才会促使企业继续招聘新的劳动力，这样从供给方面对于经济进行推动。这种以供给为取向的经济政策自从80年代初开始在西欧各国实践。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私有化、自由化、放松控制和削减社会福利。
自70年代中期以来，在所有西方工业国家都努力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而且速度不断加快。理由是国有企业不遵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强制，缺乏效率。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他的主要著作《国富论》一书中，要求废除关税，取消一切贸易限制，他的口号就是使市场自由化。世界范围的竞争和世界范围的贸易，会使商品越来越好，越来越便宜，从而使消费者获得收益。这种关于跨国贸易的理性思考后来被抬高为一种宗教教义，这种教义宣称，激烈的国际竞争会使所有的国家获得好处。
所以，要使市场自由地发挥它的长处，不仅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是十分必须的，国家还应当尽可能地超脱于经济现象，不要再作调节性的干预活动。经济学说的这个命题被对归纳为“放松控制”的概念。放松控制意味不断放弃国家用以干预经济进程的各种法律规章。
正如联邦德国最近出版的一本畅销书《全球化陷阱》的作者所说：“西方保守党人1979年在英国、1980年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后，改弦更张，采用另一种经济信条来规范他们的政策。他们推行诸如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撒切尔夫人的忠实朋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所提出的新自由主义，这种信条作为货币政策的一种变种又被称为货币主义。这两位理论家只允许政府扮演秩序监护人的角色。他们断言，私人企业在投资和雇工方面越自由，全局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就会越来越扩大。”“实行放松控制、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三条成为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义纲领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华盛顿和伦敦的掌权的市场激进派把供求规律美化为可能有的最好的制度原则，扩大自由贸易成为目的本身。”“迷信市场的各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借助这些武器，他们进行了捍卫资本自由的斗争。”“越来越多的政府和议会，签定一个又一个协定，颁布一个又一个法律，他们的决定消除了妨碍资本和商品跨越国境流通的障碍。从外汇交易的解除束缚，到欧洲内部大市场的形成，到世界贸易协定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的不断扩大，西方工业国家执政的政治家们系统地造成了一种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对付的局面。”（注：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50、11、12页。）
削减社会福利也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在德国、荷兰、斯堪地纳维亚国家这种削减还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在英国削减的幅度就比较大。经过撒切尔主义的10年统治，1989年英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在全部国内生产中所占比例降为22%，远远低于多数西方工业国家，在欧洲联盟国家中居倒数第二位（注：卡斯腾·狄克（主编）：《大不列颠国情报告》，1994年波恩版，第415页。）。80年代，欧洲共同体范围内雇员实际收入年增长率为1%，70年代为3%，60年代为5%（注：《欧洲经济，1995年度报告》，第95期，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出版，第235页。）。联邦德国学者约翰内斯·斯泰芬认为，削减社会福利的本质就是“削减最贫苦的穷人收入”（注：《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1996年4期，第351页。）。
新自由主义固然促进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发展，从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但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劳动社会危机和金融危机很快地威胁到西欧资本主义自身的生存。
90年代中期，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已经达到了社会承受能力所容忍的边缘。
首先是由于新的科技产业革命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在新自由主义放松劳动市场控制的条件下得到恶性发展，在全球化的旗帜下，跨国公司把大量劳动岗位转移到第三世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更使西欧劳动社会危机雪上加霜。目前西欧各国失业人数已到达2000万（实际缺乏3000万劳动岗位）。长期持续的大规模失业加剧了西欧社会贫困化，扩大了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分配格局。去年，德国《明镜》杂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可以确定的是：国内财富分配的差距越拉越大，它甚至到达前所未有的规模。货币财富、不动产、企业资产都集中在一个人数相对很少的阶层手中。百分之五的私人家庭占有全部私人财富的三分之一以上。平均每个这种家庭拥有价值200万马克以上的财富。占这个社会一半的下层居民只拥有价值不到百分之十的私人财富，平均每人不到5.9万马克。由于收入差距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从1980年至1995年期间，独立经营者可实际支配的收入在平均收入比较中增长54.3%，同期间雇员的可支配的实际收入下降10%”（注：[德]《明镜》，1997年第4期。）。
其次，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导致的全球金融投机扩大了金融市场风险。近年来相继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泰国及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都一再证明，这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亚于承受一次国际侵略战争。在全球化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局部的危机很可能产生一种一损皆损的连锁反应，进一步导致全局性的危机，这是西方工业国家十分害怕的局面。全球性的金融投机被看作世界经济的爱滋病。所以目前即使是新自由主义的崇拜者也在大声呼吁，要加强对于失控的金融市场的监督控制。国际金融投机家索罗斯也在警告人们，如果继续放松控制，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全面危机。总之，到了9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政策也走到了自己的终点。所谓“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模式”也开始受到人们的批判。
三、新中派的第三条道路
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在前面引述过的那篇文章中写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碰到了一个又绕回来的老问题，在当初两种社会制度竞争的压力下这个问题似乎曾经已被解决了。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本身同样地古老。这就是如何有效地利用自我调节市场的分派职能和信息职能，而不必为此付出诸如不平等分配之类的社会代价，而这种不平等分配是与民主组织的自由社会的一体化条件相矛盾的。”“解决这个问题，即如何把经济效益与自由、与社会保障结合起来，把资本主义与民主结合起来，关键在于提供一种政策，在实现较高水平就业的同时，使社会福利与社会安全保障能够相对广泛地普及开来。”哈贝马斯认为，“经济全球化摧毁了曾使社会福利国家妥协暂时地成为可能的一种历史力量对比格局，如果说，这种妥协绝对不是对于资本主义内部问题的理想解决方式，那么至少把为此付出的社会代价维持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注：《全球化的政治》，第68页。）60年代曾经担任哈贝马斯助手的社会哲学家奥斯卡·内格特在今年出版的《为什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书中强调目前要推进一种权力变化和政治变化，理由在于全球化使人们看到失去控制的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资本的革命化挣脱一切传统羁绊的力量现在已经充分显示出来。当务之急要有意识地对于财产分配进行控制。他要求通过税收进行明确的再分配。大公司和高收入者应当多交钱，开拓新的财源，支持公共事业，资助创造新的劳动岗位（注：奥斯卡·内格特：《为什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斯泰德尔出版社1998年版。）。他把希望寄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身上。
就在这个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打出了新中派的旗号。它的1998年联邦议会竞选纲领中写道：“我们要填平我们社会中的社会鸿沟，最终完成我们国家内部统一。我们把自己看作是强者与弱者团结互助的共同体。我们依靠我们社会中创造效益的人们，依靠高度熟练技术的、积极进取的雇员，依靠在家庭和社会中为我们的子女的教育承担责任的男子和妇女，依靠富于远见、投身事业的经理和企业主，依靠具有革新精神的、灵活的中间等级、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依靠勇敢的创业者，依靠出色的、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信息工作者、医生和工程师，依靠从事大量发明创造的技师和科学家，依靠具有责任感的德国工会。这些都是我们所信赖的人。他们同我们社会中的这些创造效益的人们一起组成德国的中派。”（注：《劳动、革新与公正——德国社会民主党1998年联邦议会竞选纲领》，第12、13页。）这种新政治模式的思想先驱安东尼·吉登斯去年曾经在一篇题名为《超然左右》的文章中写道：“由于全球化，人们再也不作什么简单的左右区分，因此出现了一个新的坐标体系，我把它的中心称为激进中派。托尼·布莱尔已经证明，与传统阶级路线相交叉的激进政策是能够获得多数选民支持的，有些东西还可以获得保守党人的支持。就是在这里，他建立起激进中派的社会共识。”（注：阿·吉登斯：《超然左右》，载《共决杂志》，1997年第18页。）在这里我们强调社会民主党的自我认识再一次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具有双重含义：第一、这个党宣布自己超然于传统的左右政治文化。第二、它从战后的工人阶级改良政党、从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宣布的全民党演变成以新中间等级为骨干的精英党。
与此同时，他们对于70年代传统的社会福利国家模式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吉登斯指出：“人们有一种对于国家的依赖性，对这种倚赖性进行结构改造，或者废除这种倚赖性是一件对于所有人都十分有益的事情。重要的是对于养成这种倚赖性的国家制度本身进行改革。我们是带着这种依赖性在社会福利国家中成长起来的，这种倚赖性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人们对此毫无知觉。特别是在老年关怀的事例上更加明显。退休金和退休者，这些都是在社会福利国家早期发明出来的，今天实行一种所谓的退休年龄，谁达到这个年龄，就被看作丧失能力，不能再对社会做出贡献，不能再从事劳动。但是如果我们废除了退休金，同时废除退休年龄，结果，老年人的状态就会像青年人一样。（注：《为什么说退休年龄是一种虚构？》，《法兰克福汇报杂志》1998年7月31日，第45页。）”
上述议论我们可以看作是第三条道路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传统的社会福利国家模式受到了人们的批评，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的冲击限制了民族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政府国库空虚，拿不出钱来进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国家建设。在这种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人也无法修复传统的社会福利国家发挥职能作用的能力。另一方面，长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失业、社会贫困化、贫富分化已经发展到了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熟视无睹的境地。
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们最近以来，写了大量文章，宣传第三条道路。霍姆巴赫写道：“长期以来，围绕在供给政策和需求政策之间目标抉择的争论使我们无所作为。多数人很早以前就已经与那种速效的、然而十分片面的凯恩斯主义方案设想告别。……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左翼的供给政策。（注：霍姆巴赫：《解放运动》，载《明镜》，1998年第41期，第42页。）”他在另一本书中写道：“有一个社会民主党方案，作为取代新自由主义的选择，是一个具有务实主义特点的方案。它以现实为基准，认识到放弃关于占有与分配意识形态的必要性，依据的只是新的确定不移的事实。”（注：霍姆巴赫：《突破》，杜塞尔多夫1998年版，第25页。）新当选的联邦德国总理施罗德说：“在一个变化越来越快的经济和社会中没有永远生效的行动准则……我发现，长期以来，引起人们愤怒的不是什么左的或右的经济政策，而只能说是一种正确的或错误的经济政策。我相信，今天我在这里所作的关于经济政策的评论，对于其他领域的政策也是适用的。（注：霍姆巴赫：《突破》，杜塞尔多夫1998年版，第225页。）”新自由主义政策要求向企业提供宽松的经营条件，提高生产，提供供给。新凯恩斯主义要求使消费者拥有更多的货币，提高市场需求。新中间道路希望把两者结合起来，同时提高供给与需求，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扩大就业，希望维持市场经济竞争的同时保障社会公正。这当然是一个十分理想的模式，但是实行起来肯定非常困难。人们希望这个模式获得成功，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有人认为，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我们长期以来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与新保守主义政党、民主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日益趋同的发展趋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演变。实际上，第三条道路所提供的真正称得上是新鲜内容的是要对社会福利国家进行改造，甚至要以新自由主义政治家多年以来积极辩护的那些思想为指南，来进行这种改造。现在的问题是第三条道路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新自由主义理想？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传统的左右政治模式，实现真正的思想解放？这是我们目前关注的主要问题。研究第三条道路对于我们认识今天西欧社会的政治文化变迁、理解新一代左派政治家、理论家的文化革新，准确把握西欧国家的政治脉搏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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