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情感与创造力：一个动态研究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造力论文,模型论文,员工论文,情感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商业环境加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已经成为组织管理的重要要求之一，且员工的创造力对组织维持生存和保持竞争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然而，当个体面临复杂的工作要求时，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反应(如积极情感、消极情感，或者各种复杂的情感状态)，从而会影响他们创造力的发挥[2，3]，甚至会表现出偏离行为[4]。大量研究表明，情感对员工创造力和组织绩效均具有重要的作用[1，2]。因此，从情感视角出发探讨如何提升员工创造力，从而改善组织整体运营效率，构建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西方学者对情感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形成了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两种研究视角。基于情感扩展-构建理论视角[5](broaden-and build theory perspective)，积极情感能够促进个体思维的灵活性，有利于个体创造力的发挥；而消极情感则会缩窄个体思维的活动空间与认知范围，因而会抑制创造力的提升。基于情感-信息视角[6](affect-as-information perspective)，消极情感所传递出的不好的信息会使个体感知到自己目前的状况较差，反而会促进其继续努力来改善现状，因而有利于创造力的提升[2]；积极情感所传递出的良好信息会使个体感知到自己目前的状况较好，因而会表现得比较松懈，反而不利于创造力的提升。此外，情感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情感对创造力的作用效果会受到个体因素[2，7](如特质、动机等)和情景因素[2，3](如报酬、组织支持等)的影响；另一方面，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会由于情感和创造力本身特征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如Foo等[8]发现情感延迟会影响情感与创造力的关系；To等[9]发现激活状态下的情感(如兴奋的、焦虑的等)对创造力均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而非激活状态下的情感(如平静的、疲倦的等)都不利于创造力的提升；De Dreu等[10]则发现积极情感会促进创造力中的灵活性成份，而消极情感会促进创造力中的独创性和流畅性成份。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不论是积极情感还是消极情感，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均没有统一的结论，且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国内目前却很少有学者关注情感以及情感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研究。鉴于此，因而有必要对情感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研究进行系统地梳理与整合。 通过归纳总结，本文梳理了现有关于情感与创造力的相关文献，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文献综述，从而实现以下研究目的：(1)阐明不同情感概念之间的区别、测量方法及其对创造力的作用机理；(2)构建动态情感与创造力的理论模型；(3)提出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及管理启示。 情感的定义、分类与测量 1、情感的定义与分类 情感(affect)是指个体一种主观的感觉或状态，如高兴的或者生气的[11]。情感涵盖了个体体验到的所有感情，且由于强度和形成原因的不同，可以被划分为心境和情绪两种类型[1]。其中心境(mood)是指一种低强度的、分散的、较持久的情感状态[1]，这种情感的发生往往并没有明显的原因，因此具有较少的认知内容(如感觉很好或感觉很坏)；情绪(emotion)是指一种高强度的、短暂的，波动性较强的情感状态，这种情感的发生通常伴有明确的原因，且具有较多的认知内容(如愤怒的或兴奋的)[11]。同时，为了更好地区分不同的情感现象或类型，有学者提出了两个原则：原则一是这种情感现象是否具有特定的客体，以及是否反映了一种持久的情感状态；原则二是这种情感现象是否在特定性、高强度和持久性方面有其他的区别。通过这两个原则，可以清楚地看出心境、情绪与情感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情绪的产生具有特定的原因，且是短暂性的；心境的产生并没有特定的原因，且持续时间较长；而情感则包括了情绪和心境两种类型。总而言之，情感是个体体验到的所有感情状态的总和，其内涵更加宽泛。 除了上述因为强度和形成原因而区分的不同情感类型之外，学者们又提出了核心情感这一概念[12]。核心情感(core affect)将情感划分为效价(valence)(积极或消极)与激活(activation)或非激活(deactivation)两个维度。根据这两个维度的组合，情感可以被更加具体地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激活的积极情感(如兴奋的、充满激情的)，非激活的积极情感(如平静的、放松的)，激活的消极情感(如紧张的、失落的)和非激活的消极情感(如泄气的、疲倦的)。由于在情感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中涉及了不同的情感类型，因此在本研究中统一使用情感来指代。 2、情感的测量 情感的测量方法有多种。在实证研究中，关于情感测量最常用的方法包括问卷法和定性测量。其中，问卷法主要是通过PANA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13]对情感进行测量，该量表通常测量个体在过去一周内的感情状态来反映个体的情感[3]。定性测量主要是通过事件记录的方法让被试记录自己一天中发生的事情，然后研究者通过内容分析、归纳总结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情感类型，如积极情感、消极情感或者中性情感状态[14]。 在实验研究中，对情感的测量通常包括三种方法：(1)文字联想法(words association)[15]，该方法通过一些指示词汇来引发个体的情感；(2)回忆法[16]，该方法通过让个体回想自己在最近一周内的高兴的或者不高兴的事件来引发个体的情感；(3)电影片段启动法(film clip)[15-18]，该方法通过播放电影片段来引发个体的情感，如Fong[16]通过给被试观看一段电影片段，来引发个体情感矛盾的产生。当然在实验研究中不论采用上述哪种方法，都需要在事后对情感的测量进行操纵检验。 情感与创造力的研究进展 1、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目前很少有研究关注情感与不同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在情感研究方面，学者们大都从理论综述对情感展开了探讨，如情感调节，积极情感[19]，团队情感和一些情感理论研究(如情感事件理论)，仅有少量实验研究探讨了情感在品牌营销中对人际信任等方面的影响[20]。在创造力研究方面，学者们也主要从领导等其他因素出发分析了其对员工创新的影响[21，22]，并没有涉及情感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研究。 2、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情感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多。Zhou和Shalley[1]从个体的心理过程出发，将创造力的研究划分为动机视角，认知视角和情感视角，通过这三种视角可以清楚地了解不同情景因素、个体因素对创造力的影响。其中动机视角是根据Amabile[23]创造力成份理论中动机会促进或者抑制个体的创造力这一观点，认为个体或者情景因素会通过动机(内在动机或外在动机)来影响创造力[1]；认知视角则基于创造性认知是创造力提升中的重要因素之一，认为个体或情景因素会通过认知路径(如创造性认知)对创造力产生作用；而情感视角则主要围绕不同情感(消极情感或积极情感等)对创造力的影响展开研究。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从情感视角出发，对国外目前关于情感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具体包括情感对创造力的主效应以及影响两者关系的边界条件两个方面，如图1所示。
图1 情感与创造力研究框架 (1)主效应研究 A.积极情感与创造力 积极情感对个体创造力具有两面性的作用效果：根据积极情感扩展与构建理论[5]，积极情感会扩大个体短时间内的思维空间和认知范围，增强个体思维的灵活性，从而有利于创造力的提升[14，15，17，24]。反之，基于情感-信息视角，积极情感所传递出的良好信息会使个体感知到目前处于一种较好的环境中，因而会形成松懈、不用付出额外努力的信息诠释和认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仅依赖普通的程序和先前的知识结构来应对工作，而这些都不利于高水平创造力的产生[3]。 B.消极情感与创造力 消极情感对创造力的影响也没有统一的结论。一方面，以往研究认为消极情感不利于个体创造力的提升[15，17]，因其会缩减个体的认知范围与思维空间。另一方面，却有研究表明当个体对消极情感所传递出的信息产生积极认知时，消极情感则会有利于个体创造力的发挥[3，6]。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阐述了消极情感对创造力的积极影响：基于情感-信息视角[2]，消极情感表明个体目前处于不好的环境之中，从而会激发其产生系统的或者自下而上的问题分析方式，虽然这一过程会耗损个体的时间与认知，但是也能促进其寻找更好的方法，从而有利于个体创造性想法的产生；基于认知调节理论和情感维持理论[25]，当个体处于消极状态时，表明个体目前的实际状态与理想状态还有差距，因此他们会通过努力来减少这种差距，如从事收益较大的风险性行为(创造性行为)。 C.情感矛盾与创造力 情感矛盾(affect ambivalence)是指个体同时感知到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一种混合情感体验[16]。目前关于情感矛盾与个体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且没有统一的结论。Fong[16]通过实验方法，采用电影片段法测量情感矛盾，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对同一事件所感知到的情感矛盾会通过增加个体对事物的变异性认知来积极影响创造力[18]。但是Amabile等[14]通过定性方法，采用事件记录法测量情感矛盾，结果却表明个体所感受到的情感矛盾对其创造力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D.双维度情感与创造力 如上文所述，情感包含了效价和激活或非激活两个维度，而以往大多数关于情感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研究都只以情感效价为基础，如积极情感(如高兴的、欢乐的、放松的)和消极情感(如生气的、焦虑的、悲伤的)，很少考察情感的激活维度对创造力的影响。在最近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开始逐渐关注情感的激活或非激活维度[9，10，12，26]，且有研究发现激活状态下的情感都有利于个体的创造力，包括激活的积极情感(如兴奋的、充满热情的)和激活的消极情感(如焦虑的、失落的)，而非激活下的情感都不利于创造力的提升，包括非激活的积极情感(如平静的、放松的)和非激活的消极情感(如泄气的、疲倦的)[9]。 E.情感与创造力双路径模型 除了上述不同情感类型和维度对创造力的影响外，情感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还会由于创造力本身特征的不同而不同。从创造力的概念和组成出发，创造力包括了流畅性(fluency)、独创性(originality)和灵活性(flexibility)三种成份，其中流畅性是指产生非冗余的想法、见解、问题解决的方法；独创性是指所产生的想法、见解、问题解决方法具有非普遍性或者罕见性；灵活性是指在创造力过程中对认知宽度和深度的灵活运用。有研究发现，不同的创造力成份对个体情感有着不同的要求[10]，即不同的情感会分别作用于不同的创造力成份。具体地，De Dreu等[10]提出了情感对创造力作用的双路径模型，并认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会通过不同路径来分别作用于创造力的不同成份。其中认知路径(cognitive route)是通过提高个体认知灵活性，打破常规和认知重构来促进创造力，而坚持路径(persistent route)是通过对任务做出持久的努力和花费较长的时间来提高创造力。基于双路径模型，De Dreu等[10]研究发现积极情感会通过认知路径来提升个体思维的灵活性，而消极情感会通过坚持路径来提升个体思维的独创性和流畅性，最终都有利于创造力的提高。 (2)调节因素研究 情感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除了会受到情感和创造性任务本身属性的影响外，还会受到其他情景因素和个体因素的影响。情感与创造力的关系依赖于调节变量，尤其是消极情感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情景因素会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包括组织认同感知，创造性绩效报酬和发展性的反馈，与主管的互动公正和对主管的信任等[2]。另一方面，个体因素也会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7]，如个体自我情感认知[3]，调节焦点(regulatory focus)，包括促进性焦点(promotion focus)、防御性焦点(prevention focus)和动机因素，包括接近性动机(approach motivation)和规避性动机(avoidance motivation)。例如，Baas等[7]认为当个体的接近性动机和促进型焦点较高时，激活的积极情感对个体创造力的正向作用越强，而当个体的规避型动机和抑制性焦点较高时，激活的消极情感对创造力的负向作用越强。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情感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且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会受到大量边界条件的影响。然而，在实际工作生活中，随着工作要求及工作压力日益增加，个体的情感在短时间内是不断变化的[27]，但目前却鲜有研究涉及动态情感及其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正如George和Zhou[2]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个体在早上可能处于消极的情感状态/积极的情感状态之中，而在中午又处于积极的情感状态/消极的情感状态之中，且不同的情感变化形式给个体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由于动态变化的情感对个体创造力的作用可能更加复杂，因而接下来本研究将重点论述动态情感对创造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动态情感与创造力 正如上文所述，个体的情感在短时间内是处于波动状态的[27]，且这种动态变化的情感更加符合员工在实际工作中的真实情感状态。同时，George和Zhou[2]也呼吁未来的研究应该考察动态情感对创造力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在对现有静态情感与创造力研究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关于动态情感与创造力的理论模型。具体地，我们首先阐述了该理论模型背后的理论基础，其次对该理论模型的假设命题进行了论述。 1、理论基础 虽然在静态情感与创造力的研究中涉及了一些理论或研究视角，但并不适用于动态情感与创造力的研究。本文以Amabile等[14]的研究为基础，选择变异-选择-保留理论(variation-selective-retention，VSR)作为动态情感与创造力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变异-选择-保留理论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模型，而后其他学者逐渐将其整合、转化并应用于社会创造力的研究中。其中变异过程(variation)强调基于已有方案或先前常规而产生新方案[28]，选择过程(selection)是指对变异产生的结果进行判断从而形成新的框架来指导后续的行为，而保留过程(retention)是指对之前经过判断、筛选后保存下来的有用的、有价值的方案或方法的留存[28]。根据Ford和Kuenzi[28]的观点，变异过程会导致新颖原创想法的产生，而选择过程和保留过程则会有利于想法价值的保存，符合了创造力的概念，即个体产生新颖、原创性想法的过程。 Amabile等[14]认为个体新颖、原创性想法产生的概率会随着其对相关问题所拥有的认知多少而变化，而认知的变异又会导致个体新颖、原创性想法的产生，最终有利于创造力的提升。Amabile等[14]还认为任何影响认知变动、增加变异的因素都有可能会促进创造力，而情感就是产生变异的源头之一[14]。情感的变动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加工与个体认知，从而会导致个体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因此VSR理论适用于动态情感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研究[28]。同时，在关于情感变动与创造力最新的实验研究中，Bledow等[29]认为动态情感对创造力影响的主要理论逻辑也是基于，情感的变动会引起个体注意力关注焦点和思维模式的改变，从而影响个体创造力的发挥，符合了变异-选择-保留理论的观点。 不同的情感变化形式所传递出的信息以及对个体认知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对创造力的作用也会不同。本文以变异-选择-保留理论作为整体理论基础，构建了动态情感与创造力的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基于该理论模型，我们首先论述了不同动态情感的组合方式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其次揭示了动态情感对个体创造力作用的中介机制，最后讨论了情感延迟、个体因素、情感特征以及情景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
图2 动态情感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2、情感反转与创造力 动态情感主要表现为情感反转，它体现了情感变化的具体形式和动态的情感矛盾。情感反转(affect reversal)是指个体在较短的两个时间点上分别体验到不同的情感状态，包括了情感积极反转和情感消极反转两种形式。其中，情感积极反转是指个体在一段时间内的情感体验从消极情感变为积极情感，而情感消极反转是指个体在一段时间内的情感体验从积极情感变为消极情感。本研究认为动态情感的不同变化形式对创造力的作用效果会不同，且情感积极反转会正向影响个体的创造力。 首先，根据变异-选择-保留理论，情感作为产生变异的源头之一，它的变化混合了一些矛盾的情感、观察和认知，从而会改变个体注意力集中的焦点和思维模式。因而相比于静态情感，这种动态变化的情感会引起个体认知的变动，从而会对创造力产生影响。其次，在动态情感变化的具体形式方面，我们认为情感的积极反转，即个体的情感体验从消极情感变为积极情感，会使得个体的思维更加灵活与开阔，更有利于创造力的发挥。具体表现为，当个体体验到情感积极反转时，随着消极情感的减少，个体的认知范围会逐渐被拓宽，而不仅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因素及认知范围，且随着积极情感的增加，个体对信息的加工会更加发散[5]，进而会产生一些探索性的想法和行为。因此随着消极情感的减少和积极情感的增加，个体的认知思维会变得更加灵活，更有利于创造力的发挥；反之，当个体体验到情感消极反转时，随着积极情感的减少，个体认知的宽度会缩减且灵活性降低[5]，而增加的消极情感又会进一步加剧思维空间的缩减，从而不利于创造力的发挥。此外，在理论研究方面，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动态情感对创造力的影响[20]。尽管Amabile等[14]通过定性方法发现个体在不同时间段内(两天内)的情感变化(情感积极反转或消极反转)对创造力的作用并不显著。但是也有研究间接地支持了上述观点，即当情感发生积极反转时，会更加有利于个体创造力的发挥[29]，故而提出命题1： 命题1：情感反转会影响个体创造力，情感积极反转会正向影响个体创造力，情感消极反转会负向影响个体创造力。 3、中介作用机制 根据VSR理论，情感的变动会带来个体认知的变异，然后对个体的创造力产生影响[14]，因而本研究认为认知有可能会是情感反转与创造力之间潜在的中介变量。在现有一些研究中，也有学者关注到了认知在情感与创造力之间的连接作用，如To等[9]认为个体对情感所传递出信息的不同诠释或认知会对创造力产生影响。Seo等[12]在关于情感的评论性文章中指出情感会通过认知的间接作用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他们基于目标设置理论和工作动机视角，认为这些认知包括了目标水平(goal level)、目标承诺(goal commitment)、期望判断(expectancy judgment)、效用判断(utility judgment)、过程判断(process judgment)。此外，Bledow等[29]在动态情感研究中也指出情感的变化过程中包含了个体对情感信息的加工与认知，进而会影响创造力。同时，已有学者证明了个体的情感会影响其对来自同事帮助的认知，进而作用于他们的行为绩效[30]。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并没有直接检验或假设认知在动态情感与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个体通常会依赖自身的情感状态来指导他们的思维，判断和认知，而这些认知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对信息的加工和态度行为等。基于Seo等[12]的研究观点，即认知在情感与个体行为之间起着连接作用，本研究选择内在动机作为反映个体认知结果的变量，认为其会中介情感反转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认为，个体对不同因素的认知会决定其内在动机的大小，因此内在动机作为反映个体认知的一种结果，可能会在情感反转与创造力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我们认为当个体体验到情感积极反转时，根据上述对命题1的论述，表明其思维空间会变得更加宽阔，而这种积极的认知又会进一步增强个体从事创造活动的内在动机；反之，当个体体验到情感消极反转时，表明其认知思维变得不灵活，且思维空间变得比较狭小，从而这种消极的认知会降低其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内在动机。此外，已有研究表明内在动机是影响个体创造力的重要前因变量[1，23]。因此，我们认为情感反转会通过引起认知的变异而对个体的内在动机产生影响，从而作用于创造力，并提出命题2： 命题2：情感反转会通过内在动机的中介作用对创造力产生影响。 4、调节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雨过天晴”不一定都会带来好的结果，而“大喜大悲”有时也会有激励作用。动态情感反转反映了个体情感的真实变化，本文认为积极反转和消极反转对创造力的影响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如情感延迟，个体特征(如情商和情感特质)，情感特征(激活情感与非激活情感)，团队情感氛围和人际情感差异等因素。 (1)情感延迟 情感延迟(affect delay)是指个体在时间点1的情感体验，不仅仅对时间点1的行为有影响作用，也会影响时间点2的行为。目前，关于是积极情感具有延迟作用还是消极情感具有延迟作用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探讨了积极情感延迟或者消极情感延迟对个体创造力或者其他行为的影响，如表1所示。
基于VSR理论，情感反转对创造力的影响是时间点1的情感与时间点2的情感对个体认知思维共同作用后的累积效应。根据上述论述，不同情感的延迟不仅会对时间点1上的个体认知有影响，还会对时间点2上的个体认知有影响。因此，本研究认为情感的这种延迟作用会影响个体在动态情感变化过程中的认知范围，从而影响情感反转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根据情感扩展与构建理论[5]，积极情感会使个体的思维认知更加灵活与宽阔，而消极情感则会缩窄个体的认知范围。基于此，我们认为时间点1上的情感如果具有延迟效应，则会影响个体在情感反转过程中认知的大小，进而与时间点2上的情感所带来的认知产生累积作用，共同影响时间点2上的创造力。具体表现为：当个体的情感发生积极反转时，在消极情感延迟的情况下，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个体在情感反转过程中的认知范围，从而对削弱情感积极反转对个体创造力的积极影响；当个体的情感发生消极反转时，在积极情感延迟的情况下，那么会相对地扩大个体在情感反转过程中的认知范围，进而会削弱情感消极反转对个体创造力的负向影响。为了更好地反映出情感延迟对动态情感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影响，我们通过图3和图4展示出了这一动态的作用过程。因而基于VSR理论，我们认为情感延迟会对情感变化所带来的认知产生影响，进而作用于个体的创造力，并提出命题3： 命题3：情感延迟会影响情感反转对个体创造力的作用，消极情感延迟会削弱情感积极反转对创造力的积极影响，积极情感延迟会削弱情感消极反转对个体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2)个体特征因素 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是指个体处理情感的能力，包括监管自我和他人的情感，并对其进行区分，从而利用这些信息来指导自己的思维与行动[31]，包括情感感知，情感理解，情感使用和情感调节四个维度[31]。其中情感感知(emotion perception)是指个体能够准确地感知到自我和他人的情感的能力，情感理解(emotion understanding)是指个体能够很好掌握情感所传递出的信息的能力，情感使用(emotion facilitation)是指个体利用情感来激发自我的思维的能力，情感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是指个体为了实现具体目标而管理情感的能力[31]。根据情商的四个维度，我们认为具有高情商的个体不仅会更加了解自己的情感，而且会更善于利用与处理这些情感所带来的信息，因而会有助于他们应对因情感变动而带来的认知变动，最终加强情感反转对创造力的作用；反之，情商低的个体既不能很好地理解自身情感的变化，也不太善于处理情感变化所带来的信息，故而当其面对情感变化所带来的认知变异时，则不能很好地进行信息加工与处理，削弱了情感反转对创造力的作用效果。此外，在实证研究中，George和Zhou[3]研究也表明个体情感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会影响个体创造力的发挥，所以我们提出命题4： 命题4：情商会调节情感反转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当个体的情商较高时，情感反转对个体创造力的作用更强；反之亦然。
B.个体情感特质 情感特质是指个体面对环境刺激和情感体验时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反应状态，包括了积极情感特质和消极情感特质。其中，具有较高积极情感特质的个体往往会体验到较多的积极情感，而高消极情感特质的个体则往往会体验到较多的负面情感[13]。相比于情感状态，情感特质属于个体自身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特征，且有研究表明具有高积极情感特质的个体，往往对待事物会有一种乐观的态度，并且会以一种积极的方式看待环境刺激[32]，从而会将这种积极的情感放大；而具有高消极情感特质的个体则往往会以一种消极的方式看待环境刺激，从而会将这种消极情感放大。鉴于此，本研究认为个体的积极情感特质会促进积极情感的延迟，而消极情感特质会促进消极情感的延迟。而根据上述对命题3的论述，这种情感延迟又会进一步影响动态情感变化对个体认知所带来的变异大小，从而影响情感反转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命题5： 命题5：情感特质会调节情感反转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当个体的积极情感特质越高时，会削弱情感消极反转与创造力之间的负向关系；当个体的消极情感特质越高时，会削弱积极情感反转与创造力之间的正向关系。 (3)情感特征因素 如上文所述，除了效价维度以外，情感还包括了激活或非激活维度。根据定义，激活的情感会使个体对任务产生较高的注意力兴趣，动机强度和参与度，而非激活的情感则会使个体产生被动的、不活跃的反应[10]。根据VSR理论，当个体的认知产生变异时，会有利于个体创造性想法的产生，而较高的激活情感会提升个体思维的灵活性和记忆能力，且能够很好地处理信息[33]。同时，激活的情感也会使个体对任务感知到较高的动机[12]，也有利于产生较高的创造力。反之，当个体的情感属于非激活状态时，个体对信息的注意及处理信息的能力都比较低，因而会限制个体的认知思维，不利于创造力的发挥[12]。鉴于此，我们认为激活情感会增加个体认知思维的范围，会促进情感反转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非激活的情感则会限制个体认知的活跃性与范围，会削弱情感反转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在现有研究中，To等[9]也发现激活情感(不论是消极情感或者积极情感)都有利于提升个体思维的流畅性和拓展思维空间，从而会提升个体的创新绩效，因此我们提出命题6： 命题6：激活情感会调节情感反转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当激活情感越高时，情感反转对个体创造力的作用越强。 (4)团队情感因素 Ashkanasy[34]认为组织中存在着五个层次的情感，分别为个体内的情感、个体间的情感、人际互动中的情感、团队情感和组织情感。除了个体内和个体间的情感外，本文认为团队情感氛围和人际互动中的情感可能也会影响情感反转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认为团队情感氛围会对个体情感反转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团队情感氛围(group affective tone)是指群体内部成员一致的或同质的情感反应，包括了积极情感氛围和消极情感氛围。有研究表明积极情感氛围会增加个体在信息加工方面的认知效率[35]，而消极情感氛围则会限制成员之间的社会交互和整体士气。同时，根据George和Zhou[2]的研究，在支持性的环境中更有利于个体创造力的发挥，而积极情感氛围可以被视为一种支持性的环境氛围来影响创造力。因此基于VSR理论，当个体发生情感积极反转时，积极情感氛围会通过影响个体认知和感知到的支持氛围而增加他们的认知范围，最终有利于创造力的提升；反之，当个体的情感发生消极反转时，消极情感氛围会进一步加剧情感反转的程度，从而不利于个体认知范围的扩展，会抑制创造力的发挥。因此，我们提出命题7： 命题7：团队情感氛围会调节情感反转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积极情感氛围会促进情感积极反转对创造力的作用，而消极情感氛围会促进情感消极反转对创造力的作用。 其次，在人际互动中的情感方面，我们主要从团队成员之间的情感差异出发，认为其也会影响个体情感反转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根据Ashkanasy[34]的观点，个体往往会倾向于表现出与环境相适应的情感状态，即个体的情感状态会与环境(如同事)产生交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个体的行为。因此，我们认为当个体面临不同的人际情感差异时，会通过影响他们的社会比较与信息加工，对创造力产生影响。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个体通常会选择不同的参照对象(群体成员的情感状态)来进行比较，然后通过社会定位来解读与加工这些信息，从而对其行为产生影响。具体地，当团队成员之间的情感状态差异很大时，表明团队成员的情感状态有好有坏，那么个体通过比较与信息加工，会对自身情感变化所带来的认知变异没有那么敏感，从而会削弱情感反转对创造力的影响；反之，当团队成员之间的情感状态差异较小时，表明团队成员的情感状态比较一致，那么个体通过信息加工与比较，会对自身情感变化所带来的认知变异比较敏感，从而会加强情感反转对创造力的影响。因而提出命题8： 命题8：团队成员情感差异会调节情感反转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当情感差异越大时，情感反转对个体创造力的作用越弱。 综上所述，动态情感反映了个体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真实状态，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升个体的创造力对组织来说至关重要。基于变异-选择-保留理论，本研究构建了动态情感对创造力作用的理论模型，并针对动态情感与创造力之间的主效应，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进行了理论探讨，提出了具体的命题假设。 讨论与启示 1、理论贡献 以往关于情感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静态情感为基础，很少关注情感的动态变化。本文通过对现有情感与创造力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构建了一个关于动态情感与创造力的理论模型，并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了现有研究： 第一，转换了情感与创造力的研究视角，将静态情感拓展为更加现实的动态情感。由于个体的情感在短时间内往往处于一种波动状态，因而相比于静态情感，动态情感变化更加符合现实中个体真实的情感状态。动态情感反转既包含了个体的情感矛盾，又体现了情感变化的不同形式。通过对动态情感的探讨，更加具体、形象地展现了现实工作中个体员工的真实情感状态。 第二，探讨了动态情感反转形式对个体创造力的作用效果。本文将情感反转划分为情感积极反转和消极反转两种形式，并认为情感不同的变化形式对个体创造力有不同的影响。基于变异-选择-保留理论，情感积极反转会使个体的认知更加开阔，因而更有利于创造性想法的产生。与此类似，Bledow等[29]基于人格系统交互理论(personality-system-interaction theory)，通过实验研究发现情感的积极反转会激发更高水平的创造力。因而，通过对不同情感反转形式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剖析，更进一步丰富了动态情感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研究。 第三，揭示了动态情感反转对创造力的作用机制。除了对动态情感反转与创造力直接作用的探讨外，本文还从个体认知视角出发，探讨了内在动机在动态情感与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尽管在现有关于情感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中并没有直接假设认知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情感对创造力的作用是通过个体对情感所传递出信息的加工、诠释与认知而产生的[9，12，29]。例如，当个体的情感发生积极反转时，即个体先体验到消极情感，然后脱离消极情感的状态而进入积极情感状态，这一过程本身就包含了个体对情感信息的加工与认知。而内在动机作为反映个体认知的一种结果，很好地连接了动态情感变化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动态情感反转与创造力之间中介作用的探讨，不仅挖掘出了两者之间关系的“黑箱”机制，更进一步揭示了动态情感变化的本质。 第四，拓展了边界条件。正如上文所述，“雨过天晴”不一定都会有好的结果，而“大喜大悲”有时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此本研究认为动态情感反转对创造力的影响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我们探讨了情感延迟，个体特征(包括情商和情感特质)，情感特征(包括激活或非激活情感)，团队情感氛围与团队成员情感差异对动态情感反转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变异-选择-保留这一大的理论框架，这些调节变量均会对个体的认知变异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情感反转对创造力的作用效果。 2、未来的研究方向 在未来关于情感和创造力的研究中，可以考虑从研究方法、情感测量、团队情感和对现有模型的改进等四个方面来进一步拓展两者之间关系： 第一，对该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和多方法检验。本研究仅构建了动态情感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没有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该理论模型的研究假设。此外，尽管已有研究通过实验方法对动态情感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29]，但方法相对单一，更没有对具体的动态情感反转形式，及其对创造力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进行检验。因而，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系统地检验动态情感对个体创造力的作用效果，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 第二，情感测量与数据收集。尽管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总结了不同的情感测量方法，但每种方法都各有优势与劣势。因而在实际数据收集过程中，应该根据研究设计结合几种方法的优势来保证情感测量的真实性与有效性。首先，问卷测量简单易行，但却不能保证情感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由于这种方法是测量个体在过去一周的情感状态，因此在实际测量过程中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充分强调让个体准确地回忆自己的情感状态，另一方面可能也要强调情绪源的问题，即情绪源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这些都会影响情感测量的准确性。其次，定性测量虽然能够很好体现出情感的真实性，但是需要编码且具有主观判断性，比较复杂。这种方法需要个体对每天的情感进行记录，然后编码者通过编码对其进行分类，因此在实际研究中既要保证情感记录的准确性，又要提高对编码者的培训。最后，实验方法虽然复杂，却可以保证情感的有效性，因为控制了其他因素，可以保证实验操纵的有效性。但由于是实验研究，其外部效度可能会受到限制，因而在实际研究中可以通过实验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增强研究的可推广性。 其次，在动态情感与创造力的研究中，除了利用标准差法测量动态情感外[14]，还可以通过实证或实验研究来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涉及动态性，需要纵向分时点的对个体的情感和创造力进行测量。因而在实证研究中，虽然数据收集难度较大，但是却会有较好的测量效果。而在实验研究中，则往往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由于要体现情感的动态性，至少要测量两个时点的情感和创造力。那么如何控制第一轮创造力绩效对个第二轮情感的影响，即如果被试在第一轮之后对自己的绩效表现很失望/满意，而第二轮又要进行积极/消极情感回忆，那么如何区分由第一轮任务所产生的情感和由第二轮实验操纵所产生的情感，以及这两种情感对第二轮创造绩效的影响？根据情感注入模型(affect infuse model)，本文认为注入情感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在任务本身信息比较模糊的情景下更容易发生。因此当没有任何关于绩效本身的信息时，个体更加依赖自身的情感所传达出的信息。所以在实验过程中，只要在实验过程中尽量不要涉及关于创造性任务绩效的信息及其他关于任务本身的反馈等，就可以很有效地测量动态情感对创造力的影响。 第三，将个体情感转换到团队情感。目前很少有研究关注团队情感及其作用效果，除了上文提到的团队情感氛围会对个体情感反转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外，团队情感本身也会对个体及团队产出有直接的作用效果。基于团队层次的情感理论，如情感传染理论，未来研究一方面可以考虑群体或团队内部成员之间情感传染的方式及其作用效果；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团队内部情感的“涓滴效应”，如即上级领导的情感会通过领导与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从而影响下属的情感及其行为。 第四，对现有理论模型的拓展。一是对中介机制的拓展，Isen等[17]从目标设置理论视角将认知划分了五种类型，那么除了内在动机可以反映个体认知外，应该还会存在其他与认知相关的变量；二是关注动态情感与认知的交互作用，个体的情感变化除了会通过认知的中介作用对创造力产生影响外，其本身也会受到认知的影响，从而共同作用于创造力。因而，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动态情感变化与认知的交互作用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三是边界条件的拓展，除了上述提到的个体因素与情感因素之外，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考虑以往静态情感与创造力研究中所涉及的调节变量，并检验其是否在动态情感反转与创造力的关系中仍具有同样的影响效果。 3、管理启示 本研究具有以下几点管理启示：第一，在对员工情感帮助与激励方面，首先，当员工处于消极情感状态时，管理者可以通过为员工提供有用的信息反馈来增加员工的积极认知，从而提高消极情感对员工创造力的积极作用。其次，由于员工的情感具有动态性，因此当员工面临情感波动时，管理者应该在这一过程中适当地改变员工的认知，使其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如可以通过改变外在情景因素，为员工塑造支持性的组织氛围，从而增强员工对这种情感波动的积极认知，让其可以更好地面对问题，提升工作绩效。第二，在员工工作安排与设置方面，对于那些本身对情感有较强依赖的工作岗位或任务，管理者应该尽量避免给员工增加额外的情感管理要求，以免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第三，在人才选拔与招聘方面，由于情感以及情感变化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会受到个体特质本身的影响，因而管理者在人才招聘的时候，应该注重对员工自身素质的考量，根据不同岗位的需求招聘适合的员工。 本研究探讨了情感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关系。通过文献回顾，首先阐明了不同情感概念之间的区别、测量方法及其对创造力的作用机理；其次，构建了动态情感与创造力的研究框架，包括动态情感对创造力的主效应、作用机制以及潜在的边界条件；最后提出了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未来的研究方向及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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