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理论与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围内论文,主义理论论文,在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1年,我在研究快乐论时,得到了一个结论:共产主义必是人类实现自身快乐最大化的理想制度模式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途。20年来,我多次研究到这一结论并写过一些论文。1999年12月,我到北京大学与Yew-Kwang Ng(黄有光)教授讨论快乐与经济学问题。讨论深入处,我坦言相信共产主义,不料黄教授竟也坦然相告:我也相信共产主义。(注:陈惠雄:《快乐 福利 人本主义—与黄有光院士的讨论》,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1期,第53页。)这使我备受鼓舞并知悟到理论和逻辑的力量。当然,并不是每次谈共产主义都那么顺利。2000年6月,我在北京某研究所讲学时就被大大地质疑。时间太短,无法辩论。更早一些,在我的博士论文和专著《人本经济学原理》中,为了避免过大的交易成本,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均衡的一段论述,也抹去了。越是这样,便越感责任重大。人类要走向未来,社会制度定然有一个发展演绎的逻辑结果,这个问题便避不开。故此撰文,与同仁一起探讨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以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一 怎样认识共产主义理论与它的初步实践
从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已经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继解体,中国也进行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发展多种所有制成分的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定位。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却大大增强了自我调节的能力,显示出相对稳定的发展势态。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制度的现实形态变得渺茫,理论被怀疑,甚至谈共产主义会被视为一种背时之举。社会制度究竟将如何演变,共产主义究竟是否可能与何以可能,成为关系人类信念、人性纠正和制度安排等一系列对社会经济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影响的大问题。由于社会预期关系着人类的未来行动,它甚至比经济预期更加重要。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来理解共产主义理论的这种初步实践,并给予科学的解答呢?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出现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丰富的物质基础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之上的理论阐述,是一个科学而完整的体系。马克思提出的这一领先于人类近百年的科学的社会形态发展思想,引领着无数后人的思想和行动,以致《资本论》仍然是迄今全球最为畅销的科学巨著,马克思是最受尊重的千年思想伟人。然而,由于马克思之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并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使得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多地从阶级对立角度来理解与接受共产主义制度理论,从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阶级不平等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主要从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剩余价值理论)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冲突中,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而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国民的文化、道德素养很高的基础上的科学论断则被忽视了。列宁关于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一些国家继续忽视生产力标准,片面坚持阶级斗争标准,从而进一步造成了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在实践运用中的片面性。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被忽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被一再强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上这些国家原本落后的经济基础,使得它们在经济建设上遇到了很大困难,乃至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这种经济落后实际上就成了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
因此,回顾历史我们应当认识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关于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制度经济学说是建立在对于人类理性、制度理性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的。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为争取这一理想制度的实现而努力。只是由于一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实践中,没有能够努力地坚持生产力标准,而使得其在经济发展继而在制度建设上遇到了挫折与困难。但是,这决不是共产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一旦这些国家注意了生产力标准并努力地通过发展经济来重新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时,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显示出新的生命力,并在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实践中逐步走向完善。
二 怎样认识西方国家的制度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推广运用,它们分别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对缓解资本主义制度长期面临的经济周期与阶级对立矛盾产生了很大的改善作用。西方国家运用科技进步和新经济理论不断修正自己的制度体系,使之符合人的多样化发展的需要,局部地改善了它的产业组织和社会经济制度,并加强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我们应当怎样来认识西方国家发生的这种制度变迁,或者说,怎样来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与逐步趋向完善的制度事实呢?
现代西方国家无论在经济控制能力还是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一个事实。然而,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就会发现,当代西方国家的几乎所有的这些制度完善与进步,事实上恰恰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不断地发生和发展着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并逐步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以个人资本增值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使制度中包含着更多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因素,并正在朝着马克思所预言和设计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方向进步。我们看到,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国民财富的增长,西方国家中的社会保障体系、福利供给制度在逐步完善,人们活动的自由空间在逐步加大,工人持股不断增加,蓝领工人数量随着产业技术结构的改变而趋于缩小,整体的国民待遇在逐步提高,基尼系数逐渐下降。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在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的表现。有人认为,现在的日本已经是一个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国家。这话点化出了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这种制度变迁在当今的西北欧国家尤其明显。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指股份公司),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页。)
西方国家发生的这种制度变迁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提示:首先,社会主义(最终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产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上是一个更加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原则的制度。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制度中必将出现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以满足人类发展的共同需要。尽管一些西方国家并非是有意识地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社会主义事实上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产物,这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的根本原因。
其次,我们今天在学习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实际上也是在吸取西方国家制度中的一些社会主义因素,并用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服务。这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确信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事实上继续被今天的东西方国家所实践,从而增强我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另一方面也给我们以压力,即只有努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够真正建设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体现我们的制度优势。
最后,我们再也不能用固定的眼光去看待西方社会。争取自由、幸福、和谐是人类的永恒主题。在这种“需要力”的推动下,社会制度终将会向这一方向演变,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换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充满阶级对立的制度发展阶段后,在制度的动态演进与不断创新中也必将吸收更多的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制度因素亦即是社会主义制度因素,从而使资本主义固有的制度缺陷得到修正。西方国家的这些制度创新与进步,成为它们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起始点。
三 怎样认识当代社会的道德状况
近年来,在国内哲学、经济学界中进行了多次关于经济伦理问题的讨论,其问题的中心是针对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伦理丧失问题而提出来的,并由此扩大到对消费伦理(防止奢侈无度)、生产伦理(防止制假制劣、毁坏生态资源)、分配伦理(防止财富与收入分配的过渡不均与其他分配性行为)、交易伦理(防止诈骗、毁约)等社会道德与经济伦理系列性问题的讨论。的确,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当代社会中的伦理道德状况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和担忧。当代人似乎更加“务实”,产权边界观念更加明确,功利倾向进一步呈显性化。这些事实和现象看上去与共产主义要求的人类道德境界、公有产权观念等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也就是说,经济在进步,私有权观念在增强,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被丢弃,道德状况在倒着走。这确实令人担忧。我们究竟该怎样来看待社会道德状况发生的这种变化呢?
对此,我想借助于学术大师们的智慧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是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对说明此问题很有帮助。冯先生认为,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注:冯友兰:《觉解人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自然境界中的人对自我存在的独立性和权益性还相当的模糊,行为往往顺乎习俗而行。功利境界则是指人脱离了对自我和对象都缺乏自觉意识的自然境界之后,进入到对“我”有一个明确意识,并以“自我”和“求利”为中心展开活动的人生境界时期。功利境界中的人主要关心自我之利,虽然其行为在客观上可以利他,然其境界却很有限。道德境界是人摆脱了功利境界中的“自觉有我”之“觉”,升华为“自觉人是社会存在”之“觉”的人生境界时期。在道德境界中,“行义”、“利人”是人们行为的主要特征。道德境界之后的天地境界是存在的最高境界。在此境界中,人不仅自觉是社会的一员,而且也是宇宙的一员。人类到达此种境界,便超越了人己、内外、物我的区分,而将人自同于天、天人合而为一。
按照冯友兰的人生境界学说,今天人类的总体境界状态当是处于以“自我”和“求利”为核心的功利境界时期。在功利境界中,人们更多的是对个体利益的追求,并在这种谋求最大化自我之利的过程中显露出大量的功利倾向,由此而引起了如人们所见到的欺诈、毁约等道德危机问题。显然,当今社会中所产生的这些问题,事实上正是人类由自然境界进入(上升)到功利境界后所产生的问题,也是人类境界进步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状态,但当然不是一个永恒状态。随着社会经济进步和物质财富的进一步变得富足后,人们的需要将提高到友谊、社交等较高层次,公共需要会大幅度增长,人类最终将走出功利境界,进入到道德境界乃至天地境界中。因此,当今社会中出现的道德问题是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人类自身境界状态发生进步性变化的反映,但社会不会永远处于这种境界状态和道德环境中,必然会向着更加修好的道德状态和人生境界过渡。
其次是亚当·斯密关于“私恶即公利”的经济伦理学论断。18世纪英国伦理学家曼德威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提出了“私恶即公利”的论断。曼德威尔试图证明: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其结果就会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于曼德威尔的这一伦理学观点进行了展开。斯密认为,人们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往往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他们如真想促进社会的利益,还往往不能那样有效。(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21页。)我也写过类似的话:“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快乐,背后却是整个历史的进步。”(注:陈惠雄:《快乐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是在这样的模式下运行的:即每个人都是为了谋求自我主观价值的实现,在功利境界范围内主要就是谋求自己的利益。随着人们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活动而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将不断地把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推向进步,以致最终将使社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将财富的产权界定给个人已经成为人们获取快乐的一种负担,而非像今天这样是获取快乐的一种手段时,社会就将过渡到一种符合这种人类需要的产权制度即共产主义制度。
因此,在利己与利他之间其实存在着很深的辩证法。我们要看到,当今社会中人们在不损害他人、不损害自然利益原则下的所有为自己利益(快乐)最大化的努力,最终都会把人类社会大大地推向进步。大量的利己主义实际上最终都会到达利他主义的彼岸。这就是私恶与公利的辩证法,也是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共产主义)的辩证法。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家路·费尔巴哈所说,利己主义与共产主义就像头与心一样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若没有利己主义,你就没有头,若没有共产主义,你就没有心。”(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49页。)在我理解,冯友兰、曼德威尔、斯密、费尔巴哈等几位思想家已经说白了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利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说明了私欲与公益之间的辩证统一性。从思想家们的论证中我们不难领悟到,共产主义正是主要来之于人们对于自己的精神快乐需要或叫这种意义上的“利己心”所产生动力的推动。正是由于人们永无止境地追求自己快乐满足的不懈努力,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进步。这种进步最终将形成人类社会极大丰富的物质供给,按需分配制度的形成,从而导致共产主义这样一种首先是与人类社会物质资料供求状况密切联系的产权制度与社会形态的产生。这就是私恶与公益、利己与利人之间的辩证统一性。人类从利己的经济活动开始,最终走向互利、利他与和谐社会的归宿,实现人生境界的和谐与统一。这也就是我们对今天的社会道德状况应有的辩证认识观。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社会的道德状况事实上是在进步中。只不过,这种进步不是线性的,而是以辩证否定和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向着共产主义的道德目标逐步迈进。
四 怎样认识生产力标准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意义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既包含生产力标准,也包括剩余价值理论与阶级斗争学说。而生产力标准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具有更为直接和现实的重要意义。在共产主义社会,物质供给的丰富性将使得人们的基本需要获得极大满足,而使为争取物质满足所必须拥有的私有产权制度失去存在的必要性。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情操与行为的利他、互利性很强的社会。然而,共产主义社会中高度互利、利他性的行为,恰恰是来之于物质供给极大丰富与物质享受获得高度满足之后,使人们为争取物质满足而必须具备的私有产权制度与有关国民财富的利己主义心态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而,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基础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物质供给的极大丰富与人类财富欲望的极大满足。当人类拥有的物质财富相当丰富后,私人过分地占有这些物质资料已经失去必要,而且对这些产权进行私有化界定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有弊无利,只会增加人们的生命成本(交易费用)而不能给人们带来快乐净收益,从而与生命成本最小化、快乐最大化的人类行为终极取向相矛盾。因此,共产主义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后必然到来的社会制度形态。
从理论上说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这是否与共产主义制度相悖呢?其实,人的欲望与需要是有一定结构和层次的。当生理和安全需要获得相当满足后,短缺经济状况完全解除,人类对于物质满足的欲望便将大大减弱。虽然,此时人类的其他方面的私有观念(如爱情与子女等属于“情欲”方面的私有观念)仍然会继续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同时,共产主义是一个社会运动过程,即便有了物质供给极大丰富的条件,人们的“物欲”获得了持久的满足,人类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也只是进入真正“人的生活”和自由王国的初步阶段。人类在其他方面的利己与利人的矛盾仍然存在,需要继续在一个不断的社会经济进步中走向和谐与完善。
五 怎样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从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变革。特别是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建设,吸取了西方国家的许多管理制度与方法,这使得一些同志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诸多疑问。究竟应当怎样来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呢?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为争取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制度而努力。改革开放前,由于我们主要延续执行了阶级斗争标准并在缺乏必要经济基础的条件下过早地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生产力标准及其为实现此标准必须遵循的效率原则,在制度安排上偏离了现实的经济基础,结果是使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遇到了效率方面的严重挑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行了包括产权、分配、流通、资源配置、社会保障等制度在内的一系列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生产力,积极发展私有经济,让一部分人通过努力而先富裕起来,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个体能力差异、机遇差异等因素,一方面人们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另一方面个体对于自我的权利意识、产权意识也更加明确,私有产权进一步得到强调和保护,人们的行为也进一步显示出功利性,并伴生了许多的道德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中国的这些改革及其半个世纪来的社会主义初步实践呢?
其实,前面四个问题的讨论已经足以能够回答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发生的这些问题:首先,我们以前搞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主要是没有能够全面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忽视了生产力标准,因而走了一些弯路。我们今天进行的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正是对以往失误的纠正和科学、全面地应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反映和进步。其次,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遇到的伦理道德和私有权观念问题,实际上是随着社会生产力进步而使国民整体的境界状态由自然境界上升到功利境界的必然反映和表现。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社会公平、公众福利、失业保障、民主权利等有关个体需要满足方面的问题以及资源、环境等公共需要问题将会日益受到重视,而贫富差距则一般会逐渐趋于缩小。因此,尽管今天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与共产主义目标看似相背离的现象和问题,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终将会解决这些问题,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秩序。
共产主义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梦。她能否成为人类社会的未来现实,其实并不存在着理论与逻辑上是否有可能实现的困难,或其与人类的追求最终能否走向一致的问题。今天人们的所有利己而不损人的努力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人类社会推向进步,一切看似与共产主义背离的私有产权制度都只不过是人类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必经的阶段和环节。而所有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问题都将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带来的人类理性的提高而使人类走向更高的道德境界乃至最高的天地境界的升华。当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有这样一个科学的预期,并能够认真地针对与正视今天人类仍然普遍处于功利境界中的人性弱点(经济人有限理性)时,加之我们能够切实地执行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更好地关爱我们的地球和人类,必将会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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