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消费和可持续发展办法_可持续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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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美国人对“世界人口增长是否是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虽然他们并不认为美国存在同样问题。对技术发展持乐观态度的人认为,至少理论上地球可以为100亿人口提供衣食住行。 然而迅速增长的人口加重了贫困和环境的恶化。无视世界人口在未来50年中将增加两倍的严峻现实,对贫困者来说将意味着世界的终结,生活将依旧严酷。

迅速增长的人口是否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把安全问题与传统的以军事实力来攫取资源等同而论的话,回答是否定的。但如果世界各地遵循美国的发展模式——高水平的消费、严重的大气和水污染,对自然资源基础的破坏,从对这些影响以及对2025年至2050年人口的增长速度的推断来看,那么基本的物理和生态环境将面临毁坏的危险。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必说大的灾难,至少存在着日益高涨的人类灾难的潜在威胁。如墨西哥、埃及、肯尼亚和菲律宾,人口的增长、债务、不平等、水土流失和农业生产的下降等问题都将导致经济的滑坡和政治的不稳定因素的扩展。

但人类还是有不多的机会来控制污染,防止自然资源基础的破坏的。总的说来,如果政府能够采取控制过度消费、合理利用资源的有效步聚,找到保证发展的更好策略,100亿或110亿左右的人口是可以利用地球资源保证生存和发展的。在这方面,美国需要带头作出表率。

南北双方的人口增长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90年代,世界人口由25亿增长到50亿,全球经济增长了4倍。大多数的人口增长发生在占世界人口80 %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活力有了相当大的突破,但最显著的进步发生在组合组织的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战后和独立后经济的增长、道德的滑坡和多数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就象战争和自然灾害这种事实一样,由于经常发生而很易被忽视。

联合国的人口规划根据中等增长速度预言,到2025年将达到85亿,2050年将达到100亿。95%的人口增长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其中大多数又发生在最贫困的国家。一些国家,如索马里、巴基斯坦、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其人口在未来的22或23年中将增加一倍。甚至连人口出生在90年代已明显下降的中国,每年也将增加1700万人口,到2025年其人口将从现在的12亿增加到15亿,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1994年人口达到9.05亿,到2025年,其人口将超过中国,因为它的人口还在以每年1.9%的速度增长。孟加拉国和菲律宾的人口每年增长2%。(下个世纪世界上将有一半人口生活在亚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人口增长多数发生在在城市,青年人口急剧膨胀,非洲45%的人口年龄在15岁以下。

发展中世界的人口增长将对经济和生态系统提出什么要求呢?在未来50年中,食物生产必须提高一倍多,贫困国家对主要燃料木材的需求也将增加一倍(即便是现在,非洲国家的很多城市都坐落在森林受毁区,印度木材燃料的需求量是其森林承受能力的6倍)。 政府必须建造两倍于现在的学校和诊所,培训两倍于现在的教师和医护工作者,竭力防止饮用水和卫生质量的下滑。另外还需要两倍于现在的就业机会,以跟上人口的增长。各地的土地,空气和水土所面临的压力将加倍,垃圾和污染问题将非常严重。

没有任何政府对这些问题有充分的准备,特别是亚非拉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在那里,人口的迅速增长、贫困和环境恶化交互作用。这些贫困国家既是环境恶化的爱害者又是主使者,它们给贫瘠的土地造成压力,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森林破坏、水土流失、洪水泛滥、生产力受损和更加贫穷。由于贫穷国家的妇女缺少教育和保健服务,卫生条件差,地位低下和缺少机遇,其人口激增。尽管存在有关妇女儿童的道德准则,贫困者的人数仍将上升,并使城市流动人口增加,而城市生活只是略为好些,人们在那里面对着新的环境问题——人口过分集中导致的水和空气污染。一些发展中国家摆脱了这种恶性循环。韩国和中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他们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降低了贫困率和人口增长率,但都为污染和资源退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到2025年,前共产主义国家的人口增长不会太大。而同期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口将由12亿增至14亿,大部分的人口增长是在美国。不算移民,美国每年的人口增长率达0.7%,而欧洲只有0.2 %, 日本只有0.38%。每年美国人口净增200万,另还有100万移民。这相当于每10 年增加一个加利福尼亚。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的人口出生经过17年徘徊在每个妇女生育1.7至1.8个孩子之后,在90年代达到每个妇女生育两个孩子。

在美国,1%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每年增加300万人口,也意味着城市郊区的扩伸,上班路途时间的延长,更多的污染和更少的空间。虽然这些问题非常现实,美国人却极少把人口增长看作是国内问题。的确,只有考虑到各个社会消耗物资和能源的不同比率,只有推测出不同水平的发展、财富和科技对环境的相关影响,人口增长的严重性才会更加明显。

南北双方的资源消费

资源消费在南北对话之间成为国际性问题,它促成1992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由各国首脑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80 个国家的与会代表签署了宣言和工作计划,就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问题达成了共识。经合组织国家强调人口增长应得到重视,而发展中国家则提出,北方对包括很多来自南方的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造成了全球环境问题。结果是人口和消费问题在第21项议程,即可持续发展的规划中都得到了解决。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有关资源消耗、环境恶化、臭氧层的破坏、渔业资源的消耗以及生物种的灭绝等环境问题受到了重视。会后研究表明,人口增长和日益增加的消耗对环境的影响可通过使生产、资源分配和垃圾处理更加合理的技术改进,并可通过鼓励投资和贸易,通过税收和立法,来得到有效控制。例如,减少对原料缺乏工业的补贴;修改税收政策,让污染者纳税,以鼓励有效的资源利用。很多国家已开始实施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决议,虽然其实施速度不如人口增长和资源破坏的速度快。

目前的收入,与消费上的差距源于欧美和日本相对于亚非拉地区长期的经济优势。目前经合组织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基于购买力基础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存在很大差距,1991 年前者为18988 美元, 后者为2377美元。如果把下降的物价指数也计算在内,并考虑到富有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之间的比较,这种差距当然更大。短期内消除这种差距不太有希望,因为有关资源有效利用和稀有资源替代品的技术主要掌握在北方国家企业的手中。

富有和贫穷国家在付出环境代价的方式上是不同的;富有国家通过高人均消费和产生垃圾而付出代价,贫穷国家则通过向贫瘠的土地施加压力而付出代价。大多数贫穷国家的上层阶级日益提高的消费水平仅相当于经合组织国家的一般水平。经合组织国家的矿物燃料和化学品的使用,对环境危害更大,对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破坏负有更大责任。而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和纤维生产,矿物的开发利用以及废弃物的处理都对当地的土壤、森林、生态环境和水造成了影响。

30年前,环境保护主义者们,如《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主要担心不可再生资源(如矿物燃料、金属和其他矿藏)的消耗,而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原材料,使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从而减少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今天人们在破坏和过度利用的显然正是这些所谓的可再生资源,如土壤、森林、渔产、生物资源、空气和水。最糟糕的是,对这些资源的破坏可能超出其再生能力,并可能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

根据1993年召开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首脑会议,资源消耗包括:终极产品、原料和副产品,以及从原料开采到处理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垃圾,也包括工业、商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及个人消费的各种资源。勿庸置疑,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是完全不同的。

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占世界的20%,却消费了世界的大量资源:80%的纸张和钢铁;75%的原木和能源;60%的肉食、化肥和水泥,以及一半的渔业资源和粮食。人均资源的消费差异甚至更大,经合组织国家人均用铝和铜分别是发展中国家的20倍和17倍,至于对发展至关重要并导致全球变暖的矿物燃料,工业化国家几乎用了全球总量的50%,人均消费是发展中国家的9倍。长期以来, 高度工业化国家的资源消费占全世界的75%,而发展中国家对原料和能源的消耗也在逐渐增长,并将继续增长。

拥有最强大经济实力的美国是自然资源的最大消费者,也是最大的垃圾生产者。过去20年中,美国人均商品和服务消费上升了45%。美国对塑料、石油、合成纤维、铝、铜、钾碱、砾石和水泥的用量也特别大。除了如石油等极少的例外,美国70%的矿物依靠国内生产,因而生产、运输和利用也带来了基本的环境问题。占世界人口5 %的美国是温室效应的祸首(占19%),是最大的有毒气体的生产者。虽然美国的人均资源消费逐渐有所下降(纸张和塑料除外)。总体消费还是随着人口增长而上升。例如,1980年到1993年间人均能源消费下降,而总体消费却随着320万人口的增加而上升了10%。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虽然人们还未从政治上普遍认识到这一点,但为世界上很多国家所效仿的美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是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的自然资源消费带来的环境影响,将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大,自然资源的巨大耗费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变得更加严重。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膨胀将使这一问题更加棘手。世界面临两难选择——贫困国家要摆脱贫困而发展起来,同样,美国、欧洲、日本也要寻求经济的增长,以为公民提供所需的就业机会和服务设施。

美国式的经济增长,或者更有效利用材料的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式增长方式,都不能阻挡环境的惩罚。现存的热带雨林和其中的各种资源以每年0.9%的速度消失,相当于每年减少一个华盛顿州。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17种主要海洋渔业资源由于过分捕捞而达到或超出了极限,有9种资源正严重减少,要稳定温室气体的大气浓度, 需要减少全球60%的废气排放量。即使不算发展中国家能源利用所需增加的废弃排放量,以现有的排放水平,也会造成温室气体成倍甚至四倍地增长,从而导致长期的全球变暖、降水的变化和海平面的上升。

如果要避免这种对人类安全的新的威胁,改变这些趋势,显然就需要一种更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如前所述,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就第21项议程的可持续发展规划达成了一致,虽然充满了政治调和的味道,这个294 页的文件在具体问题和总体上还是有指导意义的。它包括能源和海洋的管理、妇女的地位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作用等章节。1996年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各国首脑会议关于国际和代际间问题的条款成为美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部分——可持续发展就是“能够持续无限地发展,而不破坏其依赖的环境、经济或社会基础,不减少后代享用资源的机会,保证其至少享有和我们同样的生活质量。”

按照定义,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每个国家必须制定出自己在经济上和环境上可行的发展计划。在高度工业化国家中,荷兰以极大的决心来减少有毒的农用化学品的生产,并在主要工业部门和政府间达成了长期协议,确立提高能源的有效利用的目标。由于在国内树立了典型,并把促进可持续发展列为双边援助计划,荷兰在欧盟和世界范围环境问题的沟通上作出了表率,这对一个小国来说尤其不易。

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是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才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80年代末,巴西使修改了其鼓励在热带雨林保护区经营牧场的政策,菲律宾停发了鼓励将陡峭的山地由森林变为农场的伐木津贴,因为这种做法带来了各种相应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向可持续发展方向的转变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困难,因为确保自己利益的政治精英们总在维护有利于他们的旧的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和做法,而这些机构却至今不愿参与推动可持续发展。

同样重要的是高度工业化国家要作出表率,以证明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在技术上是合理的和可行的,以及在政治上是可能的。美国作为实力最强的经济大国,最大的消费者和污染者,是持怀疑态度的主要国家。目前美国正处在转变的最困难时期。过去25年中,美国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控制污染和环境恶化。然而,很少有政治家愿意向美国国民对汽车的嗜爱、国家对水和能源的大量补贴以及对森林和渔业资源的不可持续的开采等不可冒犯的问题认真提出挑战。

然而,美国在这方面的确有很多方法和经验。80年代初联邦和地方的立法,部分通过减少150多个不发达岛屿的建设和保险补贴, 防止了沿海沼泽地的丧失。佛罗里达这样的州,面对70和80年代退休人员和旅游者的大量涌入,通过颁布土地使用管理办法来控制发展。除联邦政府和私人保护组织以外,各州也都设置了易受破坏地带和野生动物区,以保护其免受发展的破坏。清洁空气法令鼓励污染控制技术的迅速发展,一旦经立法通过,能源工业的发展将极为困难,并将付出很大的代价。

价格变动也会引发技术的提高。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价格的上涨引发了石油危机,航空公司投资于效益更高的发动机,致使节省大量的燃料耗费。和欧洲一些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并没有采取有效的财政手段来控制私人汽车的使用,增加公共交通的补贴。唯一的废气排放税法案在1993年很快被推翻。

转变的策略

显然,在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要降低人口出生,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需要一定的国际援助和支持。然而,劝说这些国家实现这种艰难转变是不会有多大作用的,除非这些国家相信经合组织在实施他们所鼓吹的一切。美国尤其应作出表率。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首脑级会议提出的的控制人口和消费的任务,为美国控制人口增长和消费提供了有力的帮助。降低人口增长的任务主要在计划生育和移民方面。美国和其他国家和经验表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与相关的社会经济环境受到冲击有相当关系,因而新的政策应该能减少贫穷和差距,并能增加经济发展机会,尤其是对妇女来说。会议还提出,移民问题不光需要法制的强制,同样也需要通过援助和贸易政策来帮助贫穷国家走出造成对外移民的困境。

第二组建议是通过环境知识教育以及产品合格证和标签帮助个人进行消费选择,以鼓励减少垃圾。同样也需要制定关于再生产、再利用和回收的公共政策,建立鼓励处理家庭有毒废物的公积金。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联邦政府、各州和地方政府在处理垃圾方面的作用都很关键。政府在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会对整个国家在商品的消费和处理方面的根本变化发生一定影响。

第三组建议直接涉及美国经济发展利益的中心,这些建议对可持续发展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实现的。这些措施如政府减少对工业及相关行业的补贴、改生产和投资税为消费税,特别是对自然资源和新材料的消费以及危害环境的商品和服务收税,都将影响资源的利用。纳税人自然会对这些变动是否会影响他们自身表示担忧,因而新政策应保持“税收中立”,减少收入税,设立消费税。当然,美国税收制度的这种根本转变不会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然而各州立法的经验,如受到纳税人和保护环境者支持的明尼苏达州的立法,表明国家立法之路是可行的。

虽然所有建议的每一条都能为政府机构节省大笔开支,并使美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具竞争性,然而,所有这一切转变实际都需要支付预期费用。环保主义者和计划生育倡导者明确提出,如果不做出这种转变,将来的代价会更大,并将使下一代人面临同样的问题,一些政治家已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然而提倡勒紧腰带却不能使他们当选。因此改变经济刺激的运动必须和效益、经济以及更高的生产率相结合。

摘自美国《当代历史》杂志1996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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