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商品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邓小平；商品；商场经济；理论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共14大正式提出了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的最终确立。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一重大理论发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当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邓小平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确立的客观历史条件
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是以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为前提的。
第一，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商品、市场经济理论产生的物质基础。
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要生产便离不开生产资源。由于生产资源的稀缺性，因而要求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以求得对生产资源的尽可能节约。随着人类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资源配置方式也不断发生变化。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资源配置的几种主要形式。
就市场经济而言，社会分工是其存在的前提。在社会分工中，存在着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这就决定了不同生产部门及其企业或生产者之间交换产品的关系，出现了通过市场而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可能性。但社会分工仅仅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因为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既出现过市场交换，也出现过产品交换，还出现过由一个统一的中心调拨资源、安排生产的情形。可见，并非任何条件下的社会分工都能形成市场，培育出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产物。在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相伴随的，是生产的专业化和分工的深化，以及经济组织的复杂化和经济联系的多样化，即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上述变化在增进规模经济效益的同时，必然引起“交易成本”①的大幅度提高。这样，如何节约“交易成本”便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正是在这方面，市场经济体制表现出其它经济体制所不具备的生存优势。
市场经济通过供求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来决定价格，价格及时反映供求关系的状况。这样消费者有什么需要，生产者应如何组织生产，社会就不必为此支付过量的信息收集费，从而造成社会性的节约，同时保证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利益最大化。
市场经济通过竞争关系决定要素拥有者的收入分配，并将他们所提供的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同其收入结合起来，这有利于市场活动主体合理使用资源的积极性，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也降低了分配过程中的运作费用。
市场经济以经济活动主体具有独立性为前提，达到利益主体与行为主体的统一，从而使经济活动主体的利益的最大化有了制度保证，并节约了经济运作的费用；等等。
社会选择经济体制的规律是：在一定生产力状况下，在可能出现的各种体制性安排中，社会必然选择运行费用最低的体制。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正是我国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的科学反映。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为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是以马歇尔的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自由放任主义。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的发展，表明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已经失灵，代之而起的是罗斯福和希特勒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实践和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为依据而得出的政策性结论是：放弃自由放任的政策，扩大政府的权力，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以保证社会足够的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给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它推动了新的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这样，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有关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新知识和新材料，而且还向我们表明：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为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材料。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见社会主义将由产品生产代替商品生产，由计划调节代替市场调节。然而，社会主义实践却一再突破这一理论框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建立有限的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第一次尝试。斯大林虽想尽快地消灭商品、市场，但仍不得不在理论和实践中承认商品、货币关系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在吸取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教训后，也开始正视商品、市场的历史作用，可惜他没有将这一正确的认识贯彻到底。前苏联、东欧国家从50年代开始就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改革浪潮，出现了兰格、布鲁斯和锡克等三大经济理论及体制模式，其共同的长处是以市场经济作为其改革发展的取向，其共同的不足是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中，没有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低潮中能够克服困难并获得迅猛发展，得益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以市场作为其发展的取向的。70余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不改革便是死路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二、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确立的思想理论渊源
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既有客观的历史前提，也有其主观条件。其间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培养起来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造性思维的优良品格。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他在1920年至1925年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获得的对社会化大生产的巨大优越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性的深刻感性认识，，以及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亲身体验。这些都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巨大的影响。
就思想理论渊源而言，邓小平今天所发挥的有关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卓越思想，是他以往经济思想的一个自然的、历史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于1943年7月2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有关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思想：
第一，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邓小平高度重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根据地经过6年艰苦探索，在经济建设方面已“摸索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首要经验就是“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败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③。要抓好发展生产这个基础，必须以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作为“生产的重心”④，把优先解决粮食问题作为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⑤
第二，强调贸易自由。在重视生产的同时，邓小平还高度重视交换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鉴于以往根据地建设的教训，他提出在贸易上实行“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强调对贸易不要搞政府垄断，而要实行贸易自由。他写道：“对敌贸易不能采取政府统制一切的办法，而是管理的办法。对内尤不能垄断，而应采取贸易自由的办法。”即使是对商人的投机行为，也不能简单地采用行政措施，而应“利用公营商店及合作社的力量”⑥，即用经济办法予以解决。
第三，维护人民的利益是我党一切经济政策的出发点。邓小平指出，我们发展生产，繁荣贸易，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⑦，“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订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⑧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于1948年4月25日作了《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重要报告，同年6月6日又起草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强调“必须注意领导人民加紧生产”，“必须坚决执行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的政策。”⑨为什么要保护工商业呢？最根本的是工商业还有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它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部分：
(1)正确对待工商业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计。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政策，把工商业搞垮了，解放区“就会困难重重，有钱买不到东西，有东西(如大别山的木头）出不了口。”⑩他举例说，把油坊搞掉了就买不到油；把鲁山街的小市场关闭了，起码一万人失掉生计；如果纸烟厂垮了，三万人马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总之，“一个商号倒闭了，或者我们把它没收了，要影响到比资本家剥削所得多得多的人的生计。”(11)试问，这“究竟是打倒了资本家，还是打倒了老百姓？我看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12)结果是脱离多数群众。
(2)正确对待工商业关系到解放战争的成败。邓小平指出：“我们大军在中原，几十万人要吃饭，要穿衣，不注意工商业，根本不能维持。”特别是在新解放区，“不管哪方面的工作，如果不知道利用私人工商业，就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13)
(3)正确对待工商业关系到解放区建设的成败。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14)可见，“说不让资本家剥削，听起来是革命思想，一算帐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败。”(15)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经验，提出了不少重要思想：
(1)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50年5月16日，邓小平《在西南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谈到调整工商业时强调指出，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6)
(2)搞建设要面对国家现实，面对群众需要。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一、面对国家现实。”这个现实就是“我们的国家很穷，很困难”。因此，我们搞建设“今天主要讲经济实用”，“应该在经济实用的条件下，在可能的情况下照顾美观”。“二、面对群众需要。”邓小平针对部分干部对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不闻不问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强调指出：“我们的建设工作应该面对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17)。两个“面对”，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
(3)要把农业踩稳。1959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一次讨论市场供应问题的会议上，强调了农业的重大经济、政治意义，指出，吃穿问题基本上是农业问题，“直接影响我国建设规模和7亿人口生活的真正的东西是农业。要讲政治影响，究竟是工业完不成1800万吨钢影响大，还是农业问题引起市场供应紧张影响大？我看，还是农业问题影响大。国内外反映多的也是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总方针是把农业踩稳”，“这一脚踩不稳，会天下大乱。”(18)
(4)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来决定生产关系。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对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谈到恢复农业生产问题时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以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的问题，邓小平的回答是：“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他认为生产关系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可能比较好，“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19)
(5)要解决好市场问题。邓小平认为，要恢复和发展农业，还要抓好商品交换的环节，指出：“市场要管好”，要“搞好供销合作社”，这“不仅有利于交易，而且还可以组织和促进生产，增加市场供应，使农民增加收入。”(20)
可见，高度重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从生产力发展的高度客观地看待各类生产关系的历史地位；高度重视发展交换关系的意义；从实际出发，把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我党一切经济政策的出发点，这便是邓小平一贯的经济思想。即使在“文革”后期主持国务院工作的艰难岁月中，他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提出实现“四化”是全党工作的“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全党工作的“纲”；对外交流“这是一个大政策”(21)；“科研要出走在国民经济前列”；“教育关系到整个现代化的水平”(22)，等等。
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12月至1987年2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邓小平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在结合中应以计划经济为主。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委会副主席兼副总裁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就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23)以后他又作过多次谈话，强调应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但应以计划为主，“在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24)
第二阶段是从1987年2月至1992年10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邓小平由强调以计划经济为主逐步转变为强调以市场经济为主。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25)这次谈话表明，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中，他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指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26)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27)明确表示出要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意向。同年10月中共14大正式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的最终确立。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提出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中应以市场经济为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根本改变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提供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从而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现实的道路。
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主题，邓小平在以下四方面发挥了重要思想：
第一，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
社会主义70余年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已充分表明，商品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选择，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社会主义不能超越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一必然的历史过程。1984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一段精辟的论述，科学地表达了邓小平关于商品经济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思想。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离不开资源配置形式的优化，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商品经济对资源配置形式的自然选择。缺乏市场机制的商品经济是不完全的商品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
第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也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来说，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之必需。因为“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28)。“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29)“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30)转而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搞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事实表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31)
第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可能性。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32)；“市场经济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33)
为什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对立呢？这是由市场经济的性质决定的，邓小平总结了不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反复强调指出，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一样，并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两者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和方法。首先，从历史发展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的。邓小平指出：“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所以“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34)其次，展望当今世界，搞计划经济的并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的也不限于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5)不仅如此，“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36)最后，只有为一定社会制度服务的市场经济，才具有该社会制度的属性与特点，邓小平指出，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3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这些国家所有制，都有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38)既然市场经济是手段和方法，我们自然可以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虽不存在根本性矛盾，但也有非根本性矛盾的一面，这就是市场经济会产生负面影响。然而，这些消极的方面不会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指出，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割社会主义的本质”，“搞活开放也带来消极影响，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但有办法解决，没有什么了不起。”(39)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力地保障着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上讲，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它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在改革实践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一条是公有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始终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的结论是把市场经济“当作方法，它不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因为不产生剥削。归根到底，不产生剥削阶级。用这种方法为社会增加的财富归社会所有，归全民所有。”(40)
第四，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世界意义。
中国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不仅会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证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而且还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照搬给别国。”(41)
15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已充分证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这个理论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两个基石；是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振兴的理论起点；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走向复兴的理论起点。
收稿日期：1994-09-14。
注释
①“交易成本”是美国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高斯提出来的概念，已被理论界广为采用。
②见姚文仓等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章。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9)(20)《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80、80、84、81、86、121、103、107、104、107、104、107、148、255-256、305-306、308-309页。
(18)引自汪霖、冷溶主编：《邓小平思想发展概述》，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22页。
(21)(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11页。
(22)《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页。
(23)(34)(38)(40)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
(25)(26)(27)(28)(29)(30)(31)(32)(33)(35)(36)(37)(39)(4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364、373、148、149、148-149、148、367、373、192、203、135、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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