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的社会学和进化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化论论文,社会学论文,公正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有人送你100美元，条件是你与另一位陌生人分享这笔钱。规则很严格：你们两人分处不同的房间，无法相互交流，通过扔硬币来选择谁有权分配这笔钱。假设你被选中，你可以决定如何分配这笔钱，而另一人（应答者）可以表示同意或拒绝。那人也知道上述规则和钱的总额。如果他表示同意，那么交易成功；如果他拒绝，那么你们两人谁也拿不到一分钱。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游戏都算结束，而且不再重复。
你会怎么做呢？
凭直觉，许多人都认为应该对半分，因为这种分法很“公平”，也容易被接受。然而，胆大一点的人认为他们可以送给对方不足一半的数额，而照样完成交易。
在作决定之前，你应该先扪心自问一下：如果你是应答者，你会怎么做？作为应答者，你唯一能够做的是，对给定数额的钱表示同意或拒绝。如果那人给你10%，你愿意拿着10美元，而让那人带着90美元溜之大吉吗？或者你宁可什么都不要？如果那人只给你1%，你又会怎么做呢？1美元难道不比什么都没有好吗？请记住：讨价还价是严格禁止的！提议者只能提供一种选择，而应答者或者同意，或者拒绝。
那么，你将给对方多少呢？
有三分之二的人开价在40-50%，对此你可能不会感到惊讶。只有4%的人开价不足20%。开出如此低的数额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很可能被对方拒绝。在所有的应答者中，有超过半数的人对不足20%的开价予以拒绝。然而，这里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任何人都可以以“太少”为由而加以拒绝呢？应答者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拿走提议者所给予的数额，或者什么也不要。对于自私的人来说，唯一合理的选择是接受任何开价。即使是1美元，也比没有好。一个自私的提议者如果确信应答者也是自私之人，那么他将开出尽可能低的价码，而自己拿更多的钱。那些认为人是既自私又理性的博弈论分析者会建议；提议者应该拿出尽可能少的钱，而应答者应该接受。然而，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做。
上述游戏被称为“最后通牒游戏”，属于刚刚起步但发展迅速的实验经济学领域。经济理论的主体是研究大规模现象如股市波动或国民生产总值，但经济学家对非常具体的人际关系也越来越感兴趣，如同事之间、家庭之间、亲属之间以及儿童团体之间的共享与互助。在缺乏明确合同与调节机制的情况下，经济交易是如何进行的呢？
长期以来，理论经济学家假设了一种人，叫做“经济人”，“经济人”是指一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纯理性的个人。然而，从最后通牒游戏以及类似试验中得出的经验表明：真正意义上的人是“经济人”与“情感人”的混血儿，他们受情感支配的力度与受冰冷的逻辑和私利支配的力度一样大。我们面临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那就是解释达尔文主义的进化何以造就出了充满情感的生物，这些情感行为看起来并不能立即为他们个人或他们的遗传基因带来最大的利益。
最后通牒游戏是由柏林洪堡大学的Werner Guth在大约20年前发明的。从那以后，试验者们使用不同数额的钱在许多地方对该游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结果非常有说服力。人们在游戏中的行为与他们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或计算能力”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令人惊讶的是，所用钱的数量对试验结果几乎没有影响。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所用钱的数量尽管是被试验者月收入的3倍，但当他们认为开价太少时，仍会愤然拒绝。不过，参加游戏的人员还是存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主要是一些相对发达的国家如西方国家、中国和日本的国民，而且通常是大学生。
最近，有人在4大洲的15个点进行了一次雄心勃勃的比较文化研究，结果表明：人们从事最后通牒游戏的方式存在巨大的差异。住在亚马逊河流域的Machiguenga部落的平均开价只有26%，远远低于典型西方公众的45%。与此相反，巴布亚新几内亚的Au部落有许多人的开价超过了50%。送礼的文化传统以及收礼后产生的人情，在某些部落（如Au部落）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事实上，对于过于慷慨的开价和过于吝啬的开价，Au部落的人往往都会拒绝。尽管存在这些文化差异，但试验结果总是与基于人的自私性的理性分析大相径庭。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自私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崇尚公正的结果。
日常生活中，许多情况都涉及到私利与公正之间的权衡。例如，你的一位同事邀请你跟他合作一个项目，如果你预料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能够换取公平的回报，或者这位同事从前曾经帮助过你，你就会很愉快地接受他的提议。但纯粹的最后通牒游戏带有许多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很少适用的人为规定，如：不允许讨价还价，参加游戏的人不能见面，如果第一次交易不成功就再也不能重来。这样的规定本身并不是缺陷，它们有助于我们研究特定场合中的人类行为，揭示我们处理事情的基本原则。这正如物理学家为研究粒子的特性要在真空环境中做碰撞实验一样。
情绪化因素的影响
经济学家研究了最后通牒游戏中的各种变数，找到了游戏刺激情绪激动的原因。例如，如果提议者不是通过抛掷硬币来确定，而是通过在一次智力竞赛中的良好表现来确定，那么即使他的开价低一些也会更容易被接受——人们认为这种不平等是合理的；如果提议者的开价由计算机来决定，那么应答者面对极少数额的钱也会欣然接受。如果有几个应答者为一个提议者的开价进行竞标，那么提议者只要拿出少量的钱就可以打发应答者。
所有这些变化可以证明一个结论：在两人“一对一”较量时，我们不会采取完全只关心自身利益的自我中心立场，而是会设身处地地同时考虑对方的想法，追求游戏的公正性。
仅仅因为对方拿走的钱是我们的4倍，我们就拒不接受那开价20%的既得利益！我们为什么如此崇尚公正呢？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一些博弈论者认为，游戏参与者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有一次交流机会，往往将提议者的开价或应答者的拒绝看作了讨价还价过程的开局——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为自己的份额讨价还价肯定是一个永远的话题。难道我们弄清最后通牒游戏只有一次交流机会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其他几种游戏已经表明：试验对象很清楚一次性交流与反复性交流的区别。
有人则解释说，由于我们的祖先需要生活在强大的群体保护之下，所以我们所坚持的公平分配正是这种需要的反映。以狩猎为生的原始人小群体的生存取决于群体各成员的技能和力量。在与其他小群体的竞争中，不依靠他人的协助是不可能战胜对手的。不过，这种观点充其量只能解释提议者为什么会拿出很多的钱，却不能解释应答者为什么会拒绝很少的钱。
本文的两位作者Nowak和Sigmund以及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Keren M.Page，最近对一种进化模式进行了研究，对上述问题提示了一个新的答案：我们人类的情感器官是在数几百万年难以保藏隐私的小群体环境中形成的。因此，对于严格的匿名交流，我们的情感无法很好地调节来加以适应，总是料想自己的朋友、同事和邻居会注意到我们的决定。
如果其他人知道我愿意接受低额开价，他很可能分给我很少的钱；如果他知道我对低额开价感到气愤并拒绝，他就会本能地分给我更多的钱。因此，对低开价的情感反应更容易在人类历史演化中形成。因为历史上“一句话交流”很少见，人们在情感上没有将“一句话交流”和可重复性交流区别开来。这可能是许多人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对低开价反应强烈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很可能认为，必须拒绝吝啬的开价才能维护自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自尊是赢得声誉的一种主观策略，并在以后的较量中很有用。
最后通牒游戏极其简单，是实验经济学家使用的这类游戏中最基本的形式。这类游戏高度抽象，时常设计成在两位独立的决策者中进行。匈牙利数字家John von Neumann（计算机的鼻祖之一）和奥地利经济学家Oskar Morgenstern于20世纪40年代在普林斯顿共同创立了博弈论，并利用扑克和象棋等游戏来演示他们的概念。扑克和象棋无疑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经济交流的抽象，但这类游戏多半是“单向输赢”的——一方赢了多少，另一方就输了多少。相比之下，绝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交易混杂着多种动机，既表现出合作性又表现出竞争性。所谓的“大家好”游戏就是典型的一例。
报复的快感
在一种最简单的“大家好”游戏中，4人为一组。试验者给每人20美元，参与游戏的每个人必须独自决定向赌池中投注多少钱。试验者将赌池中的总赌注翻番后平均分给小组的4个人。
如果每人都将20美元全部投入，那么他们的本钱将翻一番。这种合作得到的回报是很高的。然而，人们怕吃亏的心理是强烈的。完全自私的人应该是1分钱都不投注，因为他每投1美元，很可能只能收回50美分（1美元翻番后再平均分给4人）。试验者为确保参与游戏的每个人都完全明白这一点，举了一个例子，如艾丽丝投注10美元，鲍勃和凯罗分别投注5美元，而丹1分钱也没投，然后要求每位参与者算出自己最后所得的钱数。经过这样的准备之后，游戏就真正开始了。如果所有人都奉行经济学表征的自私理性策略，他们就1分钱也不会投，当然20美元的赌本也不会增加。聪明的人不会这样做，相反，许多人都会投注至少一半的赌本。
如果同一组连续进行10轮投注，在最初的几轮中参与者会反复投注一半左右的赌本。但到最后快结束时，大多数人不再投一分钱。这种由高到低不断下滑的合作常常被解释为一个学习的过程——游戏参与者通过一系列令人失望的经历，艰难地学会了自私策略。然而，这一解释并不正确，因为还有试验表明，那些游戏参与者一旦重新分组，面对全新的伙伴时，他们又会重新投入大赌注。这些行为又如何解释呢？
本文作者之一Fehr以及瑞士圣加仑大学的Simon Gachter做了一些试验，结果表明：如果增加一个惩罚游戏伙伴的新规则，那么“大家好”游戏将发生显著的变化。在这些试验中，游戏参与者可以在每一轮最后对其游戏伙伴进行罚款，但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例如，如果艾丽丝想向丹罚款1美元，那么她必须支付30美分，而且这1美元和30美元都要送给主持试验者。从自私的角度来讲，这种代价使罚款失去了意义（艾丽丝不仅赌本减不了，而且什么好处也拿不到）。然而事实证明，大多数游戏参与者都愿意甚至渴望对那些投注不积极的伙伴罚款。每一个人看来都希望这样做，因此，在即使只有一轮的游戏中，不尽责的行为也比过去少多了。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游戏预先确定轮数，投注的愿望并不会减弱。恰恰相反，越到后来，赌池中的赌注总额越大，到最后几轮，80%以上的游戏参与者会将赌资全部投注——这与没有惩罚时的情况简直是天壤之别。
在这样的多轮游戏中，游戏参与者对伙伴的罚款可以看作是一次精明的、自私的投资——教育吝啬鬼要为公共利益出力。为惩罚吝啬鬼所付出的代价从长远来看是会得到回报的。但最新版的“大家好”游戏表明，人们惩罚吝啬鬼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经济利益。在新版游戏中，有许多的4人小组，每一轮投注结束后，游戏参与者都得重新组合，避免两人再分到同一小组。在这种情况下，惩罚与投注的总规律没有变化——对那些“不劳而获”者的罚款仍像不重新分组前一样；投注额从一开始就很高，而且有增长的趋势。这一结果令人吃惊，因为惩罚的教育意义已经被取消了。和原先一样，一个人在受到罚款之后通常会增大投注额，但这种投注的增大对执行罚款的人来说连长远利益的好处也没有了。不过，许多参与者还是极力渴望惩罚那些吝啬鬼，在对“不劳而获”者进行报复的过程中，他们看来有一种原始的快感。与增加经济收入相比，他们似乎对进行个人报复更感兴趣。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在自己得不到任何物质利益情况下付出代价去惩罚“不劳而获”者呢？美国麻萨诸塞大学进化论经济学家Herbert Gintis最近证明，这种行为可以为群体的团结带来好处。根据他的研究，如果某个社会团体中受惩者人数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那么该团体在遭遇诸如战争、瘟疫和饥荒等灭顶之灾时便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自私者的联盟将分崩离析，因为这种团体的成员以后建立关系的可能性非常小。对自私者进行处罚，有利于整个团体的生存。施加惩罚的人当然意识不到这种进化论机理，他们只是感到了报复的快感。
在大多数社会团体中，人们都渴望公正和团结，从孩子们的夏令营到黑手党的分部都是这样。最终是道德准则决定了经济生活最主要的那部分。那么这些社会行为模式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呢？这就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自己受损失而使他人受益的无私行为的普遍存在，看来与“自私天性”的观点格格不入。所谓的“自私天性”是指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生物进化从本质上讲就是为了促进那些最善于增强自身优势的基因，利益与代价的衡量取决于是否最终有利于种群的繁衍，不利于繁衍的基因不可能在种群中得到广泛传播。
达尔文主义的公正
在社会性动物中，个体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可以解释它们之间存在的广泛深刻的合作。然而，人类的合作也存在于非亲属人群中，支撑这种合作的是经济关系而非血缘关系。不过，生物学家发现，人类的许多明显的无私行为，可以用有利于种群繁衍来解释。（还有人则认为可归因于第二种进化形式即思想的进化。请参阅《科学》2001年1月刊《敏因(Meme)的力量》一文）。
将无私行为归结为对代价与利益的权衡，看起来多少有些牵强附会，特别是如果这种权衡是源于生物学需要的话。我们中许多人喜欢将我们的无私行为简单解释为具有良好的品性。如果我们帮助了别人，替别人分忧，我们会感觉更为舒畅。然而，这种内心的快感究竟来源于何处呢？其实，这种喜悦也是一种生物功能。我们从饮食和做爱中能够获得快感，但在这快感的背后潜藏着令我们获得生存和繁衍的生物进化程序。同样的道理，像友爱、羞涩、无私和愧疚等社会情感促使我们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取得生物上的成功。
几百年以前，休谟和卢梭等哲学家就强调了“人类本性”在社会关系中的关键作用。相比之下，理论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却喜欢研究他们那些自私的“经济人”。他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去研究如孤岛上的罗宾逊一样与世隔绝的个体将会如何在琳琅满目的商业社会中做出选择。然而，我们并不是罗宾逊。我们的祖先进入社会化已经有大约3000万年的历史了。在社会交流中，我们所选择的远非只有自私。
虽然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道德准则和体系，但我们推断这些准则和体系是建立在普遍的生物本能基础之上的，正如成千上万种语言是建立在一种普遍的人类语言禀赋基础之上一样。休谟和卢梭大概也会认同这样的观点。不过，今天我们可以将他们的观点融入博弈论模型，并进行数学分析和试验验证。
概述／社会公正性
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都高度珍视“公正”这一价值观。科学家通过最后通牒游戏等试验研究了人类的这些行为。
在试验中，试验对象通常要比博弈论所预测的慷慨一些。博弈论认为，人们会自私地追求收益的最大化，结果却是，不公的行为会激起代价高昂的报复行动。因此，试验的结果比预料的要公正。
人类在小群体环境中生活了数百万年，可能在处理这类事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情感。这种情感促使我们的处事方式会兼顾个人的利益和小群体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