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君臣对“远人”的认知分歧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咸丰论文,分歧论文,认知论文,君臣论文,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9）01-0036-22
一、列强对华企求的歧见
1840年代和1850年代的两次鸦片战争，清廷都经历了失败议和的过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尽管发生了众多变化，但清廷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却变化甚微。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最高当政者咸丰皇帝“对外部世界极端无知”[1]264。这一论断大体合乎事实，然言其时清廷对外部世界“极端无知”，则显得过分，且未看到这一“无知”群体中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诸多差异与复杂性。
清廷上下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的复杂情状表现为皇帝与大臣之间，大臣与大臣之间对外认知既存在诸多歧见，又存在“夷情叵测”这一大体一致的见识。在咸丰朝初期，清廷尽管与外国签订一系列条约已历时多年，但从其处理对外关系的举措与言论看，皇帝与部分官员对外国人的举动仍疑惧极深，十分强调防备“堕其术中”[2]17。1850年5月28日，两江总督陆建瀛奏，英国领事阿利国（Aicock,Rutherford）请求派翻译麦华陀（Medhurst,Walter Henry）赴天津递交巴麦尊致大学士穆彰阿等一封公文，咸丰得知此举的第一反应即是绝不能让麦氏起行赴津。谕陆建瀛必须“详细开导，据理回复”，阻止其行。并估计经据理驳回，“该酋遣人赴津之处，当可中止”。如此布置后，咸丰仍有后顾之忧，又道：“惟夷性反复无常，著讷尔经额迅饬天津镇道，如果夷船前来，妥为驾驭。告以此事办理缘由，令其回上海，听候复谕。并晓谕居民，勿稍惊扰。”[2]14咸丰的举动表明，他对洋人的动机全然不知，但又自以为洋人不难对付，只要细心劝导，就可打消其要求。且十分注意和平消除事端，不可引起风波。阿利国并未因清廷的劝阻而改变主意，仍派麦华陀持信到天津，其信中内容亦仅是巴氏知照军机大臣，谓两广总督徐广缙不许英人入城、致英公使信函用语失礼之类，希望清廷纠正[2]11。咸丰得到麦华陀到津的奏报后，立即谕直隶总督额尔经讷：“该夷背约而来，意在虚张声势，且欲寻衅，稍不检点便堕其术中，不可不加慎重。”并指令，如该夷仍言广州入城事，“不必多费唇舌”，令其回广东候信。如其坚持不肯南回，讷尔经额亦可接收来文，令其“静候谕旨”[2]17。谕令显示咸丰对英国信使抵津疑虑重重，但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后经讷尔经额劝说英国信函已由上海传送，不须在津投递，麦华陀即同意回上海等候消息，启程南返。但咸丰帝似并未从中看出英人并非不可理喻，他在给军机大臣的谕旨中言：
此次英夷北驶，意在投递公文。迨至以寄两江总督传谕之词劝导，该夷心折，随即起碇南旋，可见该督（讷尔经额——引者）静镇，不至堕其术中。……惟念夷情叵测，其折回上海以后，难必其俯首贴耳即赴粤东，且到粤后，多方离间，亦难预料。除已有旨，谕令江南、闽浙、广东各地方官一体严防开导。[2]23
麦华陀投信之举为极平常之事，也无何奸谋可言。然咸丰却认为其所以听命南返，实为总督办事有方，镇静对付，才未“堕其术中”。且事后仍一再告诫下属，“夷情叵测”，难免不再施诡谋，沿海各省均须“一体严防”。
类似疑虑，在一些小事件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1850年9月，英国一教士与一医生在福州神光寺租房居住，期限6月。刘韵珂、徐继畬经交涉不能止其所为，遂拟通融办理。其奏云：
臣等查明该二夷，一系讲经，一系医病，其所租屋亦多敝坏。复……授意闽、侯两县及委员郭学钿等，以士民公议，如有敢与夷人修理寺屋者，即捆送重惩。……又向城乡居民遍为告诉，仍以士民公议为词，不准赴该寺就医。……至今寺屋穿漏，赴寺之人甚属寥寥，该夷寂处萧寺，断难日久迁延。臣等又恐各庙僧人，或且暗向夷人私自租屋，又密饬鹿泽长转饬两县，除南台港口房屋，准照条约租与夷人住外，其城内东西南北各庙，士民公议，一概不准租与夷居住，均令寺僧具结存案，是臣等现办此事，惟不动声色，无非藉民以拒夷，并未强民以从夷。此皆臣等慎筹办之实在情形也。[2]83-84
刘、徐的通融其实非常有限，对西洋人的处理亦可谓苛刻，只是不主张强行驱逐而已。但二人却受到湖广道御史何冠英的猛烈指责。其奏折言：
窃臣前因夷人强占（福建）省城南门内神光寺，抚臣徐继畬不能驱逐，反为护持。……兹又闻督臣刘韵珂阅兵回省后，经福州、闽县、侯官，三学生员投递公禀，力请驱逐。该督将此禀送给夷人阅看，告以城内未便多留，城外都不拦阻。以致夷情益肆，不惟神光寺不肯退出，更将东门外之鼓山寺，西门外之西禅寺，合行霸占，并南门外之银镶浦、水部门外之路通桥，强买民房，起造楼屋。甚至五虎门炮台内道光二十一年所铸六千斤大炮，钉塞一尊，南门大树下嘉庆二十五年所铸四千斤大炮、顺治十一年所铸二千斤大炮，钉塞二尊。阖城士庶哗然。[2]93-94
何冠英根据听闻消息，加油添醋以上奏皇帝，是否出于对刘、徐有积愤此不深究，但他对外国人的疑虑都溢于言表。对两个普通英国人租一破屋讲经、行医，稍加分析亦不会相信其可能钉塞有兵弁守卫之三尊大炮。而何冠英则不但对此深信不疑，而且由怀疑英国人而牵及总督巡抚，指责他们已深堕外人术中。何氏对英国人的疑虑显然在其观念制约下被放大了许多。而且，这种放大了的猜疑得到了皇帝的认同。何奏后，刘韵珂于1851年1月17日向咸丰呈明英国人已退还房屋，并无钉塞大炮之事[2]113。咸丰对刘韵珂奏章并不相信，下旨“著裕泰到任后，按照节次寄谕并刘韵珂复奏各情，逐一访查，是否确实？该省夷情是否安静？地方是否一味迁就，有无专事消弥办理不善之处？著裕泰一并详细确实查具奏，毋得稍有不实不尽”[2]115。皇帝宁可相信一个远离事件发生地的湖广道御史听信传闻之说，而怀疑在实地为官处事的两个封疆大吏的奏报，足见其时朝廷深信“夷情叵测”，力持排斥的观念尚占压倒优势，主张务实对外者的声音十分微弱。在裕泰已奏明夷人已搬出神光寺，当地确实无事后，咸丰仍对刘韵珂、徐继畬抱持怀疑，以致徐继畬在奏报夷人已搬出神光寺时，不得不表示：因“未能先事防范，实属咎无可辞，惟有仰恳圣恩，将臣交部从严议处”[2]125。咸丰则再次下谕对“所有刘韵珂、徐继畬有无措置失宜之处，著仍遵旨密查”[2]139-140。幸得裕泰奏明刘韵珂、徐继畬所奏各事均无不实，这一小小事件才未给刘、徐二人惹来大祸。
上述疑虑之心在咸丰朝处理重大外事问题时产生了巨大影响。1853年6月，美国公使马沙利（Marsshall,D）向总理外事之两广总督叶名琛递交国书遇阻，至上海向两江总督怡良要求赴天津递交。苏松太道吴健彰认为美国从不多事，怡良本可在上海接见马沙利，但他处事仍疑虑重重，害怕“别国效尤，……别生枝节”，因此建议“不若在崑山令该夷来此一见，即可了事”。怡良纳其言在昆山接见马沙利后上奏：“伏思呈递国书原与从前奏定章和约相符，在该国新换公使，来驻中华，欲将上达天听，仍求和好，照常贸易，亦无足重轻之事。惟书内所称，遣使人觐朝廷一语既非从前奏准，而条约（内）亦未刊载，似难允行。查我朝臣服外藩，凡有年班人贡诸国陪臣抵京后，应先行跪拜之仪，然后令其随班引见，从无准其陛见之例，况合众国素非臣服，竟以敌体自居，夜郎自大，不足与较。岂能以外藩各国视之，以致别滋事端。”[2]218-219咸丰对此深以为然，谕言：“中国抚驭外藩，惟年班及入贡诸国陪臣乃有请觐之例。该国远隔重洋，素知礼仪，中国体制，素所深知。但须恪守条约，照旧通商，正不必遣使人觐，始见诚悃也。总以正论婉言，使其心服。该酋自不至别生枝节。倘或另有要求，不能理喻，即仍遵前旨，告以钦差大臣现在广东，令其静候查办。”[2]219-220怡良处理对外问题态度较为通融，未严格要求美国公使回广东递交国书，以不管外事的两江总督身份接转呈美国国书，且对美国对华政策表示理解。咸丰在此事上亦赞同怡良之见，表示了相当随和的态度。但当美使提出入京觐见，君臣二人则疑虑大起。一致认为只有藩国朝贡方可按朝贡体制及仪礼进京觐见，若允准以“敌体自居”之美使进京觐见，必致“别滋事端”。这一表态表明，清廷仍把朝贡体制视为不可丝毫变动的陈例，对西方列强，无论其态度如何都必须拒之京外，交往最好限制在远远的广东一地。因此，其通融接见美使也不敢在上海进行，而移往崑山偷偷一见，以免他国效法，别生枝节。但是，从这一事件中，也可看出清廷上下对世界格局已有较多的了解，已清楚道明除朝贡国及未臣服的四方蛮夷外，尚有英法美等各国存在的一个世界，而不再是以中国为中心，四方分布“蛮夷”的“天下”。世界上这些国家尽管被清廷上下称为“夷”，但他们显然知道这些“夷”与四方“蛮夷”不是一类，中国与它们之间的通商贸易关系和中国与朝贡国的关系有重大区别，不能一体看视。且这些远洋之夷也“素知礼仪”，并不野蛮。但这些认识并未改变朝廷对外部世界的固有理念，皇帝与臣下仍坚持祖传的朝贡体系，视西洋各国为不可交往之“敌国”，被迫与之通商必须尽最大努力拒之于远地，范围越小越好。这就决定了清廷与要扩大通商的列强之间必然发生冲突。
1854年7月，两广总督叶名琛奏，道光朝签订条约已近12年之期，英美是年同时更换使臣，目的在按条约有关12年后重新订约的规定要求更改条款。在奏折中，叶氏对前朝“豫留地步，使之（夷）得以饶舌”表示大不以为然。咸丰谕“该夷意在要求（12年后重订条约——引者），尤当不动声色，加之防范，届时惟有随机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2]270-271。皇帝把英美等国按条约规定办事亦视为“诡诈之谋”，且希图“不动声色”了却此事，或则“随机应变”，以堵绝所请。但事实上英法等国修约目的主要在扩大通商。正如英国外交大臣给英使包令（Bowring,John）的信中所说，“你务必记住，女王陛下政府对于中国绝没有排他性的或自私的看法。他们愿意一切文明世界的国家都能和他们平等地分享凡是环境所能使他们在中华帝国为英国取得的利益，无论是商业的或是政治的”。此中提及“政治”利益问题，但从所拟的具体要求看，主要是指英国使节“光明正大地驻节在北京朝廷”，并言如果此点做不到，则要求英王的使节在所驻省份能“保证公文的传递不受地方官宪的阻截”，有事“得应任何一方面的请求而随时会晤”[3]147-148。咸丰当然不可能亲睹此信，但从各国提出的条件中亦不难看出这一意向。而咸丰则深信事情不会如此简单，因而力求臣下把修约事敷衍过去，以防中其奸谋。
届时修约为前朝所订国际条约之规定，自然不可能敷衍过去。是年8月，美使麦莲（Maclaughlin,Wallace H）与英使包令即同赴上海求见恰良，要求赴天津与朝廷会议通商事宜[4]11。咸丰对此大为光火，谕曰“夷人诡谲成性，明知通商事宜悉归广东办理，辄赴各海口妄肆要求。……现已谕怡良，令该夷等前赴粤东听候查办。著叶名琛仍遵前旨，设法开导。……断不容以十二年变通之说，妄有觊觎”[2]293-294。咸丰不仅严拒夷人赴津，且断然否定修约，争端自是难免。
因有朝廷旨意，叶名琛自然不可能答应西人任何要求，因此，英美使节遵命赴广东一无所获，旋于是年十月直赴天津，要求派全权钦差大臣，持“便宜行事关防”接见办事，或进京“叩谒天朝大臣”，请为代奏皇帝。咸丰严谕臣下，夷人前项要求“尤为居心叵测”；而进京之请则“系虚词恐吓，断不准为其所挟。……即暂事羁縻以代奏请旨等词搪塞，亦不准出之于口”[2]313-314。咸丰如此一概拒绝实属于事无补，英美使节在天津提出修约条款，要求答复，“开导”无效，朝廷也只好派前任长芦盐政崇纶等与其谈判。时因前朝条约按换约时算起尚未满12年，因此，经崇纶等讨价还价，最终以答应免除洋商在上海之欠款，停止“粤东滥抽茶税”，华夷发生冲突，准其行查当地督抚“秉公办理”三条了结争端[2]351。咸丰认为此三项“尚属细故”，因此谕令：“倘竟遵谕南返，怡良、吉尔杭阿亦只准就此三款中妥善于办理。以示羁穈，不准另生枝节”[2]350。咸丰暂时达到了他心目中抚夷的目标。
中外虽暂时达成了妥协，但争端并未真正消除。因咸丰仍未承认12年修约的规定，以为只要把夷人限制在三款中妥议，不准“别生枝节”，就可断绝后患。因此，朝廷上下对12年后修约之大事不作任何预筹，对外人的要求尽取强硬拒斥态度。至1856年，修约之期已至，总理外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对各国修约之请皆予拒绝。咸丰亦以为前准三款①，已尽“天朝怀柔远人之意”，“若再藉词哓舌，断难允准”。条约尚未议修，咸丰即以为事情已了，不允再谈，了无变通。咸丰这一态度对臣下，尤其对叶名琛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856年叶氏逮捕“亚罗号”盗匪李明太等人，以武力击退要求放人之英船，并下令停止外贸。李明太等究竟为何种人，双方各执一词。但该船挂英国国旗，英领事巴夏礼因此要求放人确有借口。中国力不敌英，以武力回击诚属不智之举。咸丰不知外情，竟认为“该夷纵极狡横，经此挫败，谅不敢再肆披猖”[5]500。在朝廷鼓舞下，1857年1月英美使节复至广州要求谈判之际，叶名琛对各国使臣要求一律拒之，或干脆不予理睬[6]68，导致了英军攻入广州，掳走叶名琛的恶果。
英军占据广州后，实际在广州主事者为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柏贵。二人身处前线，认识亦较趋于实际。他们对英军占据广州作了如下秉报：
上年英吉利夷人构衅，督臣叶名琛调集兵勇，坚忍相拒，并停止各国贸易。虽当时沿河民房炮台率被焚毁，不无惊扰，然英夷所失亦多，相持许久，卒将兵船退出省河。各国夷人尚皆不敢轻视，迁延半载余，虽照会不通，亦未蠢动。奴才与督臣商酌，如该夷呈送照会自可因势利导，藉资绥辑。本年十月内，有咪唎坚夷酋照会督臣，请与见面，恭投国书。督臣复以……并无可见之地，未经允许。据云：如见咪夷，而英夷乘时来扰，成何事体？……奴才谓：咪夷既不敢公然犯顺，转来求见，安知非为英夷调停，纵不亲见，亦可派员前往。督臣答以彼未请员，殊可不必，不出一月，总可了事。……不意冬月初一日，各夷船数十只驶进省河，督臣传谕：该夷如无动静，兵勇毋许挑衅。相持数日，该夷遂于初九日，送来将军、督、抚、两副都统五衔照会，督臣并未会商，不知如何回复？迨十二日，该夷又送来五衔照会，督臣仍未通知。并传谕：各绅毋许擅赴夷船，如违特参。该绅伍崇曜等遂尔观望。……至十四日晨刻，城内观音山、北门内外各炮台遂为该夷所踞。奴才等即传伍崇曜会同各绅前往夷船询其所请。该夷语多骄慢，声称：奴才等均非办理此事之人，此番举动，因督臣拒之太甚，不得已而为之。[2]621-622
穆克德讷、柏贵等人此条奏折明确表示应与美使接谈，谋求疏通与英国的关系，他们与叶名琛在处理外事上存在重大分歧，对叶名琛一味拒绝各国使节照会，激成事端，公开加以指责。其所批评者，实际上直指咸丰。叶名琛如此行事，酿成事端，正是咸丰强欲拒夷人于千里之外思想的结果。但事发之后，咸丰把一切罪过归于叶名琛，责其“刚愎自用，办理乖谬”。然其应对之法则只是将叶氏革职，命黄宗汉补授两广总督，未到任前由柏贵代理。对夷人则仍行排拒之策。以为革去叶名琛之职，夷人即应感恩，若再“肆意要求”，即断绝通商之路[2]631。
咸丰的做法显系文过饰非，但也应看到他对叶氏的指斥有真意所在。咸丰虽对外夷猜疑不定，态度强硬，但到了要动真格之际亦主张转而议抚，不似叶氏一味强硬，激成事端。当然咸丰的转换是十分有限的。尽管广州已失，他仍然未意识到修约不得不行，并拒绝扩大通商。1857年4月，英国政府训令英使额尔金（Elgin,James Bruce），如清廷拒绝修约，则“采取强制手段”。但同时也对对华政策作了限定，只要“开放中国口岸及改善对华通商方面得到满意和条件”，英国政府“并不绝对要求赔偿”[3]168，谈判的弹性较大，所求实际仍在谋求扩大通商。1858年3月，英使额尔金、美使列维廉（Lacy,Wllliam Henry）、法使葛罗（Baron Gros）即北赴上海向大学士裕诚投递照会，要求朝廷派钦差大臣赴上海协商赔款及修约各事[2]652-658。此时，朝廷实际还握有在较小损失的范围内解决外事争端的机会。咸丰因对各国要求的性质缺乏认识，因此对“英夷”的行动大为不解，其谕言，“此次夷人称兵犯顺，占据广东省城，现又来沪投递照会，并言欲赴天津，显系虚声恫吓”。因此令裕诚拒绝复照，两江总督告知夷人，“上海本非筹办夷务之地”，只能“驶回广东，听候黄宗汉秉公办理”[2]652。咸丰对距离如此敏感，执意要把夷务办理之地限在广州。其心中夷非我类，必须拒之于远地的观念仍十分浓烈地支配着他的情感与行动。
各国使节在上海不能议修条约，遂于4月调集兵船“四五十号，装载夷兵四五千人”到沪，要求直赴天津商办各事。两江总督何桂清、苏淞太道薛焕、候补道吴健彰等置身前线，对各国使节的举措有较客观的认识，因此，他们向咸丰奏云，“臣等窃为该夷等，既在广东犯顺，而历厦门、福州、宁波以至上海，尚不敢遂肆鸱张”。此中言语虽然带有敌意，但意在告知朝廷，夷人除已提要求外，并非更大侵略之意，亦无随意侵犯之举。因此奏请朝廷派“熟悉夷务之大臣”，在天津“与之就近议定大局，令其缴城（广州——引者）息兵，再饬赴粤另议妥善条款，藉以维持国体而弥衅端”[2]684。然咸丰对何桂清等奏议毫不理会，仍言夷人赴天津“不过虚声恫吓，藉事要求。惟夷情叵测，不可不防”，所取措施则是令地方大员“不动声色，严密防范”。实是把屡试无效的办法重申一遍而已。
咸丰欲拒夷于远地，结果则适得其反。英美法使节要求在上海议修条约被拒，便兵指天津。到津后，朝廷对交涉事拖延不办，各使又提出直入京城谈判，双方企求距离越来越远。时直接面对各国使节者为直隶总督谭廷襄。此人亦属明达之臣，各国使节到津后，他十分明白不解决实质问题，决难消弭争端。遂上奏：“臣等再四思维，皇上柔远为怀，可否将所求之事先行斟酌？早与区分，俾有所图，或能渐就驯服”[7]736。咸丰对此大不以为然，顷即下谕驳回，针对英法等希望修改之通商条款表示，“道光年间，立定万年和约，原只五口，今欲于五口之外，另添交易地方，即是不遵旧约”，“此事断毋庸议”[7]737。此一谕旨表明朝廷对12年后修约根本持否决政策。双方僵持至5月8日，英美法即照会谭廷襄提出最后通牒，限六日内派全权大巨赴津议修约事。谭氏再次请求通融，并“酌拟清单，恭呈御览”[7]758-759。在此情势之下，咸丰方略示通融，谕曰：“今督臣等不能拒绝，复据该夷所求入奏，岂能允准。必不得已，于闽省、粤省附近通商海口之地，酌加小口各一处，亦须谕知该两省督抚查勘妥协，方能办理，此外概毋庸议。”[7]763此一些许退让，非但不可能令各国使节遵命南回，且由此引来各使更加坚持进京之请。时俄使又转达谭廷襄等一二日内即可能引发事变，在情急之下，谭氏等不得不犯颜直谏，谓：
臣等复思自办夷务以来，五口通商，遇有所求，往往推往广东。而广东又直之不容，迁延粉饰，不将实情上达，遂至激而至此，将来唇舌，正恐不一而足。从前西洋人南怀仁等，有终身在钦天监当差者，今伊等只求每年一次，或有事方敢进京一次。如只随从数人，或约定行走陆路，不准取便天津海道。但能妥为驾驭，藉弥边患，未始非抚夷之一策。[7]782
谭廷襄等请求进一步作出让步，与咸丰大相径庭，咸丰怒责谭等“知其一，未知其二。……英、佛之请隔数年或有要事进京一次，迥非昔时可比。言似近情，心实叵测。盖昔时住京洋人，因学算法，权操由我，无虑为患。今则来去自伊，贪得无厌，若只顾了局，终有隐忧”。况“外国人进京，皆系朝贡陪臣，若通商各国，原因获利起见。近年海口事宜，均在广东定议，……从无在京商办之例”。谭等代为奏请，“未免过涉惊惶”[7]782-786。从清廷君臣的上述对话中，足见真涉夷务的疆臣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已一定程度地接近实际，对远人的疑惧渐有释然，所提处理办法亦较务实。咸丰亦已明了以天朝为中心的“天下”并不能覆盖整个世界，只是一个由朝贡国组成的世界的一部分。其尚不明白之处在于除朝贡国以外各国的企求究竟有多广大，对中国到底怀有多大的敌意和图谋，因而疑虑很深，梦寐以求将这些难于理喻和把握的远人拒之远地，而且相信越远越安全。
朝廷在咸丰思想主导下拖延谈判修约的结果是英法兵船于1858年5月19日强行闯入天津内河，旋即占领大沽炮台[7]796。咸丰始知大事不妙，即应谭廷襄等之请，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津查办，但仍未授权二人答复远人条件。英美法俄四国对此甚为不满，声言若无有如前朝耆英类全权便宜行事大臣直接谈判达成协议即须进京议商。谭廷襄知如此办理既不能抚驭各国退去，又无力阻止夷人人京，遂力主让步，其言：“夷祸酝已四五年，至此一并发泄，事事储备，然后举动，而我皆不觉。今败坏至此，不抚则其患更大，故臣万不得已而勉强为之。”[7]850-851谭氏此奏明白指责1853年西人提出修约问题以来，朝廷处理夷务均不得体，人为致成今日严重局势。为今之计不能再一味虚词拒斥，须务实处理，方可挽救大局。咸丰似乎仍不明白了结争端关键所在，他把洋人要求派出如当年耆英一类可代表朝廷签约的全权大臣与之办交涉之请理解为只要耆英出面，争端即可消弭，因此当即下谕赏给罪臣耆英侍郎衔，派往天津办理夷务[4]396。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朝廷不得已派耆英等与列强签订“江南条约”。耆英并非自行让步签约，而是奉命行事，无罪可言。咸丰即位初期，对外洋取强硬政策，于1850年将耆英降罪革职[8]562;[1]265。此际启用耆英，给职低下，更无全权，各国使节断然不可能与其徒费口舌。据美国史家马士言，耆英抵津后英法使节根本不愿见他，只在6月9日派翻译威妥玛（Wade,Thomas Francis）和李泰国（Lay,Horatio Nelson）对他作了礼节性拜访。但耆英仍努力尽责消弭外患，力劝洋人将兵船退出天津河面，然后再行谈判。并力图以过去的私交讨好洋人。马士书中对这次会见作了如下记述：
可是这一套老交情的谈吐，被李泰国骤然提出的一件耆英上皇帝的奏折给打断了。这件奏折大约是1850年底刚刚在他最后一次被黜之前写妥，于叶钦差被掳之时发现的。在这件奏折中，他向当时正以夺去他的职位、荣衔、家产，甚至生命等等来恫吓他的皇上，阐明他所以和外国人维持貌似友好关系的理由，以及他所冀以“驾驭夷人”的方法、“羁穈夷的真意所在”、“虚与夷人委蛇而远之”。当着桂良花沙纳的面突然把个文件提出来，弄得这位年事已高的耆英十分狼狈，于是他就退出会议，并且离开天津。[9]585-686
李泰国如此让老臣耆英难堪，做法堪谓鲁莽。但马士对耆英作了如下评论：“这个人因其是中国统治者当中第一个见到旧制度已成过去，对侵入的外国人必须相见以礼，并应力图保持中外友好关系的人，所以才露出他的政治才具；这个人因为他的见地是超时代的，所以被罢黜，更因为他既受了他本国人民的凌辱和压制，又不能恢复他已经失去了的对外国人的信用，所以终于一败涂地。”[9]590马士的评论心存好意，但见解却近乎荒谬。实际上耆英只是众多主张不以强硬政策对外的官员之一，并非能“见到旧制度已成过去”，也并不具超时代的思想，只是在处理中外关系时了解情况较多，较能清醒地权衡王朝的得失，主张务实行事而已。耆英个人的失败则更不是受到本国人民的压制，失去了外国人的信任的结果，而在于他既为前朝重臣，所为又与当朝皇帝大相径庭。咸丰刚下旨启用耆英，恭亲王奕就上奏道出了耆英已完全无用之见。其言，“耆英从前办理夷务，非委曲顺从，即含糊答应，畏夷如虎，视民如草，以致酿成巨患，流毒至今。此次若仍照从前办法，所请悉允，桂良花沙纳亦所能为；若不照从前办法，则耆英畏葸于前，未必能振作于后。……应请严敕耆英，务须正名问罪，先责其滋扰粤省，扑犯津门之举，后告以中国虽连年不靖，亦断不能受外夷如此挟制，若坚执不从，则将闭关绝市”[7]874。奕奏折实表明朝廷要耆英做成无法办到之事，结局一开始就已注定。奕此时未涉夷务，态度强硬较咸丰更有过之，与战后其接办夷务以后的言行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说明其时清廷大员们对夷人的态度确非取决于他们有何“超前观念”，而取决于他们是否亲历现实，是否对处理夷务的难度有所体验。
桂良等一经亲临危局，想法也就与耆英当年一般无二，力主让步息争。其奏言，“该国（英国）汉文副使李泰国前来，声言：必须允其进京驻扎，方能在津议事，否则仍直带兵入都，经委员等开导再三，志在必行，万难转环。伏思督臣谭廷襄曾有夷入京之请，早奉谕旨斥驳，万不准行。奴才等何敢妄事渎陈，惟到津后，揣度情形，实属万分危迫。现闻该夷陆续调集兵船不少，火轮船只围逼城下，南北东三面，枪炮迅利，兵勇难当。密迩京畿地方，土匪均思蠢动，一旦决裂，大局讵堪设想。奴才等事处两难，焦急万状，盖允则变迟而患轻，不允则祸速而患重，只好于万不得已之中，思避重就轻之法”[7]884。
桂良等不仅力主当机立断，速作让步，且行使钦差大臣之权，照会各使，允其部分所请，并上奏朝廷，请速与各国修订条约。其时，清廷内意见分歧已更形尖锐，那些远离前方的官员多持坚决反对之见，宗人府丞钱宝青、内阁侍读学士段晴川、翰林院侍讲许彭寿等纷纷奏参桂良等有纵容夷人之罪。钱宝青言：
桂良等于夷人所请，皆行写照会允准，钤用钦差大臣关防，付与该夷，然后入奏。……历观所求各款，初请不准者，再请即无不允。夷人知桂良不敢不为之请，桂良知皇上不能终却，遂肆无忌惮至此。今所请各事，已悔不可追，若驻京之事，仍复一请再请，强皇上以必从。……伏乞皇上于桂良等再有要请之时，特降谕旨，明言夷人要请，已多勉从，圣度宽宏，不与计较。今仍坚执驻京，是桂良等不能力持大局，即予罢斥，敕令回京，不准再与夷人辩议，从前所给准行照会，概置不论。[7]954-955
山东道监察御史陈溶上奏更指责叶名琛、谭廷襄、桂良、花沙纳皆畏葸怯懦之臣，力请皇帝“将桂良、花沙纳撤回，另简忠勇大臣前往查办”[4]455。在情势紧急之下，咸丰的态度与上述大臣显有重大差别，他对战争似有顾忌，不愿轻举妄动，部分支持了让步之请。谕令准夷人“遇有要事，尽可进京面诉，不必留人驻京。或照俄夷成例，但派学生留驻，不能有钦差名目。须改中国衣冠，遵中国制度，不得与闻公事”。同时指责桂良等“若进京一节，亦如其所请，是桂良、花沙纳筹办夷务，毫无定见，唯一味畏葸”[7]963。尽管受到皇帝和诸大臣的指责，桂良等为朝廷大局计，仍冒死相谏，上“对外不可战者五端”折，直言朝廷只有与洋人议和一路可走。论及驻京一事，桂良、花沙纳言，“夷人之欲驻京，一欲誇耀外国，一欲就近奏事，并非有深谋诡计于其间”，“观其仍肯交还广州，即时退出海口，知无占踞地方之心”。因此，其欲“驻京”亦“可从权允准”[7]982。这一奏折表明，桂良等深涉夷务之臣对外国的认识已近于实际，是当时朝廷认知外部世界的最新观念的代表。咸丰迫于无赖，只得允准桂良与各国所订《天津条约》，谕令各国使节赴上海继续谈判，各国使节亦遵命于1858年7月先后起碇南去。
危急的暂时消弭并未改变咸丰对外务的认知，条约定后，其即密谕臣下仍“只能五口通商，一切干求，悉归罢议”，最多只允免税一条[7]1134。桂良等到达上海，按察使署上海道薛焕即告以即使“将课税全免，不过夷商感恩，欲其罢弃全约，势必不行”[7]1165。然咸丰对把远人骗离近畿就可了局的政策深信不疑，接桂良奏后怒不可遏，严责桂良等“接奉历次谕旨，自当激发天良，力图补救，若乃毫无把握，不过希图塞责，自问当得何罪？该夷条约，以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广东省城四项，最为中国之害，桂良等能将此四项一概消弥，朕亦尚可曲从，若只挽回一二件，其余不可行之事，仍然贻患无穷，断难允准”[7]1167。
在朝廷不切实际的政策之下，桂良与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尽管力主务实，却无计可施，唯有继续拖延时日。至1859年3月，英国新派使节普鲁斯（Bruce,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赴华。未到上海即由李泰国传话必“进京交换和约”，且“意见已定，万难挽回”[10]1289。咸丰闻讯大为恼火，在上谕中，一面指责外夷说：“各夷条约，本议在上海互换，是以授何桂清代钦差大臣，原冀桂良等即在上海妥为办理，乃迟又久，于进税等事尚未换回，而英酋额尔金驶回香港，另换伊弟普鲁斯到沪，并欲直至天津，是该夷反复无常，意存叵测，已可概见。”一面又责桂良等“消弥四事，另立专条，尚未成说，岂桂良等毫不动心，竟欲令该夷在京换约，直身事外耶？”[10]1290咸丰斥责夷人反复无常，却不知他自己表面答应条件，过后全然反悔，希图以空言却敌而远之的做法，在外人看来更属反复无常。他又责桂良等办不成消弥四事为“直身事外”，敷衍塞责，其实他的要求正是“直身事外”而产生的虚幻之想。
至1859年6月18日，英使普鲁斯照会，声言“本大臣惟以条约为宗，凡列各款毫既不可更减，……已决志早日进都，固无变更”，并谓须“察看条约各款，果有诚意愿尽行，毫无缺简之形，始克出都。设今［令］有涉怀疑之处，则本大臣非释疑之日，亦断刻不暂离”[11]75。条约丝毫不改，进京换约必行，咸丰苦心盼来的是令他更不可想象的结果。面对严重局势，咸丰作出的反应，一是令大沽炮台守将僧格林沁在天津钉桩（在河内钉桩阻敌船驶入）设兵，阻夷进京[10]1442。二是派恒福、文煜与夷接谈，“令其（英船）绕泊北塘，静候桂良等到京换约，以为暂时羁穈”[10]1443。由于多次失约，英人已不相信恒福等“开导”，又见河内钉桩阻其进京之路，更对朝廷诚信大起怀疑，遂于6月26日强行拖拆障碍，并上岸向炮台放枪。僧格林沁只好下令开炮还击[11]101。尽管还击取得了胜利，但最后以中国失败告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却真正开始了。咸丰尽管希图避免冲突，但他的虚幻之想却最终把商务争端拖入了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亦称为“鸦片战争”，但战争与鸦片贸易的关系相较第一次鸦片战争已不可同日而语。其时，清廷上下已根本不把鸦片贸易视为重大问题，在处理夷务的上谕和奏折中连提及鸦片贸易之处亦极为少见。导致战争的根本因素实际是文化观念的冲突。在西人看来，与中国修订条约，扩大通商于双方都有好处。对此，俄使普提雅廷说得最为明白。他在1858年3月给军机处的咨文中代各国申言：
至各国所愿之事：其一、遇有要事，各国派出可靠之人，直赴京师商议，不可阻止。如此办理，一切自然分明，地方官虽离京师较远，亦不至任意办理，外国与中国相交之道，亦可愈为紧固，况如今各国皆如此办理，看来并无不善之处，贵国亦可如此办理。其二，各国增广贸易处所，已开未开各海口，令其安然贸易。中国之人若赴外国买卖处所瞧看，中国之人必长见识。况各城私设买卖，以图徼幸，贵国不能禁止，贵国如多增买卖处所时，国用必可丰裕。其三，在中国驻京之外国人，及中国习天主教之人，……均毋庸禁止。……此教系使人友慈忍让孝顺忠厚诸事向善。[5]661
但是，在西人看来天经地义之事，在清廷主流派的眼中却是图谋不轨、居心叵测之求。这种观念上的反差导致双方修约问题上连绵数年的争执，冲突不仅不因时间流逝而削弱，反是愈争愈不可调和，最终导致了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
二、如何“剿抚兼施”
咸丰君臣对西方列强实力的认识亦存在重大分歧，导致朝廷的驭夷之策虽有微妙变化，却未根本改弦更张。其变化在于以咸丰为首的朝廷上下形成了较为坚定的以抚为本政策，但根本大计却仍为“剿抚兼施”。在咸丰与大多数官员的观念中，以抚为本并非因为中国实力不济，而在对内乱有所顾忌。“亚罗号事件”发生后，咸丰在给叶名琛的上谕中言“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5]499。此谕言外之意十分显然：如无内顾之忧，中国并非无力制胜于夷。出于这一认知，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英法联军打到通州之际，咸丰仍相信中国有力量打败夷人。他怒下朱谕，愤然言道：
桂良等奏，夷务决裂情形。览奏何胜愤怒（懑）！朕为近畿百姓免受荼毒，不得已勉就抚局，乃该夷屡肆要挟，势不决战不能。况我满、汉民仆，世受国恩，断无不敌忾同仇，共伸积忿。朕今亲统六师，以伸天讨而张挞伐[12]2254。
咸丰朱谕所言难免含有顾忌朝廷体面的因素，但从他当时断然否决英法条件看，至少表明他并不相信战守已毫无意义，更不相信英法联军有力量攻入京城。
但是，事实上，当时中外的实力对比已十分悬殊，而朝廷对此仍无清醒认识，更未看清大清已到了根本不能以战争解决外事争端的程度。不过，尽管咸丰未认清当时的世界格局和中国在此格局中的真实处境，但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却基本上贯彻了“剿抚兼施”、以抚为本的对外政策，并未拘泥于古人“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的驭夷之道。以抚为本的政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绝大多数时间起了维系中外和平关系，化解了众多可能引发战争的危机。不能不说这是咸丰处理外事的成功之处。
1849年，在英人因要求不准而强行进入广州城时，两广总督徐广缙激励绅民奋起抗击，取得反夷人入广州城的胜利。此事对众多官员产生了重大影响，徐广缙本人即颇以为此经验十分有效，其奏折言，“臣等筹办洋盗所以剿抚兼施者，若威不立则恩无由知”[2]104。徐广缙强调抚夷必须以能剿夷为基础，剿抚兼施之本在剿，显然仍是古人“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的驭夷之道，与咸丰见解略有差异。1850年，英使文翰（Bonhan,Samuel George）赴天津投国书，重议进城之事，臣下皆惧英人别生枝节，咸丰却道：“徐广缙、叶名琛惟当督率绅士，激励夷商，告知上年议欲进城，各国便停贸易，归怨英夷。使之利钝晓然，暗消桀傲，自远胜于挞伐申威。”[2]24咸丰虽竭力主张对外以抚夷为要，但当时认为抚不可靠，须以剿为要务者亦复不少。在朝廷行抚夷之策使赴津投递国书之英使南返后，前漕运总督周天爵上奏，直言“英夷之和不可恃，宜及时思预防”。他向咸丰呈明武力制夷之法，胜算十有八九，并说，“统观夷情，不在专守海门，而在诱之内地，彼来送死，百计诱之深入，乃万全之策也”。如此不仅可保天津大胜，且大胜以后，可“遣勇智胆决可靠之员，会同督抚专志合力，统领义勇，四面密布，内外串合，相机而动，袭烧上海鬼楼。俾粤东之炬，再现于今，破竹之势，不大费力，各处以次为之，而逆夷蹙矣”[2]44。周天爵所献防夷策略应属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已证明为不切实际之见，咸丰对此未加评论，直接传谕各海防官员参照，令其因地制宜，“悉心体察，于无事之时，为有事之备”，旋又慎告各员“断不可稍有泄漏，以启疑衅，乃为妥善”[2]45。其意下对竭力主战之见亦不反对，但又十分看重抚夷结果，不容泄漏主战观点惹出事端，妨碍和局。
由于朝廷尽管以“剿抚兼施”为基本对外政策，但在实行中力行抚夷之策，因此自1850年以后七年间，中外虽时有争端，但终未引起重大危机。当1856年修约之期到后，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奏折中向皇帝呈明英美法已提出修约要求时，作了一个总结性奏请：
即如道光三十年（咸丰登基之年——引者）夏间，英夷文翰遣酋来赴天津；咸丰四年，英、咪、佛等国夷酋各赴天津，两次皆仰蒙圣主乾纲独断，离照靡遗，仍令回粤听候查办。计自七载以来，各海疆俱尚称靖，但恐此无所应，彼或可求，妄生希冀之心，嗣后该夷酋无论行抵省河，如有呈恳求代为陈奏之件，总令其回粤听候查办。臣自当恪遵叠次训示，坚持定约，俾得随时驾驭，设法拑制，庶可消患于未萌也。[5]465
叶氏意极显明，无外说明7年间中国抚夷均已成功。而此次修约则外国均有所求，中国不会答应，争端所在，十分明显。但其知朝廷断无允准可能，因此并未明说这一争端难于消弭，仅表示恪遵圣令，设法安抚，以消弭祸患。咸丰亦仍然希望不引起冲突，谕叶名琛“当据理开导，绝其觊觎之心，如其坚执十二年查办之语，该督等亦只可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穈”[5]466。咸丰对叶氏羁穈夷人之见不持异议，但明示不能在修约时作实质性通融。这对叶名琛等人处理外务自然有决定性影响。是年，叶氏捕获亚罗号上盗匪后，英使巴夏礼率军驶入省河，发炮胁迫放人。叶未经奏明即下令还击，打退英军。捷报到京，咸丰表示赞同，但并不大感欣然，他在答谕中言，“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或先往各口诉冤，皆系逆夷惯技。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宽猛两难之间，叶名琛久任海疆，谅能操纵得宜，稍释朕之愤懑。倘该酋因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自可设法驾驭，以泯争端。如其仍事鸱张，亦不可迁就议和，致起要求之患”[5]499-450。咸丰以战端一开，胜负皆非幸事，极望叶名琛能设法维持和局。然而，他又决意不作实质性妥协，为交涉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延至1857年初，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齐集广州要求修订条约，叶名琛概为拒绝。其奏言：“溯查前许以两年后进城，十二年后更换条约，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讵料包藏祸胎，贻患至今。若不乘此罪恶贯盈之际（指英军攻扑广州被击退——引者），适遇计穷之余，备将节次要求各款，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则得陇望蜀，伊于胡底？”[5]619咸丰对叶氏之为颇感欣慰，赞其回复“言词甚为得体”，并指示叶“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5]620。清廷上下似乎完全未意识到这种以单方条件为准的“议抚”不可能有其希求的结果，实际结局即是英军攻入广州，掳走叶名琛。此事发生，主因自然是英人的恃强凌弱。但中国力有不济，终必让步言和，而清廷却并不认可这一格局，尚以为完全可以强硬政策迫使列强就范而成和局。叶名琛的举措实是清廷政策的贯彻。其无法答应外人条件，也没有力量与真要动武的英军抗衡，执行强硬政策导致结局的形式可能有所差别，而失败却不可避免。咸丰在事发后下令将其革职本属文过饰非，其欲以解除叶职而消弭争端更属虚妄之想。他在给广州将军穆克德讷、代理总督柏贵等上谕中仍要求“办理此事，固不可失之太刚，如叶名琛激成事变；亦不可失之太柔，致生该夷轻视中国之心，是为至要”[5]624。咸丰上谕实际是再次申明，在英军占领广州之后，清廷的对外政策仍是不希望发生战争，也绝不可能妥协议和。如远人逾越底线，则最后也不惧一战。
这一矛盾政策进一步加大了臣下意见分歧。主战见解以江南道御使何璟奏折最具代表性，其力主调集大军，辅以民团形成围攻之势，然后：
严檄该夷，责其跋扈之罪，勒限数日退出省城。其照会情节静候总督到时复办。倘该夷抗拒不遵，即行督师进剿。并传谕省垣居民，同仇敌忾，与大兵内外应援，能缚城中夷人来献，予以破格重赏。即将军督抚各官尚在观音山，亦不得稍存投鼠忌器之见。计夷匪之入城者不过数千人，我以十倍之众临之，能有不摧殄者哉？该夷外慑大兵有雷霆之威，内虑居民为肘腋之患，狼顾失据，势必逃。省垣既复，然后平其曲直，施以威德，夷人必认领俯首听命，大局定可保全矣。[5]629
与何璟相反，置身广州的穆克德纳、柏贵等则奏明咸丰，英军入据广州后，时有夷兵出入闹市之间而“并无滋扰，民情不至惊惶。佛山一带，夷兵未到，仍属一切安静”。奏折倾向十分明显，是谓夷人要求修约，并非一意为敌。但其知朝廷意旨所在，不敢明言此意，乃谓：“奴才等当与官绅等密为筹议，拟广募省外劲勇，破格悬赏，以冀迅图收复。惟该夷现有大小火轮兵船二十余号，排列省河远近，粤秀山及东北各炮台均为所据，恐一动作，则画虎不成，省城数十万生灵尽归涂炭；且虑沿河一带各州县肆行滋扰，为害更甚；——奴才（等）一身何惜，惟大局攸关，不得不苟且忍耐，曲为羁縻。”[5]635
在两种见解中，咸丰显然倾向前者，其下谕责令广州各官“激励乡团以助兵威，将该夷退出省河，然后与之讲理”。并估计“该夷见众怒难犯，当可遏其凶锋，不至尽受挟持，于办理之方实为有益”[5]640。此见不无道理，然无足够军力，欲借民众力量以迫使英军退城后议和，却断为行之无效之策。
由于朝廷并无“剿抚兼施”之有效措施，不但英军未能退出广州，且引得英法美俄等国兵船于四月开赴上海要求修约，上海未得答复，又齐赴天津要求。对形势的严重，疆臣多有较清醒的认识。时赴广东上任之两广总督黄宗汉闻讯即上奏朝廷，夷人到津“切勿激之太严，即有礼节悖谬处，亦只好视同猿猴，无庸苛责”。其“既为诉苦而来，若至吁恳再三，或得仰皇上怀柔远人厚恩，宽其既往，特派大臣赐之一见，妥为开导，使之帖然宾服，折回广东，候臣等会筹酌办”[7]790。咸丰对黄奏示以赞同，派直隶总督谭廷襄等接见各国使节。并略作让步，许答应一定条件，令回广东办理。各国使节则要求派全权大臣在津议妥，否则进京谈判。此节朝廷不能允准，夷船遂于五月下旬闯入天津内河，攻占炮台。咸丰对夷兵战斗力殊感不解，其谕曰：“夷船此次恃强，直入内河，兵勇慑其虚声，纷纷逃散，几至逼近津城。不知该夷虽船坚炮利，为数究属无多，且系入我重地，岂遂无制伏之法。”[5]822时至此际，咸丰仍未意识到他的大清已无实力支撑他希望的谈判方式与谈判结果，仍在剿抚之间犹豫不定。怀有咸丰之想甚至有过之者在朝臣中亦大有人在。工部尚书许乃普、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等即纷纷进言主战。许乃普上奏言：“方今之计，莫如将各兵移驻天津府城内，坚壁清野，以逸待劳，既不轻抚，亦不轻战，一面密谕绅富设团募勇，或劫船于水中，或击夷人于岸上，每获夷首，报验后，即仿广州之例，赏银百两。该夷不过二三千人，即尽予骈诛，所费亦不甚巨。天津富民颇多，又能深明大义，所有赏需，不难捐办。乡团既立，游民有以资生，不至为该夷所勾结。该夷内则无汉奸之导引，外则有民团之夹击，深知众怒难犯，必且悔罪乞和，然后从而抚之，则其势易矣。”[5]823潘祖荫更直言“议抚不如议战，用兵不如用民”，力陈以一城之民敌数千之夷，不患国威不扬，敌锋不挫[5]827。以民团困败夷人之法乃林则徐民气可用思想的沿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多为朝廷上下提及，为“剿抚兼施”中剿夷的主要措施之一。足见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去十多年后，清廷上下对西方现代军事力量尚知之甚少，误以为民团与军队互济即可制夷死命，甚或以为只要消灭入津二三千夷兵就可永弥祸患，不知西方列强已可随时越洋作战，即使一次消灭夷兵数千也不会根本消除外患。因而始终怀有在剿的前提下制服夷人致成抚局的希望。
与咸丰及主战大臣相较，身居前线的大臣则清醒得多，无不力主速成抚局。在咸丰等仍怀疑中国未必一定会败于几千夷兵之际，直隶总督谭廷襄已为形势险恶而忧心如焚，其火急上奏呈明，“当此时势危急，战守两难，惟有吁请天恩，准派职分较崇之大臣，迅速来津，并须于二十日前赶到，……若再迟缓，激成事端，恐致荼毒生灵，益难收拾”[5]825。在封疆大吏的紧急吁请下，咸丰的天秤偏向了议抚一边，他迅速颁发谕令，钦命桂良、花沙纳急赴天津谈判。经桂良等与各国使节多次讨价还价，终与各国议定天津条约，令其赴上海具体议换约之事，暂时消弭了一场危机。
但是，由于咸丰允准天津条约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愿真正执行条约中驻京、入江贸易、赔偿军费和入内地游历传教等主要条款，导致上海数月不能换约，至1859年春，再次激起各国兵船赴天津要求进京谈判。此时，咸丰才不得不承认上年在天津议定之约，其上谕言，“现在桂良等如能设法羁穈，令其在上海换约，固属妥善。如竟不能阻止，则到津后，亦恐非口舌所能争胜，……必至用武”，因此，“宜厚集兵力，以资捍卫”，并令僧格林沁加紧防务筹措，准备与夷兵接战[10]1353。谕旨显示，咸丰对外政策又往后退了一步，希望在上海换约实现和平，但他似乎感到为时已晚，不得不做战争准备，拟实施“剿抚兼施”之下策。咸丰尽管不得已准备一战，但其基本政策仍以谋求抚局为本。当英军是年夏小部进攻大沽炮台被僧格林沁部击败后，咸丰一面谕令褒扬将领，大赏守军；一面命恒福速探英使动静，“委派妥员诘以何故先行开炮，背约起衅？……冀其悔悟转环，以全抚局。此事如有可乘之机，恒福等切不可失，是为至要”[10]1450。随即又谕：
前因夷人先行开炮，经官军击毁夷船多支，当谕令僧格林沁，仍严督将士，妥为防备。此次英夷自启衅端，肆意猖獗，该大臣亲督官兵，奋力轰击，使该夷大受惩创，尚属调度有方。惟驭夷之法，究须剿抚兼施，若专事攻击，恐兵连祸接，终无了期，不如乘此获胜之后，设法抚驭，仍令就我范围，方为妥善。前谕恒福、文煜，乘机理谕，该大臣必能深悉此意，惟恐各官兵因此次获胜，总以攻剿为是，致误大局。现已谕令恒毋庸仍驻大营，即与文煜驻札北塘，专办抚局矣。[11]112
从上录谕旨看，咸丰虽一度决定用兵抗英，但对以武力消弭外患却无把握，极欲见好即收，把大沽的胜利作为议和的机会。且随即答应美使要求，允其进京换约。但又作了一些令“远人”费解的规定：“咪夷酋到京，城内万难允其坐轿，惟由北塘登岸，旱路不妨允其坐轿，至绕过天津，即由水路行走，到通后，令其坐车，或坐骡轿，进京勿得许其坐轿。”[11]157这表明咸丰仍以为抚局主动权尚操于自己手中，而实际上这一战并未造成抚局良机，更未给清廷带来议抚的更多主动权，而是酿成了更大外事危机。次年夏，英法等国使节不再于上海等处先行交涉，径直调军开赴天津，提出必须答允前议一切要求，否则诉诸战争。咸丰此时既对上年胜利怀有一定希望，又对事态发展无法预测，意存两难之间。其7月19日谕曰，“此次夷船北驶，关系大局，必须战抚兼筹，方为妥善。僧格林沁布置周密，于决战虽有把握，然亦必须暗中策划抚局。恒福身任地方，此时战抚之机，间不容发。防剿事宜，僧格林沁业经办理周妥，惟抚局屡降谕旨，令恒福专办，责无旁贷，岂可稍存成见，有意推诿”[11]431。8月2日又谕：“朕思僧格林沁海口布置虽已周密，声威亦为该夷所畏，原不难使该夷再受痛惩。惟念决裂之后，从此兵连祸结，迄无了期，虽图快于目前，而贻祸于将来。……恒福身任地方，尤当仰体朕心，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先战后和之意。该督于接奉谕旨，总须以抚局为要，不得畏难自阻，致负委任。”[12]2053不久又谕军机大臣：“如该夷愿照咪国之例进京，其坐轿及少带从人之处，即在其内，不必专意提及。倘该夷必欲坐轿进京，亦不必过于阻止，但告以在城外坐轿，不必以此小节，致误大局，以后照会，务须心平气和，以礼相待，不必稍露用武之意，致该夷难以转环，是为至要！”[12]2055上谕对议抚条件又作了让步，且把诸如坐轿等此前十分看重的礼仪视为小节，严令不能因小节而有碍议抚大局。咸丰连降谕旨，似有阵脚已乱之象，但其必须维系抚局一点却仍然十分清楚。
咸丰虽欲在其底线内尽量退让以求和平，然而最好议抚时机已经错过。英法使节不仅要求上年天津条约条款不能变动，尚须增加1860年3月（清历二月）经英商提交的八条要求②，且须派全权大臣赴津，一字不改，直接签约。在清廷迟迟不能答复之间，英法军队在天津不断发动局部攻击，咸丰所倚重的僧格林沁部则节节后退，败讯频传。直隶总督恒福再次提出彻底让步以弥兵祸之请。其奏云：
惟夷人桀傲成性，必欲将两岸炮台占取，使河道通畅，直抵津城，且须俟得有炮台之后，务将二月间所开各条概准，方能罢兵等情。思其骄傲之意，既非口舌所能争。为今之计，惟有仰恳天恩，明降谕旨，将该夷所请各款，俯赐曲从，并敕军机大臣，径行照会该夷，可以回国，或可冀其息兵就范，实为万幸。[12]2105
面对此情，咸丰则再次决定亮出“剿抚兼施”的底线，以武力抗击夷人。他在恒福奏折上批示：“战机已决，挽回无术，现仍拟由文煜等转复该夷，不过希其万有一得，以不改前年原约为钓饵也。”[12]2105“圣意”一决，朝廷遂紧锣密鼓，调集各路兵马，组建各地民团，动员军民协同抗夷。然战事延至是年8月，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天津已危在旦夕。至此，骁将僧格林沁亦已看清英法军队战斗力非中国军队可比，提议放弃天津，退守通州。其8月23日上奏言：
该夷穷凶极恶，视死如戏，每攻一处，誓以不得不已。所有新河、唐儿沽、石缝三次之战，奴才在砲台瞭望，我兵枪炮一发，该夷纷纷倒毙。其余各夷始则犹拖拉尸身，继而置之不顾，遂践蹐尸身抵死前进，三次击毙夷匪三四千名，而石缝一战为最多。当石缝炮台与该夷相持之际，因海河阻隔，不能派队前往应援。石缝炮台既失，北岸药库又被炸子燃着，已无可抵敌。且我后路已为该夷所踞，若以步队来扑，石缝炮台内以大炮策应，我兵万难抵御，徒损伤将士，于事毫无补救。[11]502-503
僧格林沁因有1859年大沽小胜，早已被朝廷上下视为议抚不成之后实施剿夷方案的唯一希望。其对夷兵战斗力的上述报告难免有过事夸张，但清军无法抵抗英法联军应属实情。僧氏的败报及退守通州建议的提出，实已呈明剿夷之策走入了绝境。钦差大臣桂良、直隶总督恒福等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因此，他们力请答应英法天津通商要求，应允索赔现银应在两月内借银支付。对巴夏礼（Parkes,Haeey Smith）要求先期进京观看使节入京谈判住房事，亦请允准。桂等奏言：“该酋巴夏礼必欲先期进京，奴才等竭力阻止，该酋执意不允。据称：既经议和，此时不过数十人观看房屋，何以屡次拦阻等语。察看词色，颇有猜疑，且意将自行迳去。奴才等窃思夷情诡谲，如竟激切阻止，万一该酋率行北上，尔时无人伴送，恐沿途见有防兵营盘，势必即启衅端。且将来额酋进京换约之时，更必多带弁员（员弁），以备我处不虞，尤属难以理论。是以奴才等前经议将防兵撤避，勿令该夷窥见之处，奏明在案。现因该夷志在必行，奴才（等）万难力阻缘由，不得不附片具陈。”[12]2228-2229桂良等所上奏折，意在说明战守已无补于事，唯有尽量答应夷人要求以换取抚局成立。而咸丰却似乎尚未看出事情已经到了必须忍受“城下之盟，古之所恥”的地步，他对桂良等请允准赔偿现银、巴夏礼带数十人进京两项陈情怒火冲天，严责桂良等：若“丧心病狂，擅自应许，不惟违旨畏夷，是直举国家而奉之。朕即将该大臣等立寘典刑，以饬纲纪，再与夷决战”[12]2233。
危急之际，清廷内部如何对付“外夷”产生了更尖锐的分歧。咸丰以夺命威逼疆臣死守谈判底线，而置身第一线的大臣则心知底线已不可能由中国自行设定，只能随势而易，两害相权取其轻。天津失守后，桂良等再次力陈，“若允为付清现银后，该夷即可将兵船马队退至大沽，津郡仍可归为我有，如不允付现银，该夷立时占据，其所损失岂止二百万两，姑且勿论。异时调集重兵，以图收复，兵端再起，经费何可胜计。而事机之败坏，与事势之安危，更属难堪设想。况所付现银，即在兵费一千六百万两之内，迟早总须归给。此时赶早办理，在原数无所出入，而津郡尚可保全”。对英法公使进京一事，桂良等亦代为奏请：“至该二国公使进京，护卫兵弁每国总须数百人，万难减少，现在说明分作城外旷地安置，自不至有意外之虞。况沿途及到京皆由奴才等为照料，据理而论，我处以礼相待，该夷遂其所愿，自可相安无事。总之，奴才等不患此时决裂，惟虑决裂之后，祸机愈炽，收拾更难。”咸丰在此奏折上批示，“汝等在津，不能挽回于万一，一惟该夷是听，岂抵京反能挽回。拥兵换约，虽愚呆亦知其心怀叵测，别有要挟，桂良等尚在梦中矣”[12]2242-2243。至于巴夏礼先期入京看房，咸丰更不能接受，即刻下令，若其径自进京，着僧格林沁“即行拦回”[12]2245，“如该夷不肯听从，擅行闯越”，“即行剿办，勿得坐误事机”[12]2246。并谕军机大臣：“现在该夷肆行狂悖，所有各款断难允准，刻下惟有与之决战后再抚，此外别无他途”[12]2250。在皇帝主剿鼓舞下，剿夷之声又高涨起来，福建道御使许其光、江南道御使寻栾炜等纷纷上书，请求朝廷变更政策，与“夷”决战。许其光认为京师之地正是剿夷有利之所，必胜无疑。寻栾炜在奏折中言，“窃自逆夷犯顺以来，连年且战且和者，在皇上恩威并用，原欲维持大局，不使衅自我开。无如该夷骄傲成性，贪求无厌，……臣愚以为今日之事，非宸衷独断，则事机有坐误之虞，……仰恳皇上明降谕旨，命僧格林沁统各路兵勇民团，四面围剿；一面飞谕沿海各重臣，禁绝通商，设法驱逐。……使中外臣民，晓然知天威震怒，有战无和。……是即欲和，亦断无不战而能坚和之理也”[12]2264-2265。此时，僧格林沁实已无力与英法联军对垒，战场胜算早已不在中国一边。咸丰等因无亲历战阵之感受，仍以为对夷人必须恩威并用，“剿抚兼施”，若“夷”不在其设定的范围内就抚，尚可以战争达到目标。疆臣尽管深知武力全不可恃，且不断上报败绩，朝廷仍督令坚决迎敌，并派怡亲王载垣赴通州主持大局。
载垣至前线察看情形之后，亦上奏言“如果竟须开仗，实系毫无把握”，陈请“万不得已，给予照会，以救燃眉之急”[13]2308。咸丰于此不加理会，其答谕态度十分强硬：“似此夷情狡展，又复勿生枝节（指向皇帝呈递国书），殊属可恶！如载垣等再加开导，该夷能悔悟不执前说，自不值因此决裂。已谕令该大臣等，如果夷酋能遵天朝礼节，拜跪呈递国书，自属可行，否即仍按照咪来京呈递国书之例办理。诚恐夷情多生枝节，并无就抚之心，如因此条不允，仍带兵过张家湾，著僧格林沁等即行痛剿，不必再为顾惜抚局。”[13]2317此谕一改上年英法要求进京时谕令臣下不能因小节而误抚局的态度，坚持必须行跪拜之礼，不容许任何通融，即便决裂交兵，全废抚局也在所不惜。咸丰似已在气急败坏之下失去了过去的清醒主张，全然忘记了其登基以来，虽全心于抚局，而每次皆因初时坚持自设底线，最终又不得不放弃。逐步把“夷祸”由广州引至上海，又由上海引至天津，再由天津引至京城近郊。“远人”要求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朝廷则损失一次比一次惨重的故事。尽管众多疆臣已看清大局，每一钦差大臣一到前线即力陈必须让步议抚，咸丰却似乎始终未了解大清国已根本无力与列强争雄，直至兵临京畿之地仍坚持“夷人”如越过其心中底线即弃抚从剿。
依照皇帝旨意，载垣与巴夏礼谈判不成，即于1860年9月18日令僧格林沁将其逮捕。巴夏礼一行仅40余人，逮捕这数十人根本算不得一次战斗，但咸丰却认为，“僧格林沁之开仗，大兵获胜”，且毫无根据地认为，“巴夏礼善于用兵，现在就获，夷心必乱，若更以民团截其后路，可望一鼓而歼灭”。遂令“恒福即会同焦祐瀛等，乘此声威，激励团勇，一湧而前，痛加剿洗”，“津、通一带沿途各民团，有能杀贼立功者，一体号召，协助官军”，全线进攻[13]2321。咸丰18日下此谕旨，22日即逃往承德。清人陈代卿对此行作了如下记述：“所过地方官吏皆逃，全无供顿，内出黄金易制钱不可得。……调御膳未熟，兵丁就釜中攫食。恭王自赴厨监制鸡子数枚进，帝后乃得充饥。”[14]3此记述细节未必准确，但大体情形应属可信。另一记述也言，“圣驾遂于初八日巳刻偷走。……是日，上仅咽鸡子二枚。次日，上与诸宫眷食小米粥数碗，泣数行下”[14]45。如此光景，清廷不能与英法一战诚属十分清楚，咸丰此举确乎有违常理。
咸丰剿夷之令下达的结果即是引起大队“夷兵”向通州各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而战事的发展丝毫未给朝廷带来希望。每战皆败，甚至“不战自溃”[13]2413。英法联军很快逼临京城，帝都危在旦夕。此际，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分别照会恭亲王奕，限9月29日前放还巴夏礼等，否则攻打京城[13]2400-2401。在如此紧急情况下，朝廷仍未拿出有效消弭祸患的主张。光禄寺少卿焦祐瀛、署户部右侍郎内阁学士袁希祖、工科给事中何璟等皆上书请杀巴夏礼[13]2342-2345。恒福则请求留下巴夏礼作为人质以迫“夷人”退兵[13]2367。如此拖延不决，终致英法联军于限期后进攻京城。至此，恒祺等才不得不释放巴夏礼等人。
关于巴夏礼等人的处置，马士根据巴夏礼的报告作了如下表述：“在整个进程中，仅有一点可算是光明的——那就是，在十月八日，恒祺为挽救巴夏礼和洛奇（Rogge,C）的生命，做出了一项特别而成功的努力：在皇帝紧急谕旨——把他们和其他俘虏一律处死——到达前不到一小时的时间，他们走出了那个庙寺监狱的大门；恒祺通过他在宫中的朋友们听到这一上谕，遂劝使恭亲王仓卒地把他们释放了。”[9]680这一记述把事情的经过描述得颇有戏剧性，但与实情却并不相符。巴夏礼等被俘后，如前所述，主张处死者大有人在，咸丰亦确曾有过处死巴等之意。他在恭亲王9月24日报告巴夏礼不愿用汉文写信阻止英军进兵的奏折上批示说，“看此光景，不如早为处死”[13]2357。但其时主张优待巴等以为议和筹码者也复不少。不仅前文述及恒福持有此议，战场主帅僧格林沁亦抱此见解。他在9月26日的奏折中报告，八里桥之战官军“伤亡过半，兵心益怯，迎头痛击，恐不足恃”。“夷兵”大举进攻，“专在索要巴夏礼等”，并申言，“两国相争，不害来使，巴通事系传话之人，现被拘留，不知存亡”，欲再派人进城通话也不敢起行。因此，僧请旨“可否敕下恭亲王等”，对巴等“加以恩礼，妥为看待”，“若将该夷正法，是必激群夷之怒，坚其攻城”。但僧也不主立即放还巴等，认为应留为“转环”之用[13]2362-2363。僧格林沁等乃在前线维持大局之重臣，其主意自然会对咸丰产生重大影响，使之不致轻易下令处决俘虏。至9月27日，英法联军进至京城朝阳门外，但未攻城。恭亲王于30日奏曰，官军兵无斗志，“堵御实难得手”，“诸事紧急，办理实属棘手”，“总冀抚局有成，方为妥善，揆度情势，该夷意欲索还巴夏礼等，而巴夏礼亦希冀放还，从此着手，或有转机”[13]2375。咸丰即刻复谕言，“现在事机紧迫，间不容发，朕亦不为遥制，即著恭亲王等相机办理。总期抚局速成，和约已换，国书已递，朕即可及早回銮，镇定人心”[13]2357。10月2日，恭亲王等又急奏京城一无所恃，已将巴夏礼等从刑部大牢提出移住高庙，并言“仍以礼相待”，令其劝阻洋兵攻城。但“万一该夷攻城紧急，即遵谕旨（9月中旬一道上谕——引者），将巴夏礼等立时正法”[13]2381。咸丰复谕则言，“该夷如肯遵照恭亲王等所给照会，退至张家湾一带，酌定适中之地，定期各派委员将在津续定条约盖印划押，将巴夏礼等送回，固属甚善；如不肯遵行，或并无照复前来，不必待其进攻城池，莫若即将巴夏礼等全行送还，以示大方，尚可冀其从此罢兵换约，不值为此数十夷丑，致令亿万生灵涂炭”[13]2383。10月8日，恭亲王等上奏，谓将尽力遵照上谕议抚，但建议不宜将巴夏礼“遽行放回”，“须俟抚议稍有头绪，再行相机办理”。咸丰在此折上批示说，“览巴、威各酋往返信字，具见逆夷斩切桀傲，无非为此羁囚。执意进兵，不必相顾等语，尤觉情见乎词。先行纵归，必另生诡谋。著俟抚局已成，不致别生枝节，即加紧驰奏”[13]2410-2411。此日正是恒祺等放走巴夏礼之时，咸丰君臣仍在商议如何利用巴夏礼加紧议抚之事，毫无处杀巴等之意。10月12日，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抢掠后，咸丰在给军机大臣的谕旨中仍说，“兹据僧格林沁等奏称，恭亲王等于二十四日（公历1860年10月8日——引者），已号恒祺将巴夏礼放回。以后如何情形，尚未接恭亲王奏报。恭亲王现在长辛店，距城较远，恒祺现在城内，著僧格林沁等知照恒祺，先行羁縻巴酋，勿令再有决裂，听候恭亲王等办理”[13]2420。咸丰远在承德，恒祺等来不及奏请先行放人，咸丰知道后只是谕其对巴继续羁縻，维系大局，毫无怨其错放之言，显然未曾下谕斩杀巴等。且随后又于10月13日谕军机大臣说，“巴夏礼等朕本有旨（指前引提出不管“夷人”是否通融议和都可先放巴等上谕——引者），令恭亲王等酌量情形，即行释回。此次庆惠等因恭亲王业经移寓，未能函商，从权办理，原为保护城池起见。唯夷情狡诈，仍宜严防”[13]2424。按恭亲王10月13日奏，是恒祺请示他后，释放了巴夏礼，咸丰复旨中则说是惠庆放人，足见咸丰确因驻地太远，对前线情况并不甚了解。但此谕强调他早就决定无条件放还巴等，显有惠庆等人虽未与众臣商议而开释俘虏，却并不违背“圣谕”之意。咸丰君臣在1860年9月底至10月中旬期间频繁往返的奏谕表明，此间咸丰及主政重臣均无处死巴夏礼之意图，不可能有处斩巴夏礼等谕旨在此间发下。马士的叙事显然有悖事实。其差错可能出在此叙事的依据只是巴夏礼的报告。巴夏礼时为囚徒，对咸丰君臣如何处置他的决策过程不可能亲知，只能从放其者口中了解。要么是恒祺等对他说了谎话，要么是他自己作了推测性报告。但不管属何情况，报告给了马士以不符事实的依据确乎毋庸置疑。
1860年9月底至10月中旬的多道上谕也表明，在事情到了最危急关头，咸丰再次放弃了自设的底线，决计允准“夷人”的一切条件，尤其是10月2日即拟准英法联军要求先放还巴夏礼等再行议和的先决条件，以图从速议定抚局，免却京城遭受进攻之难。倒是恭亲王奕等主张暂留巴夏礼以为议和筹码的建议影响了咸丰即刻释放俘虏的决心。继续拖延导致了英法联军的进攻，并于10月5日攻入圆明园，踞园大肆抢掠，12日退出圆明园，驻扎德胜门、安定门之间[13]2423。城中大臣无力抵抗，只得开城迎敌，数百“夷兵”遂进城驻扎。10月19日，奕等奏，根据城内大臣观察，“夷兵”进城后“尚无滋扰”，“间有三五成群，游行街市，亦不滋事”[13]2454。但奕等似乎尚未从此情形看出英法联军并非欲置清廷于死地，应及早达成和约，仍欲“竭尽心力，以图补救万一”[13]2455。其继续拖延不决，恰好让“外夷”找到清军凌辱被捕洋人的借口而纵火烧毁圆明园[13]2473，把损失扩大到最大限度才议和罢兵。薛福成对此曾评论说，如朝廷及早“揆时度势，与之定议，岂不愈于天津立约哉，岂不更愈于京师立约哉”[6]80-81！其言可谓至精至当。
咸丰登基后长期奉行以抚为主的对外政策。置身前沿的疆臣对中国与列强的实力对比更有较准确的认识，每遇争端皆主张避免战争，速成和议，以减少损失。甚至已有人明确指出，“远人”一再纠缠却并无土地要求，其动机只在扩大贸易，且贸易扩大对中国亦不无益处。这些大臣执掌朝廷实权，咸丰最终（但并不及时）以他们的见解处理了一系列争端，对主战人士的奏议则多表同情而未予采纳。此主流言行表明，清廷上下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已较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进步了许多。咸丰的最大失误在于始终坚持缺乏实力保障的“剿抚兼施”之策。每次争端起时，皆自设一个需要实力作基础的抚夷底线，而实际则所有底线最终都未能守住。这既体现出他对列强实力缺乏疆臣们的体察与识知，同时也体现了他的对外政策尚具有一定的弹性。但是，当英法联军进抵通州，并提出“面圣”呈递国书时，咸丰的作为似乎变了形，政令倏然带有了很大的情绪化色彩。他排拒众议，弃抚主剿，招致一败涂地。若非“夷人”的目标诚如疆臣们所言只在通商，结果将是大局不可收拾。若言咸丰因对外部世界“毫无所知”而至于此显然不妥，其多年力主避免战争，似亦知道战争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消弭“夷患”。但这位皇帝却在最关键的时刻放弃了他的一贯主张，似乎再也看不清避免战争的必要，也不再审度战争有何后果。甚至在疆臣频报败绩、力劝议和之际仍不顾一切要与“夷人”拼个鱼死网破。直到英法兵临京城，才再次拟议放弃议和底线，但仍犹豫不决，招致京城失陷。这确乎不是咸丰的一贯作为，而他又确实如此造就了这段历史。说明他最终仍未认清世界格局，对外观念尚不及疆臣们清晰。
三、“远人”可否“离间”
在咸丰朝廷内部相当多官员的观念中，“夷人”性如犬羊，唯利是图，因此易中孙子兵法之“离间”一计，致其分裂。中国则可从中获益，消弭或减轻外患。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林则徐、魏源实施区分对待，“以夷制夷”政策，实际已是“离间”之策的运用。延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廷上下对这一计策的施行确乎有了更明确的意向。
1849年，徐广缙支持民众反对英人入城取得胜利。英国人何以就此甘拜下风，不再强行入城的原因，据马士的考察实系英相巴麦尊怀疑以敌对行动争取入城的价值，因而训令公使文翰放弃了入城之权[9]446。对此，两广总督在奏折中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其言：
臣等访知咪、佛各酋现约会文翰，一同致书于英夷国王，以自罢议进城，半年以来，贸易渐旺，可见不寻嫌隙，利益显然。从此和好日敦，生易日盛，岂非常年之利，大家之福。安心贸易，众国会同，英夷形单势孤，更无所用其觊觎，洵足仰慰圣廑。[2]1
徐广缙的结论是否出自于传闻或他的主观臆断问题，不是本文考辨的范围，但其认识逻辑却十分清楚：各国为贸易之利均反对英国强行入城之举，致使英国处境孤立，外患已不足虑。只是还未进而说出夷人完全可以利诱而使之内斗，以消弭中国外患之忧。咸丰对此颇为看重，其谕令沿海疆臣言，“徐广缙、叶名琛惟当督率绅士，激劝夷商，告以上半年议欲进城，各国便停贸易，归怨英夷。使之利钝晓然，暗消桀傲。……谅徐广缙等自必善体此意，设法控驭，使之颓然自沮也”[2]24。此谕下达，实是要各疆臣把利用“夷人”嗜利之性，“离间”各国，孤立“英夷”，以减轻外患作为重要策略加以应用。
至1854年各国提出修约之请时，疆臣们首先便想到要实施“离间”之策。当美使麦莲至上海求见之际，两江总督吉尔杭阿向咸丰奏陈：
奴才伏查麦酋之言语行事，虽较英吉利夷酋包令略为恭顺，而居心亦不可测。……兹麦酋固执十二年变通之约，欲由长江直至汉口设立码头，势将无从阻止。莫若将机就计，钦派资深望重大臣，前来议定妥协章程允其所请。是咪夷以效顺求通江路，与英夷之犯顺而得五口，情节似有不同，且英、咪二夷，外和而内忌，暂可藉咪夷以敌英夷，……奴才以为夷性无常，缓之则互相疑忌，急之则合而为一。即如佛、咪二夷，本系联为一气与英夷为难者也，今因用兵，佛夷又比英而拒俄，其交甚密。且英夷条约中，虽无十二年后变通之文，而有大皇帝如有恩于别国，英人当一体均沾之语，咪夷之不能拒英夷入江，亦犹英夷不能拒咪夷之至五口也。咪夷之在上海，虽无助逆情事，而且目击英夷之接济阻挠，种种狂悖，不能有所规正。乘我中原多故，欲求大江通商，且曰：如不为奏请钦派大员前来查办，不仅径自入江，即偕同英酋前赴天津。现在又与英酋先返粤，所请亦大致相同，是否外和内忌，竞系外忌内和，奴才虽至愚极陋，断不敢为浮议所惑，引狼入室，惟既得其情，不敢不先行据实陈明。[2]299-300
从吉尔杭阿的奏折中，似可看出如下问题：其一，对各国行为目的辨别不清，总以“夷性叵测”而概之，能拒之多远即力争拒之多远；其二，未认识各国态度皆为利益关系所决定，不存在固定不变之关系为正常现象；其三，其主观上极欲通过应允美国条件，以利益诱使其制约最为凶恶之“英夷”，但又为复杂的国际关系干扰而无把握，只得把事情推给皇帝决策。咸丰对吉奏不置可否，恐亦由看不清大势所致，或其尚感大势并不严重，不必借“咪夷”以制“英夷”。至英军求见叶名琛遭拒而攻打炮台被叶击退后，咸丰即有了利用美国等制约英国之想，其谕军机大臣：“前据叶名琛奏：咪、佛各夷无不知该夷理曲。兹据怡良奏：探报内有英咪二夷均据炮台之语。恐即英夷造词耸听，冀饰其独启衅端之罪，该督等勿为所惑。”[5]509紧接又谕：“将来新酋（指英国新派使节额尔金——引者）到时，不特与中国定议，即与佛、咪各国亦必先有一番理论。该两国与中国并无嫌隙，此次巴夏礼开衅情形，为夷人所共见。孰是孰非，定有公论。应派晓事之人，先与佛、咪等酋详加开导，使其了然于胸，俟英酋到时，不至为巴夏礼等捏词淆惑，更为妥协。”[5]521咸丰之意，不但希望利用美法两国制约英国，而且希望通过美法使节沟通英国新到使节，以孤立巴夏礼。出于这一想法，他不相信美国会参与攻打广州炮台，认定是巴夏礼为掩盖其单独起衅而造出的舆论。纯将国际争端理解为民间纠纷，试图争取公正之士为己主持公道，以为如此肇事者即可陷孤立，夷患亦就可消除。
至1858年春，英、法公使额尔金、葛罗分别照会叶名琛要求修约，叶氏在奏折中作了长篇奏报：因美国新公使列维廉到广东后即照会叶氏，愿照常通商，叶氏立即复照，美使得此“体面”，“甚为欢欣”，英、佛两国“大为神惊气沮”，故而同递照会，要求进城议修约事。法国本来反对英国滋事，对“马神甫事件”亦不多计较，“实由于英国包酋从旁怂恿”，葛罗方重提此事，并与“英夷”共同行动。而美使列维廉则“大为揶揄佛国葛酋，不应附和英酋，同递照会”。叶氏认为，各国之间呈现如此情形，证明其离间之计十分有效。他说，“惟英、佛、咪各国自立条约以后，犹复贪得无厌，狼狈为奸，其要挟固结之心，几于牢不可破，经此设法反间，已令自相携二，果使英国之势先孤定知各国之心亦转”。如能得此，可将12年后修约之一切要求，“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5]611-619。咸丰对叶名琛大加褒扬，先赞其如此处置“甚为得体”，并谕“前此屡至各口，皆系英、咪夷酋狼狈为奸（指前美使伯驾助英攻广州——引者），佛夷向未干予，此次随同要挟，显系额酋怂恿。额［葛］酋虽为包酋牵制，幸该国王不许与中国滋事（叶奏有此一说——引者），不过稍迟时日，自有转机。叶名琛既已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俟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5]620。君臣二人的奏谕看到了列强之间的利害冲突，在对华问题上抱有不同的态度无疑是有识之见。但他们把列强之间的某些意见分歧视为实施反间计的结果，看不到列强于索取在华权益问题上有更多的共同企求，希望以离间之术彻底分裂各国，根除外患，则是对列强缺乏了解而陷入了极大的误区。
咸丰与叶名琛的盼望很快被证明纯属幻想。1858年2月，两江总督收到英美法同时递交要求修约及附带各国特殊要求的照会，且有俄国请美国代递要求在黑龙江等地分界的咨文[5]650,662。咸丰对此殊感不解，其谕云，“至俄夷与中国和好有年，向来又不在沿海贸易，此次忽有清、汉、夷字各文，附咪夷文内投递，其意欲助英、佛两夷，而实则事不干己。现已谕知库伦、墨龙江，令其转行该国萨内特衙门，仍将上年该国勘界之事与之妥办，此次广东之事，全与该国无干。咪夷既经自行表白，明其不与攻陷粤城之事，而文内亦附和要求，自当因势利导，使不与英、佛两国朋比，方可分别筹办”[5]666。咸丰显然仍未明白各国虽有利害冲突，但于索取在华权益上态度却是一致，就是他认为自康熙以来一直与中国友好相处的俄国也不可能是永远的友邦，只要有利可图就会与英法等国一样对付中国。因此他仍然希望“离间”俄、美与英、法。他认为，美国既表示过未参与进攻广州之事，就不该附和英法向中国要求修约，俄国为中国百年与国，更不可能与英法共同对付中国。在中俄关系上，咸丰尤其有根深蒂固的认识，故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始终对俄实行特殊政策。
是年4月，各国决意率兵船至天津逼迫清廷谈判，咸丰谕军机大臣说，“今则该夷等同恶相济，居心尤为谲诈，但中国与俄夷和好已百有余年，并无嫌隙，与英、佛等夷不同，相待之礼，亦当稍有区别。如接晤普提雅廷，仍当以礼貌相待，论以和好多年，不应干预英、佛等国无理之事。咪夷在粤并未助恶，亦可嘉其守信，俾知感服。如先解散俄、咪两酋，不至助逆，则英佛之势已孤，再观其要求何事，从长计议。英夷罪无可恕，佛夷党恶，亦属可恨”[5]685。咸丰看重中俄百年友好关系，嘉许美国不助英攻击广州，纯由感情之亲疏理解国际关系之好恶，试图以顾念旧谊，动之以情离散俄美与英佛的关系，似乎完全不知俄美对华外交均以本国利益为最高准则，友好表示只是其索取在华权益的手段而已。于此，疆臣何桂清的认识要实际得多，他在密陈对外政策时作了如下一番分析：
盖闻现在与我通商之国，实繁有徒，不第英、咪、佛三夷而已也。因五马（原文如此——引者）头为英夷所创立，咪夷则能独树一帜，不受英夷钤制，佛夷则奉天主教祖国，其入中国也，较英咪为早，亦自称雄，凡各国之前来贸易者，分附该三夷名下，悬其旗号。该三夷即重抽其货税，一二十倍于我之关税，以为募兵争长计。大约英夷得十之七；咪夷得十之三，佛夷则不及十之一（此数原文如此——引者），得利既有悬殊，故有事虽合而为一，无事则各不相能。俄夷亦附于英夷，往来五口，贸易有年，既不甘英夷之抽收重税，又未奉天朝之命，故不敢自立马头，遂有往来吁求之举。观俄夷前投军机处照会，系附入咪夷文内，而不附入英夷之文，是英咪之不相能，俄欲舍英而就咪，已有明证。犬羊之性，反复靡常，似不难设法离间，以夷制夷，使之互相携二，渐行削弱也。若仅用此法以制之，则一衰必有一盛，仍非善策。各该夷所恃者，船坚炮利，我之师船，断难与之争锋，惟有夺其所恃，转为我用，方能制其死命。盖该夷等唯利是视，虽至坚至利之物，亦不难以重价购而得之。我之元气足，即用反间之计，以购买其船炮，弱者植之，使之助我；强者锄之，使之不敢恣肆，则夷患平而边衅弥矣。[5]697
何桂清等这番陈情与咸丰相反，完全从利益关系度量各国在华动机与行为取向，对英美法俄在华利害得失的差异分析可谓详尽。其中所用数据是否准确不在本文考证范围，但无论所掌握数据是否无误，其呈明列强因争夺在华利益存在矛盾确属不虚。所呈通过购买船炮改变各国与中国的关系亦不无道理。然最大的问题在于，何氏对西方产业革命进程毫无所知，不知中国当时的经济实力远不能与英国等相比，根本不可能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大量购买船炮，以至足以造成国际关系的转化。因此，何氏此番有如隆中对似的鸿篇大论虽然得到咸丰“所奏实为明晰”的褒扬，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仍纯属不切实际之想。
咸丰对何桂清之离间计赞同而无法采纳实施，更无法阻止各兵船开赶天津胁迫议约。且他最为看重的友邦俄国在津多为英国说情，并为黑龙江等地划界事而闯入天津内河胁迫，直隶总督谭廷襄请求“开炮攻击”[5]708。咸丰答谕仍谓：“俄夷与英夷虽未能遂离为二，而夷性反复，好争体面，若假以词色，使知中国相待，与英夷迥不相同，亦可用为驯服英夷地步。即如咪夷既不助恶，即用以转环。大约夷人重利，英夷操五口之利权，为各国所歆羡，不但佛夷助恶，固欲分沾其利，即俄夷不惮远涉重洋，前来说合，亦无非欲英、佛感德，将来分其利耳”。因此，对英夷应设法折其骄气，“然后仍由俄、咪两夷从中代为说合，渐次羁穈，办理或有就绪”[5]709。由于咸丰有此定策，在各国于天津与中国反复争辩期间，朝廷对美国多有迁就，对俄国提出各种要求亦明知其“为图利之计”，仍强调“俄夷为二百年交好之国，未便拒绝”[5]716。按此政策，谭廷襄在天津与俄美使节频繁往来，磋商说合英法降低条件事，俄美亦穿梭于英法之间进行调处。谭廷襄对俄美意图看得十分清楚，其奏言，“连日详加体察，夷情不一，英、佛悖理，俄、咪输情，而其欲厌所求，则彼此并无二致。……论其迹，与英、佛迥异，诛其心，与英、佛相同也”。因此，对二夷如在利益上与英法同样对待，其“安肯出力”。由是，谭氏请“先将俄酋量准施恩”，美国要求增开口岸不便允准，应“别量为体恤”[5]762。咸丰对谭奏深以为然，即下谕准“于闽省、粤省附近通商口岸之地，酌加小口各一处”。“增减税则，各国均当核办，况咪夷恭顺，自应照办，以符和约内一体均沾利益之语”。并嘱，“俄夷既肯为我用，所请五口通商之处，著不必再与计较，即准其与各国一体贸易。惟既屡次加恩，所有墨龙江查勘界址一层，亦当秉公查办，前谕亦经详述，该督等务与普提雅廷言明，从此益敦和好”[7]763-764。与咸丰愿望相反，俄国并不满足五口通商等权益而与中国更敦和好，很快又提出新的领土要求，1858年5月12日是，谭廷襄奏称，俄国不仅要求黑龙江划界，且提出废除过去以兴安岭划界之陈例，重以“乌苏里江、绥芬河为界”，并扬言如不允准，则“他国之事，从此不能再管”。谭氏认为，俄人要求无限，不应再予让步[7]771。咸丰对谭廷襄主张不可过分迁就表示赞同，但又指谓，“惟从前以礼相待，今若遂直不理，恐其挑唆英、佛、咪三酋不肯受我羁縻，亦不可不虑”，主张不能直接拒绝俄国要求，先拖延时日，“酌量办理”[7]772-773。咸丰如此处置，似乎尚未意识到俄国有强烈的领土要求，较英法美欲求扩大通商严重得多。他始终把百年友好视为处理两国关系的第一要素，对借俄国制约英法怀有不可动摇的希望。但俄美两国的调停均未生效，英法当月即攻占了大沽南北两岸炮台，谭廷襄在天津无法坚守的情势下，亦力请朝廷允准仍由俄，美两使节出面调停，“仍示羁縻”[7]803。咸丰即刻准奏，下令将谭廷襄革职留用，并谕“俄、咪前次说合，迄未定局，今既肯再为说合，自可仍用转环”[7]804。谭廷襄乃出于不敢答应英法条件，又明知无法与英法抗衡而不得不请示仍由俄美调停；咸丰则是决意不许条件，而望俄美调停避免战争，若调停不成即以兵力拒之。
俄使普提雅廷（Poutiatine,Euphimius Vasilievitch）并未阻止英法之索求，实际只是转达英法的要求。他在事发后给谭廷襄的咨文，提出两条先决条件：其一，四国使节必须进天津谈判。其二，达成初步协议后，各国使节必须进京面见皇帝定约，若不进京，即必须派全权使臣赴津定议[7]820。谭廷襄等急将实情奏报到京，咸丰只好派桂良、花沙纳赴津接谈。二大臣至津后，俄使又说其速议定条约，可代向英法等说合，并称条约谈成后，各国使节仍将进京一行。咸丰此时方对俄产生了一定怀疑，其谕令言，“进京之请，皆俄夷从中播弄，英、佛、咪皆重利，从前并无此说”[7]885-886。但是，咸丰尽管对俄有些疑虑，却并未动摇朝廷对俄国的基本政策。几乎就在咸丰怀疑俄人挑动英法等国进京之时，奕山已与俄使穆里斐岳幅（Muraview,Nicolaus）签订了大有损于中国的《中俄瑷珲条约》。咸丰并不觉此约有何不妥，随即谕桂良等，速将此事“告知俄酋（普提雅廷——引者）”，并向其说明“唯中国与尔国，二百年相好，故能如此优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英、佛二国讲理，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方能对得住中国”[7]917。谕令表露的想法显得十分天真，内中显然蕴含了“有来无往非君子”的传统观念。咸丰显然不知英国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俄国绝不可能抗强护弱。也未察觉俄国在中国的权益要求与英法相较早已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以“百年友邦”俄国制止英法要求依然怀有幻想。咸丰朝廷的作为确乎有些费解：似乎对英法等扩大通商要求怀有极大的恐惧心，而对俄国的领土要求则心平气和，几无受害之感。在此种心理支配下，咸丰朝廷几年施行“离间”各国、“以夷制夷”政策，得到的结果是欲利用之国不但未助中国制住仇极之国，反被欲利用之国先夺去一大权益，同时加入仇敌之国的行列向中方索取更多权益。直至与英美法俄签订同等的《天津条约》，中国的外事危机方才告一段落。
前文已论及，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因咸丰强要否定条约主款，激起各国兵船重返天津。至津后，英军强入内河而被僧格林沁击退。其时朝廷仍采取措施分裂各国，以图“远人”就范，实现抚局。其措施之一是照会美使华若翰（Ward,John Eliot），皇帝允准美使“由北塘行走，入京换约”[10]1470。其二是由疆臣“乘机利导，使佛夷就我范围”，以成“孤立英夷之势”[10]1509。其三，一面阻止俄国以黑龙江、乌苏里江、绥芬河划界之请，一面以礼待俄，特允其不仅从陆路递送信件，也可在北塘呈递书信[15]1661。但这一系列措施丝毫未起到孤立英国、化解危机的作用。1860年夏，英法调集军队赴天津胁迫清廷准约。联军在上海出发前，署理钦差大臣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薛焕上奏，谓朝廷倚重的俄国使节竟赴上海“极力怂恿英、佛打仗”，“谆告卜鲁斯、布尔布隆不必误信人言，二三其见，竟赴天津打仗，必须毁去大沽炮台，和议方能成就，而卜酋、布酋为其所惑，主战之意愈坚”。并表示其驻京城时间较长，了解津、沽防务，愿与英法军同赴天津。薛焕言之确确，消息是否可靠此处不加考证。但此奏折确令咸丰一时对俄大起疑心，他在奏折上批道，“俄夷怂恿英、佛，不过为于中取利，此时应密饬华夷商设法离间”[11]393-394。随即又谕军机大臣，表示对薛焕所奏情况确信无疑，且言：“现在惟当暗用离间之计，密嘱华夷二商相机排解，告以俄酋在京，屡有帮助中国之说，此次未必非诱令英、佛前来，使受惩创，意图见好于中国，不可听信俄酋之言，致乖和议”[11]405。咸丰此时认定“夷人”一切行动皆为利益驱使自然不虚，但他把国际问题看得过分简单，似乎只要在俄与英法间搬弄是非，暗示俄有引诱英法上当之意即可恶化其关系，化解各国共同对付中国的危险。这不能不说咸丰不但根本看不清其时的国际格局，且对古人离间之计的理解也形同儿戏。
咸丰对俄态度的变化也引起了臣下对俄的疑虑，僧格林沁在奏折中就说；
至俄夷尤堪痛恨！八年相伴而来，肆意要求，上年甫经接仗以后，该夷即至海口，本年由京前往上海，勾引各国同时而至。近日北塘汛弁出村，据称：十五日系俄夷引路，占据北塘。咪夷声称：十七日之战，俄夷亦曾协助兵力。是该夷心怀叵测，已可概见。[12]2078
僧格林沁上述奏言亦是传闻，并未查明真实与否。其如此确信无疑，只是朝廷不再信任俄国的主观倾向之表现。咸丰朝廷多年倚重百年友邦调停希望破灭后，又把希望转寄于美国，希冀美国劝说英法照美使入京方式进京议和。但美使很快照会恒福“不能从中调处”。咸丰无奈之下，只好谕令恒福，“眯夷既有推诿之意，自应径行照会英、佛两酋，示以中国宽大”，仍许二国使臣“照咪夷之例，进京换约”。“并须心平气和”，“不激不随，曲为开导”[11]453-454。美国拒绝调停标志了咸丰朝廷数年实行离间各国，消弭外患的策略已完全失败。
清廷离间各国以消弥外患的希望尽管完全破灭，但咸丰在此期间对俄国特别优礼与信任最终并未彻底动摇。前已论及咸丰在权益上对俄国多有优待，长期相信俄国会致力阻止英法等国扩大对华贸易等要求，直至1860年得报俄使怂恿英法对华发动战争的奏报才对其产生了一时的怀疑。咸丰这种对俄国的特别信任，在对各国向朝廷表示友好时体现得尤为充分。1855年春，太平军进攻上海，与法国领事馆守兵发生冲突，咸丰上谕中指示，虽然“该夷与逆匪衅隙已成，正可乘机助剿。唯夷人狡诈百出”，必须防备“堕其术中”[2]371。1860年6月，英法联军北上行抵上海，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请允准英法要求，劝其助剿太平军[11]379。咸丰严责何等：“江南贼势虽张，现在调集各路援兵，自能力图规复，若借资夷力，更使该夷轻视中国，后患何可胜言。何桂清、王有龄所请，断难允行。”[11]398此复谕表明，咸丰拒绝借英法兵力助攻太平军并非出于实际利害关系的考虑，而是对英法信不过，惧其因此而更加轻视朝廷。但遇有俄国提出支持中国之事，咸丰的态度即为之一变。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前后，俄使表示愿送中国枪一万枝，炮五十门，并派人帮中国修复炮台。咸丰令桂良等向俄表示“深为嘉许”，并望桂良等趁此再请俄使说合，希冀英法等放弃进京、入江通商、赔偿军费等重要条款[7]987。1860年，法使在条约签订后向胜保表示愿助清军攻太平军，奕訢上奏表示怀疑，认为法使所请“究非出自真诚”，“未可轻信”。咸丰亦不感兴趣，简复便罢[13]2549。与此同时，俄使再次提请送枪炮及帮中国教习造炮用炮之术，亦请助朝廷攻太平军。咸丰对送枪炮及教习用造炮用炮一节，谕军机大臣言，“该夷既有此意，自系有心见好，未便遂行阻绝。著奕等一面行文知照俄酋，令其将枪炮送至恰克图地方，即由内地派弁兵运回京师，省其自备经费，以示和好之意；一面于营内遴选熟悉枪炮兵丁，并奏派大员带往恰克图，即于该处认真学习制造演放各法，轮番更潜，以期技艺纯熟。如此办理，仍寓防闲之意”[13]2609。同时又谕曾国藩等，对俄使提出助攻一事，虽应防备其格外提出要求，但各员不妨“公同悉心体察，如利多害少，尚可为救急之方”[13]2610。咸丰对俄国尽管存有防备之心，但总觉俄国与英法等国有别，对待必须有亲疏之异。这一认识和具体政策皆始终未根本改变。究其原因，似有二端：其一，受祖上对俄关系政策的影响。自康熙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清廷与俄国一直维持贸易关系。咸丰登基以后常提及俄国为二百年友邦，即使疆臣一再奏报俄国要求无厌，狡黠甚于英法等国，他却总是将信将疑，实则仍相信二百年友邦不会加害于中国。其二，传统天下观的制约。在古代天下观中，“天下”是以王朝为中心，加王畿之外五服构成的体系。《尚书》载，夏朝建立后，以王畿外五百里为“甸服”，又五百里为“侯服”，又五百里为“绥服”，又五百里为“要服”，又五百里为“荒服”[16]。对这一体系中的距离关系与亲疏关系，司马迁作了更明确的表述，《史记·夏本纪》言：“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纳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术。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17]此体系中，距离成为判定关系疏密的重要标准，按《史记·集解》的解释，最远者荒服为“流行无城郭常居”之族，其人“礼简怠慢，来不拒，去不禁”[17]76-77。这种天下图式逐步演化出了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左传》鲁成公四年有如下记载：“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二。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18]季文子之言鲁不能叛晋和楚，很大程度上即因楚与鲁的距离较晋与鲁远得多，而远得多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能对鲁友好。咸丰持传统天下观，亦表现出对距离十分敏感，确乎是此距离感导致了他对距中国最近之俄国怀有较少排拒之心，对距离遥远之英美法等则更存疑惧之感。因此，咸丰在施用离间计时，长期不切实际地怀有利用俄国制约英法等国之想。
茅海建称咸丰为一苦命天子，此话不虚。因为这位“天子”在位短短11年间既遭遇了太平天国起义，又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9]。在此乱世之中，咸丰认识上面对的最大问题自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对手们。对太平天国起义，他可以很简单地用“逆贼造反”加以理解，并以下令王师镇压予以解决。而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对手们，他就难于想象得多。咸丰发挥他父皇的认知，把世界理解为朝贡体系的“天下”与通商各国两个部分。在某些时候，诸如“西夷”要求驻京并觐见皇帝时，他把二者严加区别，不容通商国使节入京“面圣”。在处理各国要求扩大通商问题时，他又把二者混为一谈，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看视“西夷”，认定“夷情叵测”，力求拒而远之。咸丰对中国与通商各国的实力对比亦知之甚少，因而常在争端起时自设一个须有实力保证的谈判底线。但他又似乎对中国能否战胜“西夷”抱有怀疑，因而并不严格按“以战守为实事，以和好为权宜”的古人驭夷之法办事，而是始终把谋求抚局作为头等大事，在多次争端的关键时刻放弃自设先决条件，化解了爆发在即的严重危机，表现出其思想认识上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对清廷的让步，《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认为主要原因在其正面临太平天国造成的“致命的国内叛乱危机”。该书指出，“北京默认1858年英法提出的要求，这必须从他们优先考虑国内事件这个角度去理解”[1]274。这一见解无疑有一定道理，咸丰亦曾言及国内不靖，海疆不能再有事端。言清廷在处理与各国关系时要考虑太平天国问题毋庸置疑，但论断他们优先考虑则未必准确。1858年，太平天国经过1856年内乱后，刚有所复兴，并非威胁朝廷最严重之期。是年六月，钦差大臣桂良等在天津了解“夷情”后，曾上对外可和不可战一折，其中言：
该夷枪炮迅利，前见夷兵在津郡爬城，其疾如梭，若抵都门，祸恐难测。此不可战者一也；天津民情汹汹，数日不和，必生内变，附近天、河两府土匪以及各属盐枭，久欲观衅而动，一闻有警，盗贼四起，应接不暇。此战之不可者二也；直逮库款支绌，运道各库币项皆空，兵勇见贼，多易奔渍，火药有限，炮械无存。天津以北，道路平坦，无险可扼。此不可战者三也；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此战之不可者四也；各夷就抚，迅议通商，则关税日充，兵饷有出。不抚而战，虽未闭关，而课税有限，南军待哺嗷嗷，无从筹划，此战之不可者五也。[7]982
桂良等奏章表明，在钦差大臣的主观上，必须避战议抚的最紧要依据在清军无法抵敌英法军事进攻，恐致京城不保。其中亦考虑了太平天国事件的因素，但显然不是第一位的因素。从实际情况看，清廷处理外事亦非首以太平天国事件为虑。1860年春夏，是太平天国后期发展的盛期，清廷东南半壁河山落入太平天国之手，李秀成大军已进抵上海。但就在此际，咸丰却表现出对英法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下定决心与英法联军进行决战，正在太湖一带与太平军对峙的曾国藩、胡林翼部亦请调出一万兵力赴京抗击“夷兵”[6]80。只是因清军在战场彻底败北，英法联军直抵北京城下，咸丰才再次放弃了剿夷之策而转主让步议抚。若朝廷真把太平天国事件作为首要问题考虑，则无法解释咸丰这一行为。从历史演进的具体过程看，决定咸丰对外政策的根本因素在其对西方列强的认知。冲突发生源于他为谈判设定的不切实际的先决条件，而让步求和则主要出于他在紧要关头对战争胜负缺乏把握的考虑。由于对外部世界认识不清，咸丰的对外政策既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又不能把灵活处事用到恰如其时。观念的制约致使这位“苦命天子”给自己制造了更多的麻烦、灾难与痛苦。而他派往前线处理外务的疆臣们对“夷情”的认识则较他清楚得多，他们一到前线便清楚地看到朝廷无力与列强对垒，尽管他们也常在奏折中诅咒夷人性如犬羊、不可理喻，但他们中有不少人实际已认识到洋人不是不可接触的另类，朝廷没有必要与列强生死对立，中国最好的选择是及早答应条件，与“夷人”议和通商，以避免更严重的损失。但是，由于朝廷从不放弃“人臣无外交”[2]28的严厉规则，疆臣们的见解尚不可能及时发挥作用，也就无法两害相权取其轻。
收稿日期：2008－07－18
注释：
① 指华人与各国人相争，如认为地方官处理不公，可请交该省督抚秉公查办，免除上海次税，取消广东茶税每担加抽二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册第356页。
② 英商所递八条中最严重者为上年《天津条约》须更改，英使将进京换约，中国须撤大沽防守，英军保证不上岸活动。见《英商所拟条款条单八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六册卷四十八第18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