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反《诗序》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初年论文,诗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绪论
《诗序》是解释《诗经》各诗篇诗旨的一篇文字，本与《诗经》分开单行。是何时、何人所作，至今不易下定论。由于它是现存最早、最有系统解释《诗经》各篇诗旨的文字，从汉代起有关《诗经》的解释即受其影响。当时人以为《诗序》是子夏所作。《诗经》中的解释观点，即是圣人所传。也因此形成一种以《诗经》为中心的《诗》学教化观。这种《诗》学教化观，不但影响到学者对《诗经》各篇诗旨的解释，也影响到历代学者对诗歌的创作观点。
《诗序》的权威在宋初开始受到挑战，欧阳修的《诗本义》批评《诗序》的错误；苏辙的《诗集传》，只相信《诗序》的首句。到南宋初，郑樵作《诗辨妄》，以为《诗序》是村野妄人所作，并全面对《诗序》提出检讨。朱子受其影响，废去旧说，重作《诗集传》，并作《诗序辨说》，逐篇加以反驳。此后，《诗序》可说已被废去。《诗序》虽被废，但《诗序》所形成的圣王教化观，在朱子的《诗集传》中仍处处可见。表面上朱子等人是废去了《诗序》，事实上，《诗序》的无形影响力仍旧左右朱子的《诗》学观点。
自明代中叶起，《诗经》的著作中开始检讨《诗序》，以为其中有不少合理的地方，不可尽废。入清以后，因汉学的兴盛，《诗序》在《诗经》解释上的主导地位，又逐渐确立。清乾嘉时代，《诗经》学的代表作，如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都遵循《诗序》的解释观点来释诗。这是《诗序》再一次受到重视的明证。由于乾嘉学者对《诗序》的尊崇，是伴著汉学的兴起而来。这种对《诗序》的全盘接受，也引起另一次反《诗序》的可能。
晚清今文学兴起，《诗经》中的今文学是齐、鲁、韩三家诗。推崇三家诗者不但排斥《毛诗》，也批判《诗序》。魏源的《诗古微》主张抛弃《诗序》，回到三家诗，才能窥知孔子制礼正乐的用心。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以为《诗序》乃刘歆助造，由卫宏完成。至于传《毛诗》的大、小毛公则全是刘歆一手捏造的人物。可见，晚清今文学家已揭开批判《诗序》的序幕。而正式上演类似宋代的反《诗序》运动，则是民国11年（1922）以后的事。
民国初年的反《诗序》运动，因何而起？与晚清的今古文学论战、民初的国故整理运动，是否有内在的连系？此一运动除一如宋人对《诗序》加以无情的批判外，还附有哪些相关的学术活动？这些问题在研究近现代学术史的著作中，都尚未有较深入的讨论。本文的目的，即试着来解答这一问题。
二、反《诗序》运动的时代因素
要追究民国初年反《诗序》的思想根源，可能要上溯到晚清的今古文之争。所谓今古文之争，本发生于新莽时期和东汉初年。西汉以来流传的是以隶书书写的今文经，主要的经典是《周易》、《今文尚书》、《三家诗》、《公羊传》等，今文学者以为六经皆孔子所作，有孔子的微言大义在内。自王莽时代起，刘歆表彰以《古文尚书》、《毛诗》、《周礼》、《左传》为主的古文经。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书写，从景帝时代起陆续有出土。古文家基本上以六经为古代史料，经孔子整理改编而成。今古文所以发生争端，主要是刘歆想立古文经以扶持微学。这涉及当时的利禄问题。以至今文学家群起反对。经过数次论争，古文家虽终未立于学官，但古文经逐渐兴盛，甚至取代今文经也是不争的事实。
清乾嘉时代所标榜的汉学，是东汉古文的汉学。学者称当时的学风是“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即以许慎、郑玄、贾逵、马融为主的学风，他们对古文派经典作了细密的研究，有亡佚的著作也尽量辑集出来。但嘉庆、道光以后，国势日渐衰弱，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以东汉古文为主的汉学，所重视的是书本的考证工夫，是否足以应付这种重大的变局，实不无疑问，当时对汉学提出批评的不少，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即是明显的例子。
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中，今文经被认为有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时代的变局中，能否用今文经典中所蕴藏的“微言大义”作为指导原则，实是相当切要的问题。另外，以古文经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力量，才是今文学发展的阻碍，也是时政改革的一种阻力。要将今文经与时政结合，最根本的方法，是先打倒古文经。要打倒古文经，最能切中要害的是指出古文经是刘歆助王莽伪作。这点从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就可以得到印证。到了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以为乾嘉学者所尊信的儒家典籍，大多不是孔子的本经，而是刘歆帮助王莽篡汉的“偏经”，而所谓许、郑、贾、马之学，也非真汉学，而是新学。（《新学伪经考》，页1）古文经既是新学，为王莽所伪造， 则自古以来被认为神圣的经典，其权威地位受到挑战也是很自然的事。
康有为又作《孔子改制考》，盛称孔子之德，提出孔子制作六经，托古改制之说。意即孔子制作六经，实为后世立法。这使六经和孔子的地位高到无以复加。但是当时古文学派的章太炎，对六经的观点则和康有为大相径庭。章氏以为《春秋》而上，则有六经，是孔氏的历史之学，《春秋》以下，则有《史记》、《汉书》，以至历代书志纪传，也是孔氏的历史之学。并以为孔子是古代的良史。章氏的这一观点，虽然承自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但时代背景、作用也不大相同。章学诚的话，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向。章太炎的想法，在民初那传统经典受到质疑的时代，实有摧毁经典权威的作用。
从清末到民初的时代变局，不但有国内的争端动乱，又有强势的西方文化挑战，传统的今古文学之争，实已无法回应国内外的变革。学者在求新、求变的要求之下，也由今古文问题，扩大到对中国传统学术问题的反省。民国初年，对传统学术问题的理解，大抵分为两派，一派是以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毛子水、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为主的新文化运动者。他们有《新潮》作为喉舌。另一派是以刘师培、辜鸿铭、黄侃等人为主的传统学者。他们创办《国故》月刊。由于两派各有各的治学理念，对于传统学术问题也有相当严重的分歧。
民国8年（1919）刘师培等人发起成立《国故》月刊社， 以“昌明中国固有学术为宗旨”，对新文化运动者所造成的社会变动，则大为不满，表示将发起学报，以图挽救。毛子水则对《国故》提出反击，认为是一种“抱残守缺”的方式而已〔1〕。此后，双方互相攻击， 延续数年。然最重要的是民国8年（1919）11月， 胡适所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他把新思潮的意义理解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再造文明”〔2〕。这里的“整事国故”，本是刘师培等人所刻意倡的， 胡适这种新文化运动人物竟也加入，但他所以提倡“整理国故”，是因为：
1.古代学术思想缺乏系统、整理。
2.前人研究古书缺乏历史进化观，不讲究学术脉络发展。
3.前人读古书，多误信讹传的谬说。
4.当时学者高谈保存国粹，却不解国粹之内涵。
这是新文化运动者对整理国故的新见解。也代表这一批有新思想学者对传统文化史的态度。至于整理的步骤，胡适以为：
1.条理系统的整理，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
2.用历史进化的眼光，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是如何发生，其影响如何？
3.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整清古人所说的含意。
4.综合前三步的研究，还给各家一个本来面目，一个真价值。
到民国12年（1923）1月，胡适担任《国学季刊》编辑部主任时， 将整理国故的系统意见发表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为国故整理的重要方向是扩大研究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所以要整理国故，就是要还给古人一个本来面目，他说：
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3〕
胡氏不但对整理国故提出指导原则，他自己也身体力行进行国故的整理工作。他不但整理古代各家的哲学，著成《中国哲学史大纲》，更整理古代白话文学，著成《白话文学史》，也指导学生顾颉刚等人，努力去整理郑樵、姚际恒等人的著作。
如将整理国故的方向，指向争议最多的古代经典，根据胡适的意见，是要还给古代经典一个本来面目，如就《诗经》来说，历来已被数以千计的学者解释得乌烟瘴气，《诗经》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胡氏在《谈谈诗经》中说：
从前的人把这部《诗经》都看得非常神圣，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一观念。假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诗经》简直可以不研究了。因为《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的材料。万不能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4〕
这里，胡氏提出几个观点：（1）《诗经》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 不是一部神圣经典；（2）《诗经》可以做为社会史、文化史的材料。
《诗经》所以成为一部神圣经典，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受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孔子删诗的影响。孔子既有删诗，那些当存，那些当删，必有孔子的寓意在内。《诗经》既有孔子的微言大义，不是圣经是什么？另一是将《诗序》和《诗经》结合。《诗序》被认是孔门弟子子复所作。既如此，必也有孔子的教化观在内。历来学者所以要依照《诗序》来解《诗经》，就是要实线孔子的理想。《诗经》受这两方面的交互影响，其神圣的经典性质也逐渐形成。
民初学者谈整理国故，要打破《诗经》的神圣性，最先要做的，就是要切断孔子和《诗经》的关系。民国10年（1921）11月顾颉刚给钱玄同的《论孔子删述六经说及战国著作伪书书》中，已否定孔子删述六经，当然也不承认孔子删《诗经》〔5〕。民国15年（1926）11月， 张寿林作《诗经是不是孔子所删定的？》，对历来有关孔子删诗的说法，加以分析辩证，认为孔子删诗之说根本不能成立〔6〕。 这可以说是民初反《诗序》学者的共识。那么，孔子和《诗经》的关系又如何？他们认为孔子只不过将《诗经》作为教材来教学生而已。既如此，《诗经》中就没有圣人的微言大义在内，《诗经》的神圣性也自然要消失。
其次，要解决的是《诗序》与《诗经》结合后，对《诗经》所造成的影响。要解决此一问题，也要切断《诗序》与《诗经》的关系。首先要确定《诗序》非子夏所作，这说法如能成立，《诗序》即与孔门无关，当然也不具有孔门的教化观。接着，证明《诗序》内容的不合理和矛盾，以降低《诗序》本身的权威性。能按着这步骤进行，才能将《诗经》从圣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民国初年的反《诗序》运动，基本上是挽救《诗经》运动的一环。而挽救《诗经》的工作，正是民初国故整理运动的一部份任务。
三.对《诗序》的批判
从民国11年（1922）起，陆续有批判《诗序》的文章出现，一直延续到抗战期间，批判的文章约有二十余篇。这些文章，有的已很难找到，现在将所能找到的十余篇，就其内容加以分析，他们批判《诗序》约有下列几点：
（一）论辨《诗序》的作者
《诗序》的作者问题。本来就是聚讼纷纭，各说各话，唐代以前大抵以为子夏所作。宋代学者反《诗序》最烈，有关《诗序》的作者也有十多种说法。从明末起，《诗序》的地位逐渐恢复，作者问题的争论也稍熄。清末今文学家又开始对《诗序》有所怀疑。如廖平即以为《诗序》起于东汉。
从民国12年（1923）郑振铎的《读毛诗序》起，连续有二十多篇论辨《诗序》的文字，几乎都以为《诗序》是东汉的卫宏所作。郑振铎以为《诗序》的作者，比较有根据的有三说：（1）子夏作；（2）卫宏作；（3）子夏、毛公、卫宏合作。郑氏以为最可靠的是第二说，他说：
《后汉书·儒林传》里，明明白白的说：“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至今传于世”。范蔚宗离卫敬仲未远，所说想不至无据。且即使说《诗序》不是卫宏作，而作者也决不会在毛公、卫宏以前。〔7〕
以《后汉书·儒林传》所说“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序》”，来论定《诗序》的作者是卫宏，几乎是民初反《诗序》学者所认定最有力的证据。除了这点之外，郑氏又提出五个辅助证据：
1.从用语论证非出于秦以前，如《裳裳者华》序云：“古之仕者世禄”。
2.从毛公之《毛诗诂训传》不释《序》，可证《诗序》决非出于毛公之前。
3.《诗序》所言与《左传》诸书相合者，皆《诗序》剽袭诸书。
4.《诗序》误引刘歆《三统历》之言。
5.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者。
这些论据，是否可完全成立，是另外一回事。后来，有不少学者讨论《诗序》作者，大抵遵循此一方向。
在郑振铎之后，民国17年1月，黄优仕作《诗序作者考证》一文，仍引《后汉书·儒林传》之言，以为是卫宏所作。〔8〕民国19年2月，顾颉刚作《毛诗序之背景与旨趣》，也说：“《诗序》者东汉初卫宏所作，明著于《后汉书》”〔9〕。民国23年（1934）6月，吕思勉作《诗序》一文，以为“其文平近谐婉，且不类西汉人作，更无论先秦矣。”〔10〕吕氏认为《诗序》“实古学家采缀古书所为，不惟非子夏，亦必不出毛公也。”可见吕氏以为《诗序》是古学家所为，是那位古学家，并没有明说。但他引郑樵的话：“汉世文字，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曹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语，盖宏之序至是始行也。”然后说：“此说甚是，可为《诗序》晚出之确证。”似乎赞同郑僬《诗序》为卫宏所作之说法。
此后，有关《诗序》作者的论辨文字，仍不断出现，如：民国24年（1935）6月，李繁訚作《诗序考原》，论辨的结果， 以为《诗序》为卫宏所作。〔11〕民国26年（1937）6月， 李作《诗序作者考》，也以为是卫宏所作。民国30年（1941）8月，《责善半月刊》2卷11期，“学术通迅”栏，有读者来函对顾颉刚所说《诗序》作者是卫宏的质疑，顾氏在该函后加案语，补充自己的论证。顾氏说：
毛公作诗故训传，而于序独无注，是其书无序之证也。《史记》不载有《毛诗》，遑论《毛诗序》。《汉书·艺文志》于向、歆《七略》有《毛诗》及《毛诗故训传》矣，亦不谓有《毛诗序》，是西汉时《毛诗》无《序》之证也。《后汉书·卫宏传》曰：“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谓为作“《毛诗序》”，是《序》固作于卫宏也。谓为“于今传于世”，是宏《序》即东汉以来共见共读之《序》也。汉代史文不谓有他人作《毛诗序》而独指为卫宏作，且谓卫宏即传世之本，其言明白如此，顾皆不明信，而必索之于冥茫之中，是历代经师之蔽也。
这是顾颉刚对《诗序》作者最坚定的宣言，也表示反《诗序》学者，近二十年间对有关《诗序》的观点，不但未曾稍有改变，且立场至为坚定。民国33年（1944）7月起，夏敬观发表《毛诗序驳议》， 仍依据《后汉书·儒林传》所云，认定《毛诗序》为卫宏所作。〔12〕
（二）检讨《诗序》之解释观点
除对《诗序》作者加以检讨，指出非孔门之作，而为东汉卫宏所作外。反《诗序》学者最重要的工作，即是指出《诗序》所释诗旨的不合理。这种工作，以郑振铎的《读毛诗序》做得最彻底。
郑氏用类比归纳的方法，将内容相同的诗，合在一起作比较，发现诗的内容虽相同，《诗序》所定的诗旨却大不相同。如：《小雅·楚茨》和《大雅·凫鹥》，这两首诗的内容几乎一样，可是《诗序》解释《楚茨》说：“剌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飨，故君子思古焉。”解释《凫鹥》说：“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祗祖考安乐之也。”郑氏对《诗序》的解释，大加批评说：
我们试读这两首歌，谁能找出它们的异点来？《楚茨》的辞意很雍容堂皇，《凫鹥》的辞意也是如此。毫无不同之处。而因《楚茨》不幸是在《小雅》里，更不幸而被作《诗序》的人硬派作幽王时的诗，于是被说成“刺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馑丧降，民率流亡，祭祀不飨，故君子思古焉”了。至于《凫鹥》则因他是在《大雅》里，于是《诗序》便美之曰“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祗祖考安乐之也。”我不知道《楚茨》的诗里那一句是说“祭祀不飨”的？……为什么《楚茨》便是刺，《凫鹥》便是美呢？郑氏将句式相同的，作类比研究，发现同一内容的诗，因分属《小雅》和《大雅》，《诗序》所定的诗旨也大不同。
郑氏又举《周南·关雎》、《陈风·月出》和《陈风·泽陂》三首，以为三首都是很好的情诗。而《诗序》却有截然不同的解释。他提出批评说：
试再读《诗序》，他所说的真是可惊！原来《关雎》是美“后妃之德”的，是“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的；《月出》却是“剌好色”，是说“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泽陂》却是“刺时”，是“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悦，忧思，感伤焉”的。我真不懂：为什么同样的三首情诗，意思也完全相同的，而其所含的言外之意却相差歧得如此之远？我不懂，为什么“寤寐思服，辗辅反侧”二句，在《周南·关雎》里，便有许多好的寓意，同样的“寤寐无为，辗转伏枕”二句，在《陈风·泽陂》之诗里，便变成什么“刺时”，什么“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等等的坏意思呢？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郑氏又举《召南·草虫》、《王风·采葛》、《郑风·风雨》、《小雅·菁菁者莪》、《小雅·裳裳者华》、《小雅·都人士》、《小雅·隰桑》等八首诗，加以比较后，以为这八首诗的意思差不多相同，而《诗序》所定的诗旨也相去甚远，他提出质疑说：“为什么辞意与文字都相同的诗句，美刺之义乃如此不同呢？”后来，他才知道作《诗序》的人，并不是按诗篇的内容来定诗旨，他说：“原来作《诗序》的人果然是不细看诗文的！果然是随意乱说的！他因为《草虫》在《召南》里，所以便以为是美，《风雨》是在《郑风》里，所以不得硬派他一个刺；《隰桑》、《裳裳者华》，因为已派定是幽王时诗，所以便也不得以他为刺诗。”郑氏在这里道出《诗序》是先认定某一类的诗是美诗或刺诗，再来为每一首诗作诗旨。而不是就其内容来认定诗旨。这就是《诗序》最严重的蔽病所在。
《诗序》解诗何以会如此附会？郑氏说：“大概作《诗序》的人，误认《诗经》是一部谏书，误认《诗经》里许多诗都是对帝王而发的，所以他所解说的诗意，不是美某王，便是刺某公！又误认诗歌是贵族的专有品；所以他把许多诗都归到某夫人或某公，某大夫作的。……因为他有了这几个成见在心。于是一部很好的搜集古代诗歌很完备的《诗经》，被他一解释便变成一部毫无意义而艰深若盘诰的悬戒之书了。”既如此，郑氏以为《诗序》之说如不扫除，《诗经》之真面目便永不可得见。
除了郑振铎之外，张西堂在为顾颉刚所辑郑樵《诗辩妄》所作的序，提出《诗序》有十大缺点：
1.杂取传记：如《关雎序》用《乐记》而不及《乐记》；《抑》之序用《国语》而以为刺厉王。
2.傅会书史：如《宛丘》、《东门之枌》、《蜉蝣》等篇之序。
3.不合情理：如方玉润说：“章章牵涉后妃，此尤无理可厌。”
4.妄生美刺：如《简兮》本非刺诗而以为刺。《雄雉序》以为刺宣公，但诗中并无刺意。
5.强立分别：如谓风有“正”、“变”，以及《周南》、《召南》分系二公等说。
6.自相矛盾：如《召南·驺虞》序说“天下纯被文王之化”，《行露》序说“强暴之男侵凌正女”，自相矛盾。
7.曲解诗意：凡颂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皆曲为之说。
8.误用传说：如《日月序》以为庄姜伤己不见答于先君，是误解《春秋传》文，谓庄姜无子是由于庄公之不答。
9.望文生义：如《雨无正》、《何人斯》、《召》、《荡》各篇之序。
10.叠见重复：如《江有汜》、《载驰》之序。〔13〕
由于《诗序》本身这么多的缺点，绝非孔门第子所作，既非孔门真传，其中所言，就不是金科玉律。这种对《诗序》的不信任，使二千余年来因《诗序》所建立的解释系统完全崩溃。对《诗经》各诗篇解释的多元化观点也跟著来临。
四.重新解释诗篇之诗旨
《诗序》既不可信，则其所定的诗旨，也被认为不合理。亦即建立在《诗序》的解释系统，都必须重新加以检讨。这种新解释，由郭沫若的《卷耳集》首开其端，接着是俞平伯的《葺芷缭衡室读诗札记》中对《周南》、《召南》、《邶风》诗篇的解释。再来是胡适《谈谈诗经》对数首《周南》、《召南》诗篇的新解，《周南新解》对《周南》十一篇诗旨的重新诠释。兹分别讨论如下：
（一）郭沫若《卷耳集》
本书民国11年（1922），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是最早重新诠释诗旨的系统著作。代表重新诠释诗旨新时代的来临。这书选择《国风》诗篇四十首加以翻译，译文之后附有原诗和解说。书名所以叫《卷耳集》，是因为译诗的第一首就是《卷耳》，因以它命名。郭氏说到译诗的目的时说：
我们的民族，原来是极自由极优美的民族，可惜束缚在千年来礼教的桎梏之下，简直成了一头死像的木乃伊了。可怜！可怜！可怜我们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也早变成了化石，我要向这化石中吹嘘些生命进去，我想把这木乃伊的死像苏活转来。这也是我译这几十首诗的最终目的，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野心。
（《卷耳集序》）
郭氏认为我中华民族受传统礼教的束缚，已成了木乃伊，优美的平民文学也成了化石。他要给化石新的生命，要将木乃伊复苏过来。亦即要对传统经典作全新的解释，把历来受解释任意摧残的作品，赋予全新的生命。
要实践这一理想，达成这一目的，就要有与传统经典研究法迥然不同的新方法。郭氏叙述他翻释这四十首诗时，所持的方法是：
我对于各诗的解释，是很大胆的，所有一切古代的传统的解释，除略供参考之外，我是纯依我一人的直观，直接在各诗中去追求它的生命。我不要摆渡的船，我仅凭我的力所能及，在这诗海中游泳；我在此戏逐波澜，我自己感受著无限的愉快。（《卷耳集序》）
郭氏所以认为他的解释是大胆的，是因为他不依传统的标准来解释，而是“纯依我一人的直观”。这种解释法和朱熹的本文研究法〔14〕，姚际恒的“涵咏篇章，寻绎文义”（《诗经通论·自序》，页16）有相类似的地方。他们间虽无直接继承的关系，但一涉及诗篇的解释，所谓直探本文的解释法，应是对抗《诗序》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所以朱熹和姚际恒都善用它，民初反《诗序》的学者更以它为利器。
郭氏既以为他的解释是大胆的，应该举例来证成他的说法，如《周南·卷耳》，《诗序》云：“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郭氏的解释是：“此诗叙一女子因丈夫行役而思之。第一节叙女子出游，其余三节叙女子心中之想像。”又如《鄘风·柏舟》，《诗序》云：“共姜自誓也：卫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郭氏的解释说：“我不相信这种传统的说法，我只在诗中直接求她的生命。我看这诗是一个女子本自有爱人，而父母不许她嫁。她因而生怨望的意思。”可知，郭氏将本来《诗序》所认定的政治教化诗，全解释为男女的爱情诗。《卷耳集》一书的“大胆”，就在个地方。这也是郭氏解释《国风》诗篇的特色。
（二）俞平伯《葺芷缭衡室读诗札记》
从民国12年6月起， 《小说月报》即陆续发表有关《诗经》新解的文章。第一篇是王伯祥的《鸡鸣》。《鸡鸣》本是《诗经·齐风》的一篇。《诗序》云：“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王氏解释说：“《齐风·鸡鸣》诗明明是一首很好的情诗，它写男女燕昵的状态，真是活灵活现，使读这首诗的人可以彷佛想见他们在那里说话，而且是女对男发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说辞。……决不是什么“贤妃御于君所”，“心存警畏”，“欲令君早起视朝”一类的话头。”
但是，在《小说月报》中较有系统发表诗篇新解的是俞平伯。他那命名为《葺芷缭衡室读诗札记》，前后发表《召南·行露》、《召南·小星》、《召南·野有死麇》等。另发表在《燕京学报》的有《邶风·柏舟》、《邶风·谷风》。後来，收入《古史辨》第三册时，又加入《周南·卷耳》一篇。合计有六篇。这六篇，如《邶风·柏舟》、《谷风》，都附有“故训浅释”。
俞氏这些《札记》解释各诗诗旨的方法，并不像郭沫若的《卷耳集》，仅凭“直观”，而是有相当深入的分析论辨过程。如《周南·卷耳》，俞氏说：“这篇，前人异说极多，什么后妃、文王、贤人，搅成一团糟。……其实从诗本文看，只见有征夫思妇，并不见有文王后妃，更何况著一贤人耶！”俞氏为了证成自己的说法，对诗中字词的歧义，也逐字加以解析。如果各家所定诗旨出入太多，则逐家提出论辨，如《召南·行露》，俞氏以为“此篇大义甚晦滞”，亦即诗意不明。对分歧的诸家之说，如毛、郑之说、朱子之说，则逐家加以解析。
俞氏对这六篇的解释，虽不一定完全的正确。但从他的行文中，也可以窥知俞氏对《诗经》性质的看法，他说：“《诗三百篇》非必全是文艺，但能以文艺之眼光读诗，方有是处。且国风本系诸国民谣，不但不得当经典读，且亦不得当为高等的诗歌读，直当作好的歌谣可耳。明乎古今虽远而情感不殊，则迂曲悠谬之见不消而自消矣。”（《召南·小星》）把《诗经》当民谣，是民初反《诗序》学者的共同观点。在此一观点下，《诗经》诗篇的解释才不受《诗序》教化观的束缚，而有广阔翱翔的空间。
（三）胡适对诗篇的新解
民国14年（1925），胡适在《晨报·艺林旬刊》发表《谈谈诗经》，对《国风》中的很多诗篇，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如《周南·关睢》，胡适说：“《关睢》完全是一首求婚诗，他求之不得，便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是描写他的相思苦情，最后他便想出一种勾引女子的手段，便继之友以琴瑟，乐以钟鼓，这完全是原民时代的社全风俗，并没有什么希奇。”他解释《野有死麇》说：“《野有死麇》的诗，也同样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诗。”解释《小星》说：“彼小星一诗，是妓女星夜求欢的描写，风俗使然，无足深怪。”解释《葛覃》说“《葛覃》诗，是描写女工人放假急忙要归的情景。”
胡适这篇《谈谈诗经》发表后，周作人写了《谈“谈谈诗经”》，发表在民国14年（1925）12月的《京报副刊》，对胡适文中的观点提出质疑。如：胡适将《葛覃》解释为“女工人放假急忙要归的情景”，周氏认为那时并没有工厂，讥刺说：“我猜想这里胡先生是在谈笑话，不然恐怕这与初民社全不合”。又胡氏解释《小星》是“妓女星夜求欢的描写”，并引《老残游记》里山东有窑子送铺盖上店为证。周氏驳说：“我把《小星》二章读过好几遍，终于觉不出这是送铺盖上店”。最后，周氏提出警告说：“守旧的固然是武断，过于求新的也容易流为别的武断。”周氏对胡适的批评，表示当时反《诗序》的学者仍具有相当的反省能力，而不是一味求新奇。当《谈谈诗经》收入《古史辨》第三册时，《小星》的解释改为“写妓女生活的最古记载”，《葛覃》一篇则全部删去。反映胡氏从善如流的态度。
除了对这些篇作个别的解释外，胡氏又对《国风》诗篇作了总结性的评判，他说：“他如《草虫》、《汝坟》、《殷其雷》、《江有汜》、《绿衣》、《柏舟》、《谷风》、《桑中》、《伯兮》、《木瓜》、《将仲子》、《遵大路》、《褰裳》、《丰》、《东门之枌》等诗，不是描写男女恋爱的问题，便是描写女性的美，或其生活，所以《国风》我们可以说多数是男女爱情中流出来的结晶。”他把《国风》当作歌谣的总集，再从歌谣中去发掘爱情诗篇。
胡适在当时《诗经》歌谣观点的指导下，似有意将《国风》一百六十篇全部重新解释。民国20年（1931）6月， 在《青年界》发表了《周南新解》，将各篇中的诗逐句加以解析，在诗旨方面排列从古到今的说法，做为“旧说”，自己的说法，则称为“今说”。胡氏《新解》的说法，大抵承袭《谈谈诗经》中所认定的诗旨，如《关睢》，《新解》说：“这一篇为一个男子思念一个女子，睡梦里想他，用音乐来挑动他。”解释《葛覃》说：“这一篇是葛布女工之歌”。诗旨的内容大抵与《谈谈诗经》相同。
五.整理反《诗经》之著作
反《诗序》的学者，除了要批评《诗序》的不合理、谬误之外，也要以自己的方法或自己的体会来重新认定《诗序》每篇的诗旨，更要对历来反《诗序》的著作加以表彰，以加强反《诗序》的力量。毕竟《诗序》的不合理，并不是民国初年才被发现，而是自宋代以来即是已知的事实。所以，将古人反《诗序》的著作加以整理，是非常重要的事。
在众多反《诗序》的著作中，民初反《诗序》的学者，几乎都很重视。他们要整理的大概有两方面的著作：一是已经亡佚，如郑樵的《诗辨妄》；二是书虽在，但已被忽略，不为人所知的，如王柏的《诗疑》、姚际恒的《诗经通论》。从民国十多年起，反《诗序》的学者在这几种书，花下了相当多的功夫。兹分别加以讨论。
（一）郑樵《诗辨妄》辑佚
《诗辨妄》是南宋初年郑樵的著作，早已亡佚。该书最大的特点是攻击《诗序》之妄。朱子受该书的影向，改变了原来祖述《诗序》的说法，将已完成的《诗集传》重新改作，并作《诗序辨说》将《诗序》逐条加以检讨。
顾颉刚是先注意到郑樵反传统的创新精神。民国6年（1917 ）顾氏开始读郑樵的《通志》，并与傅斯年讨论，顾氏认为“此书综合了作者一生的学问，涉及范围极广，而且甚有批判精神，有创见。”（《顾颉刚年谱》，而44）后来，顾颉刚受到钱玄同的影响，开始注意到经部书中所潜藏的问题，由周孚的《非诗辨妄》所引到的片断资料，“就惊讶郑樵立论的勇敢”。顾氏受郑樵的勇敢感动，于民国10年（1921）秋冬之间开始辑集《诗辨妄》，并准备编入《辨伪丛刊》中。同时，顾氏也作了两篇与郑樵有关的副产品，一是《郑樵传》，另一是《郑樵著述考》。民国11年（1922）2月3日顾氏写信向胡适报告，并准备将《诗辨妄》列入《辨伪丛刊》的第一种。2月19 日也写信向钱玄同报告工作的内容。3月18日又写信向胡适报告工作的进度， 和整部《诗辨妄》辑本的内容构想。从这些事实，可以发现这整理工作带有相当浓厚的集体意识在内。〔15〕
民国14年（1925）11月3日， 顾氏为所辑《郑樵诗辨妄辑本》作跋。并将辑本发表于11月11日出版的《北大国学门周刊》第1卷5期中。11月18日，顾氏又在《北大国学门周刊》1卷6期中发表《非诗辨妄跋》。
后来，顾氏因编辑《古史辨》，把有关郑樵《诗辨妄》的后续研究，搁置了下来。民国22年（1933）6月起， 顾氏开始编辑《诗辨妄》的附录，并作按语。根据《顾颉刚年谱》，6月13 日作《诗辨妄》附录三《六经奥论选录》，6月17日作附录四《历代对郑樵诗说之评论》。7月，《诗辨妄》一书即由北平朴社出版。这书的书名页题“诗辨妄一卷 附录四种 宋郑樵著 顾颉刚辑点 辨伪丛刊之一 朴社出版”。全书的内容是：
卷头语
张西堂先生序
本书
附录一 周孚非诗辨妄
附录二 通志中的诗说
附录三 六经奥论选录
附录四 历代对于郑樵诗说之评论
所谓“卷头语”，是辑录郑樵论诗之语八则置于卷前。“本书”即《诗辨妄辑本》，但缺顾氏的《跋》，不详何故。四种附录既辑录郑樵零星的诗说，也集录其他学者对郑樵诗说的批评。
（二）重刻王伯《诗疑》
王伯是南宋末年的学者，他是朱子的三传弟子。著作相当多，如《书疑》、《诗疑》都具有反传统精神。《诗疑》既不信毛、郑的传笺，也不信《诗序》，更不信《左传》中有关季札观乐的记事，即朱子的说法也加以怀疑。顾颉刚特别重视《诗疑》，也是看重该书所具有的创新精神。
民国11年（1922），顾颉刚在上海买到《诗疑》（《年谱》，页75）。次年，将《诗疑》校点完毕（《年谱》，页81）。这书虽然校点完毕，却迟至民国19年春，才由朴社出版。他那篇作于民国19年2 月21日的《重刻诗疑序》，甚至迟到当年10月1日，才在《睿湖》第2期发表。后来这篇序收入《古史辨》第3册中。
根据顾氏的《重刻诗疑序》，他认为《诗疑》有功也有罪，顾氏说：
我对于这本书的见解，以为他敢赤裸裸地看《诗经》，使得久已土蚀尘封的古籍显现些真相，这是他的功。但因显现了些真相，他便以为有若干篇是应当早被圣人放绝的，就要代行孔子的职权，把《诗经》删掉许多，这是他的罪。
顾氏虽以为删诗是王伯的罪，但王伯的用意是要维护圣经这一点，顾氏也有所体会。也就是说，对王伯想删诗的用心颇有同情的理解。
顾氏比较在意的是王伯对《诗序》的态度。《诗序》本有所谓正、变之说，正诗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变诗是幽王、厉王时代的诗。这种正变的观念把诗歌和政治间的关系作最紧密的结合，是汉代诗教化观下的产物。王伯虽想突破《诗序》的束缚，但还免不了受《诗序》的影响。顾氏所以推崇王伯的《诗疑》，是因为他具有批判精神，也可以作为推倒《诗序》的正面教材。但王伯《诗疑》中却还有《诗序》的影子在内。这点颇引起顾氏的不满。他说：
但王柏一方面虽不信《诗序》，一方面还是提倡正变之说，屡以正风、正雅为周公时诗，变风、变雅为周公后之诗。甚至《诗序》中还没有分正变的颂，他也分起正变来了。他讥欧阳修云：“今又自为《诗谱》，定其次序，而又不能不惑于《小序》之失，何躬病之而躬蹈之乎！”反成了“夫子自道”了。
王伯反《诗序》的不够彻底，对民国初年反《诗序》的学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虽然，王柏的《诗疑》有不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顾氏说他“冯著自己的理性，对于《诗经》的本文作直接的研究”（顾氏《重刻诗疑序》），正是民国初年研究《诗经》学者都能接受的研究方法，就这一点来说，他们间的治学精神仍是相契合的。
（三）点校姚际恒《诗经通论》
姚际恒，是清初的经学家。所著《九经通论》，是清初最具批判精神的著作。由于和后来汉学的学风有相当大的差距，他的著作并不受清儒的重视。后来，这些著作也逐渐湮没，仅《诗经通论》在清末有刻本，但流传不广。
宣统元年（1909），顾颉刚十七岁，他已注意到姚际恒。曾向孙宗弼借到浙江书局刊本的《古今伪书考》，读后深受影响。后来由于其师胡适的询问，开始搜寻点读姚氏的著作。民国11年（1922），顾氏向北京吴虞借得姚氏《诗经通论》，并在苏州请人抄录，并加以标点（见顾颉刚《诗经通论序》）。次年（1923）8月，点校完毕。 点校时作了大量的读书札记，今收入《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七卷上册，《汤山小记（六）》、《汤山小记（七）》中。从这些札记，可以发现顾氏非常推崇姚氏治学的客观精神。如《郑风·将仲子》，《诗序》以为是“刺庄公”，朱熹以为是淫诗。姚际恒说：“予谓就诗论诗，以意逆志，无论其为郑事，淫诗也，其合者吾从之而已，今按此诗言郑事多不合，以为淫诗则合，吾安能不从之，而故为强解以不合此诗之旨耶！”顾颉刚以为“（姚氏）虽常驳朱熹淫诗之说，而独于此从其说，知其但明大是大非，不以宗派自局限也。”（《汤山小记（七）》，页4944），又云：“姚氏涵咏经文，屏除汉、宋宗派之成见，惟是是归，可谓超绝古今者矣。”（同上）从这些话，大抵也可看出顾氏何以要下工夫整理姚氏的著作。
除了顾氏标点姚氏的《诗经通论》外，民国16年（1927）4月， 陈柱作《姚际恒诗经通论述评》，民国18年（1929）9月， 顾氏的学生何定生作《关于诗经通论及诗的起兴》，都对姚氏书中的怀疑精神，相当的肯定。顾氏由于要从事的学术工作太多，并没有将所点校的《诗经通论》尽快出版，也没有更有系统的评论文字。民国34年（1945）4月，杨家骆所编《北泉图书馆丛书》，要将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编入，顾氏为该书作了《诗经通论序》，发表于《文史杂志》5卷3、4期。 至于《诗经通论》的点校本，则迟至1958年12月，才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六.结论
综合以上的论述，民国初年反《诗序》运动的形成和内涵，大抵可归纳为下列几点：
其一，晚清的今古文学之争，康有为以古文经为刘歆伪造，章太炎以六经为史料，都足以降低经书的权威性。在清末民初内外交相迫的形势中，学者逐渐抛开今古文之争的格局，扩大范围来看传统学术问题。当时的传统学者，如刘师培等人；新文化运动者，如胡适等人，都提出整理国故的想法。胡适强调要还国故本来面目，并亲自整理国故。如就《诗经》的整理来说，就是要把《诗经》从圣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行的方法，先是切断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断定孔子并未删诗。其次是论定《诗序》非子夏所作，与孔门无关。并指出《诗序》解释观点的不合理。这种批判《诗序》运动，实为整理国故的一环。
其二，从民国11年（1922）起，陆续有论辨《诗序》的论文出现，一直到抗战期间，此类论辨文字约有二十余篇。这些论文大抵从两方面来讨论《诗序》：一是考论《诗序》的作者，大部分的学者都根据《后汉书·儒林传》所说，以为《诗序》乃卫宏所作。二是检讨《诗序》的解释观点。郑振铎的《读毛诗序》，用比较归纳的方法，指出内容相同的诗篇，《诗序》所定诗旨却大不相同。张西堂《诗辨妄序》也指出《诗序》有十大缺失，绝非孔门真传。
其三，《诗序》所释诗旨既不合理，为还给《诗经》本来的面目，就必须重定诗旨。此一方面的工作，较有成就的，一是郭沫若的《卷耳集》，译《诗经》情诗四十首。郭氏抛开一切传统说法，用“直观”的方法来认定诗旨。此一作法，郭氏自认为是“大胆”。二是俞平伯的《葺芷缭衡室读诗札记》，有六篇。他认为《国风》是各国民谣，不可当经典来读。三是胡适《谈谈诗经》和《周南新解》中的新解释。有些解释由于太过新奇，受到周作人的批评。各家认定的诗旨，皆从诗篇本文的吟咏、寻绎入手。这与朱熹、姚际恒的方法大抵相同。
其四，为了证明《诗序》的不合理，古代学者反《诗序》的著作，也被整理出来。如郑樵已亡佚的《诗辨序》，顾氏从各种典籍中将佚文加以辑集，于民国22年（1933）7月，由北平朴社出版。 王伯《诗疑》，久为学者所忽略，顾氏也加以标点，于民国19年（1930）由朴社出版。姚际恒的《诗经通论》，顾氏也于民国12年（1923）8月点校完毕。 这些反传统或反《诗经》的著作，所以受到民初学者的青睐主要是可以加强反《诗序》的力量。
《诗序》经民初学者的论辨、批判，在《诗经》解释活动中，虽不一定完全失去影响力，但可以想见的，《诗序》已不是解释《诗序》的唯一标准，而可以成为众多标准中的一种，甚至仅具参考价值而已。
注释：
〔1〕见毛子水：《国故与科学精神》，《新潮》第1卷5期。
〔2〕收入《胡适文存》（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29年），第1集，页440。
〔3〕见《胡适文存》，第2集，页2—6。
〔4〕见《文学论集》（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29年），页1—20。
〔5〕见《古史辨》（台北：明伦出版社，1970年3月）， 第1册，页41—42。
〔6〕见《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2号。
〔7〕见《古史辨》第3册，页382—401。
〔8〕见《国学月报汇刊》，第1集（1928年1月），页23—29。
〔9〕见《古史辨》第3册，页402—404。
〔10〕见《光华大学半月刊》，第2卷10期（1934年6月）。
〔11〕李繁訚之文，见于《励学》第4期（1935年6月），页69—83。李淼之文，见于《国专月刊》第5卷5期（1937年6 月），页68—69。
〔12〕见《学海》（南京）第1卷1、2、5、6期（1944年7—12期）。
〔13〕见顾颉刚辑点《诗辨妄》（北平：朴社，1933年7 月）卷首。
〔14〕王懋竑《朱子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说：“其于诗也，深玩辞气而得诗人之本意。”
〔15〕见《古史辨》第1册，页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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