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全面领导与科学领导
张志明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主任、教授
党的全面领导思想，是新时代中国领导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对于提升全党在新时代的执政本领和领导力，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那么，应该如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呢？
一、全面领导对新时代党的科学领导提出更高要求
2017年11月访美期间，很多美国学者评价说，近40年中国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巨大进步和影响力。这是从国外学者视角看到的改革开放40年。为什么中国能够在40年来一直做正确的事情，关键在党的领导，关键在党的领导的成功；今后要保证中国持续做正确的事情，关键依然是党的领导，关键在党的领导的更大的成功。因此，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是对党的领导提出的更高的要求。所谓党的全面领导是指，党既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同时肩负全面领导责任，要从过去不够全面、不够集中统一、不够有力的领导，走向全面的、集中统一的、坚强有力的领导。
这就需要澄清几个认识。
一是不能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误认为是回到了极“左”的领导方式。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一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就是又回到了简单拍脑袋说了算，就是决策随意、用权任性。这是对党的全面领导的极大误解。相反，党的全面领导是对科学领导、科学决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要求，即要求党的领导理念必须更加先进，要求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体制更加科学，要求党的领导绩效更加卓越，要求党领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更高、能力更强。
二是不能把党的领导简单等同于管理。现代领导科学把领导与管理作了清晰的划界，即领导是做正确的事情，管理是把事情做正确。领导者应该是师者。党的强大领导力和战斗力的提升，应该是党更善于用非权力领导力去驾驭和升华权力领导力的本领的提升。因此，新时代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绝不是要党包打天下，要党包办包揽一切，更不是要党代替人民当家做主，而是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做主。所以，一定要注意克服两种倾向，决不能因为担心党包揽一切就否定党领导一切，决不能因为担心代替人民当家做主就不再去领导人民当家做主，这在逻辑和法理上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更是有害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因此，党的全面领导的过程，应该是更好地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过程。民心是党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的根本标准，也是我们党是否成熟有强大战斗力的根本标准。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说过，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能够战胜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大炮加面包，就是因为中国不是蒋介石的中国，中国是人民的中国。而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对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赤诚和奋斗，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首先，测算各个指标的关联度，来确保上述构建的指标体系着实适用于因子分析法。对2016年京津冀区域上市公司债务结构7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降维操作，能够得出相关系数矩阵。通过矩阵所显示的结果，超过60%的相关系数都在1/2以上，其中还有一些系数高于0.85，因此能够看出选取的这七个指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指标之间互相具有一定的逻辑层次且包含足够的信息使用量，比较符合因子分子法的使用条件。
二、提升领导力的关键在顺应民心赢得民心
这种意义和启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权力斗争和争权夺利的权术，更不是皇权政治的统治术，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科学领导。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靠人数多、靠嗓门大、靠拳头硬来实现领导，那是国民党在大陆做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依靠的，一是党员质量的优越。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二是政策的正确。靠的是党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能力水平，靠的是党的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的巨大政治优势；三是自己的模范工作。广大共产党员、各级党的组织、党的各级干部，在贯彻落实党的正确政策时，能够做到率先垂范、以身示范、以上率下；四是靠说服和教育。也就是依靠党的巨大的群众工作能力优势，通过耐心细致高水平的群众工作，使人民群众能够正确理解党的正确政策与自己利益的关系， 从而使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命运与党的命运自觉结合在一起；五是让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执行。能够让人民群众把党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能够把党当成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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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不能把党的领导方式等同于党的执政方式。我们党在建党80周年之际提出两个历史方位转变的命题以后，一些人把“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变成了一个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简单化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一文字的简化带来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糊涂认识。首先是去革命化，即越来越对革命缺乏敬畏感，通过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否定革命的价值和精神，否定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其次是去领导化。仅从执政角度理解党的执政方式而忽视党对政权的领导，通过强调执政党建设和执政规律，否定领导党的提法，否定党的领导规律和领导党建设的价值意义。新时代我们党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就是要克服这种非此即彼的片面性，而同时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使党的全面领导的过程，成为党更自觉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过程。具体来说，一方面，要通过改革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实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保证党对政权的高效领导，这是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制度上实现“依法治国”的原则，以保证党对政权的有效运作，这是党能够领导和善于领导的基本保证。
表1可知，甲醇（100%甲醇）溶液做提取剂，苦杏仁苷平均加标回收率98.32%～107.99%，野黑樱苷平均加标回收率107.58%～117.60%，说明纯甲醇溶液能同时提取出样品中的苦杏仁苷和野黑樱苷两种物质。同时证实了 2.2.1中低甲醇含量的提取液中由于水的存在，使部分苦杏仁苷降解为野黑樱苷，如图 6，低含量甲醇溶液中野黑樱苷含量最高，苦杏仁苷含量最低，而纯甲醇提取液中只有苦杏仁苷，说明此样品中只含有苦杏仁苷成分。
党虽然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构，但党是执掌全国政权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因此，从党的执政方式考量，党的全面领导，应该是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善于运用一切制度安排和领导资源去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高效控制和强力影响。党的这种影响力是权力领导影响力与非权力领导影响力的有机统一。
那么，如何才能顺应民心赢得民心呢？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谈道，“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有更优越的条件，不必有更多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尽管毛泽东同志讲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时期党的领导权问题，但对于新时代如何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来赢得民心，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科学与西方领导学有质的不同，我们强调的绝不仅仅是党的各级干部的领导技能的“术”，首先是党的领导必须遵循的“道”，我们党要守住正道才能出新，才能真正提升自己在新时代的领导力。这个正道就是民心所向，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沧桑正道。
试验组设置6个浓度，分别为400、450、500、550、600、650 mg/L，每组浸浴15 min后放入保活袋中充入纯氧，于6 ℃生化培养箱中保活，5 h后取出放入清水中，观察存活数并记录各组的存活率。
这就真正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永远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要通过不断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不断增强党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三、党的科学领导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在长期和平建设时期，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没有了残酷战争的外部环境制约，没有了阶级斗争和运动整党的非理性方式约束，面对长期执政的考验，面对市场经济的考验，我们党怎么才能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管好党执好政，而不重蹈很多大党老党执政失败的覆辙。这是中国领导科学必须回答的历史性课题。由我国独特的政党制度和领导体制所决定，党的建设是一种修行，党的执政是一种修行，党的领导更是一种修行，修行的功夫和结果将直接决定党和国家的命运。这种修行实际上就是我们党最鲜明的自我革命品质，就是我们党善于通过自我革命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就是我们党善于首先做好自我监督、自我修复的水平，就是我们党善于实现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结合、实现自律和他律有机统一的本领。只有通过加强党的建设，使得自我革命的功夫到家，修得长期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纯洁性的正果，才有足够的道义支撑和能力资格赢得人民一直的拥护支持。
这就彰显了我们党在执政实践中领导科学、领导艺术、领导境界的特别重要性，彰显了党的影响力建设的特别重要性，彰显了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本领建设的特别重要性。这些重要性要通过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来实现，通过全面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来实现，特别是要通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来实现。对于从事党的领导和领导科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来说，使命光荣，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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