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革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1 [文献标识码]A
进入90年代以来，改革大潮遍及神州大地，改革业已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并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在改革取得丰硕成果的今天，我们回顾建国初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系列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的设想，对我们在新的形势下不断深化改革，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推向21世纪仍有十分重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历史背景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摧毁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个最大障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1956年底，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以及新政权和新的社会制度的稳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面对苏联模式不断暴露出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人民开始了变革的探索，试图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这实际上意味着对苏联模式的扬弃，标志着改革的初兴。这场初兴的改革，不是凭空发生或突发奇想的产物，而是有着错综复杂且极为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就主观方面而言，同全国人民一样，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加速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愿望十分强烈，心情十分迫切。“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要强盛起来就必须加速实现现代化。照搬苏联模式尽管在当时有必要而且有成效，但这对于像毛泽东这样具有伟大独创性的人物而言，肯定会感到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p235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炽热心情、对实现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神圣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加上曾经在成功地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胜利道路上的自信，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急欲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新道路。
就客观情况而言，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一五”计划的逐步进展，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一定搞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而苏联模式照搬到中国后，在发挥巨大作用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不少弊端，如：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不利于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趋向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大大缩小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等。这些弊端在当时已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956年2 月苏共二十六大后，随着“斯大林问题”盖子的揭开和苏联工作中错误的揭露，“苏联模式”的光环开始褪色。随后相继爆发的“波凶事件”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试图摆脱教条主义的统治和束缚、突破苏联模式，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风潮，表明新建立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有着不相适应的一面，新的社会制度和管理体制建立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问题、新的矛盾。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了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历程，在实践中试图突破苏联模式，对若干方面实行必要的改革，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二、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思想，是我们革命得以成功的指导思想，同样也是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认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成功地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继而顺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依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别国经验。但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p286）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 而是一贯倡导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如此，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设无疑要学习其它国家特别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毛泽东认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这一点是肯定的。”[2]（p401）“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 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2]（p285）“要有选择地学， 学先进的东西，不学落后的东西。”[2]（p345）对我国来讲， 当时主要是学苏联。“苏联模式”在当时有着十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一方面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发展道路自然受到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视；另一方面，由于各后起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方面没有经验，向苏联学习也是自然的事。但历史证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成功的经验当然要学，“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2]（p285）况且，在别国成功的经验，由于国情不同， 原封不动搬来也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王明的“教条主义”造成失误就是明证。因此，对那些“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正过来。”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这就从方法论的高度上确立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革的指导思想。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毛泽东从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改革的科学依据、内容和性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从而为其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长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毛泽东在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通过总结苏联经验教训和我国当时的情况，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从哲学的高度，解决了这一历史“难题”。
毛泽东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2]（p288），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2]（p372）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 存在着矛盾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2]（p373 ）虽然这一矛盾的内容同以往相同，但它们的性质却是根本不同的，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2]（p373）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还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2]（p374）相适应是基本的方面， 相矛盾是次要的方面。相适应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我们要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不相适应，说明存在不完善方面，由于“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2]（p374 ）正是这些矛盾及其解决，推动着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2]（p374）不断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方面和环节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革，使之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需要的过程。
三、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基本观点
在上述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目的、性质、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关于改革的对象，毛泽东从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指出这种矛盾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仍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是，这种改革并不是要完全改变原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无需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其性质是这种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目的就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不断进步。在改革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上，毛泽东反复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又进一步强调， “中国改革和建设要靠我们来领导”。同时，还要紧紧依靠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过程中，总结苏联经验教训，同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认识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束缚作用的，他的改革也就表现为对苏联模式的不断扬弃，其主要内容寓于他在探索过程中对若干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各种矛盾的措施与设想之中。
第一，改善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关系的思想。50年代中期，为了克服苏联“高度集权”的弊端，针对当时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集权过多、统得过死的状况，毛泽东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在保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地方的自主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对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毛泽东提出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并且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他认为“什么东西统统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2]（p273）从原则上讲， “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统一的，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2 ]（p273）因此，要在统一领导下允许并鼓励地方和企业搞一点“独立王国”，这样才能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与此相适应，要简化政府职能，政府不能包办一切。这种设想对于改善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无疑具有重大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叩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大门”[1]（p286）的最初尝试。
第二，改革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思想。对于企业内部，他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原理，注意通过改善人与人的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他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提出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与工人建立平等关系，要改革束缚群众积极性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提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建议。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探索道路进行理论反思时，进一步强调了建立平等关系、改善企业管理的问题，强调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这种通过改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从而促进生产力的思想，体现了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促进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为我国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三，“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一点“资本主义”设想。“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发现由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并不能满足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特别是上海、天津等地已出现了地下工厂、地下商场，更引起了他的深思。他开始怀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希望中国引以为戒。因此，1956年12月，在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等谈话以及和中央一些部门同志的谈话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些他亲自定名为“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其主要内容为：一是地下工厂，“要变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二是“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国营和全营企业）的作对，还可以夫妻开店，请工也可以”；三是“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工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四是“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会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总之，“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3]（p434）。毛泽东设想，这样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存在、互相弥补、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设想，无疑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提供了启示。
第四，尊重价值规律、克服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的观点。毛泽东针对1958年“共产风”过程中由陈伯达、张春桥等鼓吹的否定价值规律、反对商品生产的“左”倾错误观点，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的作用等思想。他认为中国商品生产很不发达，还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通过分析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他认为商品生产跟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跟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这就澄清了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同时，他还把社会主义计划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联系起来，提出了要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观点，克服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局限。他认识到价值规律的重要作用，认为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它可以培养和造就我们成千上万的干部，提出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工具，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等问题。这些探索和改革思想为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改变农村生产关系，改革农村管理体制、管理制度，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发展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提出了试办“托拉斯”作为改革工业管理体制重要措施的设想。在政治领域，他长期致力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鉴于苏联搞一党制带来的严重弊端，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既区别于苏联一党制，又不同于西方多党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积极探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各项具体措施等。
四、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出现严重失误的原因
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在实践中提出各种改革思想和设想来看，中国共产党力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但是光有良好的愿望并不足以避免曲折的出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没能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其改革的正确思想未能加以贯彻执行，而且经常出现反复。他试图克服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端，主张“放权”于地方和企业，然而却始终没能找到“收权”与“放权”的正确界限和标准；他曾怀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因此想引以为戒，在中国允许多种经济成份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允许长期发展商品生产，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因而在现实中走上了一条单方面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加速”推动社会主义公有制进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道路。毛泽东平生痛恨官僚主义、提倡人民民主，鼓励不同党派和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工作，但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并未通过较完备的法律形式确立起来，最后不得已走到事情的反面——依靠单方面发动运动来实现反官僚主义的目的，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他的改革思想多局限于经济体制内的改革，只是试图突破苏联模式的弊端，对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还未引起太多的注意。从1957年起，随着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扩大化及其滋生出来的“左”倾影响日增，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为标志，在实践过程中，毛泽东越来越背离自己原来的正确思想，因而在改革探索中发生了严重的失误，陷入乌托邦的境界，使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出现大的曲折。造成这次严重失误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其改革的基本认识前提和思路存在不足。毛泽东虽已察觉到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有弊端，认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前提认识不清，没有把这种模式同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不敢将矛头指向传统模式本身，只能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去谈改革。从总体上看，其改革思路是为了完善这种模式，而非另外构建新模式；因此其改革无法突破计划经济模式的框架，一些改革措施主要侧重于集权和分权的政策层面，没有深入触及体制问题，因而使其改革设想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
第二， 传统和历史的因袭和包袱过重。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造成小农意识，特别是农民平均主义的影响严重。因而在革命胜利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包围和1960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苏联撤走援华专家，撕毁一切经济科技合同与协定，对我国施加各种压力的情况下，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迫切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急切改变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历史境遇。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其“救世”心情更为迫切。而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对现代化阶段中国国情的认识出现了失真，加上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巨大惯性作用一时难以消解，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空想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论，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偏轨，改革实践发生了严重失误。
第三，当时党内个人崇拜的国家领导体制。民主革命时期，出于战争年代复杂艰巨的形势，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 明确赋予他具有最高领袖地位和最后否决权资格。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并没有滥用这种权威，他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注意听取各方面意见，很少擅自决定重大问题，没造成什么失误。但随着中国革命的一系列胜利，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英明象征地位在全党全国确立，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不断滋长。因而在其“左”倾思想不断积聚，一切对急于求成持异议者都被视为右倾、资本主义，任意改变党内的正确措施时，党内其它领导人也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这位伟大领袖。任何人在探索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会出现失误和偏差，但如果没有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国家领导体制，毛泽东的错误不可能为全党所接受并转化为全党的错误；全党就可能坚持毛泽东所提出的正确思想，而指出并纠正其错误之处，使其改革思想继续贯彻，现代化进程免受严重挫折和迟滞；但由于无法驾驭变革的过程，特别是由于未能解决好变革中必然出现的大量矛盾与问题，本来朝向进步的变革却演化成了难以收拾的局面。[4]
总之，由于时代和主观认识的限制，造成毛泽东的改革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并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不能不发生失误。但走出新路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前人的探索，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值得注意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革问题上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和有益的探索，这些为其后继者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5]（p264）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其实就是对毛泽东改革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回顾历经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不断探索、改革的历史，我们应该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方针，积极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地推向新的世纪。
[收稿日期]2000—01—09
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毛泽东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