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英雄”人物与“性”冒险的意义——大江文学的创新意识或探索者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索者论文,大江论文,创新意识论文,误区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大江健三郎第一阶段中期的文学，以当代青年的“性”为主题，描写了一系列“反英雄”人物的形象；之后，在“性的人”和“政治的人”的观念的规定下，大江健三郎的“性”冒险，反映了非同凡响的创新意识，但暴露了概念化的弊端，也给文学创作以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 反英雄 性的人 政治的人 日本当代文学 概念化
大江健三郎在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开始了小说创作。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即以“清新的感受”，描写当代青年在“被监禁、被封闭的墙壁里的状态”下的苦闷与不安，使他第一阶段初期的小说世界构成一个“奇妙”的和弦。〔1〕在以《死者的奢侈》和《饲育》为代表的小说世界里，充分显示了他的创作特色。在文坛内外的一致叫好声中，他只要沿着这条不算太窄的路继续走下去，肯定会有不小的收获。但是，从《看之前就跳》起，大江健三郎却一点点地偏离了这条路。在《我们的时代》中这种偏离已判然分明。这就是对文学作品中“性”的关注。到1963年《性的人》为止，以性为主题的一系列小说构成了大江文学第一阶段中期的主要特色。
众所周知，对涉性文学作品的谈虎色变，这是由于封建主义禁欲主义的影响与作祟。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完全根绝自然属性（包括所谓动物本能）的人是不存在的。做为人学的文学，当然是对这个统一体的艺术再现。所以，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或女娲做出那闷极思乐的举动之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学家不断地在这块禁区内外进行各种尝试。不要说那些国内外不朽的名著，就是那些专事性的渲染的作品，比如说《肉蒲团》等也都是这一尝试的结果。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人的社会属性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纯而又纯的无性文学和完全彻底的性欲文学都是荒唐无稽的。古今中外的大量文学事实都无可争辨地说明了这一点。面对封建主义道学家的禁欲，今天的文学必然要“破戒”（包括对人类文化心理积淀中的语言禁忌的冲击）。这是文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当然，对于“性”的描写，有严肃与媚俗之分。严肃文学从社会与人生的角度把握“性”，所以对人类文化社会心理层面的发掘是至关重要的；而通俗文学则往往从应和读者低级趣味的媚俗心理出发，所以对“性技巧”等的煽情效果的追求是自甘走向堕落的性文学不可或缺的。大江健三郎的“性”与后者是无缘的。
基于这个起码的认识，我们以为大江健三郎此期的创作有如下几个特色。
一、被占领的现实〈或〉“性的人”的发现
出生于1935年的大江健三郎，在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的小学时代所受的是国粹主义教育，紧接着又受到了战后民主主义教育。他幼小心灵中产生的混乱，直到成年后还不时困扰着他。大江健三郎的“墙壁意识”，就是他对他和同时代的青年的认识：失去了做为“皇国少年”为国牺牲的机会，被无可奈何地固定在战后“迟到的青年”的社会里。他们由眼前的“被占领”，思考着“败战”，“毁灭与屈辱”的二重感觉刻骨铭心。如果说“毁灭”是咎由自取的话，那么“屈辱”是什么？这就是大江健三郎的“墙壁意识”所折射出的象征。高大的美国兵和小小的日本孩子，胜利者和败战者……，这就成了《人羊》等“被占领文学”的基本构图。而从《看之前就跳》起，这一基本构图中又多出了一笔——娼妓、向外国兵卖身的女性。
以这种女性为情妇的大学生“我”，依然和初期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在“被监禁、被封闭的墙壁里的状态”下，受着挫折感和徒劳感、屈辱感的煎熬。
“总之，我认为，自从战争以来，日本人确实变得又老实又稳重了。他们绝对不发火。就是让他们在杜部河淹死也只是默不作声地看着。无论多么下流的动作都随客人的便。她那平平展展的乳房，一天到晚都在公开着。多么老实的国民呀。就是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给你去越南杀法国人的机会，你却连个回话都没有。你只是看着。不发火，就连跳跳脚的勇气也没有……”
不难看出，嫖客格普利埃尔的话，是对日本人——日本民族极尽蔑视。因为这之中有“你”和“她”做实证，所以，你只能有两种选择：或是默默地听着，再受一次侮辱；或是奋起反抗，为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挣回面子。可见，在“被占领”这个“墙壁”里，他们受到的是在精神和肉体两个层次上的屈辱。何况又加上人类意识中最隐蔽最敏感的“性”，这种屈辱感就显得更加发人深省了。在所有人类种族的集团意识中，“性”是最脆弱的一部分。如果对这一部分施加暴力或其它形式的攻击，就会令人猝不及防。其间的屈辱感也自然不比寻常，它让人难以启齿、无地自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江健三郎表现“屈辱感”的“性”和“被占领”的现实就产生了不同凡响的意义。遗憾的是，日本文学评论界一直没能从这个角度接受大江健三郎的这一发现。
《我们的时代》的主人公南靖男正是在这种屈辱中饱受挫折和徒劳的折磨。对于自己的情人所从事的职业，他无可怨恨。因为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一个必然手段。而屈辱还是屈辱，这也是客观存在的。
“噢，您来啦。”靖男不情愿地握住伸过来的手。
“你这是要出门？还是去散步？”
这句外国话不无滑稽地刺进靖男的耳朵里。散步，我把自己的情人让给你这个浑身长满金黄色硬毛的白种人，自己去黑夜里散步。在你得到快乐的时候，我要在街上象条狗似的到处乱窜，或者在小茶馆的角落里看书。（中略）
“赖子她在屋里吗？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喝点威士忌吧。怎么样？”
“谢谢。可是我已经系好了鞋带儿。”
“你的论文写得怎么样了？”
“论文？”
“就是那篇题为法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关系的论文呀。”
“啊，是那篇有奖征文呀。”靖男感到脸上一阵发烧，满心不快地说。
“发表了吗？”
“还没有。”
“祝你能入选。”
“谢谢。”
他觉得，在宽敞洋房院心的黑暗里和来会情人的外国嫖客悄悄说话，这让人看着很滑稽，也有点儿凄惨。
过长的引用已经可以说明被赖子称为“我的天使”的主人公南靖男的屈辱了。那篇“有奖征文”，是他和赖子同居几年来积极主动争取的唯一的一件事。因为如果能够获得第一名，就可以得到去法国留学三年的奖学金。“逃离日本的希望，逃离这混合着快乐与屈辱让人讨厌的生活的希望，逃离番红花味儿的洗涤液、五升精液、七三○五次向污水里的射精、微笑着老死、这所有的一切、反·行动的、反·英雄的生活的希望，靖男把这些都赌在这篇论文上了。”当这逃避现实的希望破灭的时候，还有唯一一个希望——“我可以自杀”，“我唯一的‘行动’就是自杀”！然而，自杀就是那么容易付诸行动的吗？
“我们知道自杀是唯一的行为，而且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我们。但是我们没有为了自杀而纵身一跳的勇气。于是我们只好活着，去爱去恨去性交去搞政治运动、去搞同性恋去杀人、去得到名誉。然而一旦突然觉醒，就会发现自杀的机会就在眼前，只要我们做出决断。可是我们都没有这种勇气，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遍地都是的自杀机会活下去，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这已经不是第一阶段初期所表现的苦闷与不安，而是对绝望的无可奈何。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此期的大江文学发展和完善了初期的主题。依然是对存在的关注，依然是日本当代青年的思考，依然是“我”这个主人公……但是，对人生、对社会、对爱情……的认识，却深刻了许多。平野谦说初期是“徒劳的抒情”，〔1〕那么中期则应该称之为“绝望的抒情”。挫折与徒劳、挫折与绝望，这其中的变化，无疑是大江健三郎做为作家不断成熟的标志。
到了1963年的《性的人》，在主题上也还是对同时代青年问题的思考。主人公J身上比较真实地反映了60 年安保斗争前后日本青年的心态。
……两千多年来人类把整个世界改造成橡皮圈围起的育婴室，把所有的危险都消除在萌芽状态！但耍流氓的可以把这个安全的育婴室变成猛兽出没的丛林。就象做祈祷的仪式一样，比如说手指触摸小女孩的腿，这动作哪怕只有一秒钟，他也要把自己迄今为止所建起的全部人生置于险境。
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无力左右社会政治、无力改变自己所处的现实。他们的虚无与颓废的根源就在于此。相对《我们的时代》的南靖男的向国外逃避，J 却向更小的圈子——“以自己为中心的性的小宇宙”里逃避。J等小说人物的一切行动：乱交、同性恋、 在公共地铁上耍流氓等，都是存在主义英雄——反·英雄人物对现实的一种反抗。这种反抗，由于目标的模糊性而显得那么盲目，那么无力。仿佛无头苍蝇在密闭的玻璃器皿内不停地向外撞，不知何时会头破（？）血流。
二、“性”与“政治”的对立〈或〉观念的更新与羁绊
其实，在大江健三郎这些以“性”为主题的作品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对当代日本社会现状和当代日本青年的基本设定：“性的人”和“政治的人”。这一对对应的概念带着很大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大江健三郎试图使他的观念具有更深广的社会意义。无论“我的天使”南靖男，还是J等，这些主人公都统统被规定为“性的人”。 大江本人在《我们的性的世界》里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
政治的人以他人为对立面，才得以开始成立。其终极目的在于或把他人做为对立面，或让对立面灭亡。围绕着政治的人的这个宇宙，充满他人、只有异己。
与其相反，对性的人而言，这个宇宙没有异己、没有他人。性的人不相互对立，只是同化。〔3〕
大江所说的“只有他人”的“政治的人”和“只是同化”的“性的人”作为一组对应的概念，仿佛同于劳伦斯笔下的“白天的孤独，夜晚的同一”。大江健三郎的基本构思是要把“性的人”和“政治的人”作为对应的，从而把价值观的标准简单到两个层面上。当存在着“绝对者”的时候，政治的人就不能不“窒息”，性的人“象牝性从属于强壮的牡性一样”接受它。现代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宇宙就是由这两者构成。把这种“牝”与“牡”的比喻，放在国家的水准上，就可以替换成“日本”和“美国”：
国际上的势力关系，也可以把一个强大的国家看做政治的人的国家、把一个弱小的国家看做性的人的国家。
我认为，现代日本这个东洋国家，简单说来在安全保障条约体制的基础上，正在逐渐变成性的人的国家。所以，现代日本人有政治的人的志向是无意义的。
美国是强大的政治的人的国家，日本是弱小的性的人的国家。由此自然引出了“现代日本的青年是性的人”的定义。在“安全保障条约体制的基础上”——“被监禁、被封闭的墙壁里的状态”下，无论你有多么坚定的“政治的人”的指向，由于没有付诸行动的可能，所以最终只能起到“性的”作用。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政治格局中，日本的青年绝对没有成为“政治的人”的可能。这是大江健三郎对日本社会现实的基本认识。因此，他为自己确立的创作目标是：
我要描写日本的青年普遍存在的停滞（现象），坚持以性的意象创造出客观现实的日本青年形象。
我要描写的是停滞者的不幸，尤其是停滞的青年的不幸。自不待言当然要写做为现代日本性的人的青年的不幸。
这些当代日本的青年形象，就是《我们的时代》中的南靖男、南滋等“不幸的青年”，《性的人》中的J、以及其他人物。 所谓“停滞”，是指被扼制了的积极进取的意欲、或自由发展自己的可能性。在这种不无强硬的规定下，大江文学第一阶段中期的人物，无疑都要带有时代综合忧郁症的痕迹。
在《看之前就跳》中，只是看着却不能跳的“我”的悲哀是与受屈辱的性的意象联系在一起的。唯其如此，才更能显出这悲哀的社会认识价值。然而，主人公却有忍无可忍的反抗：
我从背后靠近他，用变得沉重的大拳头向他的后头部狠狠一击。他慢慢地前倾，静静地向2米开外的沼泽地栽去。
这有力的一击，在大江文学中确实是难能多得的。如果继续发掘这种感觉，也许会有另一番景象。可是，也正是在此前后，大江健三郎注意到从屈辱中找到“性的人”的可能。
在《我们的时代》中，唯一的希望破灭后的“我的天使”南靖男的绝望也是与屈辱的性的意象紧密相关的。唯其如此，才更能表现出作者对绝望的无可奈何中的悲喜剧情绪。
“我的天使，我的天使，请你回来吧。阳萎也有办法治好。你不和我一起睡也没关系。好啦，可别抛弃我呀。”
“别碰我！碰我就杀了你。”靖男激怒地说，“你这个臭不要脸的婊子，不许叫我天使！”
一瞬间，巨大的黑影笼罩住他们。接着一声不响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向对面的楼梯处走去。靖男就像性交后一样在浑身极不自在的虚脱中疲惫不堪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就连我们的上帝耶稣在受到屈辱时也发出过“noli me tangere！ （别碰我）”的吼声，“我的天使”的愤怒也应在情理之中。
在《性的人》中，J为了从“性的”立场上脱身而出去行动。 《性的人》前半部描写了主人公J 要在现存的社会秩序中建立“性的小宇宙”的尝试和失败，后半部把个人自身做为反社会的存在向现存社会秩序的壁垒挑战。前半部是通过村子里的孩子的眼睛，而后半部则以城市居民的视线为视点，使这种性倒错的行为更具有反·英雄的存在主义的特色。
……少年像小野兽似地连滚带爬躲避着，猛地站起来边跑边愤怒地喊：“我都看见了！我都看见了！”
在愚钝的少年眼里，J等的乱交、同性恋等的反·正常的性交涉， 更突出了反·社会、反·道德的意味。当然，“少年的眼睛”又不同于一般现代小说的视点，它只起到把本来应该很隐秘的J 的“性的小宇宙”撕开一角的作用。
耍流氓的人虽然对被发现、被惩罚怕得要命，但是如果没有那伴之而生的危险的感觉，他们的快乐也就变得寡淡无味含糊不清，最终落得一无所获。禁忌保障走钢丝的得到冒险的快乐。一旦耍流氓的平平安安地如愿以偿，那么在一刹那安全的结果就会把这一整个紧张过程的革命性意义一笔勾销。最后他们就会发现，因为没有任何危险，所以至今自己的快乐所隐藏的做为动机的危险的感觉不过是虚假的。也就是说，刚刚尝到的快乐本身就是虚假的。接着他们不得不再次开始那颗粒无收的走钢丝，直到不久他们被当场捉获，他的人生陷入危机，迄今为止的虚假的尝试全都结出了真正的快乐的果实……
这是后半部对在公共场所“耍流氓的人”内心世界的素描。受虐狂般的性愿望是主人公内心封闭的世界“虚无”与“孤独”寻求出路的唯一管道。宣称“这个宇宙没有异己、没有他人”的“性的人”，在对“他人”的性骚扰中寻求“冒险的快乐”。其中理论与实际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且不说，就是所谓“革命性意义”的行动也只能以反·社会、反·道德的性的方式来实现，最终无法完成向“政治的人”的转换，只能得到“受虐狂”受虐后的“快乐”。这是小说主人公的悲哀，还是小说作者的悲哀？对此，大江健三郎本人在《所谓困难的感觉》中有深刻的反省：
我要从性的侧面把握人物形象，我选择了最适于这一攻击方法的一群人，并称之为“性的人”。这当然决不是错觉。错就错在我要综合地把握“性的人”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野心，是否应该称之为想当哲学家的野心呢？一个小说家，综合处理一种类型的人、或一种观察人的方法类型，并就此写出所谓概论，就我而言是写出性的人概论，这是不可能的。我顽固坚持综合小说这一错觉，想把挖空心思的所有“性的人”都引到小说世界里。这给了我几个月苦涩的努力，最后无功而返。我决心转换方向。〔4〕
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一种人物，并把这种类型的人物变成文学形象，这是古今中外各种流派的小说家都为之尽力的。现实主义文学理念，就是发现或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大江健三郎的文学追求当然不是纯粹的现实主义，但是在这一点上却与现实主义有相通之处。而把这种文学追求绝对化，即“综合地”或“概论”式地把握社会现实人生，则有以观念性冲淡抒情性的可能。〔5〕这也就是观念化、 概念化或主题先行的致命伤。你可以苦心孤诣地在典型环境中营造典型人物，但是你“苦心孤诣”中的公式化、概念化、主题先行的陷阱正等待着你自投罗网。大江健三郎苦恼的根源正在于此。其实他的苦恼已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因此，我们可以说，大约从《我们的时代》到《性的人》，大江健三郎走了一大段弯路，他当真尝到了一个“走钢丝的得到的快乐”。
三、梅勒的影响〈或〉“走钢丝”的冒险
大江健三郎是个求新意识极强的作家。正像第一阶段初期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开始文学创作一样，他第一阶段中期的“性的冒险”也受到了世界当代文学的直接影响。梅勒的“二十世纪后期的小说主题只有性”使大江健三郎为之所动，并身体力行以文学实验的形式开始了一系列尝试。这就是从《我们的时代》到《性的人》的长中短篇小说。
文学作品以什么为主题，这是历代文学家所苦苦追求的。文学发展到20世纪，可以说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换而言之，能够写的几乎都被写过了。所以美国当代的一些年轻作家在刻意求新的文学追求中产生的危机意识也是可以理解的。年轻的大江健三郎从中找到了共鸣，也不是偶然的。但是，不管哪国哪朝哪代的作家，都只能是在某个题材或主题范围内有所突破、以至达到或接近登峰造极，然而这也只能是“写过了”，而不可能是“写完了”。只不过对今天的文学家来说，要想在本来就不很宽阔的文学园地里耕耘并留下可以传世的一粒“种子”，已非易事。由是观之，梅勒等人的“宣言”，虽然似乎有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广告”之嫌，但对新文学的渴望以及由此而生的危机感却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这是理解大江健三郎受其影响的关键所在。
文学作品与人类的性有着不解之缘。因为文学是人学，而人与性无论是在个体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上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封建道学家的“无性”文学恰恰是对真正的文学的反动。但是，正如俗语所谓人有七情六欲，“性”只能是人的所有属性中的一种，以一“性”之偏而盖其它六情五欲之全，显然无异于螳臂挡车。
其实，在大江健三郎的创作伊始，就显现出对“性”的一种近似于童稚般的好奇心。在《死者的奢侈》里，“我”即有了少年（不是青年）对异性的视觉体验：
俯着身子的学生直起腰，我看到了刚才被他的白衣挡住了的少女敞开的性器就在眼前。它紧绷着，洋溢着水灵灵的生命力。它坚韧充实，也不失健康。我被吸引着，以近似于爱的情感看住它。
你已经勃起了吧。
我害羞地从那儿移开视线，回头看水槽里的尸体……
在《饲育》中，被俘的黑人兵和少年们“古朴的水浴”，使这个发生在偏远山村的牧歌少年的故事增加了几分雄浑悲壮：
忽然，我们发现了黑人兵那英雄般威风凛凛粗大茁壮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妙无比的性器。我们在黑人兵的周围互相碰撞着身子闹哄起来。黑人兵握紧他的性器就摆出公山羊发情时的剽悍姿势嚎叫起来。我们笑得流出泪水，把泉水泼向黑人兵的性器。这时兔唇儿光着身子跑开，从杂货铺的院子里牵来一头高大的牝山羊。我们大伙儿都为兔唇儿的机灵拍手喝采。黑人兵张开桃红色的口腔咆啸着，从泉水里一跃而起向山羊冲去。兔唇儿拼命摁住山羊的头，黑人兵那黑淋淋八面威风的性器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殊死搏斗，但是却没能像牝山羊那样得心应手。
被俘的黑人兵的性器具有象征着人类原初生命力的意义，这里的性与正常生活中男欢女爱无涉。通过少年的眼睛“看到的”黑人兵在洗浴时的模拟式人兽交合的场面，充分显示了大江健三郎对性的描述决不限于一般的意义层面上，而是以这种典型的形式把神话的情感注入到《饲育》之中的艺术追求。
在《人羊》中，使“我”们受辱的导火索——妓女，以及《别人的脚》里护士为患者搞“清洁”——手淫等，都有相当明确的性的指向，并为作品大主题的完成提供隐喻的意味。可见，大江文学第一阶段初期作品中这些适度的性描写，不仅不会使某一部出色的作品褪色，而且还能使其内涵外延得到一定的扩展，从而增强艺术感染力。
但是，当大江健三郎有意识地把“性”作为小说的重要主题来把握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首先是性方面词汇泛滥：
火车像嚎叫的强奸犯，钻进沉默的东京这个生殖器官里，依然嚎叫着。镶着猥亵的蔷薇色花边儿的云，从东京清晨的伤口向外扩展开来，仿佛溶入精液里的一滴血。
从四国乡下来东京的《迟到的青年》（1962）把东京比作女性的性器官，其用词之大胆比喻之狂放，确实令读者咂舌。因为这近似“裸露癖”的描述与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的背道而驰，所以受到文坛内外的一致抨击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当时大江健三郎本人却以“走钢丝”的勇气，坚持自己的实验。他在《〈我们的时代〉和我自己》的随笔中把自己文学中的“性”与即成文学——被他称之为“老人的文学”的“性”加以对比：
A 老人们表现性的时候，避免直接的、具体的性词汇， 用所谓美的词汇暗示性，从而唤起读者性的印象。
B 对老人们来说，性是闭锁的、是一个自我完结的行为， 性本身是具有美的价值的一个存在。他们创造这种存在就达到目的。
但是我却与他们方向相反，想要让性运动起来。
A 我自己表现性的时候，频频发出直接、具体的性词汇， 几至滥用。我不是暗示性，而是暴露性，唤起读者的逆反心理。
B 对我自己来说，性是向外敞开、向外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性本身不是具有美的价值的“存在”，它是作为通往另一个“存在”的管道、作为“反·存在”，而成为小说的要素，我为了达到我自己的目的而以此为出发点。
这篇随笔写于1963年，大江文学第一阶段中期创作已近尾声。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大江健三郎对自己此期创作里涉“性”部分的总结。大江健三郎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性用语，是作者表现主观意识的符号，它象征着一个处于青春发动期的作家封闭的内心世界。这既是对主观自我的确认，又是唤起屈辱、挫折、徒劳等感觉的本能冲动。结合他的创作实践，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不管大江健三郎本人为自己的创作提出多么高的要求，做出多么严格的规定，处理文学中的“性”或把“性”作为文学的主题都不是易事。这无异于“走钢丝”里最细的那一根，所以看客在赞叹“杂技演员”的冒险精神的同时，发出几声惊呼也在情理之中。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正面接受当时那些来自方方面面的对大江健三郎的警告了。
其次，文学中的性或人类生活中的“禁忌”不是一天形成的，更不是由哪个人规定的；所以，不可能由某一个人在某一天里把性和文学完全摆平或把“禁忌”一下子打破。而文学自有文学的“禁忌”，也就是文学自身的规律。因为它是文学园地里的自然法则，所以你若完全无视它的存在必然要受到它的报应。比如说，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强调了大江文学第一阶段中期发展和完善了初期的主题，平野谦说初期是“徒劳的抒情”，而中期则应该称之为“绝望的抒情”，这其中的变化，无疑是大江做为作家不断成熟的标志。从文学作品的主题取舍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在人类所有的文体中，主题性最明确最深刻的莫过于“口号”。而这种“明确”与“深刻”恰恰是真正的文学所难以容忍的。当一部小说的主题观念性淹没了叙事抒情性的时候，这部小说的生命力也就完结了。说大江健三郎此期创作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再次，向外国文学学什么？从大江文学第一阶段初期创作来看，他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接受是比较成功的，其关键在于不仅仅局限于思想理念的亲近，更侧重于叙事文体转换的探求。〔6〕可是在第一阶段中期，大江健三郎轻松地抛弃了初期的成功经验，经过几年的“苦涩的努力，最后无功而返”。应该强调的是，这一教训是沉痛的。
总之，通过以上粗略的分析，我们似乎能够理解大江健三郎以《我们的时代》和《性的人》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了。荒谬世界的主人公不分时地滥施他的“个人暴力”——没有一定目标的反抗和复仇，而无视既成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责任。这即是对梅勒《白色黑鬼》（1957）等的效法，也是向“太阳族”的退化。对于一个处于青春发动期的作家来说，从时代的苦闷空虚中寻找出路，性的扭曲和政治的毁坏是最好不过的突破口了。但这种渲泄排遣方式毕竟很难满足人们再筑生活的向往。我们担忧它的美学价值的原因正在于此。大江健三郎为这一实验付出的代价太大了。〔7〕
30多年后，大江本人对第一阶段初、中期的反省更加深刻：
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那是脱离现实仅靠才能的创作。所谓才能说起来很可笑，就是只看看书，然后把从中学到的东西用于自己的创作，即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式的作家。所以，我想若按这种方式写下去，肯定会走进死胡同，这是毫无疑问的，那样也许二十多岁我就辍笔了吧。〔8〕
可见，“脱离现实”、“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这是文学创作的大忌，是导致文学走向公式化、概念化、主题先行的“死胡同”的根本原因。大江文学第一阶段后期的创作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负面参照。
注释：
〔1〕笔者《“被监禁状态”下的苦闷与不安——大江健三郎第一阶段初期小说试论》，见《海南大学学报》1995年4期。
〔2〕平野谦《〈大江健三郎全作品Ⅰ〉解说》，筑摩书房， 1965年。
〔3〕《我们的性的世界》，见随笔集《严肃的走钢丝》，1965 年3月，文艺春秋新社。
〔4〕《所谓困难的感觉》，见随笔集《严肃的走钢丝》，1965 年3月，文艺春秋新社。
〔5〕江藤淳《大江健三郎的问题》， 见新锐文学丛书《大江健三郎集》解说，筑摩书房，1960年。江藤淳认为，大江健三郎此期的创作“观念与抒情完全离婚，正开始一点一点地褪色。”
〔6〕同〔1〕。
〔7〕笔者《人·存在·历史·文学——大江健三郎小说论纲》， 见《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2期， 或《个人的体验〈导读大江健三郎小说论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6月。
〔8〕大江健三郎《灵魂与表现——三十八年的文学生活》， 见《读卖新闻》1994年10月14日早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