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流动范式：当代移民研究的理论转型及其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移民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6)07-0079-10 人类迁移是20世纪最具社会历史影响力的现象，也是21世纪对社会治理构成重大挑战的议题。从全球范围而言，工业化和全球化快速地改变着人口分布格局，“流动”已经成为最鲜明的世界图景①，其在某种程度上就像Castles和Miller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移民的时代”。②2013年，世界移民数量已达到2.32亿，且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③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更是在内部和外部人口流动上表现出极大的活跃性。“十二五”期间，中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800万人，到2014年末达到2.53亿人，预计2020年将逐步增加到2.91亿，年均增加600万人左右。④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移民来源国。截至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23年增长了128.6％。⑤与关注静态的社会事实不同，伴随着迁移的全球化、加速化、差异化、女性化、政治化等新趋势，移民理论致力于在新的经验条件下重新理解人口迁移的复杂性、交互性、情境性以及多面性。本文试图厘清移民理论发展的主要轴线，批判性地检视当代移民理论的转型进程及其未尽的理论讨论，从而为中国流动人口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一、理解“流动性”：跨学科的移民理论及其分析维度 移民(migration)⑥是一个“超常规的复杂现象”⑦，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进程，其最大的特点是发生一种与人类生活相关的环境转变。从这一意义来说，“移民”通常意味着放弃一种社会设置，而进入另一种较为不同的社会设置。构成“移民”的基本条件就是发生某种空间性的流动，并且以重新定居为目标。因此，移民是一种特殊的人口流动形式。 “流动性”是移民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如果我们接受Everett Lee的经典主张，将“移民”仅视为一种“永久或者半永久的居住地变更”，那么这可能阻碍我们对移民“流动性”特征的完整理解。显然，我们可以从更多侧面来把握“移民”的特点：(1)从流动的时序性上来说，与单次的人口事件(例如出生或死亡)不同，一个人能够多次移民，并且经历不同的时间段、跨越不同的地域分界。(2)从流动的社会影响来看，移民带来的环境转变可能破坏甚至撕裂原有的联系，也可能增强原有的联系。⑧(3)从流动的构成要素上来说，移民至少包含四个基本要素：一是流出地/来源地，迁移者从那里离开并且被视为移出者；二是流入地/目的地，在此形成了新的居住者；三是迁移的间隔和周期⑨；四是Lee所特别强调的，移民还天然地包括具有阻碍性的干预设置。⑩相比起早期的移民理论奠基于人口流动的自发性，当代移民研究则开启了一个对公民身份考察的“后马歇尔时代”(Post-Marshall Era)，关注迁移的阻碍以及公民身份对外的排斥面向(成员与非成员之间的边界)。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移民的研究对象基本是以二分的方式出现的——跨国移民/国内移民、临时移民/永久移民、合法移民/非法移民、自愿移民/被迫移民等等。 整体而言，移民研究与现实中更迭出现的移民潮紧密相关，它在根本上聚焦于探索个体和社会身上所表现出的“流动性”(mobility)。如果以19世纪80年代莱温斯坦的《迁移法则》作为移民理论的正式开端，那么百多年来，移民理论始终在不断变迁的社会现实中致力于去理解和解释这种流动性的形成、变化及其后果。通过采借不同学科的理论视角，移民理论已经成为了一个多学科交织互动的存在。(11)一个基本共识在于：人口迁移并非简单发生的，而是被生产、被模式化的(12)，跨学科的移民理论应当共同揭示出移民发生和模式化的深层机制。移民研究在研究问题、分析单位、主流观点以及理论假设上的学科差异，带回了不同侧面的经验现实：经济学使我们看到人类迁移的偏好及其影响；人类学引导我们发现移民网络和共同体形成中的文化奥秘；社会学强调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探讨移民融入和社会排斥的问题；人口学展现移民定居的“空间”维度；政治学更多理解国家以及公共政策的重要性；历史学在长时段中描述移民现象；而法学则在合法性、权利以及公民身份等问题上有更多的探究…… 多年来，跨学科的移民理论始终缠绕于不同层面“流动性”的困惑。比如微观上，移民个体在传统理论中服从“成本-收益”的决策模式，但是为什么人们在明显有利的条件下却没有移民?中观上，网络、群体、社区的内在资源通常具有典型的地方性，社会关系使大众具有一种相对的固定性而不倾向于迁移，可是为什么现实中却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体迁移?宏观上，自由流动被视为一种正当的权利，可是为什么接收移民的制度体系却往往是紧缩和选择性的?正是对不同层面移民流动性的聚焦和讨论，移民理论在整体上形成了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分析维度，Thomas Faist直接将其称之为移民理论的三种主要类型。(13)
微观层面上的移民理论，主要以个体或家庭为基本分析单位，聚焦于寻找移民背后的微观因素，试图揭开个人和家庭进行迁移决策的规律，并聚焦于识别迁移行为发生的条件和影响因素。微观层面的移民理论依赖于一系列个体决策模型的建立，以经济学移民研究中的成本收益理论、移民影响理论为主导，围绕价值、需要、期望等核心概念来分析个体/家庭在迁移决策的偏好。与经济学不同的是，人类学移民理论的微观分析将文化与迁移行为的关系带入讨论，在个体决策模型中增添了非经济因素(比如文化身份的归属、道德等)。 中观层面上的移民理论，主要以社会阶层、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为基本分析单位，聚焦于关注社会性要素对于迁移、定居、适应、角色转型的特殊影响。对于移民而言，社会关系既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也是可被利用于迁移、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资源，比如基于交换的义务以及互惠、团结的规则等。中观层面的移民理论以社会学的结构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关系理论等为基础，将理论的关注点从行动者自身转向行动者之间的社会联系。同时，它试图在中观层面整合个体与社会、微观与宏观、行动与结构——当社会联系通过一系列机制被模式化后，其本身就会成为新的结构性要素。 宏观层面上的移民理论，主要以国家和世界体系为基本分析单位，聚焦于移民社会融入、移民控制、移民政策、移民体系等问题。宏观层面的移民理论将移民研究从微观、中观的视角拉升至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宏观分析上来，关注到宏观层面人口迁移的“社会-空间模式”(比如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规则体系以及资源与机会的整体分配。特别是政治学和法学的宏观移民理论较多地采取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的理论路径，在跨国移民的相关研究中聚焦于跨国界的公民身份(14)转化和衔接的问题，背后指向的是民族国家在促进、控制、形塑“移民”过程中的角色。(15) 跨学科的移民理论在微观、中观、宏观的不同层面上讨论“流动”与“不流动”的原因与机制，但在实际研究中也并非是截然对立和分离的，而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多层次的分析方式。不过，相较于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分析，中观层面的分析仍然是相对缺少和模糊的。在以往研究对移民决策和机制的考察中，关系属性经常遭到抛弃。在经济学眼中，看似非经济的理性同样服从于经济理性的准则(16)，社会关系、象征关系在理解复杂的“流动性”问题中的作用还未充分显现。 二、新流动范式的兴起：当代移民理论的转型 19世纪末期，Ravenstein提出“迁移法则”(17)来回应同时代的法雨(William Farr)所认为的移民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的观点，从而正式拉开移民理论的序幕。无论是E.G.Ravenstein和E.S.Lee所代表的经典移民社会学理论，还是W.A.Lewis和M.P.Todaro所代表的经典移民经济学理论，都在日趋复杂的社会现实中面临简单描述和过度抽象化的缺陷。正是针对理解流动性的理论局限，20世纪后期的移民理论开始跳出Revainstein的“个人迁移模型”，逐步吸收结构、批判、历史、全球主义的要素，在新的经验条件下展开理论重构。特别在过去的十年间，社会科学在更大的流动研究(mobilities study)中兴起了新的研究取向，倡导一场与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的流动特质相匹配(18)的知识革命——“新流动范式”(new mobilities paradigm)。(19)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新流动范式在理解“流动性”上具有诸多新特点：主张“关系”取向的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主张超越以往的学术争论并实现跨学科的知识合作；主张对流动展开规范性的理论叙述等等。新流动范式影响并形塑了当代移民理论转型的基调。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不同维度来分析移民理论迈向新流动范式的这种转变： (一)自决的个人：从新古典经济学到移民新经济学的微观解释 在微观层面上，经济学理论广泛地被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借用来理解移民动因，其主要来自经济学两大流派的竞争：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和移民新经济学(Migration New Economics)。新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50-70年代在解释移民动因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流派，对后来的“推-拉模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代表人物包括Brinley Thomas，W.Arther Lewis，Michael Todaro以及Larry Sjaastad等。新古典经济学将移民视为区域劳动力供需差异的结果。换言之，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移民是劳动力剩余区域(也即边际生产率接近0)所发生的自然均衡(20)机制，这种平衡机制的形成在微观上依赖于个人为了最大化期望收入(21)而自发进行的成本-收益决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移民研究中产生了与新古典经济学较为不同的“移民新经济学”流派，以Oded Stark、Edward Taylor等人为代表。(22)移民新经济学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对完全、自发市场的假定，认识到资本和财富市场可能是不充分的。移民新经济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社会网络的功能，以及影响移民的非经济因素，认为个体决策并非是新古典经济学笔下绝对和必然的自决。这两种理论解释的差异在于：微观层面的移民动机究竟服从于个体偏好还是集体偏好?究竟出于绝对的经济利益追求还是出于非经济因素(比如对相对剥夺感的补偿(23))?移民新经济学的出现带来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对话与合作，更多地看到了个体效用形成的规范和信仰基础及其实现的社会文化条件。同时，在移民决策的问题上带来了全新的提问，比如个人在移民的决策上是如何将群体规范内化并按其行事的?那些通常视为影响移民决策的重要因素(收入、差异、就业机会、对家庭的忠诚和承诺等等)对移民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 (二)隐藏的平衡：从“推-拉”理论到关系取向的中观解释 移民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揭开模式化或结构化的迁移模式，也即探索移民现象背后看不见的“平衡机制”。(24)在经典“推-拉”理论中，大规模的移民群体被描绘为对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充分敏感的主体，预定了流动的自发性。在由Lee以及新古典均衡理论(25)所阐述的“推-拉”理论中，移民产生于促进移民倾向和阻碍移民倾向两股力量之间的竞争，移民因此具有可预测的替代和保障的平衡功能。 聚焦于从中观层面进行解释的网络理论和移民系统理论，表现出对“推-拉”理论的批判和抛弃。他们认为“推-拉”理论尽管看似在处理能动个体的问题，但是他们却未真正将能动的个体放在理论建构的中心，强调的是人类行为的惯性而非选择。由于忽视迁移动因多层次、多方面的原因，“推-拉”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明显有利的条件下却不移民?(26)网络理论和移民系统理论的共同点在于认为：所有的移民都需要在更大的关系语境中加以考察。尤其应当留意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对于移民动机和社会整合的特殊作用，关注移民社会生活的深层组织方式。“移民系统理论”改变了单一选择结构取向或行动取向的理论偏好，采取多层次分析的取向，在理论上突出微观个体/家庭的期望与偏好、中观社会网络与宏观结构体系之间的相关性。Douglas Massey和同事发展出的网络理论，将移民新经济学融入到社会学中。他们认为：“移民网络是人际关系的集合，其通过亲属关系、朋友关系以及共享的社群身份将当前的移民、早前的移民以及在原籍地和目的地的非移民连接起来。这些联系的存在被认为能够降低成本、提升利益，并减轻迁移的风险，因此会增加迁移的可能性。”(27)这一观点实际与近些年来移民研究者所观察到的“亲友效应”(friends and relatives effect)、“链式迁移”(chain migration)(28)、“繁殖效应”(immigrant multiplier effect)(29)、“家庭的空间扩张性”(spacial expansion)、“三重市场需求理论”中“族群聚集区”等都具有共通性，社会网络无疑是移民嵌入新社会-经济结构并维系均衡性的重要资源。因此，蒂利(Charles Tilly)更加明确地指出“网络会迁移”(30)，网络才是更合适的分析单位。 (三)共享的公民身份：从移民控制到规范性理论的宏观分析 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欧洲，几代移民研究者都将“移民”视为那些迁离家乡，面对痛苦融入过程的群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通常对“外来者”是拒绝和排斥的，移民通常被视为对国家建构、既有社会秩序产生负面作用的存在。亨廷顿更直接地说：“在当今世界上，对社会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来自移民。”(31) 在新流动范式的导向下，移民研究不仅仅对过往和当前现状进行事实描述，同时也围绕“流动正义”、“流动权利”和“流动能力”等概念展开了规范性理论叙事，并主张对移民现象进行积极干预。一方面，与成员身份相关的排斥/包容议题被持续关注，特别看到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世界体系的权力格局对成员身份获得所造成的限制。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看来，移民劳工依据人力资本的差异被挑选进经济体内，现代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分化倾向，产出了沙漏型经济，低端就业的放开，而中间则没有什么机会，皮耶较早地提出了双元的劳动力市场(32)，而艾勒占德罗·波特斯和罗伯特·巴赫则进一步提出了“三重市场需求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则为移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球性和批判性的视角，也弥补了微观移民理论忽视历史性、结构性要素的缺陷，突出地反映政治-经济权力和资源分布的不均。另一方面，移民逐渐被视为一个平等和正义再分配的过程，而非简单的人口流动。(33)由于不同政治-文化传统带来的政府对移民限制的偏好，“国家”由此被带回分析的中心。从移民政策上来看，导向“跨国公民身份”的社会政策取向开始形成，反种族主义和反歧视的保护性政策以及转向移民政策全球化的声音不断出现。与移民控制和早期所理解的“移民融入”(34)皆不同，当代移民政策所引导的并非是一个旧身份不断消解、新身份建立的过程，而是强调多元身份共存。因此在社会政策上特别强调一种“共享型”的制度框架建立，也即无论移民在归属和认同上存在何种差异，都能够通过机制的保障而使他们有效地参与到他们所生活的地方的各个方面。 三、当代移民理论的持续论争及其价值纠葛 在新流动范式的倡导下，当代移民理论开始走向理论转型并突出地表现出一些新的分析性特征：在微观层面展开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对复杂的移民模式展开多因素的理论分析；在中观层面引入关系取向的理论视角，重视移民所嵌入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规则；在宏观层面突出对移民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反思，倡导流动正义和流动权利。不仅如此，移民理论的转型还带动了研究方法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革新。越来越多的研究将时间轴扩大至对全周期的考察，从而为移民研究建立一个长时段的分析框架。(35)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进行跨文化、跨国界的比较研究(36)，从而使移民研究能够回应更多的地域差异性。 尽管当代移民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呈现出迈向新流动范式的转型特点，但严格来说还未真正形成新的理论范式。因为按照科学社会学家库恩的理解，“范式”是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共同体在研究准则、理论架构、概念体系、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37)然而，当代移民理论内部始终充满争议，甚至在研究对象、分析单位、分析路径以及价值取向上难以获得基本的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研究范式转型的困境： 首先是研究对象的争议。对于何以构成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即何以构成“移民”，出现了“地理空间转移”与“社会-文化空间转移”之间的争论。传统移民研究对于研究对象的选择基本上是以“地理空间转移”为前提的，不过这种共识不仅遭遇了其本身操作化过程中模糊性的挑战(38)，也遭到了来自“社会-空间文化转移”观点的争论。地理空间的转移和社会空间的转移可能是分离的进程。一些学者认为迁移必须包括居住形式的改变，比如从乡到城的迁移，而城市之间或者农村之间则不算(39)，不跨越社会设置的地域流动只能算作“迁居”而不是“移民”。在Bello Feitosa等人那里，定义“移民”最基本的要素在于“生活条件的变化”。(40)在跨国移民的研究中，对于“移民”单向度转移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主张用“跨边界移民”来替代“移入移民”。跨边界移民的日常生活依赖于国家边界之间多方面且持续的联系，并且他们的公共认同建立于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社会文化空间之中。一个潜在的理论假设认为，国际移民所牵涉的不仅仅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切换，而且是超越民族国家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跨国社会空间。跨国移民研究表明：不仅在同一个地理空间能够形成不同社会空间的层叠，一个社会空间也能够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扩张。(41)因此，对于移民研究的对象而言，究竟应当关注地理空间的转移还是社会空间的转移，这成为了一个持久争论的焦点。 其次是分析单位的争议。通过使用一些空间概念，移民研究形成了两个基本的理论出发点，其一是以民族国家视角作为研究的起点，其二是在民族国家的研究单位之上倡导以跨国空间作为研究的起点，这在新近的国外移民研究中成为一个理论的争论点。传统的移民研究基本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但在跨国移民的相关研究中，民族国家的分析单元难以有效地用于理解跨国界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形态(或称之为“跨国性”(42))。因此，对“民族国家”这一分析单位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总结和反思，比如“嵌入式的国家主义”(embedded statism)(43)“领土陷阱”(the territorial trap)(44)“方法论国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45)等。与此相对的是，“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46)将移民问题嵌入更大的空间语境中。它认为全球化正在带来世界从“地域性空间”向“流动性空间”转化(47)，“民族国家”的这一理论分析单位的适用性在变小。不过也有学者在这场讨论中提醒我们并不能够简单接受方法论的国家主义或跨国主义，而是应当看到空间的复杂性。(48)是否在移民研究中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这就需要对跨国的社会空间进行完整的阐述和讨论。 再次是分析路径的争议。整体来看移民理论的分野：一条是自上而下(top-down)的宏观取向，关注移民政策或市场力量以及资源与机会分的整体分配；另一条则是自下而上(bottom-up)的取向，关注移民个人及其家庭的经验。许多学者认为，以“社会网络”为核心概念的中层理论试图克服移民理论中地方-全球、微观-宏观的二分，有助于清晰地理解和解释移民现象，但是中观理论至今仍是模糊且不充分的。Douglas Massey曾经尖锐地指出：移民研究因理论视角的分割造成了对研究对象解释的狭窄和不充分、重复研究、错误理解以及基本原理和术语的争论。(49)移民理论至今没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跨学科理论框架，兼顾理论的综合解释力和理论的稳健性。对于不同分析路径的整合，当前的移民理论显然还面临重重困难。同时，以往移民研究中主导的一些二分法的分析方式也在不断受到挑战，甚至一些学者拒绝接受分类的重要性。因为从全球移民的现状而言，像流出地-流入地，迁入-迁出这样的二元区分越来越不存在，一些传统的移出国变成了过境国或者迁入国，比如典型的土耳其。(50)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界限在模糊，并且在很多时候，这两个的进程是相互交织的。 最后是价值取向的争议。由于移民问题在很多时候与贫困问题一样牵涉到正义与不平等的议题，因此当代移民理论中还存在着诸多的价值纠葛。(51)国家在移民政策中总是存在着一种角色张力：一方面整体表现出对自由流动的承诺。现代国家的领土规则使个人从先赋性联系和与特定地点、社区的捆绑中重获流动的自由，并且提供这种自由流动的动力。另一方面则是对移民的控制与限制。移民实际违反了现代国家系统潜在的“久居”(sedentariness)原则(52)，因为“国家”通常被视为具有边界的权力容器，移民因此可能对民族国家带来全面的改造。在A.R.Zolberg看来，全球化促动了自由退出和限制进入之间的二元性，产生了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基础性的紧张，这也必然表现在制度史(上层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张力。(53)此外，对移民发生机制的探讨将移民研究还引向了人文和政治上的考虑。事实上，移民理论所参与到的是一种权力关系的紧张之中，包括国家-国家、国家-公民、公民-公民，这使得移民研究内在地携带了道德意涵。对于“新移民”而言，在理论上究竟应当倡导同化(价值的整合)还是包容性共存(价值的多元)，这又是另一个移民理论的价值两难。伴随着人口与文化多样性的增加，移民所带来的问题可能不再是某一群体认同另一群体文化的过程，而是多元文化的族群如何共生的问题。多元性能否称为一种新的整合模式(54)，其本身成为了一项价值争议。 四、总结与反思 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国外移民理论在其重构与转型过程中突出地表达了如下一些观点：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集合，而且是一个模式化的建构过程；移民不是一个大规模的入侵，而是一个具有限制性和异质性的过程；移民不仅仅是人口的流动，而是平等和正义再分配的过程。在新流动范式的导向下，移民研究展开了数十年的理论与方法转型，但同时也因研究对象、分析单位、分析路径的持续论争以及内在的价值纠葛使当代移民研究蒙上了一层模糊的面纱，同时也未能解决制度史与社会史的知识张力。显然，移民研究的整个知识体系对于新的流动性还未有充分的知识准备，其朝向“新流动范式”的转型仍然面临许多困难。 整体来看，当代移民理论发展尽管在微观、中观、宏观的不同层面获得了较大的理论进展，但仍存在诸多未尽的理论议题：(1)当代移民理论仍然徘徊在对“移民”的界定讨论上，而对于如何利用多重性(multiplicity)的标准来识别“移民”在经验上是个亟待处理的问题。(2)为了跳出单一层面的理论聚焦，移民研究应当将特定的社会现象与更大脉络相联系，从而整体理解移民个体之上的互动以及共同体形成(55)等问题。(56)以往的研究仍然过于单一地处理适应、整合的阶段性议题，而较少地关注到“家庭-移民-目的地”三者间社会背景的连结。(3)尽管主张多元性的当代移民理论在现实中很难形成所谓的“大一统”的理论，但是这并不应该妨碍多学科视野下的理论整合，并且应当与更大的社会理论相关联。(57)坦白说，当代移民理论还未能处理好结构-行动的关系问题。(58)为此，西方社会理论中隐埋的结构-行动之间的对立应当通过其自身的理论发展而得以处理，并为移民研究所用。(59)(4)从当前移民理论的构成来看，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仍然较少地能够参与到移民理论的整体转型之中。事实上，从许多亚洲国家的移民研究成果来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移民理论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与发达国家移民理论对于乡-城移民的描述不同，第三世界移民理论中呈现的移民主体(agent)更加具有城乡之间的关联性。(60)因此，西方移民理论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和分析方式都应当在本土语境中得到检视和重新发展。 事实上，正如本文开头所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内部和外部人口流动上表现出极大的活跃性。与当前移民理论所重点研究的国际移民不同，经历非农化社会转型的中国仍然面临大规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而其中相当一部分的人将会变成“乡-城”移民。Oscar Handlin曾说：当他试图撰写美国移民历史的时候，才发现“移民”正是美国的整个历史。(61)其中，携带着农业社会习俗和规范熏陶的人们远离农地、迁往都市，这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主轴之一，它发生于全球各地。如今，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迁移，这将是印刻于21世纪最夺目的记忆。帕克(Robert Ezra Park)评论道：“区分成两种阶级：那些已经到达城市的人以及那些尚未抵达的人。”(62)对任何国家而言，人口历史都是社会演变史的重要组成。对于中国而言，农业大国的现代化所背负的是巨大的人口遗产。 毫无疑问，当代移民理论的转型对当前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富有一些重要启示：在对“移民”的基本认识上，如果将“移民”视为单向度的旅程，这种解读显然是不充分的，因为个人和家庭往往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延展来连接社会场域。(63)事实上，在移民过程中通常存在“同时性”(Simultaneity)的现象，即移民对于来源地和目的地社会空间同时的双重参与。(64)不仅移民、来源地、目的地三者之间可能保持经济、文化、社会联系，来源地和目的地也会存在“动态的关联”。(65)因此，对于中国当前的人口流动研究而言，应当不仅要看见“看得见”的迁移，也要看见“看不见”的迁移。在处理移民问题的基本价值导向上，无论是“市民化”还是“城市新移民”，其本质都是将市民身份视为一种特殊权利的获得。中国流动人口研究应当同时展开扎实的事实陈述和具有社会想象力的规范性陈述。客观来说，目前中国流动人口研究既缺乏具有强有力的理论解释框架，也在研究方法上较为粗糙，研究结论还不能很好地回应复杂的人口流动现象。同时，中国流动人口研究也期待有更多的规范性理论，这需要反思“乡-城”移民(获得市民身份)究竟是一种政治占有还是一种社会参与?需要反思我们的社会政策应该如何真正突破原有的选择性框架而真正变得更具包容性。 另一个重要的启示是，伴随着中国城乡人口流动活跃性以及城乡之间互动的增加，我们是否有可能在理论框架上实现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互动”的理论转型。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有关城乡之间的二分甚至对立正在不断被质疑和挑战。(66)城乡二元框架下的流动人口研究使得其各自在城市语境和乡村语境中描述流动人口的生活，即产生了城市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研究和乡村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研究，但问题是“乡-城迁移”是一种长时期的“乡-人-城”的关系演变。正如Potter和Unwin所说：城乡之间所发生的互动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的任何经济社会变迁都是关键的，然而它们(城乡互动)仍然较少地被阐释和被理解。(67)超越城乡二元框架而重视在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语境中，以及在城乡互动的关系语境中来展现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这应当是当前中国流动人口和城乡关系研究中非常值得重视的理论视野。 注释： ①比如，在美国，每5个18岁以下的儿童之中就有1个是移民，或者其父母是移民；尽管亚洲国家一向被视为具有安土重迁的文化特质，在瑞士、挪威、英国、芬兰、希腊、丹麦、德国的亚洲移民比重皆超过了移民总人数的50％。数据参见Jennifer E.Lansford,Kirby Deater-Deckard,Marc H.Bornstein,Immigrant Famili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2007,p.1; Ernst Spaan,Felicitas Hillmann and Ton van Naerssen,Asian Migrants and European Labour Markets: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Immigrant Labour Market Insertion in Europe,Routledge,2005,p.2. ②S.Castles,and M.J.Miller,The Age of Migration: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Guilford Press,2003. ③王辉耀、刘国福：《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页。 ④数据来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参见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news.cssn.cn/dybg/gqdy_gdxw/201511/t201511 12_2577302.shtml. ⑤王辉耀、刘国福：《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第18页。 ⑥在《辞海》中，“移民”是指“迁往国外某一地区永久定居的人”或“较大数量、有组织的人口迁移”。“移民”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相对笼统的概念，它不像在英语中，既有名词(migration)和动词(migrate)之分，还有移民出境(emigration)、移民入境(immigration)和互相迁移(intermigration)之分。参见文军：《论我国城市劳动力新移民的系统构成及其行为选择》，《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⑦Caroline B.Brettell,James F.Hollifiel,Migration Theory: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Routledge,2000,p.2. ⑧Thomas Faist,The Volume and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8. ⑨Sidney Goldstein and Alice Goldstein,Surveys of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Methodological Review,Honolulu,Hawaii:East-West Center,1981,p.51. ⑩Everett S.Lee,“A Theory of Migration,”Demography,Vol.3,No.1,1966,pp.47-57. (11)比如社会学从经济学中借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从地理学中借用“跨国空间”的概念；经济学从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借用“制度”与“网络”的概念；政治学从社会学中借用“系统”和“结构”的概念等等，各个学科的移民理论都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特质。不仅如此，在方法论上，通过交叉验证和互补性的论述，使跨学科的移民研究成为可能。 (12)Saskia Sassen,Guests and Aliens,New York:The New Press,1999,p.155. (13)Thomas Faist,The Volume and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1. (14)事实上，公民身份从属的是一个成员联盟而不是现代国家。法国大革命以后，公民身份成为民主国家唯一的成员种类，替代了原有的多元的、分层的主体类型。按照Brubaker的看法，“公民身份”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就是内在的包容和外在的排斥。具体参见Rogers Brubaker,Immi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9,p.1. (15)在当代移民研究中可以看到，“国家角色”已经成为移民研究的一个主要争论点之一。Joppke，C.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移民研究中，将“国家”描述为一个被动的接收者，忽视了现代国家在国际移民中的“建构性的角色”(the constitutive role)。参见Christian Joppke,Immigr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The United States,Germany,and Great Britain,Published to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November 2003,Front Matter. (16)比如经济学认为“从众”的移民行为具有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减低偏好实现不确定的功能。 (17)Ravenstein提出包括迁移和距离、迁移的阶段性、潮流与反潮流、迁移倾向的城乡差异性、短距离迁移主要涉及女性、可及与迁移、经济因素的重要性等在内的移民法则。具体参见E.G.Ravenstein,“The Laws of Migration,”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1885,Vol.48,No.1,pp.167-227. (18)M.Sheller,J.Urry,“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Environment and Planning,2006,Vol.38,No.2,pp.207-226. (19)Mimi Sheller,“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for a Live Sociology,”Current Sociology Review,2014,Vol.62,No.6,pp.789-811. (20)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劳动力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迁移，而资本则向输出国回流，并且对输出地产生一种向下的压力，最后使两地达到一种均衡。劳动力移民现象会发生在这种均衡达到之前。 (21)在新古典经济学的阐述中，“期望”收入等于受雇可能乘以一个理性行动者工作的平均收入。当然对于非法移民而言，还要再考虑被驱逐出境的可能。他们将个人的移民动机进行数学公式化的理解和计算，从而建立各种模型来预测移民的可能性，服务于政策制定。 (22)新移民经济学产生的另一个促动因素来自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经验的理论解释具有局限性。比如新古典经济学试图证明国际移民对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是敏感的，且预定了流动具有自发性。然而事实是，那些最低收入的国家却往往不是移民的最大输出国。如果控制收入差异这一重要变量，难以解释个人移民选择以及偏好的差异性。因此，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古典经济学的诸多假设开始受到挑战，新的解释变量需要纳入解释模型之中。 (23)比如Stark在1984年就提出一个假设，即“乡-城”移民的发生主要是为了改善个人或家庭的“相对收入地位”(农村中的特定参照群体)。1989年，Stark和Taylor曾得到了一个经验结论——相较于村庄中的参照群体而产生的相对剥夺(initial relative deprivation)在墨西哥前往美国的移民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其建立的相对剥夺模型中，乡村移民既经历着村内的相对剥夺，也同时面对着城乡收入的差异，农民意识到需要通过更高的城市收入来抵消相对剥夺。参见O.Stark,“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LDCs:A Relative Deprivation Approach,”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84,Vol.32,No.3,pp.475-486; O.Stark and J.E.Taylor,“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mography,1989,Vol.26,No.1,pp.1-14. (24)Caglar Ozden和Maurice Schiff认为：移民被当作一种平衡机制操作。在存在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下，移民实现了输出地区和输入地区之间更大程度的收入平等。参见Caglar Ozden and Maurice Schiff,Intrnational Migration,Remittances,and the Brain Drain,Washington DC: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2006,p.4. (25)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推-拉模型”的其中一个变形——新古典均衡(Neoclassical Equilibrium)观点的经济理论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境内的国内移民，特别是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其主要观点认为移民是不同的两地之间劳动力供给规模与薪资相互影响的后果(后来被用于解释国际移民)。 (26)Karerz O’Reilly,Internationai Migration and Social Theory,Palgrave Macmillan,2013,p.42. (27)D.S.Massey,J.Arango,G.Hugo,A.Kouaouci,A.Pellegrino and T.J.Edward,“An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y:The North American Case,”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4,Vol.20,No.4,p.728. (28)D.E.Bains,Emigration from Europe,1815-1930,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33-38; T.J.Hatton,J.G.Williamson,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Causes and Economic Impac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4. (29)Douglas S.Massey,Joaquin Arango,Graeme Hugo,Ali Kouaouci,Adela Pellegrino and J.Edward Taylor,“An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y:The North American Case,”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4,Vol.20,No.4,pp.699-751. (30)Charles Tilly,Transplanted Networks in V.Yans-McLaughlin,Immigration Reconsidered:History,Sociology and 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79-95. (31)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50-151页。 (32)由于皮耶所指的首要产业和次要产业及其所属成员在测量上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早期劳动力分割理论陷入了“不确定的停滞”。参见D.S.Massey,J.Arango,G.Hugo,A.Kouaouci,A.Pellegrino & T.J.Edward,“An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y:The North American Case,”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4,20(4),p.716.80年代中期Dickens和Lang做了方法论上的改进，并且对“首要产业”和“次要产业”进行了重新定义——“首要产业”是指对经验、教育、大城市居住等有明显回报的产业，而次要产业则是对人力资本没有显著回报的产业。从此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重新回到了主流。参见W.T.and Kevin Lang,“A Test of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Vol.75,No.3,pp.792-805. (33)Bill Jordan and Franck Duvell,Migration:The Boundaries of Equalities and Justice,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p.126. (34)Eisenstadt在1954年提出了移民融入(incorporation)所经历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掌握新的语言、规范、角色和习俗；第二阶段是扮演某种角色并且能够应对他所生活的社会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第三阶段是发展出一个新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想象(status-image)，发展出有关于自身新的价值；第四个阶段是转向所在社会的制度参与。参见S.N.Eisenstadt,The Absorption of Immigrants,London:Routledge & Kegan,1954. (35)比如，Agnieszka Fihe利用劳动力市场转型方法(labor market transition approach)来研究反复移民的职业行为，提供了一个长时段研究的例子。Agnieszka Fihe and Izabela Grabowska-Lusinsk,“Labour Market Behaviours of Back-and-Forth Migrants From Poland,”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14,Vol.52,No.1,pp.22-35. (36)比如，Rianne Dekker等人对地方整合政策的比较研究。Rianne Dekker,Henrik Emilsson,Bernhard Krieger and Peter Scholten,“A Local Dimension of Integration Polic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erlin,Malmo,and Rotterdam,”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2015,Vol.49,No.3,pp.633-658. (37)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1页。 (38)在实际经验研究的操作化过程中却陷于难以统一的标准差异。比如究竟迁移的距离多远才能构成真正的“迁移”，这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中存在一定差异。在许多官方定义中，“永久性”都被视为移民发生的决定因素，然而对于“永久”的界定却是模糊的。有些研究将“永久移民”的标准划定为6个月，有的划定为12个月，也有一些更短或是更长的间隔。参见Sidney Goldstein and Alice Goldstein,Surveys of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Methodological Review,Honolulu,Hawaii:East-West Center,1981,p.59. (39)Sidney Goldstein and Alice Goldstein,Surveys of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Methodological Review,Honolulu,Hawaii:East-West Center,1981,p.51. (40)Bello Feitosa,Lucia Maria,Internal Migration in the Philippines:A Study on Migration Differentials,PhD.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Sociology,Brown University,Providence,RI,1979. (41)Ludger Pries,“New Migration in Transnational Spaces,”in Ludger Pries,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Aldershot:Ashgate,1999,p.4. (42)Peter Jackson,Philip Crang,Transnational Spaces,Routledge,2004,p.4. (43)P.J.Taylor,“Embedded Stat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Opening up to New Spaces,”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1996,Vol.28,No.11,pp.1917-1927. (44)J.Agnew,“The Territorial Trap:The Geographical Assump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1994,Vol.1,No.1,pp.53-80. (45)U.Beck,“Cosmopolitan Legacy:Sociology of the Second Age of Modernity,”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2000,Vol.51,No.1,pp.79-105; A.Wimmer and N.G.Glick-Schiller,“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the Social Sciences,and the Study of Migration:An Essay in Historical Epistemology,”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2003,Vol.37,No.3,pp.576-610. (46)H.D.Harney and L.Baldassar,“Tracking Transnationalism:Migrancy and Its Futures,”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2007,Vol.33,No.2,pp.189-198. (47)Stephen Castles,“The Factors That Make and Unmake Migration Policies,”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2004,Vol.38,No.3,pp.852-884. (48)尽管“空间”本身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但是一个重要的特质在于其社会性，因此空间在很多时候被视为一种社会空间关系(social-spatial relationship)。 (49)Massey,D.S.,Arango,J.,Hugo,G.,Kouaouci,A.,Pellegrino,A.,& Edward,T.J.,An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y:The North American Case,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4,Vol.20,No.4,pp.700-701. (50)Thomas Faist,“Migrants as Trans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ts:An Inquiry into the Newest Round of the 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Population,Space and Place,2008,Vol.14,No.14,pp.21-42. (51)比如，移民政策研究就在价值取向上陷入了一种自我矛盾——对“开放世界”的希冀与对移民复杂后果的担忧。进入21世纪以来，移民对于第一世界的国家而言既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资源，又是一种问题。 (52)正是这种寻求固定的原则，使全球社会中能够形成具有领土边界、自我生产的单元。 (53)A.R.Zolberg,“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ies in a Changing World System,”in William McNeill and Ruth Adams,Human Migration,Bloomington,Ind.: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78. (54)Thomas Faist,“Diversity-A New Mode of Incorporation,”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014,Vol.32,No.1,pp.171-190. (55)近些年来在国际移民中出现的一条研究路径就是考察当代移民是否在连结来源国和流入国的跨国社会空间内创造出社群?A.Portes,“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Reconciling Opposite Views,”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009,Vol.32,No.1,pp.5-22. (56)M.O’Neill,Asylum,Migration and Community,Bristol:The Policy Press,2010,p.18. (57)Karerz O’Reilly,Internationai Migration and Social Theory,PalGrave Macmillan,2012. (58)O.Bakewell,“Some Reflections on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Migration Theory,”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2010,Vol.36,No.10,pp.1689-1708. (59)比如Morawska提供了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来分析移民个案。在其个案中，移民的过程与全球化、跨国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微观与宏观、个体与宏观的互动联系在了一起。E.T.Morawska,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Remaking Multifaceted America,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 (60)比如SODA Ryoji对在Sibu的Iban人研究发现：这些来自农村的移民维持着他们与来源地的联系，为他们退休之后的生活作打算；农民外出移民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在农业实践乃至整个共同体结构的变化。SODA Ryoji,People on the Move:Rural-Urban Interactions in Sarawak,Kyoto University Press,2007,p.183. (61)Oscar Handlin,The Uprooted:The Epic Story of the Great Migrations That Made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Grosset & Dunlap,1951. (62)Park,R.E.Race and Culture: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Contemporary Man,New York:Free Press,1935,p.167. (63)McHugh,K.E.,“Inside,Outside,Upside down,Backward,Forward,Round and Round:A Case for Ethnographic Studies in Migration,”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0,Vol.24,No.1,pp.71-89. (64)有许多学者关注移民过程中的“双重参与”(dual-involvement)现象，比如：Faist,T.,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08; Levitt,P.and Jaworsky,B.N.,“Trans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Pas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Trend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7,Vol.33,No.1,pp.129-156; Vertovec,S.,“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and Modes of Transformati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2004,Vol.38,No.3,pp.970-1001等。 (65)Takeyuki Tsuda 具体揭示了四种动态关系：第一种是零和关系，即一方参与的增多造成另一方参与的减少；第二种是共存的参与关系，即一方的参与并不直接影响另一方的参与；第三种是积极的增强关系，即一方参与的增多能够增强另一方的参与；第四种是消极的增强关系，即一方参与的减少也降低了另一方的参与。Takeyuki Tsuda,“Whatever Happened to Simultaneity?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Theory and Dual Engagement in Sending and Receiving Countries,”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2012,Vol.38,No.4,pp.631-649. (66)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New York:United Nations,1992,pp.91-117; Afsar,R.,“Rural-Urban Dichotomy and Convergence:Emerging Realities in Bangladesh,”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1999,Vol.11,No.1,pp.235-246; Friedman,J.,“Modular Cities:Beyond the Rural-Urban Divide,”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1996,Vol.8,No.1,pp.129-131. (67)Potter,R.B.and T.Unwin,“Urban-Rural Interaction:Physical Form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the Third World,”Cities,1995,Vol.12,No.1,pp.67-73.
标签：移民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流动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