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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3)06-0128-07
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土地、劳动和物质资本这三个实际增长的要素，20世纪60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则引入了人力资本概念，认为受过教育和经过培训的健康工人的社会天赋决定了古典生产要素的利用率。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他们发现当各方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把其特有的技能和财力结合起来时，就能得到更多的报酬，也能提高生产率[1](P248)。有学者认为，在新经济中，社会资本已成为科技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1](P212)。弗兰西斯·福山也认为，社会团体中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蕴涵着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大而且更明显的价值；高度信任的社会，组织创新的可能性更大。社会资本不仅与经济发展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对政治民主、公民社会等具有重要影响。正是基于社会资本越来越大的影响，它开始对人力资本理论在教育领域里的霸权地区提出挑战。学术界从重视人力资本到重视社会资本，这是理论上的超越和升华，将会给教育带来深远影响，促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教育。
一、从人力资本到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理论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人力资本表现为人的能力和素质，即人力资本是内含于人本身的知识和技能的存量，它体现在四个方面：体质、智力、知识技能和道德。这四方面的素质越高，人力资本的含量越大，所具有的生产能力也越大。人力资本理论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扩展了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资本的概念，将原来相对狭窄的货币资本、物质资本概念扩展到人在财富创造中的增殖作用，揭示了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化过程中，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作用[2](P80)。于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再是货币资本、物质资本，而是人力资本。
但是，人力资本理论只是看到促进人的发展中的某一方面，忽视了个体人力资本之间关系的研究。任何一个人，他都置身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他具有自身的价值判断，受一定的社会心理的影响，要遵守特定的习俗、惯例、制度等。因此，现实生活中的人不是孤立的、毫无联系的个体，人的群体性或群体的人力资本无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社会的发展中都表现得越来越重要。所以，人力资本理论无论是作为一种描述性的、解释性的理论，还是作为一种具有指导作用的理论，都略显苍白。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应运而生。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
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正式提出以前，事实上已经存在着对它的认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提出市场需要某种道德情感；大卫·休谟认为，合适的道德行为或“道德情操”、“同情心”会支持新的经济活动形式；伯克提出，除非它们获得了“先在的‘态度’、‘文明’以及扎根于‘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的保护原则”的支持，否则市场根本运转不起来；波茨和塞森步雷纳认为，对于社会资本的认定有四个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限度的团结”(bounded solidarity)、齐美尔的“互惠交易”(reciprocity transactions)、迪尔凯姆和帕森斯的“价值融合”(value introjection)以及“强制性信任”(enforceable trust)[3](P28)。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是作为经济学术语出现的，近年来已逐步扩展到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科学领域最前沿和最具影响力的概念之一。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他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资源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社会资本由社会义务或联系组成，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4](P241)而科尔曼则认为，每个自然人从一出生就拥有三种资本，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他把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中。行动者以此种结构为资源可以实现自身利益[5](P88)。罗伯特·普特南花了近20年的时间就社会资本问题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了调研，并写成《让民主政治运转起来》，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P11-12)。
此外，还有许多著名学者如弗兰西斯·福山、武考克、托马斯·福特·布朗、林南等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不管上述学者有何分歧，但他们都赞成以下观点：社会资本是通过对社会关系投资并能获得回报的一种资本，它不是个人的所有物而是嵌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资源。具体到本文，社会资本的基本内容包括信任、互惠、惯例、规则、网络等，它能被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无论个人的还是组织的）获得和利用，并为行动者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提供便利，从而促进教育的发展。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资本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它也存在着“积极”与“消极”之分。例如，网络中的裙带关系以及波茨所讲的犯罪团伙等，对于一个国家或区域而言，都不是什么社会资本，用福山的话说，是社会资本中出现的“赤字”现象。因此，本文在论述社会资本对教育的影响时，显然指的是它的“积极”的一面。
（二）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没有对人力资本的深入研究，就没有社会资本的提出。正是人力资本使“资本”向广义的扩展成为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抽象了“资本”的最初含义，为社会资本的提出奠定了基础。那么，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有何联系呢？科尔曼认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既有相似性，也有区别。相同的特点包括：(1)是通过积累而成的；(2)有规模效应；(3)需要不断地更新；(4)具有生产性。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不同之处体现在：(1)在使用上可以达到互惠的效果；(2)不可让渡，具有个性，与拥有者共存，并有使用范围；(3)具有可再生产性，是非短缺的；(4)其作用的发挥是直接通过不同主体间的合作实现的；(5)其作用不仅体现在生产价值上，而且体现在有关方面可以共享收益上，体现在对共同体的维持和促进上，因此虽然社会资本有所有者，但是其利用的效果更具有社会性，收益有更大的扩散性[6](P356)。
总之，社会资本理论将人的地位从单纯的经济资源要素提高到资源运用的主体，从只有人才具有的社会地位的角度研究人。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对人审视的层次要比人力资本理论更高、更接近人本身具有的主体生存状态，体现了对于人的特性的更全面的把握[2](P82)。同时，社会资本的研究深化了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因为社会资本超越了人力资本理论对单纯的个体研究，扩展到对群体的、社会关系层面的领域。“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个体人力资本的集合，而且是人力资本表现的中介（因为人类劳动常常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的），也是其更新和创造的手段（因为人力资本的实现和发展往往是通过社会关系进行的）”[7](P7)，这样，人力资本理论事实上就被内化进了社会资本理论的体系中。
二、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的贡献及其局限
人力资本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强调的是内含于个体本身之中的能力和素质，人仍然是作为资源要素来看待的，只不过他是具有生产性的、再生能力的“资源”而已。换言之，人在本质上仍然是同货币、物质处于同等的地位。尽管在当今教育改革中要高扬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但是这种主体性基本上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的，强调的是能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占有性主体性”，是人的工具理性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这种对主体性的认识明显地把“主体性人性化、能力化”，在教育活动中只能把学生造就成“一台更加野心勃勃、复杂精巧、马力强大的机器”而已[8](P137)。总之，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使我们深化了对人的生产能力的认识。“人力资本的生产性理念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人力资本理论也引起了教育概念的窄化”[5](P87)。因此，我们的教育越来越倾向于培养一种“人力”，教育制度基本上是一个生产人力资本的制度！
人力资本理论不仅深深影响着当今的教育，而且左右着教育政策。“20世纪晚期，在经济成功和社会整合方面人力资本理论是最为成功的解释理论，但这是以简单的、线形的模式为基础，意味着对教育的投资就像对股票、证券投资一样能同样获得回报，其结果是确定的、可测量的。”[5](P87)应该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无不深受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如随着《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的出台，教育在美国国民经济、社会生活和培养国民素质及争取国际竞争地位中的作用提到了空前的高度；1985年推出的《2061计划》探讨了美国青少年为适应下世纪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变化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发展中国家更是把人力资本理论当作是找到了追赶发达国家的“救命稻草”。因此，各国竞相增加教育投资，因为他们认为投入与产出是成正比例的，只要不断增加投入，那么就能获得更多、更好的人力资本。
无疑，人力资本理论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它极大地提升了教育的地位，促使人们重视知识、重视人的创新能力。最近中国人力资源报告组刚刚推出的《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掘出人力资源，这里强调的还是要培育单纯个体的人力资本，整个报告的基调是在用“输入——产出”分析教育问题。在此，丝毫没有贬低生产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以及加大教育投入的必要性。现在的问题是，仅仅增加投入就一定能按照我们的期望生产出人力资本吗？或者说，教育的投入与产出是线形的关系吗？国民的知识、技能无疑能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但这是惟一的因素吗？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仅仅依赖人力资本是不够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合作、认同以及社会的凝聚力等也是一个国家所不可或缺的。无独有偶，韩国最近也颁布了一个人力资源发展规划《人力资源·知识·新起点》，尽管该报告强调了人力资本的作用，但是其中也强调了社会资本的作用。该报告一方面要强化个人的能力，“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根本地依赖于个体公民的基本能力。因此，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政策应该提倡终身学习和培育全体公民的创造力，以加强他们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成功竞争的基本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信任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极重要的先决条件，韩国需要形成和发达工业国家一样的社会资本，以促使知识阶级的扩充、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减少摩擦、分享社会共同的规范和价值。”[9](P22-23)为此，要强化社会信任和社会凝聚力，培育共同体意识，激发公民的参与热情，学校、政府与社会应紧密合作等等。近年来，许多国家或国家组织（如世界银行、OECD等）已经开始重视社会资本的研究，并作了一些量化研究，他们发现，社会资本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与人力资本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有的甚至认为还超出了人力资本。
三、社会资本对教育的影响
社会学家Ellen Wall及其同事在对于时间跨度从1982年到1995年的若干领域（注：Ellen查阅的期刊包括的领域有：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及商业。）的标志性学术期刊进行关键词查询发现，以社会资本为关键词的文章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教育学领域中分布最为广泛[10](P4）。可以看出，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不仅涉及到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还涉及到教育学领域。“国家教育制度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将发挥关键性作用，因为它不仅仅生产经济产品，人力资本，而是两者：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两者应同时被生产，它们是教育制度的共同产品。”[5](P68)好的教育不仅生产人力资本，而且生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出现将对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知识传授、知识生产以及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关系等产生重要影响。
（一）凸显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关系的主体间交往的本质
如前所述，个人的基本能力特别是创造能力对一个国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把教育目的的重点放在培养“人力”的时候，从本质上来讲，受教育者仍然处于客体的地位；当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人作为资源要素作用的时候，就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运用其他非人的物质资源时的独特的主体地位，从而忽视了人在运用其他非人的物质资源时的存在状态——社会关系。
人作为行动者，总是嵌于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流、互动应该是最基本的行为之一。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学者这样理解：“人不是一个仅仅具有认知功能的主体，而是一个包含着它的全部交往以及在这些交往关系中的所有活动的社会生活实践的主体。只有在社会关系中，主体才能真正获得社会性的发展”[11][9]。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再生产的基本过程之一，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满足交往行动所固有的理性条件，现代社会的救赎之路是建立在交往理性的可能性基础上的。
强调教育中的社会资本，事实上意味着教育不能仅仅生产人力资本，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的认同、互惠、信任等品质。然而，这些需要通过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来实现，因为主体间交往关系是教育行为发生的前提，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人与人的主体间的灵与肉的交流活动”，而不是“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12](P8)。因此，正是通过交往活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包括知识内容的传递、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等交流才得以展开，个人主体之间、个人主体与群体主体之间才建立了一种共同性的联系，教育中的社会资本才得以形成。因此，强调教育中的社会资本，就是承认了教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关系的主体间交往的本质。
（二）知识传授过程既受社会资本的影响，同时本身也生产社会资本
在教学中，学习经验不是事先安排的固定经验或成套的材料，而是师生在沟通和相互影响中的意义交流；学习的过程亦非单维度的认知活动以及信息的单向灌输，而是包含情意和人格系统的整体性学习。因此，知识的传授与交流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实际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沟通、平等交流、信任的关系等就是一种社会资本，教育者如果有意识地对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投资”，是能获得回报的，因为它们可以为行动者（教育者）有目的的行动提供便利，即它能促使教学更有效、更顺利地进行。当教师以“立法者”的姿态高高在上而不愿与学生平等地交流、对话，甚至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学生的时候，这时教师与学生之间知识、信息交流的网络就被人为地切断了。
另一方面，知识传授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教师教、学生学的过程，其背后事实上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内容，即生产社会资本。表面上看起来教学是使所有的学生平等地获得知识、技能，但是，学生所获得的知识是由谁选择的呢？它们又是如何进入课程的呢？在当今的教育中，主流的知识中还存在着被压制的知识，在科学主义的语境中充溢着对地方性知识与个人知识的排斥，它们成为被剥夺资格的知识，被认为是不充分、不精确的知识，比如素朴的知识，处在等级体系的下层，在被认可的知识与科学的层面之下。如果我们所选择的语言、教育代码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人；教学内容背后隐含着主流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区别，甚至性别歧视；没有注意到缄默知识、隐性课程对人的影响；那么，我们保证教育是否能使学生都有平等地分享信息的能力和机会呢？是否能提高每一个学生的交往能力，或者说人与人的交往不存在性别的、社会阶层的阻隔呢？教育在培养人的信任、互惠以及社会认同方面是否真正发挥作用了呢？
（三）社会资本促进知识的新生产
大学，一直是知识生产(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的中心。在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以及所谓的后工业时代，政府、社会、市场、大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大学还是知识生产的中心吗？吉本斯(Gibbons)在《知识的新生产》中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即模式1(Mode1)与模式2(Mode2)。模式1即为启蒙以来的知识生产模式，模式1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知识生产在由学术共同体所控制的环境中设置和完成。第二，以学科为基础。第三，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第四，质量控制。它是严密的、匿名的。第五，强调个体的创造力。知识的新生产即模式2具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在实际应用的背景中产生。第二，具有跨学科性。第三，异质性(heterogeneity)和组织的多样性。第四，具有社会责任性和反思性。第五，模式2知识具有评价的多维标准。这意味着知识的生产不再是“立法者”的“圣言”，也不再是“学术共同体”的“闭门造车”，而且知识生产渗透着社会责任性和反思性。随着知识新生产的出现，大学作为一种神圣的象牙塔倒塌了。大学必须面对社会和市场的挑战，她必须与企业界合作，因此，很多知识就是在实验室、工厂或其他企业内产生，而这种知识的生产根本上依赖于人与人的信任关系、合作的态度以及善于交往的能力。这样看来，社会资本在知识的生产、智力资本的创造中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
（四）社会资本对传统的智力观提出挑战
什么是智力呢？“它使适合于环境的行为得以产生的心理能力，集中表现为反映客观事物深刻、正确、完全的程度和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速度和质量。”[13](P619)可以看出，传统的智力观主要强调的是单纯个体的智商，这种智商还可以进行量化，因此，智力总是与智力测验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但经常使用的一个操作性定义是‘智力就是智力测验所测量的东西’，并由此引发出各种相关智力的定义。”[14](P256)在西方许多国家，依靠智力测验将学生“分门别类”，从而成为一种选拔人才和教育分层的工具。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人力资源、人力开发问题，实际上就是智力开发，即把人的知识、智慧和能力作为一种巨大的资源来开掘、发展和应用。在当今社会，面对更加弹性化的劳动力市场，传统的智力概念已明显地表现出局限性，因为依靠单个人的智力已很难顺利完成工作。“人的智力越来越倾向于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当今社会的进步、生活质量的提高依赖于人们联合他们的智力，无论是在家庭、学校、工作、共同体，或者在个人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联系中。现在人们更强调一种集体智力(collective intelligence)，即通过智力的累积和发展以达到共同的目标和解决共同的难题。这里强调的是合作精神而不是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充斥着自私自利与贪婪，而不颂扬诚信、合作、利益共享等，是很难使人的潜能发挥出来，或者在智力行动中人的合作机会不能效率最大化。因此，集体智力不仅是意味着智力的民主化，而且意味着相互的依赖、交往应当成为在以信息、知识、终身学习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5](P234)总之，社会资本对传统的智力观提出了挑战，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更强调集体智力，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信任等是不能被量化和测试的，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对智力以及智力结构进行重新界定。
（五）学校外的社会资本对教育的影响
毋庸置疑，学校、家庭和社会对人的发展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我们常常把它们当成孤立的单元来看待。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网络以及学生、家长、教师之间的关系对学生学业成就和学校发展的影响，这种网络或关系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詹姆斯·科尔曼在《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中，阐述了家庭中的社会资本和家庭外的社会资本对教育的影响。“家庭中的社会资本在儿童智力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儿童受父母所占有的人力资本的影响，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父母如果不成为儿童生活中的一部分，这种人力资本可能对儿童没有什么影响……家庭中的社会资本是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那就是说，如果被父母拥有的人力资本不通过嵌于家庭关系中的社会资本来补充的话，那么它将对儿童的教育成长影响不大。”[15](P31)科尔曼和他的同事们在广泛的实证数据的基础上，甚至大胆提出：学生的学习成绩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家庭背景，学校教育对他们的影响甚微[16](P17)。对于家庭之外的社会资本，科尔曼通过对高级中学中的公立学校、天主教学校以及其他私立学校的对比研究发现，由于天主教学校教师与学生家长、家长与子女、家长同其他家长之间建立的较为“闭合”的社会网络，也即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由之取得了更多的教育成就。“天主教学校比公立学校做得好，并非因为天主教学校的教师或学生更有条件，而是因为天主教学校受益于社会关系的网络，即以信任为特征的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17](P304)
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中专列一章即《教育与儿童的幸福》阐述了教育问题。在该文中，他认为，社会资本对儿童的一生中的成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社会资本与学校的运作方面也有紧密的联系。美国近年来教育质量已引起人们的关心，公立学校处于危机之中，通过考察，他发现这与社会团体的参与有直接的联系。“共同体的参与对学校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学生的学习不仅受学校和家庭的影响，而且受学校和更大范围的共同体中的社会网络、规则和信任的影响。”“当教师、家长、校长之间具有一种高度信任的关系时，将极大地促进学校的发展。”“家长和共同体的合作在推进学校教育的改革中发挥着中心作用。”[17](P305)
总之，“……社会资本的作用可以被看作是对人力资本在教育中霸权地位的平衡，强调学习的非经济目的，以及激发个人参与教育的社会准则。”[5](P87)随着当今社会中的信任、互惠、认同、团结的日益弱化，我们没有理由不强调社会资本的意义。由于对社会资本本身的研究还处于一个过程之中，而对社会资本与教育的关系的探讨更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在此，本文只是作为抛砖引玉，期望引起我们对社会资本及其与教育之间关系研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