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典教学的价值与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0)02-0035-04
雅斯贝尔斯提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左右，是人类发展的“轴心时代”，亦即各大文明的原始积累期和重大突破期。在此期间，人类的伟大精神导师们，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中国的老子和孔子等相继诞生。承载他们智慧和思想的典籍便构成各个文明的文化元典。
“元典”不仅仅是经典，更是经典中的经典，是最基础、最重要、最核心、最具本体性和原创性的经典。他们塑造各个文明的文化传统，并对人类后世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说，无论对于古人还是今人，元典都具有不言自明的价值。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对元典的背弃正是当今学术大师消失、大学生整体素质滑落的罪魁祸首之一。因此，让元典在课程设置和人们的日常阅读中获得应有的位置，是当前教育改革的方向所在。
一
著名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湘潭大学资深教授张铁夫先生常常自谦地说：他们这一代学者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与前辈学者有较大差距。张铁夫先生出生于1938年，他所说的前辈学者实际上是指有“五四背景”的这一代人，遥远一点的有钱钟书、季羡林等，近在身边的有湘潭大学中文系“三老”——姜书阁、羊春秋和萧艾。他们之所以成为公认的学术大家，是因为拥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西学底蕴。
前辈的自我批评让我辈更加汗颜。张铁夫教授是俄语系科班出身，受益于当时的教育体制和自我的努力，同时修炼出深厚的中国文学修养，这也是他跻身一流翻译家和俄罗斯文学研究权威的秘诀所在。反观现在诸多年轻的“学术菜鸟”，出生中文系的外语不敢恭维，出生外语系的中文更是糟糕，因此在学术研究上举步维艰也是自然的。通过反思失败者的教训和总结前辈成功的经验，可以推测，阅读元典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体学识的厚度、视野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或者说，决定一个人在学术道路上究竟能够走多远。
阅读元典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一项事业。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从理想的角度来说，元典阅读应该开始于蒙童时代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诵读，然后贯穿到一生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在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教育中倡导元典教学，已经有些“亡羊补牢”的意味。然而，“补”总比“不补”要好，这种短时间的“恶补”固然很难造就下一个钱钟书，但对于每位个体来说，其积极的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
近几年，一些有远见的教育工作者在学科或学校范围内尝试元典教学，获取一定的经验。如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极为重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元典阅读，2009年度，仅《论语》讲读就达96个课时。四川大学文学院也大力提倡元典教学，曹顺庆教授不仅在《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之我见》[1]、《“没有学术大师时代”的反思》[2]、《中外打通培养高素质学生》[3]等文章中呼吁重视元典，更是在研究生教学中开设“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和“十三经”等三门元典解读课。
曹顺庆教授力主“西方文论”要能细读原文，“中国古代文论”可以背诵原文，“十三经”至少熟读原文[4]。虽然笔者本科读的是中文专业，后来又获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但很惭愧地说，对这三门课程的了解还处于入门的水准，而国内像笔者这样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恐怕还不止一个。由于时间仓促和用心不专，笔者在听完这三门课后，元典素养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提升，但是，能够感觉到眼界在瞬间被打开，对元典的志趣也被激发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促使笔者清醒地意识到，不要说做比较文学研究，就是从事一般学科的研究，要想抵达更高的层次，只能老老实实地返回中外元典。
二
阅读元典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投资长，见效慢”，有种“得不偿失”的感觉，相反，它不仅长期效应可以预料，短期效果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远一点的案例，可以追溯到现在大学的最佳榜样——西南联大。他们的西方哲学史课程，并不像如今的“史类”课那样泛泛而谈上下五千年，而是要求学生细啃《理想国》等元典，后来“啃”出很多享誉中外的哲学家，如汪子嵩、张世英等。张世英这样回忆：“我转入哲学系后念的第二本原著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南开大学文学院长、美学家冯文潜先生（字柳漪）在讲授西洋哲学史课程时要求我们必读的书。柳漪师特别嘱咐我：‘要熟读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最重要的必读之书，要像读《论语》一样地读。’做学问，首先要打好基础，熟悉原著，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似乎都强调这一条。”[5]当然，近在身边的事实更富有说服力。川大的博士生在三门元典课的指引下，像小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地细读或背诵重要的篇章，在此基础上，才发挥研究生的“研究”特长，追求理论上的提炼和升华。一个学年下来，每个人都“痛并快乐着”。有许多原本学外语的博士生很得意地说，回工作单位后，可以到中文系去开设“中国古代文论”了；而一些原本学中文的博士生则豪言，毕业之后，要去英文系开讲“西方文论”。这样的自信显然是有依据的：想一想，在如今的大学讲坛，讲授“中国古代文论”的又有多少能够“亲自”背诵原文的？主讲“西方文论”的又有多少细嚼慢咽过原文的？
在阅读元典的过程中，很多博士生在已经被前人“掘地三尺”，几乎无法下脚的传统研究领域发现很多新的学术话题，进而撰写出学位论文。如杨红旗以《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论》，张金梅以《“〈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严金东以《自得：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个案研究》为题顺利获得博士学位。2008届博士生陈蜀玉的“传奇经历”更是见证元典教学“立竿见影”的功效。陈蜀玉是一位法语系的青年老师，现在的法语系可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法语系，它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不会说中国话，写中国字了，也就是说，陈蜀玉的中国古典文学基础是非常薄弱的，像《文心雕龙》这样的作品在入学前并没有读过。在曹顺庆先生“中国古代文论”课的“逼迫”下，她不仅熟读《文心雕龙》，还背诵和理解《文心雕龙》，三年之后，居然以洋洋三十余万言的《〈文心雕龙〉法语全译及其研究》而“技惊四座”。陈蜀玉这一华丽的转向在川大的博士生中并不少见，但在外人眼中，则不免让人啧啧称奇，以至于有的答辩老师认为，就凭将《文心雕龙》翻译成法语，就应该授予陈蜀玉同学博士学位。
如上所言，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元典教学都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教育思想。不过，同“古今打通”、“文理打通”、“中外打通”这些教育理念一样，元典教学也是一个远大的目标，一个美好的理想，在当今高校中普遍性地施行起来，恐怕是非常艰难的。这首先是因为大环境的原因，有人笑言，“六十年代喊口号，七十年代学两报，八十年代爱文学，现在全都看广告”，这是一个人人自命有思想，却又害怕深刻的时代，因此要全面地重申元典的价值，必须要正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如果说元典教学是一堵绝对垂直的墙，那么在现行条件下，我们能够砌出一堵60°的墙也值得庆贺一番了。
三
元典教学是好的，但也是难的。其中时代的原因非常复杂，可谓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但有些原因却是可以说清楚的，比如教师元典素质的欠缺。对于学生们来说，设置一门什么样的课固然重要，但这门课由哪位老师来讲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可以说，教师自身素养的高低直接决定一门课程课堂教学的成败。四川大学开设《十三经》这样的元典课，是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但是，是否所有的老师都能够像曹顺庆老师那样，既具有较深厚的学术底蕴，又拥有高超的教学艺术？假如一位教师学术能力和教学能力只具备其一，或者一个也不具备，那么，开讲十三经这类课程固然勇气可嘉，但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即一番好心，结果却是伤害学生对文化元典美好的想象。
本土元典的教学是这样，外国元典的教学也是如此。在一些教育理论家的提倡下，现在很多高校流行双语教学，可是实践的效果却令人失望。原因在于缺乏足够水平的任课教师，他们要么不具备双语自由转化的能力，要么对双语教学的理解过于狭隘和机械，将双语教学演变成对着多媒体课件念翻译成英文的中文教案。这样的双语教学除形式上吸引人眼球外，本质上既无思想性，也无艺术性。与此相反，刘小枫在中山大学细读《理想国》、邓晓芒在武汉大学释义古希腊哲学，都较好地体现出外国元典教学的魅力，值得中国特色的双语教学老师们借鉴。
四
让元典教学困难重重的，除教师的问题，还有学生的问题：元典素养薄弱。传统就像爱人，失去了再想找回来，就没有那么容易。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与两大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络。改革开放后，我们力图恢复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对话，大力译介西学，也取得显著的成效，却忽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发掘与张扬，比如小学和中学语文课本里，古文越来越少，古文的难度也一降再降，天长日久，导致如今的大学新生一见到古文就喊头疼。如果说先天不足已无法挽回，那么后天努力也是可以局部性弥补的。遗憾的是，如今的学生们总是能够找到诸多“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对元典说“不”。
笔者在讲授外国文学史的过程中便遭遇这样的尴尬：由于外国文学涉及的语种太多，因此，严格地说，外国文学作品属于元典的并不多，比如《圣经》、《荷马史诗》和《诗学》等，然而中国读者读的是译作，只能算是“亚元典”。如果说元典主要诞生于人类的“轴心时代”，那么，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真正属于元典的也是有限的。因此，提倡阅读元典，其本意还在于鼓励人们自己直接与作品恋爱，而不是依赖他人的研究与作品交流——作品对创作者来说，便是他们传达自我思想的元典。
像很多大学生一样，笔者也是从大学时期才开始成规模地接触外国文学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所读过的作品越来越多，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读过的作品越来越少。如今的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了解程度和笔者当初差不多——听过不少作家和作品的名字，但极少完整地看过哪怕像《哈姆莱特》这样的名作。由于学生大部分没有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志向，因此，在他们看来，能够翻完一本外国文学史教材，然后听老师讲一讲就心满意足了，至于用半个月时间去读《战争与和平》这些看不懂也看不完的大部头，实在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因为还有“更有用”的计算机课、英语课、演讲与口才课、社交与礼仪课等着去学呢。笔者是一个“总是心太软”的老师，不忍心强求他们去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这样一个学年下来，学生所知晓的外国文学就是经过教材编撰者以及笔者咀嚼过的外国文学，至于原汁原味的作家和作品到底是什么味道，只能是“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了。而可以肯定的是，大学里遭遇这一窘境的课程远不止外国文学史这一门，而几乎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课程。
五
普希金的诗“急匆匆地生活，来不及感受”，描绘的正是我们的时代。如今对大部分人来说，根本没有心情和时间去仔细品味文化元典，能够抽空吃两口文化快餐的已经算是有底蕴的文化人。在同样充满“喧哗与骚动”的高校中，推行元典教学自然也是难的，但却是必须的。元典教学理念的提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教育的问题到底出现在了哪里，让我们知道了怎样做才是对的，才是好的，才能看到希望。生活的经验更是告诉我们，凡事从难到易容易，从易到难则难，比如中国司机到外国开车易如反掌，外国司机到中国开车则寸步难行。与此同理，被元典熏陶出来的人，既可以走高雅路线，也可以做通俗之事，而被二手、三手材料滋养出来的学人，则永远难以入流。这就是说，我们教育的目标不能降低到和现实相等的层次，否则，我们最终抵达的层次只能比现实更低。因此，无论对于普通学生来说，还是对于专业学者而言，元典都应该成为主要的学养之源，哪怕我们最终没有成为学者或大师。而作为教师，有些东西或许我们暂时无法改变，但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立刻去改变的，比如轻视教学的态度和漠视元典的眼神。
收稿日期：2009-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