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市场体系的形成历程看健全市场体系的目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市场论文,历程论文,目标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市场体系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排斥、接受、培育、发展的过程。目前，作为市场结构体系两部分之一的产品（生活消费品）市场在我国已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与之对应的生产要素市场则有待进一步健全。本文以产品市场形成过程的回顾，来对照产品要素市场的健全与完善的目标与途径。
一、产品市场在中国的建立与形成
市场结构体系从商品在离开流通领域后的不同作用来观察，主要包括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虽然理论界对此种划分尚有争议，但按通常划分的标准看，作为产品市场的主导——生活资料市场的健全，经历了以下主要阶段：
1.计划经济下的“计划均衡”阶段。
传统的计划经济给产品的供需带来很多问题，最明显的是对价格的控制而产生的供需失衡。
价格调节供需，使供需达到平衡，是市场运行体系的核心。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计划确定价格，由于这种价格不是市场供需的反映，不计盈亏，反映到生产者身上则表现为多盈者多缴、少盈者少缴、不盈者不缴、亏损者补贴，使生产者缺乏生产的积极性，导致供应的不足。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质决定了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各地发展不平衡等状态下的需求是极为旺盛的，从而使我国处于一种需求过旺、供给不足的状况。
这种只管价格不管需求的结局产生了黑市、贿赂（走后门）、排队、争购等，而且由于价格与价值背离又使人们抱着多多益善的心理，进而使上述现象越来越多，因而计划经济又被西方称为“排队经济”。
为了减少上述现象，政府必须采取“双管”——既要管价格又要管需求。西方称为“管理均衡”，我们称为“计划均衡”。这一措施的最终产物即票证。票证对消费者而言成为第一约束，货币反而成为第二约束。供应越不足票证越发达，举手投足离不开票证。这样的结果是越管越麻烦，越管越管不了，这种短缺的复制逐渐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此外，这种循环还给管计划者带来好处，不仅是在经济上的收益，也在人格上带来一种特权，因而对于管者而言，因为越管对自己越有利，就越要维持这种管的体制。这一体制越发达，管与被管者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不仅是经济方面，包括生活的各方面），使人与人变得不平等，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最典型的、至今仍未彻底解决的便是住房。
归纳起来，供给由于不能从生产中带来好处而日益萎缩，需求由于是低价取得而越多越好，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不能使政府财富增多以满足需求，而是越来越难以承受（财政的包袱），再加上外部的压力，即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现实比较，决定了“计划均衡”必须打破，原有的计划结构体系必须改革。
2.改革的肇始。
改革是以价格功能的调整为开端的，这是因为原有的价格不能反映供需，典型代表就是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工农业产品比价失衡的原因是要用初级产品完成工业的原始积累。
价格功能主要体现在利益分配，进行资源配置及市场信息反馈和激励等方面，这也决定了不能对价格进行控制，控制会产生扭曲，扭曲则会使功能不完善。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则意味着产品市场体系开始构筑，而这一第一步便是放开价格。
由于以往价格扭曲太大，决定我们不能一步到位，而是渐进、逐步地放开，否则民心不稳。原苏联的改革现实可以充分印证这一点。因此，我国是从需求弹性大的非生活必需品开始，逐渐逼进，先是一小部分商品议价平价同行，然后取消平价，逐步取消票证，直至1992年粮票取消基本完成这一使命。伴随着每一步的放开，相应给一定量补贴，并因城市的大小、就业人口的多少及城乡的区分而有差别。一般来说，大城市多、小城市少，城市多、乡村少。此外，还通过通货膨胀的方法，利用“货币幻觉”的原理，拿回来当初的补贴，在生活资料市场逐步放开后，我国又开始了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这就是价格“双轨制”。
在生活资料的价格改革中，平价议价并行的“双轨制”尚不足以产生以此谋利的阶层，这是因为就个人而言，其需求必然有限而且是最终的消费者，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掌握资金的多少、好恶的程度等决定自己是选择议价还是平价。而最初生产资料的“双轨制”则既是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需求，又因其消费对象是生产厂家而决定价格的微小差异在市场上产生较大的区别。因此，在计划轨到市场轨之间有一个空间，以致出现了一个“官倒”阶层，围绕其运转的途径称“天线”——通天的线路。随着近几年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加上客观的市场轨对计划轨的不断侵蚀，直至并轨，目前计划轨已小到不足以使人聚集成为一个阶层的状况。可以说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目前已基本纳入正轨中。
3.产品市场的下一步改革区域。
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已基本完成之后，在产品市场中尚有一部分产业价格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这就是：（1）基础产业的产品价格；（2）服务的价格。
所谓基础产业价格主要表现在城市公用事业的价格。煤、水、电、气、电话等方面，因其规模经济和效率的要求决定了它是一种自然垄断行业，容易成为“霸”，这在现实生活中已有许多例子。对这些行业如何引入竞争，是下一步应研究的重点，已开始实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实际是一种约束，对这些行业应从自律管理和价格确定入手，对其进行深入改革。
对服务，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分类与价格确定，特别是政府服务与民间服务的区别。
①分类不清。政府服务是公民通过纳税来购买的。因为界限不清，现在许多不该收的费乱收，“三乱”特别是乱收费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如果是政府服务应当不收费，凡收费的应是非政府部门的服务，但如今不仅收费且名目繁多，其结果必然使政府的职能产生扭曲，同时也使税收流失，最大的受害者则是政府。
②政府服务功能发挥得不完全。本来一些政府的服务功能应是完全的，但由于乱收费使其功能扭曲，金钱成了政府部门发挥功能的尺子。另一方面，政府因税收不足使其难以充分配备相应的人力、设备来达到功能的充分发挥，最典型的是治安问题。政府服务功能发挥不完全时，会加大公民的自我支付成本，如防盗门的出现以至形成产业就足以说明。再有就是建立治安联防队，充任此职的多是“小脚侦缉队员”们，这实际是一种低效率替代高效率的表现，因为不管是防盗门还是联防队员均不能达到警察的效能。这方面的改革涉及的方方面面要远远大于前述市场中的改革，这需要政府明确职能，区别哪些是市场行为，哪些是政府行为。前者要在市场自由竞争，后者要强化功能。可以说，政府的服务价格改革的核心不是改不改而是如何划分，如何明确的问题。
③民间服务系统不够并且收费混乱。民间服务主要是技术信息产业和咨询产业。技术信息产业随着产品市场的发展已日益完善，以往靠中间跑合而发财的人已被越来越规范的技术信息市场所替代，传播媒介走向市场为市场服务，自身也成了市场的一员。虽然技术信息市场尚存在乱、散的问题，但总体讲还是逐步趋于完善的。现在特别薄弱的收费混乱的是咨询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咨询业有很大的需求，但现实情况是，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管理上乃至素质上均有很大缺口，截止1993年底全国取得律师资格的仅有五万人，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为三千人，这显然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
二、生产要素市场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生产要素市场是根据市场需要所引致的需求。相对而言，这种需求是一种垄断需求。生产要素市场的这一特殊性决定了生产要素要以解决生产什么、为何生产、生产多少的问题为前提，将既定的生产要素用在相应的环节，使之解决合理配置问题。生产要素走进市场已成为建立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这一市场以资本、劳动力、资源（土地）为其主要构成。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采取划拨的方式来解决对资本、资源的需求，市场根本不存在。当资本与资源无代价使用时，刺激了需求的增长以及浪费性使用，导致供给不足，产生了改革之初的“投资饥饿症”。
从边际效益递减理论看，如果资源和资本有代价，就会有边际效益，而资本和资源的用途十分广泛，决定了其必须按效用赋予相当的价格。于是由“拨改贷”开始，利息成为资本的价格变为现实。生产要素开始走进市场，而生产要素市场构筑的每一步也因其特殊性的不同而发展迥异。
1.资本市场
资本之所以能产生价值，按效益学说来看，有两个原因：①时间效用：人们评价效用时，总是认为目前的效用要比未来的效用高，这是一个时差。如果别人使用你的资本，利息就成了作为补偿效用减少的差额。②效率效用：从效率上看，你出借的资本可以使他产生更高的效率（借鸡生蛋），对方也必须对此给予补偿，其形式即利息。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步放开资本市场，并逐渐形成了公开的官方市场与非公开的民间市场。
（1）资本的公开——官方市场（银行商业化）。
从“拨改贷”后，出现了国有资本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这就使国有资本走向市场成为可能。这也是资本效用需要的反映，但还取决于国有资本的改革速度，故其并不是依照供求关系决定利息。特别是一些亏损企业，“拨改贷”后仍不能还款，结果由政府核销成为死贷。目前国有企业的贷款年利率为10%，低于年存款利率10.98%， 企业利润率高于10%才能贷，否则使用不起，也不可能扩充资本。而实际多数企业尚达不到10%的利润率。在这种状况下利率不可能提高，这就决定了我国资本短缺的状况在相当时期难以解决。目前这种以银行为核心的中国资本市场——间接的资本市场，因其针对国有企业，不可能按商业银行的规律办事，从而带来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反过来抑制银行走向市场。
（2）民间资本市场的兴起。
一方面国有企业资本来源有保证，利用的效率低，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虽有高效率但资本来源无保证，故促使民间资本市场逐渐形成，表现形式为：
①民间借贷：特别是在个体、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从偶然的、短期的，发展到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民间组织，如温州的“抬会”。这些借贷的利率要远远高于银行，甚至是高利贷，由于稳定性和保障性差且不受法律保护，使之具有很大风险，故开展得并不是很广。
②直接融资：不仅在农村，在城市也形成一些人利用银行利率差搞贷款吃差价，一些企业甩开银行靠发债券筹集资金。先是内部集资，许诺高利率，再把其推向社会。由于社会存款利率较低，这就引发了1992年末1993年初的“集资大战”。后来国家对集资加以限制，一些企业又采取新的变通方法——集股，从而达到借款的目的。
上述行为形成了直接资本市场，而其不规范性又产生了很多问题，最近通过整顿，此风有所收敛，但由于我们不可能把资本市场完全迅速地规范（政策性金融业务无法取消），也就形成了一方面不敢放开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却限制直接的资本市场。这样，要么抑制经济的发展，要么进一步刺激非法的融资行为。因此，加速资本市场的改革迫在眉睫。
（3）资本市场的改革。
对于资本市场的改革，首要的就是建立国家政策银行，将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分开。其次，加强金融立法工作，对借贷、股票发行、股份合作等涉及融资的方式逐渐规范，《银行法》、《公司法》以及即将出台的《证券法》等相关法规，可规范以往无法可依而造成的混乱的金融秩序。
我国未来的资本市场还应在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金融机构、信用方式，完善间接市场和投资方式，把专业银行彻底投入市场，形成一个平等交易、平等竞争的融资网络。如此，我国的资本市场才能得以健康发展。
2.劳动力市场
我国劳动力的市场特征表现为：（1）分割性较强。 这取决于其通婚半径空间和生活习惯、周围的关系、信息量的大小、地域性以及劳动能力的大小；（2）熟练劳动力供不应求，简单劳动力无限供给。 特别是在城乡界限不十分清楚的状况下，决定了后者可在较低的成本下获得。“民工潮”一方面是农民进城出卖劳动力的自我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企业对廉价劳动力的天然选择。
在开放的大环境下，社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其工资增长的趋势是必然的。
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过程来看。过去的劳动力市场是“二元分割、保护城市”。保障的手段一是户籍制；二是城市就业保障。改革后，上述差别能够以货币来解决了。于是在有的地方，将户籍标价投入市场。但由于开放度的增加，城乡差别在一些地区逐渐减小，户籍价格也逐渐降低。
城市企业合同制实施后，就业保障松动不少，但因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障）不发达，使城市的就业保障制度仍要维持，政府则竭力保证就业率，出现了在家拿部分工资的阶层，同时当失业率达到一定水平时，往往靠解雇农民工解决。这一方面说明城市隐蔽性失业严重，也说明了城乡竞争环境尚不公平。
尽管如此，我国的劳动力流动还是有很大发展。典型的是“民工潮”，简单劳动力由北向南，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熟练劳动力“孔雀东南飞”。但熟练劳动力的流动还十分不充分，这是因为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约束和非制度约束还很强。其中制度约束一般表现为单位是否同意，即档案的约束（目前已有减弱的趋势），非制度约束最突出的就是住房，住房在没有充分商品化前，始终是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非制度约束，此外单位的福利因素也会使人裹足不前。
此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劳动力市场在我国几乎是空白，那就是企业家市场。
对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要与其他改革相配套。在农村应加速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建设，同时加速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城市同样如此）；在城市则要健全社会福利保障系统和住宅商品化的改革，以利于熟练劳动力的流动，对企业要建立企业家责任制及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配套的人事制度，为企业家市场的建立创造条件。
3.资源市场
资源市场既包括房地产市场，还包括森林、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土地资源的利用比资本市场要晚，它也是经历了非商品——低价商品——房地产热潮的过程，且后者来势快而猛，以致在国家还没有确定土地成为商品时，一个全国上下的城镇土地批租热潮和房地产开发热潮带动了我国的第三次下海高潮，而下海潮的核心又是房地产开发。其结果是升得狠跌得重。此外，对矿山资源的开发也是一种无序状态，乱采乱挖成为矿区的通病，其结果必然是资源的浪费。我国很多荒山因没有相应的市场，实际开发利用率很低。
对未来的土地资源市场，要结合不同的状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以房地产市场为主导的土地开发，应采取规范的拍卖方式，减少以致取消协议价格，因为后者必然会产生低估与腐败；对于矿产资源，国家应采取强硬措施保证富矿的规模性开采，取消与国家争利的小煤窑、小矿山，而对一些难以形成规模开采的应将其投放市场。至于一些地区的荒山秃岭也应采用招标、确定相当时期政策不变的方式出租给有能力的人经营。山西等地采取上述办法后效果较为明显，只要相应法律、法规配套，其很有推广的前景。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个全方位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回顾我国市场体系培育与发展的过程，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未来任务的艰巨，也为我们确定今后的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并促使我们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作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