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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议》，要求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整个世界的大局中来观察，才能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建设精神文明的自信心和责任感”。这一要求的含义，值得深入领会。本文的“扫描”，也着力于此。
纵观全球，冷战虽停，兵谋尚在。一方面，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人们需要进行历史的大反思以适应之；另一方面，综合国力竞争日胜一日，竞争中时有杀机显露，迫人拚搏。在这一和平发展与兵谋杀机并存的时代，精神文明问题（或曰文化问题），被更进一步突现出来，甚至成为全球学者和政治家们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多少有些出人预料。
（一）一种比较深刻的理论解释模型，首先是由当代政治经济学提供的。针对着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注目于效率且无视上层建筑在发展中作用的缺陷，当代新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正在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产权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法的经济学”）等提出“交易费用”概念，并从过高“交易费用”替代物的角度，引伸了法律、道德、制度、稳定、习俗和其它上层建筑的必要性，从而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中思考和理解经济发展。在这一思路中，社会发展，资源配置优化，不仅仅只是在经济基础领域发生的事情，而且也是包括精神文明在内的上层建筑促成的结果，至少，上层建筑中的法律体系、人们的行为规范体系即制度体系等等，首先是作为市场中过高“交易费用”的替代物而存在的，它们的首要功能是降低交易费用，促成资源配置优化。沿着这一思路推进当代新政治经济学的科斯、布坎南、阿罗等人，因此而先后连续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金。
（二）人们精神生活的发展，也具有自身相对独立的规律性。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指出，在当代新科技革命日益深入普及的条件下，人类社会必然向力求“高技术与高感情相平衡”的方向转变〔1 〕。这一论断大体是对的。经济基础必然产生出反映并保护自己的意识形态。高技术的经济基础必然要求高度发展的精神生活反映和保护自己，这种精神生活也将大异于人类以前的精神生活。于是，当代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突现，也表现出某些必然。
（三）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也迫使全世界进一步思索精神文明建设与市场经济腾飞间的因果“怪圈”。如果说，当年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对“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在市场起飞中不同作用的分析，一方面参照马恩思考精神因素与市场经济互动关系的思路，但另一方面又把中国和东亚的“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绝然对立，显出偏颇，那么，如今面对东亚奇迹的东西方论者，许多人都交口称许儒家文化在当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促进作用，虽然学术界至今见仁见智，但精神文明与当代市场经济的互动性已成为某种共识，于是，精神文明成为“热门”话题便无可怪之处。
（四）综合国力竞争，是以“国家”为单位展开的。“国家”本位在当代的突现；一方面反映出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对西方列强而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吁求，另一方面也是人们从苏美冷战时代集团对峙和意识形态僵斗中挣脱出来后必然产生的一种群体性主体呼唤。而在当代世界上，国家又往往与“民族”相对应（连美国资深政治家布热津斯基也说，目前世界上，“民族国家仍是公民效忠的基本中心”。〔2 〕“民族”又往往与特定文化紧密关联，于是，以经济利益分割为首要实质内容的当代综合国力竞争，在目前又不能不把特定民族文化（包括其价值观体系）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点，直接地呈现为不同民族文化的竞争，精神文明问题往往被提到十分显赫的地位。要知道，任何国力之间的竞争，都不能不在物质与精神的互相寄托模式中展开，经济利益的竞争不能不强烈吁求民族文化及其价值观作为自己的终极精神归宿。这正如目前一些文化人所谈：人类毕竟不能只在物质利益的世界中“流浪”，他们总在竭力寻找并回归自己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园”，并在理性思维和情感抉择中尽力突出它的“终极”意义。
（五）在研究“综合国力”问题的科学家那里，无论论者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无论其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一旦在说明“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时，国家的精神文明发育水平都摆在相当重要的地位。例如，美国当代国力研究者克莱因在《世界权力评估》等书中提出“国力方程”时，明确把国力要素分解为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两大类；日本经济企划厅委托日本综合研究所进行研究的结论也是：国民意志、政策能力、外交能力等，均属综合国力的重要因子；美国哈佛大学教授S ·奈则进而把国力分解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后者包括“国家凝聚力”，文化认同力等，它们与“硬实力”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3〕
把精神文明发育水平作为“综合国力方程”中的一个重要自变量来思考，不仅是历史昭示的结果，同时也是科学家们吸取当代认识论、心理学、经济史等学科最新成果的表现。它在理论上是坚挺的，强烈要求各国重视精神生活问题。
如果说，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对当代人类精神文明问题的突现，除了针对社会主义及东方文化的内容外，还往往停留在抽象议论的阶次，那么，与之相对应，人们在东亚“四小龙”可以发现，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用这一建设促进当代市场经济腾飞，已经升华为一种国家（或地区）政策。“四小龙”的腾飞和持续发展，与这种政策的执行同步展开。它更促使人们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正相关关系。我们也应批判地汲取其有关经验。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曾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
（一）“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5〕确实，新加坡抓精神文明建设， 有许多成功的决窍，很值得学习。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祖籍中国唐山，早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中西文化的融合和对比，使他对一个东方国家保持自己传统文化以增强国力的认识，相当深刻。他说：“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因素，就是50到70年代那一代人的文化价值观。由于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肯为家庭和社会牺牲。他们也有勤劳俭朴和履行义务的美德。这些文化价值观帮助我们成功”；〔6〕“关键问题就在价值观， 也就是辨别是非”。〔7〕基于这种认识， 李资政当年在新加坡经济腾飞中大力提倡恪守东方传统文化中集体高于个人的价值选择，大力提倡尽义务的理念。他说：我们必须使学生和民众“把群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8〕使人们认识到“社会始终都比个人重要。 我想，这就是把亚洲从极大的苦难中挽救出来的价值观”；〔9〕在教育工作中， 占第一位的是“道德和品格方面的训练，”因为“它关系到良好的公民素质和国家地位”。〔10〕他还指出：“亚洲各国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保持政治稳定，”西方政治模式在“大多数新兴独立国家行不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力图把“民主政治”推行于世界各国，是不行的；〔11〕对于亚洲国家而言，“好政府比民主人权重要”；〔12〕日本成功的关键，在于“儒家伦理”适应和推动了经济发展。〔13〕作为剑桥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李资政能有如此认识，当然不是人云亦云的结果，肯定是从长期从政治国的经验中获得的体会。它和我们的见解相当相似。
基于以上认识，李资政当年在新加坡着力抓了普及儒家伦理教育的事情。1982年2月3日，在李的策划下，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宣布，在所有学校教育课程中要加设“儒家伦理”。此后不久，“儒家伦理委员会”在新成立，专门研究儒家学说的华裔学者杜维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和余英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等被聘为海外顾问。1982年7月至9月，海外华裔学者达新访问，在新掀起讨论和普及“儒家伦理”的空前高潮。此后，教材编写和试教工作也颇具声势。〔14〕1990年，新加坡公布《共同价值宣言》，提出了个人服从社会，群体及维护家庭伦理秩序等共同规范，效果不错。应当说，新加坡目前社会秩序较好，是与“儒家伦理”的普及分不开的。当然，新加坡的这种举措，不等于他们把儒家理念中过时的东西也加以照搬。他们对儒家伦理也是一分为二的，尽力剔除其中的封建糟粕。1996年，有记者听说，作为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和儿子李显龙（现任副总理）在购房中享受了特殊优惠，便在报纸上含蓄批评。此事惊动了国会。结果是由政府出面，成立专门调查小组，进行调研。李光耀而对压力，说这是一个昭示国人的好机会，欢迎调查。结果显示，李家父子并无享受“特殊优惠”之事。全国上下也由此受到了一次深刻教育，精神文明建设被提升到一个新阶次。〔15〕
新加坡设国有企业128家，至今没有一家亏损， 被许多论者举为反对撒切尔主义（唯私有化论）的有力证据。〔16〕可以设想，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上述成绩也是分不开的。其中的经验，特别值得我们研探借鉴。
（二）韩国也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地方，它的经济腾飞与其儒家伦理文化传统明显关联，是当代许多学者的共识。韩国的学者对这种关联的认识，也相当清醒，值得注意。现举韩国学者金日坤先生的下述看法为例。
其一，“四小龙”经济腾飞不是“按照西方学者所设计的模式”实现的。〔17〕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必须以文化上的差异为前提，”〔18〕所以，对“四小龙”的腾飞，应当着重从其文化特征上来理解。这种见解，虽有争议，但它以东亚文化固有适应当代市场经济的积极内容为预设前提，也颇合理。〔19〕
其二，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起飞时采用自由市场体制不同，“四小龙”的成功，“是依靠计划为主的混合经济体制取得经济上的成功的”。〔20〕而这里的宏观调控，正是依赖着儒家经济伦理的普及而实现的，因为，“在政府的作用当中，儒教文化圈的传统秩序具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重要意义。（它使）政府制订计划，确立目标，建立有关制度，形成个体经济的强大后盾，集中各个经济实体和个人的能力，以整体号召机制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取得成功”；〔21〕“儒教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借助家族集团主义去建立一定的秩序”，是“靠‘忠’和‘孝’的集团主义原则”的，〔22〕国家观念“特别强烈”，〔23〕从而使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深厚的伦理基础和文化前提。
其三，区分“新教文化圈”（指西方）和“儒教文化圈”的经济发展模式，回顾其不同的发展轨迹，是很有意义的。〔24〕一般而言，“在西欧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个人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也相应地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个人逐渐地获得了自由和平等，通过灵活运用经济理论，最大限度地追求合理性和效率性，西欧经济终于获得了迅猛地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成熟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注重自我本位的个人利益越来越超过共同目的和共同利益，出现了个人主义严重、一意孤行的局面。从此，发达国家的经济就走上下坡路”；这表明，“如果个人主义发展到严重损害集团或社会整体秩序的程度，那么，无论如何，个人主义必将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欧美个人主义不断漫延的今天，以家族为中心、具有集团主义传统的儒教文化国家，却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经济成果”。〔25〕应当说，金先生的这一段分析，是十分精辟的。的确，个人主义已经成为当代市场经济的精神拦路虎，集体主义正在促成当代市场经济的大发展，这是四小龙奇迹所揭示的当代精神文明发展大趋势。它被韩国的一位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说出，的确振聋发聩，足资我用。
注释：
〔1〕奈斯比特《大趋势》第二章
〔2〕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
〔3〕黄硕风《综合国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104-107页
〔4〕〔5〕《邓小平文选（三）》第378页
〔6〕〔7〕〔8 〕〔9〕〔10〕〔11〕〔12〕《李光耀40 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页、391页、397页、394页、第554- 555页、第563页
〔13〕〔14〕台湾《中国论坛》1984年第3期
〔15〕《湖北日报》1996年10月13日
〔16〕孙尚清《新经济问题》，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3页
〔17〕〔18〕〔20〕〔21〕〔22〕〔23〕〔24〕〔25〕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第115页、第141页、第111页、第32页、第13页、第8-9页
〔19〕《孔门仁学奥秘再破译》，《福建论坛》199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