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定》以来的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韩一元*
全球气候治理是关乎全人类利益的大事。自2015 年12 月国际社会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雄心勃勃的《巴黎协定》后，各缔约方一直致力于提升承诺、加强行动、规范细节，推动《巴黎协定》于2020年步入正式执行阶段。纵观《巴黎协定》以来的气候谈判进程，虽然存在着美国退约、部分国家行动不足等问题和挑战，但仍可以说凝结了多方共识和努力，成为全球“自下而上”合作的典范。中国在此过程中更是充分发挥了表率作用，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担当。未来，各方将继续致力于弥合分歧、加强行动，共同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挑战。
一、《巴黎协定》以来的气候治理进程
《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将于2020 年到期，2013 年起，谈判并达成一份全球气候新协议，就2020 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作出指导和安排，成为国际社会一项重要且紧迫的议题。经过各方艰苦谈判，2015 年12 月12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即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最终达成一份全面、均衡、有力的《巴黎协定》。这是第一份覆盖近200 个国家的全球减排协议，它改变了《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分配减排指标的传统方式，创建了“国家自主贡献”的减排体系，建立起“提出、报告、实施、盘点”的一整套机制。该协定虽不具备强制性和惩罚性，但正是由于相对松散、灵活，各国能够根据本国实际状况提出方案并付诸行动，成为自下而上推动全球治理的典范。在具体执行上，协定作出以下重要规定：一是要求把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2℃之内，并努力控制在1.5℃之内；二是首次确立了五年为周期的评审机制，所有缔约方都将在同一体系中汇报其减缓和资金等情况；三是要求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在2020 年前每年至少提供1000亿美元。《巴黎协定》还指出，协定生效的条件是获得至少55个国家批准，且这些国家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全球排放量的55%。协定开放供签署的第一天，就有175个缔约方（174个国家和欧盟）签署了条约，《巴黎协定》最终于2016年11月4日生效。
《巴黎协定》是一个制度框架，其生效后，国际社会仍需解决一些重要问题，即制定具体的实施规则和方案。2016 年11 月，《公约》第22 次缔约方会议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各缔约方代表达成《马拉喀什行动宣言》，明确了各国履约和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是国际社会向气候变化宣战的再次承诺，标志着全球进入“落实和行动”的新时代。此次气候大会就《巴黎协定》实施的后续谈判给出了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了数十个与《巴黎协定》相关的倡议或计划，确定2018年为制定和实施《巴黎协定》规则手册的最后期限。各方一致同意将致力于达成一份涵盖减排量衡量和核算、气候资金、技术开发和转让等的规则手册，同时敦促发达国家确保2020 年前实现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 亿美元资金。① “Nations Take Forward Global Climate Action at 2016 UN Climate Conference,UN Climate Press Release”,https://unfccc.int/news/nations-takeforward-global-climate-action-at-2016-un-climate-conference（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5日）
2017 年11 月，《公约》第23 次缔约方会议在德国波恩举行。此次会议虽在波恩举办，但德国只是名义上的东道主，真正的主席国是南太平洋小国斐济。斐济受国内承办能力所限，《公约》秘书处所在地波恩承接了此次会议。大会通过了名为“斐济实施动力”的一系列成果，就《巴黎协定》实施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形成了谈判案文，为2018年完成协定实施细则谈判奠定了基础。此次会议是在2017 年6月美国宣布计划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下召开的，各缔约方摒除了美国因素，重申了落实协定、加强气候行动的承诺。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就履行2020年前气候承诺与行动展开了激烈博弈，博弈焦点有二：一是发达国家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不到位；二是2012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迄今仍未生效，修正案中包含部分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2013—2020 年）的量化减排指标。发展中国家敦促发达国家首先尽快兑现2020 年前的承诺，而发达国家则避重就轻，执意讨论2020 年后《巴黎协定》的实施。最终，大会确定了促进性对话方式，将2020年前气候行动列入未来谈判议程。
2018 年12 月，《公约》第24 次缔约方会议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与会各方如期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达成长达150 多页的《卡托维兹规则手册》，就国家自主贡献、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技术规定，并加强了各方的资金承诺和行动，以确保《巴黎协定》能在2020 年如期上路及落实。但大会仍留下一些分歧有待进一步谈判：一是关于温控目标。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支持将温控目标由2℃降至1.5℃内，部分国家则坚持2℃标准，认为执行1.5℃标准将极大限制其发展空间。二是有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巴黎协定》允许各国通过“碳市场”或“碳交易”，按照其允许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交易，并承认有必要就此问题制定全球规则。① “卡托维兹气候变化会议落幕：各国就实施‘巴黎协定’的具体方案进一步达成一致”，https://news.un.org/zh/story/2018/12/1024941（上网时间：2019年11月9日） 各缔约方需通过谈判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核算机制，确保减排数据不会出现双重计算。② 出现双重计算的情况包括一国对另一国付款来换取对方减排，之后却将这个减排量充作自己完成的目标。 巴西极力反对制定清楚条规来防止重复计算，希望利用本国大面积的雨林得到双倍的“碳信用”，并且保留其在《京都议定书》规则下积攒的大量尚未使用的“碳信用”，但欧盟国家等认为此举存在不透明、重复计算等问题。磋商最终无果而终，该议题被推至2019年继续谈判。
第四，发展中国家阵营出现分化。一直以来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 国集团+中国”是一个超大的谈判集团，随着各方出现一些特定的、多角度的关切，集团内部出现分裂和重组。近年来，不仅出现了“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LDMC）这样相对保守的集团，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减排承诺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还出现了拉美独立国家联盟（AILAC）这样充当南北两个阵营桥梁的集团。小岛屿国家联盟由于对国际资金和技术等援助的要求十分迫切，近年来日益转向欧盟，与发展中大国的谈判关系渐行渐远。① 朱松丽、高翔著：《从哥本哈根到巴黎：国际气候制度的变迁和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1—192页。 “基础四国”尽管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根本利益一致，但具体利益的分歧也十分明显，巴西、印度在市场机制和碳信用监管规则上各持己见，巴西新政府立场明显后退。
[5]杨晓雁, 基于Hadoop的海量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关键技术研究. 自动化与仪器仪表, 2016(8): 第166-167页.
尽管各国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展现了加强承诺和行动的雄心，但定于2019 年底召开的《公约》第25次缔约方会议却命途多舛。气候大会每年在不同地区轮流举行，2019 年落脚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原承办国巴西改变态度，于2018 年11 月宣布因财政预算和政府换届撤回承办申请，随后智利宣布接替承办。但2019 年10 月30 日，智利宣布因国内局势动荡无法举办气候大会，此时距原定会期仅有一个月时间，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面临严重冲击。此时西班牙主动请缨，慷慨提议将全力保障气候大会按原定时间（2019 年12 月2—13 日）在马德里举行，同时智利将继续担任本届大会的主席国。此次大会将着重解决卡托维茨气候大会遗留的一些议题，之后《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将进入执行阶段，正式拉开2020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二、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挑战
第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与减排“赤字”高企的矛盾突出。一方面，全球碳排放在经过了2014年至2016 年三年的平稳期后，于2017 年重新进入上升期，2018 年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再创纪录，且上升趋势仍未得到逆转。① “2018 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气候变化影响正在加剧，再次为世界敲响警钟”，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03/1031121（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4日） 由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不断增多，2019 年夏季北半球多国高温创纪录，南美亚马孙雨林火灾触目，南北极冰盖加速消融，喜马拉雅冰川加速消退，海洋热浪与超强台风肆虐，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全球气候安全威胁与日俱增。2018 年10 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显示，在全球气温升高1.5℃的情况下，世界中纬度地区的极端高温将比目前的高温增加3℃，北极在21 世纪就可能出现夏季无冰的情形，现存70%至80%的珊瑚礁也将消失。② IPCC,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of IPCC Special Report on Global Warming of 1.5°C Approved by Governments,https://www.ipcc.ch/2018/10/08/summary-for-policymakers-of-ipcc-special-report-on-global-warming-of-1-5capproved-by-governments/（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4日） 而另一方面，各国“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仍显不足。2018 年11 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第9版《排放差距报告》指出，当前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承诺不足以弥合到2030 年实现气候目标的排放差距。要实现全球升温2℃以内的目标，各国自主贡献需要较现有水平提升3 倍，而要实现1.5℃目标，则需要提升5 倍。③ “环境署《排放差距报告》：各国须付出三倍努力才可能实现2℃控温目标”，联合国网站，2018 年11 月27 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18/11/1023681（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日） 德国之声则指出，截至2018 年底，世界上最大的20 个经济体，也就是G20 国家全部尚未兑现其对于2030 年减碳目标的承诺。④ “现实赶不上理想，减碳力度应加强五倍”，https://www.dw.com/zh/%E7%8E%B0%E5%AE%9E%E8%B5%B6%E4%B8%8D%E4%B8%8A%E7%90%86%E6%83%B3-%E5%87%8F%E7%A2%B3%E5%8A%9B%E5%BA%A6%E5%BA%94%E5%8A%A0%E5%BC%BA%E4%BA%94%E5%80%8D/a-46481854（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日） 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不仅力度不足，质量也参差不齐，有的国家只提减排区间，有的则将他国资金或技术援助作为附加条件。
《巴黎协定》签署以来，尽管多方均致力于提升承诺和行动，但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着赤字扩大、动力衰减、矛盾多发的挑战。具体包括以下六方面。
（1）奉新县可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相结合，重点发展山林经济，大力发展毛竹、苗木、油茶和猕猴桃四大林业基础产业。通过宣传、政策支持，调动社会积极性，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四大产业，联合建设生产基地；培养或引进农业科技人才和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大力推广种植技术，拓展市场；统一生产标准，合理规避绿色壁垒，创新名牌农产品，打造农业一体化示范园。同时依托现有的农产品资源，升级现有的奉新工业园区，引进资金，大力发展轻工业即农产品加工业，打造特色的奉新毛竹工艺品和猕猴桃深加工产品，利用交通、信息渠道扩散到周边区域，甚至辐射到周边省市，推动特色品牌产品走出去。
第三，发达国家企图重构“共区原则”。《巴黎协定》守住了公约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关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区别安排，但在具体操作中如何体现“共区原则”面临诸多挑战。波兰卡托维兹气候大会制定的《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中，发展中国家虽仍享有一定灵活性，但所有国家都被纳入量化减排框架，其中详细的技术规定对所有缔约方都是相同的。对此，一些西方媒体认为，这是对“共区原则”的重大突破，甚至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大国逐步承担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国际责任。美国等发达国家企图重新解释“共区原则”内涵，刻意模糊发展中和发达国家责任区别，在资金援助上通过设定资格门槛，变相排除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范围上只主张涉及减缓责任，逃避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等责任。欧盟则有意设计一个包含详细数据的统一表格，在2020年后用同样的标准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情况进行盘点，企图模糊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尤其在更新国家自主贡献时，欧美企图参照世贸组织（WTO）改革，推动发展中国家“毕业标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面临着“被毕业”的风险。
传统的语言观认为，语言的结构和意义是对客观世界的镜像反映，语言符号与现实世界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认知语言学承认客观世界的现实性，承认语言的形成离不开客观现实，但更强调人的认知在语言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认为语言不能直接反映客观现实，语言所反映的现实是经由人的认知加工过的现实。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认知世界和客观世界不会完全对应，因此，反映认知世界的语言与客观世界也不完全对应。
2019 年9 月23 日，第74 届联大开幕期间，秘书长古特雷斯牵头召开了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此次峰会召开的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和行动与实际需要相比仍存较大赤字。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的报告指出，2015 年至2019 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五年，当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在上升且没有达到峰值（即排放量从增加到减少的转换临界点），如果按照当前形势发展下去，到21 世纪末全球可能升温达3℃。要将全球升温限制在2℃内，各国须将各自的减排目标提高为原有的3 倍；若要控制在1.5 摄氏度之内，则需5倍的努力。古特雷斯把对抗气候变化称为“人类生死存亡之战”，他敦促各国提高雄心并加速行动，强调各国领导人带着“具体的承诺而不是华丽的辞藻”来参会。最终，70 个国家宣布将在2020 年前提升国家自主贡献目标，77 国、10 个地区和100 多个城市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即达成二氧化碳净零排放（排放量与消除量对等）。
第五，国际碳市场机制发展方向不明。国际碳市场机制将在2020 年后气候制度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碳交易早在《京都议定书》时期便得到确认，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的合作，而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可以用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完成减排目标的承诺，也可由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碳市场上直接交易，这便是所谓的“清洁发展机制”（CDM），简而言之，可概括为“发达国家出钱，发展中国家减排”的模式。《巴黎协定》下的国际碳市场机制则包括“合作方法”和“可持续发展机制”两种路径，前者以“国际转让的减排成果”（ITMOs）为国际排放单位在国家间开展碳交易，后者是与“清洁发展机制”一脉相承的核证减排机制，目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清洁发展机制”向“可持续发展机制”的过渡问题也成为争议焦点。一种观点认为所有类型的“清洁发展机制”减排活动都可以申请过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减排活动才能申请过渡。② 高帅等：“《巴黎协定》下的国际碳市场机制：基本形式和前景展望”，《气候变化研究进展》，第15卷，第3期，2019年5月，第222—231页。 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在过去的“清洁发展机制”下均注册了大量项目，未来若设定条件只允许特定地区或类型的项目过渡，将对发展中大国的减排能力建设造成大量浪费。
中国在达成和履行《巴黎协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既顺应了中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也充分展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态度。
三、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积极角色
第六，全球气候治理主导权争夺暗流涌动。当前，《巴黎协定》尚未得到正式执行，围绕气候治理的新倡议已层出不穷，一些国家甚至企图另起炉灶。法国力推《世界环境公约》，现已提交联大并进入谈判阶段。该公约拟确定“谁污染谁付费”“公众知情原则”“预防环境损害原则”等新标准，法国希望借此巩固其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欧盟则积极争取主导国际碳交易体系和定价权。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建于2005 年，是全球首个，也是目前最大、最成熟的排放交易体系，占国际碳交易总量的3/4 以上。③ European Union,“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U ETS)”,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_en（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日） 美国在宣布正式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程序的同时，也宣布将提出有关气候保护议题的一种“务实和可行的模式”，强调该模式将兼顾再生性能源和化石能源。
第一，节能减排成效显著。近年来，中国在国内绿色发展方面的扎实行动和成效令世界瞩目。中国提出2020 年和2030 年气候行动目标，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 年）》，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设立国有自然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气候治理体系，积极落实减排承诺，强化气候适应。中国坚持能源清洁低碳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坚持节约优先，落实“十三五”能耗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双控”制度，推动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技术不断升级。当前，中国已成为利用清洁能源第一大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和核电在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清洁能源投资连续9年位列全球第一，累计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也居世界第一。① “中国引领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专家解读）”，《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8月19日。 近年来，中国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截至2018年底，碳排放强度比2005 年累计下降45.8%，基本扭转了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森林覆盖率达22.96%，森林蓄积量比2005 年增加45.6 亿立方米。2016—2018 年，中国单位GDP 能耗累计降低11.35%，节约能源约5.4 亿吨标准煤，为落实“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和2030 年国家自主贡献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重大贡献。② 《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中方的立场和行动》，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1698085.shtml（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8日）
第三，深化气候领域南南合作。中国坚持发达国家应为其历史排放承担相应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同时中国也自愿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范围内的气候援助，作为发达国家资金的“补充”。早在十多年前，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就已经涵盖了气候变化领域。2012 年以后，中国气候援助更上了一个大台阶。国家发改委当年宣布，将气候变化援助金额翻番，每年的气候南南合作资金支出约7200 万美元。2015 年9 月，习近平主席承诺出资200 亿人民币成立南南气候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在巴黎气候峰会上，基金的资助范围进一步明确：2016 年起中国将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 个低碳示范项目、100 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提供1000 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即“十百千计划”）。⑤ 王彬彬：“后机构改革时代的气候南南合作”，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10685-After-China-s-ministerialshake-up-what-s-next-for-South-South-climate-cooperation-（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9日）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指出，2011—2018 年，中国政府累计安排7 亿元人民币（约1 亿美元），通过开展节能低碳项目、组织能力建设活动等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还将继续在南南合作框架下通过赠送应对气候变化物资、支持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规划、推广气候友好型技术等，为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和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更多的贡献。① “解振华：中国累计安排7 亿元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http://www.ccchina.org.cn/Detail.aspx?newsId=71202&TId=251（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8日） 2018 年，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以下简称“发展署”）成立，整合原分属商务部、外交部和财政部的对外援助职能，被外界视为对标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发展援助机构。此举将加强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推动援外工作统一管理，改革优化援外方式，更好服务国家外交总体布局和共建“一带一路”等。② “专家解读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对外援助将更有效率”，http://www.eeo.com.cn/2018/0313/324419.shtml（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8日）
第二，发达国家政治意愿不足。近年来全球气候治理遭遇的最大挫折莫过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2017 年6 月1 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引发全球震动。根据相关规定，缔约方要在协定生效三年后（即2020 年11 月4 日）才能正式退出。2019 年11 月4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已以书面方式知会联合国，正式启动退约程序，并称退出《巴黎协定》是因考虑到该协定将使美国工人、企业和纳税人的利益严重受损。美国退约之举给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带来了相当负面的影响。从其自身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不再履行自主减排承诺，将使减排国际行动大打折扣；从国际而言，美不再履行资金援助承诺，使发达国家每年1000亿美元的出资目标难以实现，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且美国退约的连锁负面效应已显现，近年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气候立场均有所倒退。除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在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承诺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不仅数额远未达到标准，且大量已提供的资金都是贷款而非赠款，大部分还需要繁琐的审批流程。
第二，稳步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2012 年前，中国碳市场发展较为缓慢，主要以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为主，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到来，中国开启了碳市场建设工作，对建立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出了相应的决策部署。从2013 年6 月开始，深圳率先开展交易，其他试点地区也纷纷先后启动市场交易。截至2019 年6 月，7 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配额累计成交量约3.3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累计成交额约71 亿元人民币。试点地区重点排放单位整体履约率保持较高水平，试点范围内碳排放总量和碳强度保持双降趋势。③ 《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中方的立场和行动》，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1698085.shtml（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8日） 2017 年12 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印发，标志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正式启动，首批纳入全国碳市场的1700 余家发电企业，年排放总量超过3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全国碳排放量的1/3，预计到2020年将在发电行业交易主体间正式开展配额现货交易，并逐步纳入更多行业和更多交易品种。④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首批纳入1700 余家发电企业”，http://www.xinhuanet.com/2018-09/15/c_1123433336.htm（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8日） 下一步，中国将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全国碳市场制度体系，推动重点单位完成碳排放数据的报送与第三方核查工作。
近年来，随着生活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人们对自身的饮食也更加关注，食品安全特别是农产品安全，也引起了民众广泛关注[1]。农产品在经过培育种植、深度加工、贮藏运输、销售推广的过程中，任意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造成产品的品质问题，尤其是在果蔬加工领域和低附加值的农产品中，农产品的品质问题很难得到严格的把控，个别生产企业甚至生产低品质的果蔬产品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2-3]。而究其原因，我国的果蔬产品全过程管理缺乏统一的信息追溯系统，即使果蔬品质出了问题，也很难追责到责任主体。
第四，加速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在六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中，中国始终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注重与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推动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投资贸易中强调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绿色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在2019年4 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高效制冷行动、“一带一路”绿色照明、“一带一路”绿色走出去等多个倡议，正式启动“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截至2019 年4 月，已有120 多家中外合作伙伴加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同时，中国还积极深化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的务实合作，并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中资银行等机构开展气候投融资活动，帮助共建“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双赢。
第五，积极参与多边气候议程与行动。中国在气候谈判中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一股正能量。《巴黎协定》的达成就离不开中国与美国、法国、印度等相关大国的广泛沟通与合作。在近年《巴黎协定》具体实施规则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更是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姿态，积极推动协定尽快步入正式执行阶段。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第一时间表态，无论别国气候政策如何变化，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目标和政策行动不会改变。在第25届气候大会召开之际，中法领导人签署了《中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北京倡议》，表达了坚决支持《巴黎协定》的意志，并呼吁所有国家兑现承诺、加强行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后，五国共同发表宣言，称将坚持“共区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还将致力于推动第25 届气候大会取得成功，争取就《巴黎协定》工作计划所有剩余议程取得平衡和全面的成果。③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巴西利亚宣言（全文）”，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716040.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11月18日）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三处提到“应对气候变化”，四处提到“低碳”，并指出中国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这可以说是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历史性作用的客观真实评价。2020 年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一年，各国须向联合国递交应对气候变化的下一步具体减排方案，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将正式生效，中国还将举办备受期待的生物多样性大会。可以说，中国正在用自己的切实行动，同其他负责任的国家一道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积极的贡献。◎
通过调整接枝聚合过程中橡胶与单体的比例(固定丙烯腈与苯乙烯比例)，可以合成接枝层厚度不同的接枝聚合物。由于橡胶粒子尺寸是相同的，合成的接枝聚合物接枝率不同，则接枝层厚度也不同，接枝率大则接枝层厚度增加[1,6]。
国外反贪机构的隶属关系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隶属于行政首脑的机构，第二种是隶属于国会的机构，第三种是隶属于司法部门的机构，第四种是授权性反贪组织。这一机构本身又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属于司法性质，比如授权调查贪污贿赂犯罪的警察组织;第二类属于行政性质，如加纳总统可根据有关法令规定，任命一个调查团去调查某项指控舞弊行为报告或陈述的真伪。我国的廉政总署从其应具的法律地位和应该发挥的功能来看，机构宜隶属于人大，其领导及成员由人大常委会核准，并由国家主席委任。
*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责任编辑：黄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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