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思想与主体心理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论文,老庄论文,矛盾论文,思想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道家观念具有的宇宙本体智慧根源于人类作为主体存在的根本性的生存困境和心理矛盾。主体一从自然中分离，就体验和意识到自由和孤独的共生，并随之展开主体心理矛盾的运动过程。老庄的道家思想正是试图解决人类这一心理矛盾的最早的哲学尝试。与“道”同一，与自然同一的倾向并不与人类的主体性相背离，而恰是主体性内在矛盾的必然性和丰富性的表现。道家智慧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主体对人性统一的永恒需求。
关键词
主体
主体意识
自然母体
道
自由
孤独
儒家学说与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流思想。而道家观念比之儒家理论，更具有一种典型的宇宙本体智慧特征。它的自然观、认识论、人生观和社会历史观的高度统一性和彻底性，在哲学史上是罕见的。
道家观念的这种宇宙本体智慧特征，不是根源于某一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存在状况和特定的心理状况，而是根源于人类作为类存在的根本性的生存困境和心理矛盾。当然，发源于中国先秦的道家学说，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但从实质上说，它具有一种超越具体时空的普遍性质。要说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回溯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逻辑起点——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点。
一
在世界各民族的宗教、哲学和科学中都探讨了人是如何诞生的这一事件。这种探讨和描述使我们知道人类是如何认识自身诞生这一历史事件的。
在基督教文化中，人类是被创造的，自然与人一样，都是一个外在的、自足的、作为最高主宰的上帝的产物。这样，人与自然最多是一种兄弟关系。上帝造自然在先，造人在后，因此，自然具有先于人这一性质特征。
近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自身来源的主要理论仍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由于物种的漫长进化（通过遗传与变异），人类最终“自然地”产生。人无疑是自然之子——自然的产物。这里，自在的自然代替了上帝。根植于现代人观念中的关于自身来源的知识，主要是通过科学获得的。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道家意识观念， 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在某些实质性的方面（这里主要指它关于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思考和体验，在道家那儿具体表现为被化生物与母体的关系的观念）更接近现代科学观念。而且，由于道家意识不是一种单纯的科学思想，不是为了揭示某一种知识，而是关于人、自然、宇宙的一种根本性的思考，因而，它更贴近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在需要。它没有科学地探索人类的起源，但它诗意地描述了化生的想象。
关于创造与化生的理论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伴随着人类主体的产生，主体与客体的相脱离，主体脱离客体母体的必然性以及对母体的永恒的相连关系的必然性。
《老子》一书中有几句表达其宇宙论的名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这里的“道”有两个品质值得注意：一是万物之母，先天地万物而独立存在的；二是它是化生之源，是周行而不殆，生生不已，变动不居的。万物就在这变动的过程中产生出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生”是关键性的。
哲学史对“道”的性质多有争论。其实从文本的意义上看，也许老子对“道”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理性认识和观念（这在古代思维中，尤其是中国古代的直觉思维中是可以理解的）。他更多地是把“道”作为万物之母，作为一种化生物的最终目的和归宿。这与其说是认知上的需要，不如说是心灵上的需要。道家从一开始就是关心人的心灵世界的。
“道”在庄子哲学中是无所不在而又万古长存，无所作为而又无所不为的无限性实体。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
“……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庄子·知北游》）。
在这里，庄子对这个带有泛神论色彩的无限本体“道”，其实也没有去探究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东西，而只是突出“道”的无限、恒久的特征。而突出这个特征，反映了人心灵中渴望得到一些安宁的、永久的、不朽的东西。
其实，老庄哲学异于原始哲学的一个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抽象性、超验性。它不像原始哲学那样，试图找出一个具体的原始物质作为衍生他物的本源。原始哲学的这条思路其实是源于主体行动的需要——认知的需要，所以，它是从具体实践中产生的，是经验的。而老庄哲学遵从的是内心的另一种需要。它有另一种思路。它是从主体的孤独感出发的。因此，它要寻求的世界本体，不是一种能生出他物的具体原始物质，而是要寻找一种能安慰主体灵魂孤独的普遍的、无限的本体实体。
作为主体的这种孤独感是从何而来的？它是人类作为主体性存在的普遍性反应，还是老庄们作为主体存在的特殊性反应呢？
许多学者提到老庄对现实的不满和厌恶，提到他们对人类远古原始生活的向往，并指出这是老庄作为处在危亡阶段的氏族贵族的代表的一种孤独感和没落感的表现。这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任何思想家都不能完全超越他的时代和社会地位。但哲学家比其他领域的思想家有他们更深刻、更普遍的思想特质，他们往往作为人类的思想代表，去体验、思考人和人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庄们的孤独和痛苦就不是他们个人，甚至不是他们所隶属的阶级、阶层的具体的孤独和痛苦，而是人作为类的存在的孤独和痛苦。
这种孤独和痛苦的根源也许在于主体从客体中分离。不管宗教、科学或者哲学怎么解释这种分离，作为事实过程的结果，我们知道，这种分离是一种历史事实。作为主体性存在，人一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他就体验和意识到自由和孤独的共生。一方面，他发现自己是异于周围自在存在的自觉存在，他是有意识、有意志，有能力的——他发现了自身的自由性和能动性。他可以自觉自主地接触、认识和改造对象，这使他体会到自由和幸福感。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自然界里没有一样东西与他一样，他必须以其他事物为支配、改造的对象，他才能获得自由。他意识到他必须依赖自然对象，依赖自然母体，但他苏醒了的主体意识和自由天性又使他必须以自然为敌——这就必然使他感到恐惧与孤独。
这是一个人类生存困境的典型的二律背反，主体必须从客体母体中脱离出来，才能获得自由的性质。但主体在摆脱客体束缚的同时，他又意识到自己是离不开客体母体的。伴随着主体自由的是主体深刻的、与生俱来的孤独。自由和孤独是主体意识的孪生子。
这样，随着文明的进化，自由的增长，主体意识的发展，人类的内在孤独感也不可遏制地生长起来。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最深刻的心理矛盾之一。老庄的道家哲学，正是试图解决这一心理矛盾的最早的哲学尝试。
二
伴随着自由和孤独的主体意识一旦觉醒，它就不再处在一个初始的平衡状态中，而是展开了冲突的过程。冲突的双方是主体矛盾的必然表现。
在文明进化中，矛盾冲突的主要方面是：自由的冲动。作为西方文化精神的典型形象的浮士德曾把《新约》中的一句话译为“太初有为”。这表现了西方文明中最基本的冲动——人对行动、对创造、对追求的内在需要。“投身到时间的洪涛之中，投身到世事的无常之中！不管安逸和痛苦，不管厌烦和成功，怎样互相循环交替，大丈夫唯有活动不息”（《浮士德》）。
这是一种向外寻求，向外拓展的心理冲动。这种冲动在各民族的原始文化到现代文化的长河中处处可见。
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阿耳戈的英雄们历尽艰辛，杀死毒龙去寻找、获取金羊毛；在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厄》中，主人公在颠沛中被女神引导寻求“金枝”。金羊毛与金枝故事的同构性关系表明这个“寻宝”的母题象征在原始文学中具有普遍性。
在西方古典文学中，这种寻求具有了理性化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是复杂的，将这些复杂的线索归纳起来，这种寻求已有了向外和向内二个方向。向外的寻求如《鲁滨逊飘流记》中的鲁滨逊，凡尔纳科幻故事中的主角们，《红与黑》中的于连等等，这些都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向外寻求的冒险家。这些工业骑士们寻求的是完全物化的现实事物，如财富、地理发现、技术和社会地位等。在这种寻求的过程中，人的生存与自由创造的能力得到了确证。但是，别忘了我们的历史逻辑起点：自由是与孤独相伴随的，自由的增长并不会抵消孤独，相反地，自由的增长也使得那种与生俱来的孤独增长了。这是因为向外寻求的自由的片面发展，使主体更快、更深、更粗暴地从母体中撕裂开来，成为与母体对立的存在，于是孤独与痛苦也随之增长了。这种自由与孤独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前夜，就已经被天才的诗人和哲人但丁所体验：“在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神曲》），于是开始了那神圣的向内寻求的精神旅途。生命就是无限的追求——这是基督教文明所结出的精神果实，但它又确是深深根植于人类的普遍困境之中的。寻求本身就是意义，过程本身就是意义。
但到了20世纪，寻求，无论是向外或向内寻求的欲望，开始变得悲观起来，似乎正在丧失意义。海明威那只乞力马扎罗山上的死豹子就象征着一种无望的寻找行动，一种对寻求意义的疑问。
毋容置言，正如罗素所言，无论理性和科学“会随之引起什么样的危害，它终究是能够将人类带入一个远比过去任何人们已知的时代更为幸福的境界”（《罗素文集》，改革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98页）。 但矛盾的另一面是，随着理性、科学这些自由手段的增长，人类的失落感、疏离感和孤独感也随之增长，人类将何去何从呢？
充满困惑、怀疑的西方哲人转向古老的东方智慧。这东方智慧，确切地说，老庄的道家意识，能提供解开亘古的斯芬克斯之谜的钥匙吗？
应该说，老庄的道家观念是最早自觉意识到这种孤独的哲学之一。老子和庄子作为哲人，他们比当时的人更早、更清晰地意识到人与自然母体的血肉相连的关系，意识到主体与母体撕裂的痛苦，意识到主体心灵中不管有多少向外寻求的需要和动机，但终归有一些恒定的、统一的东西。只有这种永恒、统一的内在需求获得满足，人才能有效地克服孤独感，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自由。老庄哲学的意义并不在于科学认识和世俗功用，而在于寻求一种精神境界。
首先，老子指出了物象与本体、有限与无限的区别。“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不可言说的。为什么不可言说？因为它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非具体的、超乎时空之外的无限博大的万物之母，是最贴近我们心灵的母性存在，具有无限和永恒的意义。而具体的物象总是包含对立面的，总是不完美的。“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一切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不确定的。因此，一切具体的物象都不可能具有那种博大无边的母性情怀，不具有恒定性和统一性。
其次，他们揭示了人的痛苦和腐败是因对有限物的追求而加剧的。老子认为，尚贤，使民争；贵货，使民为盗；欲望使民心乱。“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四十六章）；庄子也说：“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庄子·在宥》）。在他们眼里，所谓仁义道德、法律制度、实用技术等由欲望所形成的外在有限物，是损“道”的。“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老子》十八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五十七章）。
第三，由否定的方式从个体完整生命的角度来履行社会批判和追寻意义。“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庄子·骈姆》）。“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庄子·让王》）。“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上，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庄子·齐物论》）人追求外在物，如利益、名声、家族、甚至天下，这些都是伤害人的本性的。人的生命是那么宝贵，不了解自己生命的最深切的内在需求，一生像受驱赶一样地去追求这些与生命无关的东西，是多么可悲啊。
我们看到，这确实是与西方文化精神截然不同的体验和思路。西方文化精神一开始就自豪地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发挥了人向外追求的那种反叛母体束缚的自由精神，并试图以这种自由来克服孤独感。其人生意识是以自由为其生命底蕴的。而道家则一开始就意识到伴随着自由的孤独感是生命精神的核心部分之一。在这样的意识基础上，道家对“自由”有着截然不同的体验和解释。应该说，他们是分别片面地发挥了生命整体中两个截然不可分割的方面，这种分割也深刻地揭示了主体与客体在文明世界中的深刻矛盾与冲突。
三
事物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在物质生活方面给人类提供了某种确定性质的现实幸福，它给人的生理和心理一种确实的满足感——这就是物质文明的现实关怀的价值。这种满足是具体的，同时也是有限的。随着这种有限性的片面增长，主体内在固有的孤独感也日益增长。许多西方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人类与自然、人类与自身的那种疏离关系是造成精神痛苦的直接原因。而这种疏离又是由理性的片面发展、工业的文明所造成的。工业文明又是西方文化精神的一个历史结果。
主体意识特别敏感的哲人也是那些孤独感特别强的哲人，他们是那些在文明发展中时刻倾听内心呼唤的人，他们也是人类追求统一性和永恒性的思想代表。在揭露工业文明的异化性质的同时，他们重新发现了东方的古代智慧。
罗素说：“我对老子的哲学远比对孔子的学说更感兴趣”，“我认为，老子幻想死亡是对‘道’的背离造成的。假如我们所有的人能严格按照自然的要求生活，我们的生命就能像宇宙万物那样永恒”（《罗素文集》，改革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31页）。 死亡是自然母体对人类主体的最后一根无法挣脱的纽带。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所有有限的追求对于个人生命的虚幻性质都无比清晰地显示出来。主体生命作为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本能上是渴求宇宙、自然所具有的那种无限和永恒的意义的。因此，生命不应背离自然之外去追求量的积累所永远无法达到的无限，而应贴近自然，回归自然，在有限与无限统一的自然中达到永恒的境界。正是这样的思想使罗素与老子超越了两千多年的时间而达到了心灵上的契合。
老子的思想是怎样提出对永恒的追求呢？一方面，他从反面指出有限的文明追求都是对永恒的“道”的背离，这一点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分析过。同时，他从正面提出了回归无限的“道”的要求。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恒德乃足，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
这里的“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只是一种诗意的描述。它是指人类童年时代的那种纯洁、天然和纯朴的本色的精神状态，也就是罗素所理解的那种“按照自然的要求生活”（应当指出的是，在这里，老子所理想的这种精神境界与人类童年时期的实际状态也并不是完全相符的。老子的这种精神境界毕竟带有理想性）。
怎样才能回归到无限的“道”，达到永恒呢？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一句话，返朴归真，在自然中得道。很明显，这里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关系被作为一种精神境界来追求。庄子在得“道”的方式上虽然与老子有差异，但他们的去欲、守静、返回自然的精神追求则是一致的。
其实，与“道”同一，与自然同一的倾向并不与人类的主体性相背离，而恰恰是主体性内在矛盾的必然性和丰富性的表现。回归并不是人对自身的反叛，而是主体意识在主客体关系发展的更高阶段上对自身丰富性的认识、尊重和热爱。回归的主题正是人类所特有的精神主题。“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狭义地看，是田地对人的呼唤；超越地看，是自然母体对人的呼唤，是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的内心对异化了的人自身的呼唤。这样看来，回归的梦想虽然具有虚幻的形式，却有着十分现实的历史内容和心理根据。
当然，历史不可能像老庄所景仰、所向往的那样完全回到它的原始起点。老庄道家哲学智慧的价值不在于现代人要简单地回到原始的、不开化的社会，而在于它是作为主体存在所具有的与宇宙、自然，与自身的一种深刻的内在矛盾的思想表现形式。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在文明的童年期，就已经揭露和批判了文明社会中日益严重的异化形象，发出了返回自然、追求永恒的人性呼声。在文明社会的现代发展中，这种道家意识使人类能够重新认识到主体对客体母体的不可分离性，对于自然母亲的一种深切的回归渴望，体会到对人性统一的永恒的需要。即使人更深更全面地认识了自己，而这种对自身的认识，可以帮助人作为主体重新审度主客体的关系，有利于纠正现代人那种脱缰野马式的异化的追求。
在现代文明所引发的人类困境中，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智慧的遭遇碰撞中，有可能生长起一种新的哲学：它旨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起一种比原始统一更为高级、更为协调的互为发展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返回”、“回归”，而是一种“升华”，一种“融合”。在这种关系中，自由和孤独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关怀、共同发展的新型关系。这里也包括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人的关系。自然不再只是被动地成为对象物，而是通过自身发展的高级形式——人类，不断获得新生与发展。对人而言，自然不再只是精神家园，而是现实家园与精神家园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