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社会心理转型与诗风变化关系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风论文,社会心理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2-2035(2008)01-0103-05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如果按照文学史的一般规律来考察五代诗歌①，就会发现若干不符合常理的现象：第一，刘宁等以为，晚唐诗歌“存在着四种主要的诗风：苦吟清浅诗风；清丽感伤诗风；深婉绮艳诗风；反思怨刺诗风。”[1]125就五代诗歌总体来看，反思怨刺诗风变得衰微，清浅苦吟、清丽感伤与深婉绮艳诗风却得到发展，成为一时诗风的主流。晚唐五代相连，为什么时间相连而诗风发生如此激变？第二，考察五代各地割据势力科举情况发现，一方面各国重视扩大诸科取士数量，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士大夫多知礼义廉耻；而另一方面，五代诗作却表现为诗作刺讥讽谏功能的缺失。为什么五代的知识分子学非所用，在其诗作中甚少表现“刺讥”意图？第三，被视作文学发展规律的“家国不幸诗人幸”，也没有在五代诗人身上得到应验。五代诗人生也不幸，备极艰辛，但是并没有产生有重大成就的诗人。第四，晚唐与五代在政治统治、地域文化等方面基本相同，为什么晚唐与五代诗风却有明显差异？
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考察，就要求对五代诗风的形成原因予以探究。从时代社会心理转型的角度来探讨五代诗风的形成原因，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
一、五代诗歌产生的历史环境
五代时期，政局混乱，各地割据势力飞扬跋扈，视民命如草芥。宋祁评论说：“自唐家失御，藩帅迭侮，朝疏封宠，夕希姑息，甚者自裨校而下，遍置私人，招徕亡命，隶于牙帐……刈民之命，若草菅然；视邦之易，若置棋然……徒乃戮无罪以威下，爵匪人以悦众……民不见德，惟乱是闻。”（《景文集》卷二十一）统治阶层内部篡弑极为频繁。欧阳修说：“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欧阳文忠全集》卷五十九《本论》）统治者嗜杀成风。《旧五代史》卷六记载，朱温御兵残暴，“每战，逐队主帅或有没而不反者，其余皆斩之，谓之‘跋队斩’”。晋高祖“尝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狱囚以祈福，谓之‘静狱’。逢吉入狱中阅囚，无轻重曲直悉杀之，以报曰：‘狱静矣’”（《新五代史》卷三十）。更甚者则不顾手足亲情，以杀戮亲生兄弟来巩固统治：“南汉主……，丁巳，杀其弟桂王旋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地方官吏往往横为不法：“五代以来，典刑弛废，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
五代十国时期人们遭受的苦难，已经到了相当悲惨的程度。后晋天福八年，“遣内外臣僚二十八人分往诸道州府率借粟麦。立法甚峻，民间碓垲泥封之，隐其数者皆毙之，由是人不聊生，物情胥怨。是月，诸州郡大蝗，所至草木皆尽”（《旧五代史》卷八十一）。吴越王钱镠：“赋敛苛暴，鸡鱼卵菜，纤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少者犹笞数十，多者至五百余。”（《十国纪年》）五代割据各国“自兵乱相乘，王纲大坏，侵欺凌夺，有力者胜。凡略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奸脏之吏，刑狱之冤者，何可胜纪”（《续通典》）。宋齐丘概括五代的战乱状况：“四海渊黑，中原血红……有生不如无生，为人不若为鬼。”（《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
五代十国时期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是极为严重的。梁开平三年，梁太祖命司马邺出使两浙，时淮路不通，乘船者迂回万里，陆行则出荆、襄、潭、桂入岭，自番禺泛海至闽中，达于杭、越。复命则备舟楫，出东海，至于登、莱。一千多里陆路，要绕海道行几万里。（《旧五代史》卷十九）五代十国时期的大乱对社会经济、文化造成了很大破坏。北宋建立初年，全国户口从唐末的490多万户下降为330多万户，五六十年间，人口减少了160多万户。（《文献通考》卷十）
五代诗歌就在这种极度混乱和悲惨的政治统治下，盛开着属于那个时代的花朵。
二、病态的社会心理和沦丧的士节
由于社会政治的黑暗，所以形成了病态的社会心理。知识分子普遍对政治表示了绝望，不再热心于实现救民立功、立德立名的抱负，他们要么选择隐居以避祸，要么是混世以度日：“唐末五代权臣执政公然交赂，科第差除，各有等差。故当时语云：‘及第不必读书，作官何须事业’”（《侯鲭录》卷四）。唐末五季士大夫有言曰“‘贵不如贱，富不如贫，智不如愚，仕不如闲’，谓严刑、征科、责任、驱役四事也”（《侯鲭录》卷八）。南唐史虚白本来才干超人，而不见遇于南唐列祖、元宗，即“南游庐山，以诗酒自娱”，不再伸张抱负（马令《南唐书》卷十四）。汉王景绝，“感家世儒者，不当用材武进，乃游嵩、洛，得谭用之为友，以文章相砥砺，寝以文称”（《十国春秋》卷一零八）。
官僚及士人道统沦丧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南唐、西蜀、荆楚、吴、周等虽有个别官僚死节②，但是，这种讲究气节的情况，在五代诸国中极为罕见。契丹灭晋，而宰相冯道竟然谄媚奉承契丹国主：“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旧五代史》卷一二五）前蜀王衍亡国时王仁裕、王锴、张格等人降唐，唐明宗令他们就蜀主降唐一事各为七律一首。“锴等皆讽后主僭号，荒淫失国”，对旧主毫无忠节之心（《十国春秋》卷四十四）。后蜀时宰相徐光溥，“有议论，光溥熟睡而已，时号睡相”（《十国春秋》卷五十二）。南唐宋齐丘作为主要谋士和大臣，“在富贵机要之地三十年，唯欲人之顺己”（马令《南唐书》卷十四），因为妒嫉汪台符才高，即遣人诱其痛饮而推沉于水（《江南野史》卷四）；徐锴因为嫉妒大儒郭昭庆才华，便假手姻亲李师义投毒酒中致其死亡（马令《南唐书》卷十四）。他们把自己的一己私利，寄于国家黎民之上。仕四朝的“不倒翁”冯道的诗句可以代表这些人的官宦心态：“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岱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安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冯道还不知羞耻地自我标榜：“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新五代史》卷五十四）。据说吴越时闻强宋加兵南唐，钱俶惶恐问计，百官无敢应：“方中朝加兵江湖，俶大恐，尽集群臣问计……三问无敢应者。久之，沈相……乃云：‘臣是第一个不敢去底’”（《鸡肋编》卷下）。欧阳修统计五代时有气节的人物：“全节之士三，死事之人十有五，皆武夫战卒”，而没有“全节死义”的士大夫。南唐金陵被围，国家行将被灭时，儒者刘洞作诗：“千里长江皆渡马，十年养士得何人？”对官僚士大夫缺乏气节予以猛烈抨击。面对改朝换代而小心处世，重视保全身家性命，而不顾进退道义，五代大臣已全然没有了忠君成仁的气节，以至于明代高忠宪叹息道：“世间一点羞耻心，至冯道灭尽。”[2]154
有重臣巨宦率先丧志弃节作表率，五代社会风气在中晚唐“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3]136的基础上，继续向着缺少廉耻、不问世务、寄情声色发展。最高统治者以荒淫游乐为务，如后唐庄宗：“自为俳优，名曰李天下，杂于涂粉优杂之间”（《北梦琐言》卷十八）。西蜀王衍：“奢纵无度，常列锦步障，击球其中，往往远适而外人不知……或乐饮缯山，经旬不下……或酣饮禁中，鼓吹沸腾，以至达旦，以是为常”（《续世说》卷一）。士大夫或以酣玩为尚：“（冯道）其子吉，特浮俊无检……凡宾僚饮聚，长为不速，酒酣即弹，弹罢起舞，舞罢作诗，昂然而去，自谓曰‘冯三绝’”（《玉壶清话》卷二）；或贪恋享受：“伪蜀主当僭位，诸勋贵功臣竞起甲第，独伪中令赵廷隐起南宅北宅、千梁万栱，其诸奢丽莫之与俦”（《北梦琐言·逸文卷四》）；或溺于女色：“韩熙载畜妓乐数百人，俸入为妓争夺以尽，至贫乏无以给。夕则敝衣屦，作瞽者，负独弦琴，随房歌鼓以丐饮食”（《邵氏闻见後录》卷十八）。
在统治阶级的提倡和身体力行的示范作用带动下，整个社会风气日益糜烂：西蜀“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以笋、芋俱生于林木之上，盖未尝出至郊外也。屯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蜀梼杌》卷下）。
五代时反常的社会心理，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是巨大的。冯道《天道》表达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受：“穷达皆由命，何须发叹声。但知行事好，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还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不顾道义廉耻、追求私利、贪图享受之风的蔓延，固然是时代的大悲哀，但也正是这种风气，才使得享受娱乐型的词得以普及。
三、时代政治与诗风嬗变之关系
诗风与时代政治的关系，虽然并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施加与接受这么直接，但是，诗歌毕竟是人们思想认识的产物，时代社会政治盛衰，以及个人在时代的洪流中跌宕浮沉所引起的心绪变化，不可避免地在诗歌中有所反映。因此，从社会政治与诗风关系的角度来看五代诗风的变化，仍然有其合理性一面。对于这点，先贤认识已经颇为深刻。《文心雕龙·时序》指出：“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魏书·文苑传序》中也指出了社会心理与文风的关系：“夫文之为用，其来日久。自昔圣达之作，贤哲之书，莫不统理成章，蕴气标致，共流广变，诸非一贯，义质推移，与时俱化。”考察五代诗风与政治变化及社会心理转型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探求此期诗歌风格转变的内在原因。
其一，由于知识阶层对社会政治的绝望，不关时事、冷漠对待政治成为时代的风气，引导诗人把笔触转到抒写自然界景物与自我感受上来，诗歌气象萧瑟衰萎，与之相应，诗歌体制也以短小的五七言律绝为主③。以韦庄、司空图诗为例说明。
僖宗光启三年(887)，韦庄52岁。本年以前，韦庄在江南依周宝。僖宗光启元年(885)，三月，僖宗自蜀返京，时藩镇割据，常赋不供，唐已名存实亡。十二月，田令孜劫僖宗至凤翔，后至宝鸡。光启二年(886)，朱玖拥王煴即位，王煴旋为节度使王重荣所杀。唐王朝已经处于飘摇危卵之际。处在如此政治环境下的韦庄，遑谈入仕实现抱负，能够有安定生活已属不易。相应的，在此期诗作中，韦庄诗作主题都是转向了抒写个人潦倒落寞感触、自然界风物上来。如：“百口寄安沧海上，一身逃难绿林中……却到故园翻似客，归心迢递秣陵东”（《自孟津舟西上雨中作》）；“散骑萧萧下太行，远从吴会去陈仓。斜风细雨江亭上，尽日凭栏忆楚乡”（《题貂黄岭官军》）。
与韦庄一样，司空图也因为对政治时事的绝望，诗作纯以抒写个人生活为意。光启二年，司空图50岁，有诗《五十》：“清秩偶叨非养望，丹方频试更堪疑。髭须强染三分着，弦管遥听一半悲。”光启三年，司空图写有《丁未岁归王官谷》、《退栖》、《光启丁未别山》等。次年，司空图写有《光启四年春戊申》、《月下留牡丹》等。这些都是诗人对政治绝望后退隐之作。在诗作中，司空图抒写自己的个人生活旨趣：“忘机渐喜逢人少，览镜空怜待鹤疏……酣歌自适逃名久，不必门多长者车”（《光启四年春戊申》）。正是出于对政治时事的绝望，司空图才怀着明哲保身的信念，标榜其名士风骚和脱尘高致，诗作以自适、养生为主题。
与两人情况相似，吴国诗人殷文圭、沈彬、孙鲂、杨夔、郑谷，以及南唐诗人徐弦、李建勋、李中、郑文宝、韩熙载、江文蔚、陈贶、江为、刘洞、夏宝松、孟贯、杨徽之等，因为对政治时事的失望，把笔触转到了抒写自然界景物与自我感受上来，在这些诗人诗作中，气象萧瑟衰萎，感伤气息浓厚，诗作普遍重视雕琢，内容大多数指向内心世界，表露出个人对时事的无望，以及醉心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世俗享乐生活态度。
其二，整个社会的混乱与杀戮，诗人求仕无门或者是已宦士大夫长期沉滞下僚，救国立功的人生抱负不能实现，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他们的诗歌，就罩上了清冷与感伤的气氛。以罗隐、郑谷、韩偓诗作为例说明。
罗隐，唐僖宗光启元年(885)52岁，隐居于池州梅根浦。光启三年(887)归钱镠，时年54岁，先任钱塘县令，后辟掌书记。罗隐才高位卑，诗作充满了清冷衰微、伤时感命的色彩。诗作多数以梦、愁、怨、苦、悲入手，写荣枯、死生、古今、衰情，或直陈胸臆，或伤古抚今，或比附暗喻：“往事不知多少梦，夜来和酒一时醒”（《京中晚望》）；“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自遣》）；“泉下阿瞒应有语，这会休得怨杨妃”（《帝幸蜀》）；“玉树歌声泽国春，累累辎重忆亡陈。垂衣端拱浑闲事，忍把江山乞与人”（《江南》）。罗隐才高而抱负不展，望尊而官位不逮，时代政治的乖失，造成了他的不幸，却成就了其清冷感伤的诗风。
郑谷，唐僖宗光启元年(885)，37岁。岁初随驾返京，自是年十二月至光启三年春，谷二次奔蜀避乱。光启三年(887)谷自蜀赴京应进士试，及第后返京，有《漂泊》、《倦客》诗。唐昭宗龙纪元年(889)，谷由蜀返荆。有诗《荆渚八月十五日夜值同年李屿》诗。唐昭宗大顺元年(890)，谷游江南，足迹遍布湖州、杭州等地。有诗《送进士许彬》、《江行》、《寄献湖州从叔员外》、《登杭州城》等。昭宗景福元年(892)，谷返长安，后历任鄂县尉、右拾遗、都官郎中等。至天复三年(903)左右，谷归隐宜春。郑谷仕途淹滞，诗作虽然浅切易懂，但是由于身陷离乱，故诗风清冷。如：“匹马愁冲晚村雪，孤舟闷阻春江风”（《倦客》）；“漂泊病难任，逢人泪满襟”（《送进士许彬》）；“往事悠悠添浩叹，劳生扰扰竟何能”（《慈恩寺偶题》）等。
韩偓，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及第，是年46岁。韩偓及第后，得到昭宗赏识，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即预知大政。后朱温忌偓，于昭宗天复三年(903)贬其为濮州司马。在889年至903年这十余年间，韩偓诗作吐露出其实现志向理想的抱负，关心现实政治。天复四年朱温弑昭宗后，韩偓表达了对时局的关切及对乱党的愤恨：“穴中狡兔终须尽，井上婴儿岂自宁”（《八月六日作四首》）。昭宣帝天祐二年(905)，朱温贬杀大批朝官，裴枢、独孤损等38人被杀于白马驿。韩偓惧诛，力辞入朝，旋舟行南下，自此居闽家居以终。韩偓被贬以及奔窜闽地之后，其诗歌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甘沉沦，心中念念不忘立功当世，实现抱负，诗作经常忆及昭宗朝得志遭遇，感伤当下处境。昭宣帝天祐三年(906)，偓有“萍逢已憾为逋客，江岭那知见侍臣”（《丙寅二月二十二日抚州如归馆雨中有怀诸朝客》）；吴天祐十年(913)，偓有“岂知卜肆严夫子，潜指星机认海槎”（《南安寓止》）。二是流连物景，多写自然物象景致，兼以平慰失意胸怀，如作于吴天祐九年(912)的《江岸闲步》、《鹊》；作于天祐十年的《驿步》、《半醉》等。无论是上述哪种内容的诗歌，之中总含有感伤的气息。
值得提及的是，韩偓另有《香奁集》，其风格绮靡华艳，又与他作不同。据《香奁集序》，集中诗作应当是韩偓及第前所作。既以“香奁”为名，又有“柳巷青楼，未尝糠秕；金闺绣户，始预风流”之语，说明《香奁集》中诗作是用来娱乐演唱的。这种迎合消费需要而产生的诗作，显然与诗人藉以表露心路历程、传达喜怒哀乐的诗作有所区别。④
与罗隐、郑谷、韩偓等遭遇相似，五代很多士人感慨于离乱的遭际，品味着悲欢无助的人生，有抱负而无从施展，有才能而落拓江湖，有谋略而不被重用，诗人怀着悲苦、绝望的心情，吟咏、品味着时代的苦楚，一发为清冷感伤的诗歌。
其三，适应统治阶层追求享乐淫靡的生活以及娱乐的需要，诗歌反映和迎合着这种心理需求，体现出绮艳的风格。以冯延巳为例说明。
冯延巳，吴天祚二年(936)，与冯延鲁俱事李昇于元帅府。于南唐保大四年(946)与宋齐丘、李建勋同拜平章事。后数起为政，因兵事屡败屡罢。冯有《薄命妾》、《醉瑶瑟曲》、《舞春风曲》等，内容不离女貌香艳。可见，冯延巳诗歌创作受到了服务于消遣娱乐的影响，其风格具有绮艳靡丽的特征。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政治形势导致的异常社会心理是密切相关的。冯延巳处于南唐当地士族与北来士人矛盾对峙乃至经常激化之际，加以战乱频繁，士风日下，造就了其贪图私利、注重享受的人生态度，反映在其诗词作品中，就呈现出追求世俗享乐、满足感官享受的特征，其风格滑向绮艳靡丽一路。
与冯延巳诗作情况相似，迎合着感官享受的需求，后蜀花蕊夫人有《宫词》百首，“时人多称许之”（《十国春秋·后蜀三》）。前蜀后主王衍，有《烟花集》。咸康元年九月，衍奉太后太妃祷于青城山，自制《甘州曲》：“画罗裙，能结束，称腰身。柳眉桃脸不胜春，薄眉足精神。可惜许，沦落在风尘。”又有《宫词》：“月华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正是由于诗词迎合着淫靡绮艳的生活需要，才导致了诗词风格的变化。韩偓《香奁集》、西蜀《花间集》以及南唐李璟、入宋前李煜的词作，均表现为这种风格。
其四，五代统治者以弓马杀戮、争夺权势为急务，视写作诗歌为“废务”，所需以武人为先，取士多以背诵、识字为主，并不注重考察士人的诗赋才能。这种情况，也导致了知识分子之诗作关注自身性命、感受、爱好等过于关注政治、道义与时事。
《五代诗话》引《杨文公谈苑》记载周世宗接受窦俨劝告，对待诗作的态度引人注意：“周世宗尝为小诗示窦俨，俨言四方僭伪主皆能为之，若求工则废务，不工则为所窥，世宗遂不复作。”结合宋初有关记载，可以看出，五代统治者莫不以争夺土地人口为急务，而并不太重视礼治教化。从五代统治者对待科举取士的态度，也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国乱之际社会地位下降了。如：“钱氏为国百年，士用补荫，不设贡举。吴越间儒风几息”；[4]6五代科举取士，“偏方小国兵乱之际，往往废坠”（《文献通考》卷三十）。不过，科举并没有废止。据《文献通考》记载，五代取士数量如下：梁，进士190人，诸科34人；唐，进士171人，诸科24人；晋，进士112人，诸科281人；汉，进士84人，诸科498人；周，进士111人，诸科679人。这个数量，较之唐代并不少，发生的变化，只是进士数量减少了，而诸科取士却在晋天福六年后急剧增多，五代每科进士约为唐代的一半左右。而引人注意的是，五代选举以明经、学究取士最多，《文献通考》记：“《三礼》、《三传》、学究、明经诸科，唐虽有之，然每科所取甚少，而五代自晋、汉以来，明经诸科中选者，动以百人计。盖帖书、墨义，承平之时，士鄙其学而不习，国家亦贱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诗赋中进士举者为贵。丧乱以来，文学废坠，为士者往往从事乎帖诵之末习，而举笔能文者固罕见之，国家亦姑以是为士子进取之涂，故其所取反数倍於盛唐之时也。”诸科取士数量大量增多，而诗歌作品却缺失讽谏刺讥，合理的解释是，此期社会政治的残暴，影响到士大夫的心理，正是社会道统沦丧，士人丧失气节，才造成了诗歌作品刺讥功能的缺失。
除此之外，此期政治斗争的残酷，士庶毫无把握的人生，造成了人们以道佛为寄托。道佛义理引导人们离弃世间感触与事物，要求不执著于物，这也使诗歌缺少真性情，诗歌题材由之向着抒写自然之物倾斜，诗歌风格随之发生了变化。但是，政治局势导致的社会心理转型，仍然是关乎诗歌风格变化的最基本原因。由于政治的局势造成了社会心理的转型，从而推动了释道的普及，释道思想进而对诗歌创作施加影响，才导致了诗歌风格的转变。
总之，五代政治局势的巨变，引起了整个社会心理的转型，反映到诗作中来，才形成了五代诗歌的上述风格，这是我们认识上述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当然，就五代诗歌而言，其风格除了清冷、绮艳、感伤、气象萧瑟与缺乏刺讥之外，还有诸如用词浅切、多用俚俗语、重视雕琢锻炼、苦吟盛行、意境贫乏等特征。政治局势变化引起的社会心理转型在五代诗歌风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仅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对于五代诗歌风格形成问题的全面研究，还需从时代哲学思潮、文体相互生发、诗词功能分工等多个方面着手探讨，才能得出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
［收稿日期］2007-09-28
注释：
①我赞同傅璇琮、张兴武等人的观点，以唐僖宗光启元年(885)为五代文学的开始。参见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3～8页。但我以为，五代文学的结年宜断为太平兴国四年(979)。一是是年宋灭北汉，宇内复归统一；二是从诗歌创作实际来看，入宋后的原割据地方诗人，其创作风格、创作数量与诗歌观念发生了显著改变。
②南唐尚有忠臣为国赴死，如孟坚、张彦卿、张雄父子、孙忌、潘佑、廖居素、韩服、李延邹、陈裔等。参见刘壎撰《隐居通议》，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2页。
③张兴武统计五代七位代表作家的诗作，五七言占到了诗作总数的90%以上。见其《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④赵敏俐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可参见赵敏俐等著《中国古代歌诗研究》导论部分《关于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的理论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