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民间信用缓解贫困的有效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村论文,贫困论文,有效性论文,民间论文,信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6)10-0004-13
贫困指个人或家庭不能达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准的状况。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全世界的难题，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反贫困的难度却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一是绝对贫困规模下降速度明显趋缓；二是相对贫困规模依然很大，特别是农村地区。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发表的《天津滨海宣言》指出，到2005年底，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2365万人，按照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仅次于印度，列世界第二位。
已有的研究表明，资金问题是中国农村贫困地区脱贫的一大瓶颈：一方面，政府财政能力有限，农村贫困面大，扶贫资金投入不足，且官方投入的扶贫基金运营效率低，甚至产生腐败、“扶富不扶贫”等现象；另一方面，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正规金融与“三农”渐行渐远，“虹吸效应”使农村资金严重外流，相对中国农村贫困规模而言，近年来推广的小额信贷也显得杯水车薪。与此形成比照的是农村民间信用的活跃，它已成为中国农村经济主体和相对贫困农户包括生产和生活的主要资金来源。民间信用内生于农村经济，具有灵活便捷、约束力强、接近贫困阶层农户等优点，然而，引起我们强烈关注的是民间信用能否有效缓解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
一、贫困理论和贫困化函数构建
关于贫困原因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长期贫困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资本形成陷入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贫困恶性循环”之中，相应的反贫困战略是大规模地增加储蓄，扩大投资，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缪尔达尔认为，收入水平过低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低收入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相应的反贫困战略是通过权利关系、土地关系、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实现收入平等，增加穷人的消费，以提高投资引诱，同时增加储蓄以促进资本形成，使生产率和产出大幅度提高，进而促进人均收入的增长（谭崇台，2000）。舒尔茨(1992)认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重要得多。资本的概念不仅仅指物质资本，还应包括人力资本，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和自身对人力资本的过分忽视，相应的反贫困战略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其中最重要的途径是教育。据此，我们可以描述贫困化的函数为：P=F(Gr,Id,Ed,Pg,u)，其中，P为贫困化程度，Gr为经济增长，Id为收入分配制度，Ed为受教育水平，Pg为人口增长，u为其他影响因素，有地理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包括融资制度和土地制度等。
1.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从逻辑上讲，经济增长可以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就业水平，直接带来就业收入的增加，并增强政府实施国民收入再分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反贫困的必要条件，而收入分配合理则是缓解贫困的保证和前提条件，否则，富裕阶层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收益远大于贫困阶层，经济增长只会导致两极分化和贫困程度的加剧。吉利斯等人(1998)对这个问题进行阐述，他们从一些国家的人均收入与人类发展指标数据得出方程：logYp=-1.406+1.056logY，其中，logYp为最贫困的40%家庭的平均收入的自然对数，logY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的自然对数。虽然贫困人口的百分比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密切相关，据测相关程度R=0.8，但是经济增长只是贫困缓解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冯强等人(2006)应用Lorenz曲线及其相应弹性分析发现当收入分配不平等弹性超过收入增长弹性时，收入增长就起着扩大贫困率的作用，反之，收入增长起着减缓贫困的作用。
2.教育水平与贫困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先进技术的普及和扩散。尤其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教育在经济增长、减缓贫困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舒尔茨(1992)曾经对各级教育的投资分别作了测算并得出其收益率：初等教育为35%；中等教育为10%；高等教育为11%；正规教育为17.2%。许崇正、高希武(2005)的研究发现，教育对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影响最大，农户的人均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能带来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增长6.308个百分点。
3.人口增长与贫困。许多研究表明贫困与迅速的人口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即人口越是增长，贫困问题越严重，因为人口增长加重了国家基础设施的负担，加剧了环境的恶化，还对粮食供给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同时，贫困居民的就业会更加困难。贫困家庭由于子女多负担重而无力保证给儿童以充足的营养，致使儿童的身体发育不良，体弱多病，严重地削弱了未来的劳动能力，引发代际贫困。一般来说，家庭收入的增加引起子女的“价格”上涨，父母的生育观也会发生变化。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抚养子女的成本上升将会引起家庭以子女的质量来代替子女的数量。随着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妇女的就业机会增加，从而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上升，因此人口增长是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的函数，即Pg=Pg｛C[Ed,Gr]｝，这里，C为抚养子女的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
二、民间信用在缓解农村贫困中的作用及其逻辑原理
在上述的贫困化函数中，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函数，并表示为Gr=Gr[K(m),L(Ed)]（K为物质资本，m为资金，L为人力资本）；教育受资金投入和国家教育制度安排的影响，函数表示为Ed=Ed(m,v)（v为国家教育制度安排）。代入上式Pg=Pg｛C[Ed,Gr]｝，则Pg=Pg｛C｛｛Ed(m,v),Gr[K(m),L(Ed(m,v))]｝｝。因此，贫困化函数可以进一步表示如下：P=F｛Gr｛K(m),L[Ed(m,v)]｝,Id,Ed(m,v),Pg[C(Ed(m,v),Gr)],u｝=F(m,v,Id,u)=F(m,
)，其中囊括了v、Id和u的所有地理性、历史性和制度性方面的因素。贫困化函数告诉我们：在一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下，减缓贫困的最重要的因素归结为资金供给和制度协调。中国农村贫困也不例外，资金供给和制度协调是决定其能否脱贫的关键性因素。
（一）中国农村贫困的资金缺口问题。贫困理论和贫困化函数说明打破贫困群体的贫困均衡的首要条件就是资金。然而，农业、农村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弱质”产业和“弱势”领域，农民作为我国国民中的弱势群体，自身资金积累能力不足，又难以形成有效的资金吸纳能力。相反，资金相对匮乏需要注入资金的中国农村却发生严重的资金外流。据测算，每年邮政储蓄净流出农村资金在6000亿元以上；农村信用社净流出农村资金在3000亿元左右（温涛等，2005）。中国农村贫困的资金缺口之大不言而喻。
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认为，贫困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是一种高度稳定的均衡现象，也即贫困状况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发得到改善；“慢性贫困”研究的学者们则认为贫困具有持久性、动态性、多元化和代际传递等特性；贫困的脆弱性研究提出暂时性贫困和永久性贫困的概念，指出两者可以相互转化，所以，从政策制订和社会保护的角度来看，贫困研究中预测哪些目前并非贫困的家庭未来会陷入贫困、哪些目前贫困的家庭未来仍然难以脱贫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上观点启示我们对缓解贫困的研究在关注资金缺口、资本投入（资金注入）时更要强调资本（资金）的投向及其运动方式。
事实上，除了上述没有解决温饱的2365万农村贫困人口之外，中国还有纯收入介于627～869元之间（为中国2002年农村低收入人口标准，接近1天1美元的国际标准）、刚刚跨过温饱线、极易返贫的低收入群体约6000万人口。这部分人中的大部分是有生产能力的，开发式的扶贫方式对他们更为适宜。换言之，适当的资本（资金）投向及其运动方式对这些人而言至关重要。
（二）中国农村贫困的制度协调问题。制度协调影响机会均等。目前中国的扶贫制度框架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国内外各界社会力量参与为主体构建的，包括各级政府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其下属的各级扶贫办、省市对口扶贫和各种扶贫协作、国务院扶贫办隶属的扶贫基金会（全国性非营利社团法人），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农业发展基金会等，以及国内各种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私营企业等。用于农村扶贫的资金包括政府渠道的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非政府渠道的社会资金三大块（韩琪等，2006）。然而，尽管国家对贫困地区投放资金的规模不小，但采取的是“撒胡椒面”式的官方救助方式，加上结构不合理，管理环节多、漏洞多，多数财政贴息扶贫资金和银行低息贷款变成了死滞资金。在不少农业大区，国家扶贫资金中有90%左右用来“吃饭”，而用来给农民“做事”的钱最多不超过10%。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表明，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有70%左右用于农业行政事业单位的事业费，而没有用于农业生产本身（张新光，2006）。至于10年前兴起的社会扶贫资金运用的主要形式小额信贷，有统计数据显示，其规模共计不过2200多亿人民币。而按照联合国计划署的标准，中国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仅有10亿（韩琪等，2006）。显然，中国缓解农村贫困的制度安排不尽合理。关于中国农村贫困的融资制度协调，江曙霞(2005)率先提出“中国农村反贫困过程中民间信用的作用探讨”，她认为，中国反贫困已经步入“扶贫到户”的阶段和开始寻求非政府组织力量扶贫的思索，农村民间信用也已经在政府“睁一眼闭一眼”的管制中渐成规模，客观上需要扩大农村的市场融资份额，中国农村民间金融可以成为中国现阶段反贫困的最适合的金融制度安排。抑制农村民间信用的消极作用，充分发挥其在反贫困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多赢”的选择——农村资金富余者致富和贫困人群脱贫，同时为政府排忧解难。
（三）中国农村民间信用缓贫的作用分析：特点和规模优势。在正规金融机构缺位的制度背景下，民间信用成为农户之间降低交易费用、减少不确定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化解风险的理性的替代行为，在农村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中国农村民间信用的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1)借款手续方便、条件灵活。农村民间信用建立在亲戚、朋友、邻里之间的血缘、地缘、业缘基础之上，贷款人对借款人的家庭、财产、经营等方面情况一般比较了解，当借款人提出融资需求时，贷款人不需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资信调查，也不需要经历复杂的审查程序和办理过多的手续，可以迅速做出决策。而且民间信用贷款的金额、期限、甚至利率都可以由借贷双方商量决定，贷款人对借款的用途一般并不多加过问。(2)信息费用和监督费用较低。农村经济主体融资具有规模小、次数频繁、财务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无抵押物等特点，对于正规金融机构来讲，完成这样一项贷款业务，在贷前、贷中、贷后所付出的成本很高，甚至有可能高出其贷款收益，因此正规金融机构往往选择“慎贷”和“不贷”，而对于民间信用而言，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事实上，借贷双方的信息和信用状况已经事先为当事人双方所掌握，借款人可以近乎无成本地取得借款人的有关信息，并对其进行实际监督，信息费用和监督费用低。(3)民间信用的还款约束强。尽管民间信用缺乏基本制度保障，规范性也较差，但其非正规金融内在约束机制（主要靠声誉机制和道德约束）相当有效，能以约定俗成的自律方式保证绝大多数农户按期偿还私人借款。根据郭晓鸣(2004)在四川4个不同类型的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随机抽取243户农产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2001～2003年的三年间，农户在信用社贷款的按时还本付息率仅为34.3%，私人借款的还款率则达到86.8%。
正是由于民间信用符合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需求特点，具有灵活便捷、约束力强、接近贫困阶层农户等优点，遂成为中国农村经济主体和相对贫困农产的主要资金来源。何广文等(1999)的调查显示，农户贷款中来自民间借贷的比重高于75%。IFAD(2002)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四倍。由此可见农村民间信用的规模之大及其在缓解农产贫困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李春(2005)以浙江10个固定跟踪观察村的农户家计调查资料为基础，对1986年以来农户家庭的借贷行为演变趋势进行了具体的比较研究发现，尽管各类收入档次的农户家庭资金来源主体均以民间借入为主，比较而言，收入较低的农户对这一主体的依赖性相对高于收入较高的农户。在五类收入户中，高收入户的银行借入比例明显最高，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取银行的支持越来越大，到2002年家庭借入半数以上来自银行；而低收入户中来自银行的支持不足其家庭全部借入资金的1/4。这一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水平的高低是农民获取银行支持的一个重要前提，换言之，在农户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与农户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马太效应”关系，农产经济越差银行越不支持，反之则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对农户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发挥民间信用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及其主要途径。随着公共决策向个人决策的转变，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探索市场机制在缓解贫困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农村反贫困的内源救助机制问题，因此探讨发挥民间信用在缓解农村贫困中的作用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本文阐述民间信用是否可以缓解农村贫困是以民间信用为农村经济主体提供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金为基点的，贫困农户将民间借贷资金用于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进行创收，增加收入，减缓贫困。因而作者认为，民间信用对减缓贫困的影响是多方面、具有累积性质的。也正因为民间信用的用途不同，民间信用缓解贫困的具体实现形式也各不相同。概括而言，其在增加短期收入和长期发展机会与能力方面具有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实现方式或模式：(1)将民间信用资金投入农业生产。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利用民间信贷增加常规技术或较传统投入有更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资料（如良种、化肥、农用膜、高效原材料等）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其他资源的产出率或利用率，增加用户收入。(2)利用民间信用发展微型非农企业。因为一国劳动力总就业的65%～80%是由微型和中小企业吸纳的，微型和中小企业多，则中等收入人口比例高，失业和就业不足导致的贫困人口比例就低。选择利用民间信用发展微型的非农企业，可以为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直接缓解农村贫困；还可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提升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积累，从长远缓解农村贫困。(3)利用民间信用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民间借贷的一个很大用途就是用于子女教育，特别是当相对贫困农户家庭的子女考上大中专学校家里却无力供他们的学费等费用时，经常依靠亲戚、邻里的借贷（民间信用的利息与借贷用途相关，一般用于子女教育的民间借贷是无息的，即使有息也非常低），才能让子女续学。从短期的资金回报率标准来看，在这种情况下，以收入来衡量，民间信用可能对减缓贫困没有正的影响，但如果从减少代际贫困来看，其贡献可能是非常大的。(4)利用民间信用从事劳务输出。如果在农户居住地不能获得有效的创收和就业机会而又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外出寻找工作机会，利用民间信用活动融资从事劳务输出，即利用民间借贷资金作为外出务工的费用来获得新的就业机会也可以作为民间信用缓解贫困的一种实现方式。
三、农户贫困指数和融资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
关于民间信用能否缓解农村的贫困状况及其效应有多大，我们不能直观地将投入与目标群体的收益直接联系起来衡量，因为：其一，由于金融管制和民间信用的“非法性”，很难取得真实的信息；其二，在民间信用额与贫困农户收入的变化之间建立一种因果联系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银行、信用社融资对收入产生的影响，而且农户收入中难以确认哪些收入是由民间信用引起的，哪些是由银行、信用社引起的；其三，很难确定没有民间信用时情况会怎样。所以我们选择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通过与银行、信用社融资活动对不同阶层农户收入、生活消费和教育状况的影响的对比，以期对民间信用缓解贫困的效应有个定量上的了解。①
（一）衡量指标及其计算结果
1.农户的1—恩格尔系数。因为随着家庭收入增加，恩格尔系数将下降，是个负向指标，所以笔者在本文中采用1—恩格尔系数，以此衡量农户的生活水平改善程度，或贫困缓解程度。
2.农户人均纯收入水平。为了剔除人口的影响，更准确地反映农户的实际生活水平，本文采纳人均纯收入水平，即家庭全年纯收入／农户人口。
3.人均受教育年限。(1)层次1——文盲半文盲：将其近似定量为受教育1年以下，教育年限权数取值为0.5。(2)层次2——小学程度：近似定量为受教育2～6年，权数取值为中间值4。(3)层次3——初中程度：近似定量为受教育7～9年，权数取值为中间值8。(4)层次4——高中以上程度：近似取值为受教育10～12年，权数取值为中间值11。这样农产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公式为：
=1,2,3,4，N[,i]为第i个受教育层次人数，Y[,i]为第i个受教育层次的相应受教育年限权数。
4.整个社会的近似不平等指数——库兹涅茨比率。计算公式为：
,i=1,2,3,…n，其中，R为库兹涅茨比率；Y[,i]为各阶层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P[,i]为各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于调查统计数据资料的限制，本文中的库兹涅茨比率只能取近似值：将全部调查农户按家庭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排序，按低收入、次低收入、中等收入、次高收入和高收入5个农户等份分组。这样，Y[,i]≈第i收入阶层的平均纯收入／5个收入阶层的平均纯收入之和，i=1,2,3,4,5,P[,i]=1/5。
5.民间信用指标：农户年末借入款余额中来自民间信用融资的比例。
6.银行、信用社融资指标：银行、信用社贷款数额占农产年末借入款余额的比例。
以上用各种融资方式所筹的资金占总融资额比重这个相对指标，主要是为了剔除人口和物价指数的影响，以免造成绝对数据异常变动，影响分析结果。根据上文的公式和固定观察点的调查统计数据整理，计算结果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从中可见，在1986～1999期间，我国农户不管是低收入还是高收入群体，民间信用融资在农户融资中的比重逐渐提高，愈益成为农户的重要融资来源，银行、信用社贷款占农产的年末借款余额的比重则越来越小。同时，农产的人均纯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状况得到改善，总的来说农户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农户的贫富差距有加大的趋势，表现为库兹涅茨比率从1986年的0.454558逐渐提高到1999年的0.543212。
表1 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消费、教育状况指数和融资结构 单位：元，年
数据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汇编（1986～1999年）》（2001年，中国农业出版社）的数据整理计算而来。其中*由于缺乏1987、1992和1994年的调查数据，1987数据采用相邻两个年度的数据均值生成，1992、1994两个年度的数据采用GM(1,1)②模型预测，下同。
表2 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消费、教育状况指数和融资结构 单位：元，年
表3 全国范围内调查农户的经济不平等状况和融资结构
注：上面数据中的民间信用可能包括极少量的属于准正式的小额信贷，但所占比重非常小，一般在0.5%以下，所以在此忽略不计。
（二）静态灰色关联和前移动态关联矩阵的比较分析
1.不同收入阶层农户的生活状况和不同融资途径的静态灰色关联分析。分析时段：1986～1999。母序列为：人均纯收入水平—Y[,1]，1—恩格尔系数—Y[,2]，平均教育年限—Y[,3]，库兹涅茨比率—Y[,4]；子序列为：民间信用融资比重—X[,1]，银行、信用社融资比重—X[,2]。根据表1、表2和表3的数据，通过DPS数据处理系统，整理如下的关联矩阵和关联序，分别列在表4、表5和表6中。
注：上面的分析依据是1986～1999期间的历史数据，但最近几年，民间信用的发展规模有增无减，商业化改革后的银行、信用社反而更加偏离农村的低收入阶层，虽然也向农产提供小额信贷，但受益更大的还是较富裕农户。所以本文的实证结论也基本上适用于最近这几年。
通过上面的静态灰色关联矩阵表，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低收入阶层农户还是高收入阶层农产，在他们的融资结构中，来自民间信用活动的融资对农户人均纯收入的提高、生活消费状况改善和教育投资增加的贡献均大于来自银行、信用社贷款融资的贡献。同时，我们又发现民间信用活动的融资对社会的经济不平等状况的影响也要大于银行、信用社融资活动的影响。
2.不同收入阶层农产的收入、消费、教育状况和不同融资途径的前移动态灰色关联分析。仍然通过DPS平台进行操作，结果如表7、表8和表9所示。
从表7可以看出，对低收入农产生活状况改善、教育水平提高、减缓贫困的作用，从1990年以后，民间信用融资的贡献远远大于银行、信用社贷款对它们的贡献。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民间信用融资对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提高和消费改善的贡献有所波动，但总体上趋向于越来越大，从初始的贡献度分别为0.598 25和0.61461到后来的0.75217和0.7504，而银行、信用社融资对低收入农户的缓解贫困影响是明显的越来越弱，其影响程度由初始的对人均收入、消费状况指数和教育指数的0.59235、0.77479、0.84244显著下降到后来的0.50419、0.51471、0.52627。从1991年开始低收入、相对贫困农户的教育投资增加对民间信用融资的依赖程度大于对银行和信用社贷款的依赖程度。前面我们分析了农村教育对农户缓解贫困的重要性，因此，从长远来看，民间借贷对低收入农户子女教育的支持在加快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和缓解贫困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表7 低收入阶层的前移动态关联矩阵
表8 高收入阶层的前移动态关联矩阵
从表8可以看出：总体上民间信用融资对高收入农户生活水平改善和教育投资提高的影响大于银行、信用社对其的影响。民间信用融资在对高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弱（从0.83559下降到0.69878）的同时，对该阶层农产的生活消费水平和教育程度的提高的贡献是越来越大；而银行、信用社贷款对高收入农户收入、消费和教育水平提高的贡献从时间动态趋势来看，这种影响相对稳定。在首尾两个时段，比较银行、信用社贷款对低收入农户和高收入农户的收入、消费、教育的影响，发现它们对低收入农户的影响明显变弱，对高收入农户却稳中有升，这是因为随着银行、信用社的改革，富裕农户比贫困农户更有可能从银行、信用社融资，贫困农户比富裕农户更依赖民间信用活动融资。
表9 社会不平等程度和不同融资途径的前移动态关联矩阵
对不平等指数的影响，表9显示两种融资方式中民间信用的影响程度大于银行、信用社的影响程度，而且变化趋势几乎同步，即在某一时间段内，两者对社会贫富差距的影响要么都是上升，要么都是下降。但是除了1986～1992时段，其他时段民间信用的关联度上升的幅度比银行、信用社上升的幅度小，下降的幅度却比银行、信用社的大；虽然两者的发展趋势都是逐渐增强的，但是将首尾时段进行对比发现，银行、信用社融资途径对社会经济不平等指数的影响的增长幅度超过民间信用融资方式影响的增长幅度：民间信用融资方式关联度增长百分比是(0.84885-0.64576)/0.64576=31.45%，银行信用社融资方式增长百分比是(0.59755-0.43592)/0.43592=37.08%，后者大于前者。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正规金融还是民间金融，为什么两者发展都会加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呢？我们认为，Banerjee和Newman(1993)以及Galor和Zeira(1993)通过建立模型的研究似乎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即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未必会使收入差距缩小，完善的金融市场才是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前提；Clark，Xu和Zou(2003)用全球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关系进行的最新研究得出的经济结构会影响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作用的结论同样有其合理性。
四、结论
中国农村贫困面广，资金外流使农村反贫困形势更加严峻，常规反贫困的做法有局限性，探索农村民间信用这一内生于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的融资方式缓解贫困的作用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鉴于此，本文就农村民间信用缓解贫困的有效性进行探讨，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将民间信用与银行、信用社融资活动对不同阶层农户的收入、生活消费和教育状况的影响进行对比发现：(1)民间信用融资对农户的经济收入、生活消费、教育程度的改善和提高的贡献是主要方面，银行、信用社的影响是次要方面。(2)从发展态势上看，民间信用融资对相对贫困农户的减贫作用稳中有升；银行、信用社融资对较富裕阶层农户贡献越来越强，对相对贫困农户的减贫影响效应则急剧下落。(3)为了促进民间信用发挥对中国农村缓解贫困的作用，一方面，应该完善正规金融市场，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市场，遏制民间恶性高利贷和非法金融交易，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多样化发展，满足农户的多样性的金融需求，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合理优化；另一方面，应该完善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农村教育体系。
收稿日期：2006-06-20
注释：
①关联度分析是通过对系数数列几何关系的比较来分析系统中多因素间的关联程度，关联度高，说明因子之间的影响程度大或因子对主行为的贡献大，反之则小。其计算步骤如下：首先要选定母序列和子序列，分别记为Y[,i](t)和X[,j](t)（其中i,j=1,2,…,k;t=1,2,…,n)，消除量纲，合并数量级，使其具有可比性，对原始数据进行均值化，进行均值化处理后母序列为
，子序列为
分别为各自序列的平均值；再次计算关联系
；最后计算关联度：
。本文实证中ρ取值从小到大依次求出关联度，经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综合权衡之后，取值0.4。
②GM(1,1)表示一阶的单一变量预测。具体原理步骤详见邓聚龙的《灰色系统理论教程》第118～125页（武昌：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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