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抽象的抒情”到“呓语狂言”——沈从文的四十年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狂言论文,呓语论文,抒情论文,抽象论文,四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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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沈从文第一次回到少小离别的家乡凤凰，这一经历直接导致了《湘行散记》的诞生；回到北平后续写返乡前已经动笔的《边城》，“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注：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第十卷第279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第1版。）。这两部作品成为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的典范，代表了他成熟的风格和个性特征。此后的一段时间，他并没有重要的创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流亡途中，沈从文又一次返乡，在沅陵大哥家住了几个月，直至1938年春天到昆明。这一特殊时期短暂的家乡生活，促生了散文集《湘西》和长篇小说《长河》。《长河》只完成了四卷计划中的第一卷，发表和出版过程中屡遭删节和扣压，可说是命运多舛。
这后两部作品和前两部相对应，不妨看成是湘西题材的延续。不过，对于这里要讨论的四十年代的沈从文来说，从这种延续性中分明已经裂变出了一些新的不同的因素。这不同，正可以作为“沈从文的四十年代”的“引子”。
简单地说，如果《湘行散记》和《边城》可称为“牧歌”的话，《湘西》和《长河》已经不太能够保持舒缓的调子和柔和的心态——迫切的“问题”来了。写于1942年的《〈长河〉题记》里说：“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悉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惟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的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可是，他同时也深切地意识到，“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注：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文集》第七卷第5-6页。）。
纠结在这两部作品中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是对湘西特殊的历史、现实和将来命运的忧心关注和悲观的预感，另一方面，所有的关注和预感都关涉着现代中国的当下实况和来路去向。后一方面的普遍情境自然不可能包含和消融前一方面的特殊存在，但湘西也绝不是孤立封闭的社会区域。《〈长河〉题记》明白地告诉读者：“‘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虽然在写《边城》的时候，便见出湘西“在变化中堕落趋势”；虽然《湘行散记》就试探性地、不为人注意地“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屈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样式，加以解剖与描绘”，但这些观察、感受和思想真正落实到作品中、成为作品的重心，还是要等到《湘西》和《长河》；而且，这样的思想意识，要到写《湘西》和《长河》的时候才清晰、明确和强烈起来，沈从文在这个时候回过头去看以前的作品，与当初写作时的心境和想法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注：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文集》第七卷第2、4页。）。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问题”意识泄露出来的强烈的危机感和日益加深的焦虑。
危机和焦虑并不仅仅是由外在的社会现实所引发的情绪、意识和思想的状态，在沈从文这里，外向的关注与内向的探索，并不如通常表述的那样是相反方向上的事情，个人生命把里里外外的纷纭是非聚集融会，如此一来，不仅主体存在于世界之中，而且世界存在于主体之中。整个四十年代，沈从文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敏感到个人和时代之间的密切而又紧张的关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精神上的极大困惑和苦恼。有意义的是，持续的危机和焦虑，使日常状态中平整光滑的生命露出了裂隙，从这裂隙中得以窥探隐伏的生命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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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沈从文创作了小说《看虹录》，1943年3月重写后发表于该年桂林《新文学》创刊号上，1945年收入小说集《看虹摘星录》（注：八十年代后沈从文作品重新出版，《看虹录》却未编入任何作品集，规模较大的《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至1984年版）和《沈从文别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都未选收。1992年9月《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十三卷在“旧作新发”栏目里重新发表了这篇小说，1997年第2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出《沈从文〈看虹录〉研读》的讨论，附录了这篇小说，1999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钱理群主讲的《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书中也附录了这篇作品。）。小说引起的反应，除了“色情”的猜疑和指摘之外，便是“晦涩难懂”的印象，有会于心的读者恐怕是少而又少。沈从文后来就不再写与“看虹”、“摘星”同类的作品，此一方向的生命探索和文学实验废然而止。
《看虹录》有一个题记：“一个人二十四点钟内生命的一种形式。”“生命”是什么呢？这一时期沈从文似乎一定要为此寻找到一个本质性的答案，苦恼和困惑愈甚，愈急迫地要确定和给出答案。他提出“美”和“爱”的观念，展开关于“生命”的“抽象的抒情”。小说分三个部分，中间部分是主体，用第三人称叙述男客人和女主人度过的一个两情相悦的雪夜，其中引入雪中猎鹿的故事，这个男客人所写、为女主人阅读的故事，与他们之间的情事交织在一起，处处充满暗示和隐喻。尤其猎鹿人“我”对母鹿身体的精微叙述，与第二天男客人给女主人信中所写对女人身体的美妙感受，互相阐明和辉映。在这种身体描写当中，非常明显的是“神”性的感受。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是第一人称叙述，把主体部分包裹在当中，这样在结构上就形成了两个层次，中间部分的第二节就好像是套在其中的故事。第一节像个引子，写“我”在空阔而静寂的月夜忽然嗅到梅花的清香，被吸引着走向“空虚”，结果走进一间素朴的房子，开始阅读一本奇书，书有题词，写得明明白白：“神在我们生命里”。接下来的第二节就该是“我”读到的内容。第三节写读到后来，这本书成为一片蓝色火焰，在空虚中消失了，“我”回到现实中。“我脑子在旋转，为保留在印象中的造型，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完整造型，重新疯狂起来。到末了，‘我’便消失在‘故事’里了。在桌上稿本内，已写成了五千字。”（注：沈从文：《看虹录》，《新文学》第一卷第1期，1943年7月桂林出版。）
有研究者指出，“《看虹录》对女性身体与鹿身体极端精微的凝视和呈现，正是出于表现生命本质的企图，他悬置了任何关于身体的‘情欲’、‘道德’等的理解，而仅将其看成‘生命的形与线’的‘形式’，‘那本身的形与线即代表了最高德性’即神性，人由此获得与上帝造物相通的处境。《看虹录》第三部分的焦虑不仅来自体验与书写语言之间的矛盾，更因为经验本身的偶发性、短暂性，因而感受到生命本体的无可捉摸。沈从文竭力从形形色色的生命现象中归纳出一种永远处于‘燃烧状态’的至纯至美的生命本质。……这个本质不仅成为个体生存的根本（‘爱’就是生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存在以及民族精神重铸的根本。因此，他以极为执著的庄严感，往返于近乎迷狂的体验与失语的焦虑之中。”（注：贺桂梅：《〈看虹录〉的追求与命运》，钱理群主讲《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第137-13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版。）
也许可以更清楚地说，《看虹录》试图找到把个人经验上升为抽象抒情的方式。小说中处理的生命体验其实是相当个人化的，但同时作家又极力隐去个人化的外在标记和痕迹，把个人的具体性进行抽象化，这在叙述上也就意味着叙事和抒情两种意识、语言、结构之间的极端紧张。成熟的小说家沈从文以长于叙事的小说形式来作“抽象的抒情”，显然有他自己的用心。在《〈看虹摘星录〉后记》里，他说：“我这本小书最好读者，应当是批评家刘西渭先生和音乐家马思聪先生，他们或者能超越世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价值，从篇章中看到一种‘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这其间没有乡愿的‘教训’，没有黠儒的‘思想’，有的只是一点属于人性的真诚情感，浸透了矜持的忧郁和轻微疯狂，由此而发生种种冲突，这冲突表面平静内部却十分激烈，因之装饰人性的礼貌与文雅，和平或蕴藉，即如何在冲突中松弛其束缚，逐渐失去平衡，必在完全失去平衡之后，方可望重新得到平衡。时间流注，生命亦随之而动与变，作者与书中角色，二而一，或生命永远若有光辉的几个小故事，用作曲方法为这晦涩名词重作诠释。”（注：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批评文集》第255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版。）
所谓“作曲”，其实是“抽象的抒情”的另一种说法。可是，也许该问一问，为什么一定要进行“抽象的抒情”呢？
《看虹录》文中作者就说：“我面对着这个记载，热爱那个‘抽象’，向虚空凝眸来耗费这个时间。一种极端困惑的固执，以及这种固执的延长，算是我体会到‘生存’惟一事情，此外一切‘知识’与‘事实’，都无助于当前，我完全活在一种观念中，并非活在实际世界中。我似乎在用抽象虐待自己肉体和灵魂，虽痛苦同时也是享受。”（注：沈从文：《看虹录》，《新文学》第一卷第1期。）
一直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本不擅长抽象的思考，在整个四十年代却总是纠缠于“抽象”之中不得轻松，总是不忘用“抽象”“虐待”自己。《看虹录》结束处“似乎有个人”在“我”身后问：“为什么这样自苦？究竟算什么？”实在不是容易说明白的问题。
沈从文执迷的“抽象”，到底是哪一种意义上的探索？这个“抽象”的世界，表面看起来只是观念的世界，与实际生活相分相隔，其实却因现实经验而生，是思想应对现实危机和个人困惑的场所。沈从文在这个场所里思考和探索一些关于个人、民族、社会、文化等等方面的基本问题，粗看之下不免有空洞之感，实际上所有的问题都在在与现实经验的具体性密切相关，只是沈从文常常对这之间的紧密关系不愿多费笔墨，不仔细想还真以为他莫名地掉进了“抽象”的泥淖，做无谓的挣扎呢。
挣扎和痛苦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在沈从文的心里，其实是要用一些“抽象”的东西来直接应对现实的危机和个人的焦虑，无法落实是必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思想上的困难，他的“抽象的抒情”的困难，也就是克服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现实危机的困难和消解沈从文个人焦虑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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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小说进行“抽象的抒情”会给文本造成特别的张力，引致具有特殊意义的文体实验，但对于表达者来说，小说毕竟不是最合适的形式，无论是“抽象”，还是“抒情”，都有诸多阻碍。沈从文四十年代小说创作数量稀少，为“抽象”所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相比而言，表达上更为直接更为自由的散文写作，倒有可能迅即、巨量地容含和承载他芜杂繁复的印象、感受、情绪和思想。于是沈从文写下了《烛虚》、《潜渊》、《长庚》、《生命》，写下了《绿魇》、《白魇》、《黑魇》等一批奇异精妙的沉思默想式的散文作品。
这批作品也应该包括1942年写的长篇回忆性散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对从青岛到昆明十年间的创作心理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自我精神分析。行将结束时写到当下个人的状态，有这样的内心对话——
“你这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来到城市中‘用人教育我’，所得经验已经差不多了。你比十年前稳定得多也进步得多了。正好准备你的事业，即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这个情感发炎的症候……”
“……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我的妄想在生活中就见得与社会隔阂，在写作上自然更容易与社会需要脱节。不过我还年青……”
“……不过这是不中用的。因为时代过去了。……时间在成毁一切，都行将消灭了。代替而来的将是无计划无选择随同海上时髦和政治需要繁殖的一种简单范本。在这个新的时代进展中，你是个不必要的人物了。在这个时代中，你的心即或还强健而坚韧，也只合为‘过去’而跳跃，不宜用在当前景象上了。你需要休息休息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徘徊实在太累。……且不说别的，即你这种文字的格式，这种处理感觉和思想的方法，也行将成为过去，和当前体例不合了！”
“是不是说我老了？”
……
“……人生可悯。”（注：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第十卷第294-296页。）
沈从文思想上出现巨大迷茫，陷入苦苦思考的泥淖而难以自拔。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就是，“目前问题呢，我仿佛正在从各种努力上将自己生命缩小，似乎必如此方能发现自己，得到自己，认识自己。‘吾丧我’，我恰如在找寻中。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观念把它粘合起来，或用别一种人格的光和热照耀烘炙，方能有一个新生的我”（注：沈从文：《烛虚》，《沈从文散文全编》下册第525页—526页，渐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版。）。“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注：沈从文：《长庚》，《沈从文散文全编》下册第535页。）。沈从文甚至把这种极端的精神困惑和挣扎说成是“发疯”：“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注：沈从文：《生命》，《沈从文散文全编》下册第539-540页。）“因美与‘神’近，即与‘人’远。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注：沈从文：《潜渊》，《沈从文散文全编》下册第531页。）。因为他所说的“抽象”其实总是与具体的现实紧密相连，因此也总是与具体的现实搏战不已，“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注：沈从文：《长庚》，《沈从文散文全编》下册第535页。）。他的大脑和心灵成为无休止的厮杀的战场，他承受不了，所以“发疯”了：
……沉默甚久，生悲悯心。
我目前俨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规避，即逃脱彼噬心啮知之“抽象”，由无数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之一种美的抽象。然生命与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惟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注：沈从文：《潜渊》，《沈从文散文全编》下册第530页。）
沈从文后来总结这一时期他所感受的社会现实，“试为之偈曰：‘一切如戏，点缀政治。一切如梦，认真无从。一切现实，背后空虚。仔细分析，转增悲悯。’一切有生，于抵抗、适应、承受由战争而来的抽象具体压力时所见出种种图景幻象，在有形政权解体以前，固必然如彼如此也。”而个人置身于这样的大局势中，在云南度过的这一段生活，“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苦辛。但却依然用那个初初北上向现实学第一课的朴素态度接受下来了。……然而用沉默来接受这一切的过程中，至少家中有个人却明白，这对我自己，求所以不变更取予态度，用的是一种什么艰苦挣扎与战争！”（注：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文集》第十卷第314、315页。）
在沈从文用他的“抽象”对抗现实的时候，他已经相当清醒地预感到了个人的悲剧性命运。这时的沈从文表现出的罕见的勇气，他自己或许会称之为乡下人的固执，其实更是出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自觉选择失败的前途。“我的工作即将完全失去意义。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限度.君子豹变既无可望，恐怕是近于宿命，要和这个集团争浑水摸鱼的现实脱节了。这也是一种战争！即甘心情愿生活败北到一个不可收拾程度，焦头烂额，争取一个做人的简单原则，不取非其道，来否认现代简化人头脑的势力所作的挣扎。我得做人，得工作，二而一，不可分。我的工作在解释过去，说明当前，至于是否有助于未来，正和个人的迂腐顽固处，将一律交给历史结算去了。”（注：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文集》第十卷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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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的次年，沈从文离开云南回到阔别九年的北平，不久就发表长文《从现实学习》，回顾和总结自己从湘西走进都市二十多年来的经验。这份自传和几年前写的《水云》相比，有显著的不同：《水云》更着重自我世界的精神分析和探索，很有些自己对自己说话的意味；《从现实学习》更强调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而且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就是对外部世界发言。
这个变化也许是因为，一方面，他沉浸于“抽象”之中的思考和言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误解和指责，他要为自己辩解和说明；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抗战结束之后接着内战的灾难现实，让他为民族国家而感受的痛苦和忧惧愈发加剧，强烈的反战情绪迅疾生长。《从现实学习》正文前有一段小序，说：“近年来有人说我不懂‘现实’，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勇气虽若热烈，实无边际。在杨墨并进时代，不免近于无所归依，因之‘落伍’。这个结论不错，平常而自然。极不幸即我所明白的‘现实’，和从温室中培养长大的知识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样，和另一种出身小城市自以为是属于工农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样，所以不仅目下和一般人所谓现实脱节，即追求抽象方式，恐亦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了。”（注：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文集》第十卷第299页。）
回到北平的沈从文频频对现实发言，议论时政局势、文学观念、民族命运等等诸多方面，他好像走出了昆明时期的“抽象”之域。可是仔细读他一篇篇的文章，说到底他仍然在坚持对于“抽象”的追求。他明白现实的力量巨大，个人也许不能与之抗衡，但仍然想象看来做一点“补救”的工作，用理想的“抽象”来改造和重塑现实。“国家所遭遇的困难虽有多端，而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所作的政治空气和倾向，却应该负较多责任，当前国家不祥的局势，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长，而扩大。谁都明知如此下去无以善后，却依然毫无真正转机可望，坐使国力作广泛消耗，作成民族自杀的悲剧。这种悲剧是不是还可望从一种观念重造设计中，作点补救工作？个人以为现实虽是强有力的巨无霸，不仅支配当前，还将形成未来。举凡人类由热忱理性相结合所产生的伟大业绩，一与之接触即可能瘫痪圮坍，成为一个无用堆积物。然而我们却还得承认，凝固现实，分解现实，否定现实，并可以重造现实，惟一希望将依然是那个无量无形的观念！由头脑出发，用人生的光和热所蓄聚综合所作成的种种优美原则，用各种材料加以表现处理，彼此相粘合，相融会，相传染，慢慢形成一种新的势能、新的秩序的憧憬来代替。”（注：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文集》第十卷第318页。）
沈从文还是不想放弃个人的思想和作为，这一时期的文章里他多次强调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文学不可替代的意义。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未来，他在清醒而悲观地预感着的同时甚至还抱着大的“野心”和浪漫幻想。1948年7月30日，在颐和园霁清轩消夏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的信里，叙述了他和儿子之间的对话——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时说我吹牛。）
“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
“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注：沈从文：1948年7月30日致张兆和的信，《从文家书》第137-13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版。）
沈从文写这些话的时候，心里会有多少复杂的感受？因为就在几个月之前，他还遭受了一场来自左翼阵营的异常严厉的集中批判。三月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邵荃麟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断言沈从文“是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说“地主阶级的弄臣沈从文，为了慰娱他没落的主子，也为了以缅怀过去来欺慰自己，才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然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而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注：邵荃麟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均见《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1988年3月1日出版，香港生活书店总销售。）。
沈从文并非不清楚文学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后的政治力量，从中他不难获悉关于即将到来的个人命运的不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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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1月起，沈从文陷入“精神失常”。“精神失常”其实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据此我们难以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认识。他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失常”的“常”是指什么？从哪一种角度看是“精神失常”？如果换一种角度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序言里，肯定人的“怪僻”具有一种特殊的历史重要性：“因为怪人不仅仅‘不总是’局部的和特殊的现象，相反，恐怕他常常是整体中的核心，而他那时代的其余的人们，像是被突至之风裹挟，一时不知为何全都离开了他……”而比“怪僻”更严重的“疯狂”，把这一问题更加尖锐地突出出来——当我们不把沈从文的“疯狂”仅仅看成是偶然的特殊现象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现一种特殊的历史的重要性，乃至于发现“疯狂”的沈从文正处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整体中的核心”位置上。
《从文家书》中《呓语狂言》这一部分，汇编了沈从文“生病”过程中所留下的一些文字材料，我们需要仔细看看通常所说的沈从文的“疯狂”究竟是怎样的情形。
沈从文在张兆和1月30日致他的信上写下了许多批语，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注：沈从文在张兆和1949年1月30日给他的信上的批复，《从文家书》，第152页。）
另有一段相类的文字：
金堤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注：沈从文在张兆和1949年1月30日给他的信上的批复，《从文家书》，第153页。）
这两段文字相当触目，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不肯明白不敢明白”，“支吾过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他所意识到的“完全孤立”当然与左翼文化人对他的猛烈批判有关，即使在“病”中他也仍然十分清醒：“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注：沈从文在张兆和1949年1月30日给他的信上的批复，《从文家书》，第151-152页。）除了此类来自于外部的压力，他自身的“乡下人”品性也在这时特别执拗地显示出来，在他没想通之前，这个冥顽不灵的“乡下人”是不会顺时应变的。而在一切都顺应趋变的时局和情势下，他的话就显得非常刺耳：“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注：沈从文在张兆和1949年1月30日给他的信上的批复，《从文家书》，第153页。）
正是沈从文自己，十分清楚地表述了他的精神状态和产生这种状态的根源。他在5月30日写道：
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注：沈从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从文家书》，第160页。）
又写道：
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注：沈从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从文家书》，第160至161页。）
这种对比实在太悬殊了：一个群的状态，世界的状态和个我的状态截然相反，一个并没有巨大神力的普通人身处历史和时代的狂涛洪流中，却想保持不动，不与泥沙俱下。从“识时务”者的“明智”观点来看，这当然是一种“疯狂”。其实对此种情势沈从文自己相当清楚，在2月2日复张兆和的信中，他写道：“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注：沈从文1949年2月2日复张兆和，《从文家书》，第157页。）
一月初《题〈绿魇〉文旁》三段文字的最后一段说：“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注：沈从文：《题〈绿魇〉文旁》，《从文家书》，第147页。）9月20日致张兆和的信似乎表示这一“失常”过程的结束，并对此作了自我总结。信中说，“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注：沈从文1949年9月20日致张兆和，《从文家书》，第162页。）
这两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是与“疯”相提的“毁”、与“疯狂”相提的“自毁”。我们想到沈从文曾有过自杀的经历，很难说自杀是一时的冲动和糊涂，“自毁”的意识在沈从文的思想中显明而强烈：“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宿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注：沈从文1949年2月2日复张兆和，《从文家书》，第157页。）其实“疯狂”同自杀一样，也是一种“自毁”的方式。
我们很容易把沈从文的“疯狂”视为外力逼压的结果，当时的事实也很容易为这种看法提供有力的证据；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左翼文化人的激烈批判使沈从文心怀忧惧，忧惧的主要还不是这种批判本身，而是这种批判背后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威胁。1949年沈从文的“疯狂”，这些因素都是直接的，确实难逃其咎。可是从沈从文自身的思想发展来说，也有其内在的缘由。这需要追溯到四十年代前半期沈从文在昆明写作《绿魇》、《烛虚》、《潜渊》、《长庚》诸篇什的时期。
把昆明时期沈从文所表述的内心思想图景——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和1949年“生病”期间的“狂言呓语”相对照，我们会在很多地方发现惊人的相似。渴望“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即隐约透露出到1949年时已相当明确的“自毁”意识，其时所感受到的在周围人事中的隔绝无援，彻底性也正如后来的体验。“主妇完全不明白我说的意义，只是莞尔而笑。然而这个笑又像平时，是了解与宽容、亲切和同情的象征，这时对我却成为一种排斥的力量，陷我到完全孤立无助情境中。”（注：沈从文：《绿魇》，《沈从文别集·七色魇》，岳麓书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45页。）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精神危机和1949年的精神危机有什么差别，可以说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疯”，而1949年时在“疯”之外更表现为“狂”。在本文里，不妨做一点细微的区分：“疯”在这里是指思想争斗不休、茫然无所适从的混乱状态，而“狂”则是思想意识十分清醒姿态下采取的带有极端性的言行。用英国小说家切斯特顿的话来说，狂人并非是失去理性的人，而是指失去了除了理性以外所有的一切的人。1949年沈从文的“疯狂”，即是一种极端清醒状态下的“疯狂”，其中包含着一种破罐子破摔般的无畏的勇气。在当时和以后，都有人认为沈从文夸大了自己的困境，不免显得多疑和怯弱，焉知“狂人”具有不同凡俗的眼睛，鲁迅笔下的“狂人”不就是从常人看了几千年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二字来了吗？沈从文也有如此的“狂言”：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注：沈从文在张兆和1949年1月30日给他的信上的批复，《从文家书》，第154页。
沈从文的“狂言呓语”，事隔多年后读来，很有些惊心动魄的效果，也必须给予认真的对待。当时的见证人之一汪曾祺就认为：“沈先生在精神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很准确。”（注：汪曾祺：《沈从文专业之谜》，此文被作为《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一书的代序，引文见该书第3页，外文出版社1996年第1版。）
沈从文以他的“狂言呓语”结束了一个社会的时代和他个人的时代，迎接另一个社会的和他个人的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