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与审美乌拖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乌拖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在许多方面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而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的时候投向乌托邦的。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把自己的理论学说同乌托邦思想结合起来，进行新的探索，产生出各式各样的乌托邦新形态，如“语言乌托邦”、“结构乌托邦”、“符号乌托邦”等等。其中的大多数与乌托邦只有修辞学意义上的联系，并无实际的内涵继承。有的则由传统乌托邦发展演变而来，在继承了元乌托邦的基本性质特征的同时又有所批判、扬弃，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如审美乌托邦。因此，厘清乌托邦与审美乌托邦的概念，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审美乌托邦思想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法兰克福学派前的主要“乌托邦”形态
（一）莫尔的“乌托邦”。公元1615年，英国人莫尔的小说《乌托邦》第一次在世界上使用了“乌托邦”这个名词。从词源上看，莫尔的“乌托邦”一词由希腊文的“否”和“地方”构成，意思为“虚无之乡”、“乌有之乡”。有的学者分析说，莫尔的“乌托邦”一词，具有双关的特征：“utopia”(no-place)乌有之乡和“eutopia”(good-place)美好之乡[1](P1)。列宁也曾分析说：“乌托邦是一个希腊字，按照希腊文的意思，‘乌’是‘没有’，‘托斯邦’是地方。乌托邦是一个没有的地方，是一种空想、虚构和童话。”[2](P429)所以在词源上，“乌托邦”一词具有先天的“空想”色彩。
莫尔的《乌托邦》是在十五六世纪地理大发现的背景中写成的。这个时代新的航线、新的大陆、新的人民一气儿涌现出来，再加上文艺复兴的暖风徐徐吹送，欧洲人眼界大开，打破了陈规，解放了思想。在《乌托邦》之前，欧洲也曾经出版过类似的作品，如1507年的《宇宙志引论》和1511年的《新世界》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游记的形式，幻想和描绘海外、未来或过去的某个理想国度。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的取向上还是在文本的形式上都给莫尔巨大的影响。在这样的气氛中，莫尔从一位航海水手的口里叙述出一个“乌托邦”岛国来，的确犹如迷惑人的桃源仙境，让人真假难分。与当时正遭受“羊吃人”厄运的英国社会比较起来，这个国度过于完美、过于虚幻，以至于使得“乌托邦”竟然“成为种种想象中理想社会的通用名词”[3](P3)。
（二）文学题材的“乌托邦”。事实上，西方一直都存在着类似《乌托邦》这样的文学作品，现在人们习惯地把它们称为“乌托邦小说”。尤其是从莫尔之后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小说”不断涌现。不过“似乎从来没有人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些乌托邦著述，就连学者们对之也不甚重视。文学史将此视为怪诞作品或视之为属于政治学或治国术之类的东西而不屑一顾。政治学则认为乌托邦过于虚幻，也不科学，因而不大予以注意。宗教和神学界对其中少数问题研讨过，但乌托邦思想的大部分严格说来与宗教无关。于是，最后只好留待对人类有广泛兴趣的社会学从近代社会理想主义的角度，对乌托邦加以考察和评价了。”[3](P3-4)这种忽视极不应该。在研究当中，要充分注意“乌托邦小说”之于“乌托邦”的积极意义。某种程度上，“乌托邦”一词日后承载的社会责任或者说社会束缚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乌托邦小说”的社会内容，而“乌托邦”一词对世人的深远影响更是得益于“乌托邦小说”的广泛传播。可以这么说，“乌托邦小说”是乌托邦思想的具体化、形象化。人们对乌托邦的最初理解，往往就是来源于“乌托邦小说”的阅读经验。因而，“乌托邦小说”是人们了解“乌托邦”、体验“乌托邦”的第一个窗口。
（三）社会政治的“乌托邦”。如果说“乌托邦小说”是乌托邦在文学领域里的表现形式，那么，“乌托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则是乌托邦在社会领域中所扮演的最出名的角色形象了。一提到乌托邦，人们往往更容易想到的是“乌托邦社会主义”或者“空想社会主义”。我国教科书上的一般说法是，19世纪空想（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圣西门、欧文和傅里叶，他们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他们的学说还不是科学，是不能实现的空想（乌托邦）[4](P3)。恩格斯把这三人称为“乌托邦主义者”，把他们的学说称为“空想社会主义”。其基本观点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5](P409)恩格斯所谓的“乌托邦的”，意思就是“纯粹的幻想”，也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空想”。
不过，把“乌托邦”理解为“空想”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首创。在他们之前，西方人早就在“空想”的意义上使用过“乌托邦”一词了。马克思所做的，是把“乌托邦”和“现实”或“实践”之间的反义联系加以突出，而恩格斯在这一点上的作用则是把乌托邦与科学的对立加以强调，他在《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确定了“乌托邦／科学”相对立的经典用法[6]。后来，一些拙劣的马克思主义者急于用这个概念来打击对手，结果把“乌托邦”和“乌托邦的”可能包含的有价值的内容全给遗忘了。
二、“乌托邦”的性质特征
（一）超越性。超越性是指乌托邦超越了既存的客观现实。无论是以“乌托邦小说”形式出现的文学意义上的“乌托邦”，还是作为“空想”的“乌托邦”，超越性是它们共有的特征。作为“乌托邦小说”的超越，是用更美好的国度的示范作用来实现的。莫尔的《乌托邦》中，那简直是尽善尽美的“乌托邦”岛国，对正经受着“羊吃人”悲惨遭遇的英国社会作了一次全方位的超越。恩格斯意义上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中的“乌托邦”，也用一种“不成熟的”、“注定要失败”的社会主义理想对大工业的资本主义作了一次超越，尽管这种超越在马恩经典作家看来只是一种虚幻的超越。从马克思的社会学说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终将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所以即使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理想，也在事实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初次的超越——虽然它并未获得真正的成功。布洛赫希望哲学中“尚未”意义上的“乌托邦”更是对整个世界作一次全方位的超越，这个超越不仅包括了对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的超越，还包括对自然世界和人类本身的超越。也正是因为这个超越的缘故，布洛赫才会认为乌托邦其实是有着不容忽视的社会作用的。
（二）颠覆性。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每个时期都不乏超越既存秩序的理论观点，但并非每一种超越性的观点最后都能发展成乌托邦，更不是每一种超越性的观点都能起到像乌托邦那样特殊的社会作用。最明显例子的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粗粗一看似乎并无太大区别，但事实上，这两者一个要维护现存价值，一个则要否定甚至颠覆现存价值，两者用力的方向截然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质的不同。乌托邦的颠覆性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作为因对现实不满而引发的超越，作为与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想象界，乌托邦构成了一个他者的时空和异性的纬度。在这个异性的纬度与既存现实间赫然横亘着一道醒目的沟壑。就是这道沟壑吸引着现存世界的人们不断地努力地奋斗。当这种奋斗引起了这两种异质存在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时，乌托邦的颠覆性就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可以说只要现实社会与乌托邦构想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乌托邦的颠覆性就会永远存在。同时只要这种颠覆性存在，乌托邦的积极作用就永远会存在。
（三）相对性。因为乌托邦具有颠覆性，所以，一定秩序的代表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把从他们观点来看在原则上永不能实现的概念叫乌托邦”，以此来诋毁它的科学性和可实现性。曼海姆进一步解释说：“在超越情况的思想中，肯定有一些思想在原则上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然而，那些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与他们在其中有明确地位的现存秩序紧密联系起来的人，总是明显倾向于把那些仅仅在他们自己生活的秩序框架中显示出不可实现的所有思想称作绝对的乌托邦。”[7](P200-201)在这里，曼海姆暗示：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不同秩序的代表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各自的观点来界定乌托邦。这么看来，不同秩序的代表就有可能因为利益的不同，而对乌托邦作出不同的判断。作出这个不同判断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解乌托邦的颠覆性所带来的威胁。因此，无论在哪一个社会里，在理解“乌托邦”概念的时候都要考虑到这个概念的相对性。
乌托邦相对性的另一种表现是以前的“乌托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真真切切地变成了人间实在。“乌托邦常常只是早熟的真理。”[7](P207)，虽然“早熟”可能会使它一时水土不服，由此产生诸多问题，但真理毕竟是真理，在它应该成熟的时候，它自然会成熟的。曼海姆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每当一种思想被标为乌托邦时，它通常是由已经过去的时代的代表所做的。”[7](P207)在这个层面上来看，乌托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一种“尚未”，它可能永远只是一种美好的梦想，也可能就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交接点，它就由一种“尚未”的“应然”发展成了一种“已然”了。
乌托邦的相对性还特别表现在乌托邦精神的价值取向上。正如前文提到的，乌托邦虽然存在着种种缺陷与不足，但同样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消极的乌托邦使人沦于空想，甚至陷入逃避主义的泥潭；而积极的乌托邦则是对不合理或不完满的现存社会的挑战，对臻于完美的不懈追求。乌托邦之所以是人类一个千年不灭的梦想，肯定是因为它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特殊魅力在吸引着人们。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富于批判精神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们一头扎进乌托邦的怀抱，一梦千年了!
三、“乌托邦”与“审美乌托邦”
何谓“审美乌托邦”？有的学者认为，审美乌托邦是“‘文学主体性’论者为了使人摆脱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状态，逃避痛苦和忧患，极力夸大文艺的超越功能，推崇情感的自由体验，利用乌托邦式的主观虚构和想象，通过形象手段，构筑起‘自我实现’的‘精神乐园’和‘人的还原’的‘太虚幻境’”，如果将审美乌托邦诉诸历史，“必然将历史主体化、人道化、泛爱化”[8]。因此，要高度警惕。还有的学者质问：“难道在世界上只有艺术这块土地才能使人‘获得一种暂时的心灵解放的体验’？难道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都不能使人获得应有的自由？难道现实世界真的缺陷使人应该有的东西也得不到？难道人只有钻进深邃、神秘的艺术中才会占有自身的全面本质？”“把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特别是马克思的美学、文艺学思想描绘成一种审美乌托邦，……近二三十年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早就这样做了，而且把它当作颇为时髦的货色。”“这是一付空想的、有毒的救世药方。”[9]这些评价虽然有失公允，却也从对立面的角度把握住了审美乌托邦的基本特征。
审美乌托邦，顾名思义，简单地说来就是“审美的乌托邦”。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一些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不满的哲学家在社会政治领域尝试了多种改造世界的方法失望而归的情况下，企图用审美和艺术的方法来拯救这个异化的世界，使异化世界中已经丧失了自由和谐本性的人们在艺术、审美的感召下，重新获得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恢复人性的和谐。这像是让势单力薄的艺术承担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终究是不现实的。所以，人们常常把抱有这种观点的人称为“审美乌托邦主义者”，把他们的美学思想称为“审美乌托邦”。
从词源上看，“审美乌托邦”这个名词的由来与世人通常理解的“乌托邦”，即“乌托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它们都是在“空想”、“虚幻”的层面上使用“乌托邦”概念的。与社会乌托邦一样，审美乌托邦关注的焦点也是现实的人生，也是不满现存世界的种种缺陷与不足，为了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而提出来的。与社会乌托邦一样，试图用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艺术、审美来拯救现世的审美乌托邦也被认为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空想，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也正因如此，审美乌托邦与社会乌托邦一样，被认为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应该高度警惕的。
与社会乌托邦不一样的是，审美乌托邦的颠覆性不那么强烈，它不谋求用暴力手段打破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寻求一种全新的生活。相对于社会乌托邦的全新创造来说，审美乌托邦所追求的是一种更完美的生活——在现有基础上更本真、更和谐地生活。它超越的目的不是颠覆，而是拯救。在审美乌托邦看来，一切存在都应该符合其本真的完美。而现实社会里，由于人欲的贪婪、社会的物化等种种原因，本该如此的社会被异化了，本该和谐的世界充满了矛盾，本该散发出感性光芒的天空被工具理性的阴霾所遮蔽。为了恢复这一切原有的和谐与完美，审美乌托邦希望通过唤醒已被遗忘了的完整人性和自然本能，进而使人由残缺的“单向度的人”恢复为健全完整的人，最终使这个“单向度的社会”恢复为和谐的“完整世界”。
应该承认，是实践创造了世界。同时也应该看到，除了实践之外，理想本身就具有积极意义，虽然我们拿不出证据证明理想有一天终将实现，但即使是纯粹的理想本身也是极具价值的。柏拉图早就说过，一个人一旦找到了一个正义和幸福居上风，而生活又达到前所未有的丰富和更高水平的理想国家的形象，那么，抱有这种理想就不是徒劳无益的了。赫茨勒也曾经感慨：“原则和理想总是伴随着我们，并作为我们用以评价现实状况的准则。这便是理想的伟大作用。即使这些理想不能实现，也能使我们了解现实，有助于我们理解真理的内在特征。……指南星并不因永远不能达到而失去其指南的作用。理想是目标，也是向导”。[3](P266)同理，为了拯救当代西方社会异化现实而提出的审美乌托邦，虽然看起来是那么的虚幻、不切实际，但作为审美层面的“指南星”，也自有其特殊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作为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充分地注意到了审美的特殊功能，无论是霍克海姆、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施密特，几乎无人不谈“审美乌托邦”或“艺术乌托邦”。他们继承了前人关于审美乌托邦的相关成果，还有自己的创新与开拓。正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家的努力下，审美乌托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此，加强对乌托邦和审美乌托邦的研究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来说就显得尤为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