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凭的信号传递：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凭论文,信号论文,高校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04)02-125-04
自1999年以来，主要是基于国内经济萎缩的考虑，政策制定者试图以“教育产业化”来拉动内需——这种政策被冠名为“教育大众化”或“全民教育”。高校扩招成为体现这一思想的主要行为方式。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为108万人，1999年为160万人，2000年为220万人，2001年已达268.2万人以上。以1998年招生数108万人为基数，1999至2001年的年平均实际招生增幅高达35.4%。
我国高校扩招的本来意图姑且不论，不可否认的是，高校扩招带来的影响将极为深远——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的话。
本文的基调建立在教育的效率之上。教育（或文凭）是劳动市场上劳动者传递自身能力的一种重要信号。作为对非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劳动市场的一个回应，企业将根据劳动者传递的教育信号来推测其能力之高低。此即所谓信号传递(Signalling)理论。本文将在Spence(1973,1974)开拓性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扩招政策的效率作出分析。由于扩招实际上降低了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企业已经不能再根据教育（文凭）信号来推断就业者的能力。劳动市场上的文凭也只能成为一个“橡皮敲门砖”。理性的劳动者与企业将寻求其他判断能力的方式。这就是说，我国高校本科文凭已并不象以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优秀能力的象征，但是没有本科文凭就很难在人才市场上立足（本文只限于分析普通本科文凭）。
一、扩招制度下的信号传递模型
假设入读本科之前有两类学生，其资源禀赋各不相同，一类为低能力，记作v=1，另一类为高能力，记作v=2。对能力的事前分类是基于对学生入读高校之前所积累的素质的归纳。尽管教育也对能力有影响，但由于两类学生起点不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相对能力高低的区分是适宜的。
取得学历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包括学杂费与书籍、放弃工资的机会成本以及必须努力得到好分数的心理成本。假定两类学生的教育成本分别为
与
，假设
，即两类学生得到学位的成本相同。这是不同于传统模型的一个关键假设。笔者认为，自从扩招以来，我国高校入学门槛已经大大降低，学生们获取本科学位所需付出的努力也大大减少。高能力学生可以很轻松地获得学位，本来其教育成本比低能力学生低。但在扩招之后低能力学生的教育成本也大大降低了。高能力学生的教育成本基数本来较低，而低能力学生的教育成本大大下降，以致于可以认为二者的教育成本相同。
教育本身被视作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它是可以提高生产率的。设教育年限e是一个连续变量，假定给定能力v的教育年限，学生工作之后的期望产出函数为：
这表明高能力学生的未来生产能力是低能力学生的两倍。
假设
是两类学生的效用函数，其中w是学生预期得到的工资收入。且：
因此，收入带来正效用且边际效用递减，教育带来负效用且边际成本递增。由此可以在(e,w)空间得到斜率为正且递增的元差异曲线。根据前面的假设，，利用效用函数，我们可以写出
。所以在无差异曲线图上，为了保持给定的效用水平，每增加一单位教育年限，低能力学生与高能力学生所需的补偿工资是相同的，这表明二者的无差异曲线是相互平行的。
如图所示，高能力学生无差异曲线与低能力学生无差异曲线平行，但位于后者之上。它基于这样一种信念：给定教育年限e，若企业能完全观察到学生的能力水平，它将为高能力学生支付更高的工资。事实上，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均衡工资等于劳动生产率：低能力学生
，高能力学生
（假设我们对教育年限使用货币化指标）。
但是，信息是非对称的，学生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而企业并不知道。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委托一代理问题。要实现一种均衡状态，必须满足两种约束：一是激励相容约束或自选择约束：在既定预期的工资函数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二是参与约束：企业支付的工资必须等于员工的产出期望值，这意味着均衡点必然在直线w=e或w=2e上。
可见，无论企业把它的门槛教育年限设在什么水平，它都不能达到引入高能力人才的目标。要么它引入的只是低能力人才，要么它把低能力人才当作高能力人才，引进企业的效率，从而经济的效率受到影响。
二、信号传递模型的经验检验
从以上模型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高校扩招政策导致了教育信号传递的失效。模型是对经验世界的简化，并在对其预测中获得自己的生命力。上述模型的主要预测结果是，企业难以再依赖文凭分辨那些具有较低生产能力与较高生产能力的就业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高生产能力的学生将放弃以普通的本科文凭作为自己能力的显示信号，而选择其他方式显示自己的能力。
那么，自从高校扩招以来，我们观察到些什么经验现象呢？
高校扩招以来，招收的学生整体素质下降了，提高教学质量更加困难了。由于高校大幅度扩招，使原来考不上大学的学生现在能考上大学；原来能考取专科的学生，现在就可考上一般本科；原来能考上本科的学生，现在就可以考取重点大学。也就是说，各高校录取学生的整体素质比原来是下降的。即使是一所名气较大的大学，由于入学门槛的降低，它所招收的学生也良莠不齐。加上不少人对“教育产业化”、“教育拉动消费”等观点的大力鼓吹，很多大学也兴办各种各样的成人教育和在职进修，它们采取同样的文凭向企业传递自己的能力信号。而且，这种情况为一些牟利者利用，它们出售假文凭，更增加了经济秩序混乱。企业的确难以区分就业者能力的高低。因此，企业的态度也在调整。请看以下资料：
2001年3月25日17:11:17 中国招生考试在线 目前不论是全球范围还是中国大陆，专科和本科教育都正朝普及化方向迅速发展，近年来高校连年大规模扩招，无疑就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仅仅十年前，本科毕业生还是众多用人单位争夺的宝贝，而现在已经少有问津了。而研究生则不一样，尽管其规模也在不断扩充，但由于基数很小，缺口又太大（据有关部门测算，目前中国高级人才缺口近80%），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供不应求的态势。而且，从国际上来看，即使在高等教育普及之后，研究生教育也仍然属于精英教育，在数量上有所控制。
2001年11月30日09:29 青年时讯“2001年全国人才交流大会”和“第二届全国高级人才洽谈会”在北京展览馆同时举行，有意思的是，两个会厅虽是同一张入场券，但想进入“高级人才洽谈全”，你还必须有其他的“通行证”。现场的通告中这样写着：“高级人才购票后凭一列证件入场：硕士以上学历证书（应届毕业研究生凭研究生证）；副高级以上职称证书；留学人员凭个人护照或国外学生证书；企业部门经理凭工作证、任职证书或相关证明文件。”
新华网，2003 深圳劳动市场上“钳工”身价超“硕士”：深圳市今年第三次向社会公布当年度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位，其中硕士研究生月薪高、中、低位分别为：5900元、3500元、2400元。而高级钳工分别是：6600元、4300元、3200元。
以上资料至少告诉我们三点：其一、本科文凭已经不如过去（扩招前）那么吃香；其二、更高层次的文凭更受用人单位偏好；其三、有时低文凭也能得到高报酬。这也表明劳动市场上信号传递的方式与内容有了改变。
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采取了如下应对方式：
方式之一：对市场上所有持文凭的就业者，按照其平均能力支付报酬。当然这是企业刚刚招人时签订合约的报酬，并不排除企业以后根据就业者被观察到的能力再重新调整报酬。但请注意，其间会有合约的监督与考核成本，这是非对称信息下的交易成本。如果能力可以观察到，这笔成本是无须支付的。
方式之二：企业对引进新员工持谨慎态度。企业面对大量持有大学文凭的求职者感到难以区分其真假和能力之高低。因为它凭经验知道，目前的本科文凭已经不象以前一样是能力与荣誉的象征，仅此一纸文凭，是难以判断其能力的。出于规避招到低能力的风险的考虑，企业一般很少或不进入。
方式之三：就业渠道关系纵横。对于那些迫切需要引进人员的企业或碍于权力介入（比如行政指定就业额度）而不得不进人的企业，“关系”成为重要的途径，例如导师、家长或朋友的关系。当引进人才的范围缩小时，人际之间的关系或信誉反而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即我比较了解你的能力。
方式之一必然导致就业市场的“逆向选择”，即高能力的人不愿意参加工作，而去攻读更高层次（因而教育成本更高但却传递了高能力信号）的学位（如硕士或博士学位），留在劳动市场的只是能力较低的求职者，企业招到低能力求职者的概率也大大提高。这正如模型所预测的结果。方式之二必然对本来就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从微观上讲，这会影响企业人才的新老更替，从宏观上讲，会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就业毕竟是产出的指示器。方式之三则会遇到“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即通过关系进来的人可能是能力不高的，但他的引荐者承诺说他能力可以，很明显，这是“不可置信”的承诺。
三、能力显示：信号传递之途径
基于高能力者对社会经济的关键作用，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们到能发挥他们最佳能力的工作岗位上。能力的隐藏特性（它只能在行动过程中表现出来并被观察到——而且观察本身是要花费成本的）决定了能力的信号传递的必要性。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较真实地传递这一能力信息呢？这些手段如下所述。
教育文凭。较好的和较流行的方式仍然是教育文凭。扩招导致这种信号失效是有其原因的。扩招之前，中国大学“严进宽出”，进入障碍大，从而教育成本高；扩招之后则“宽进宽出”，大幅度降低了教育成本，兼之高校教育资源遭遇“瓶颈”，学生入学之后只图混个文凭，得不到严格的训练，自然不能提高素质。发展方向是一方面扩大教育资源供给，如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和师资力量建设，另一方面则走“宽进严出”之路，提高教育的预期成本，包括加大平时考核力度，设置相应毕业门槛等。
品牌、声誉和标准化。另一种能力信号传递的方式则是品牌、声誉和标准化。
品牌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因为它是靠长期稳定过硬的质量建立起来的。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更受用人单位欢迎。尽管名牌大学学生未必总是高能力的，但使用非名牌大学毕业生时遇到低能力的风险总要大些。因此，规避风险的企业愿意为名牌大学学生支付一定的溢价（即更高报酬）来保证人员质量，其溢价部分相当于从非名牌大学中搜寻优质人才的成本。
品牌实际上也代表了声誉。对于具有工作经验的人来说，声誉尤其重要。在经理市场上，一个职业经理的履历便是一种声誉。如果他经常被别家公司扫地出门，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工作能力。
在很多品牌或声誉无能为力的场合，标准化可以起到传递信号的作用。经验、职位以及各种资格证书与考试，都可以是标准化的对象。一个曾经进入过顶尖级大公司工作的人，对于类似公司来说，不会怀疑他对此类工作的胜任能力。人们常常判定，具有高级职务的人应该具备相应能力。而律师、注册会计师、TOFLE或GRE等资格证书考试则给出了最为常见的标准化形式。对于一个持有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学生，可以很容易推断他所具备的能力。
保证，承诺与行动。最后一种至关重要的方式是行动。由于能力必须在行动中体现，因此高能力者可以签订保证书，让企业放心，如果它购买的产品质量有问题（此人能力有问题），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退货（辞退工人）或得到经济补偿。企业可以在使用求职者的过程中确认他所具有的能力。保证书作出了令人放心的承诺，有效地发出了劳动者的能力信号。因为一项内容广泛的保证书对低能力者来说要比高能力者成本高，低能力者无法或不敢提供。
幸而市场经济可以为人们传递其能力提供如上所述的各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扩招的负效应，使就业市场不致萎缩（而按照“逆向选择”理论变业市场必定走向萎缩），企业基本上还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人才，经济则沿着潜在增长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