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惠与共融：共食习俗中的族际互动生态
——基于贵州省怎雷村的调查与分析
袁东升
(贵阳学院 西南山地生态与文化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05)
摘 要 ：怎雷村水、苗两族分寨分族交错而居，呈现的“分”“合”景观，体现族际之“共融”“互惠”及差异共生的本相，进而型构怎雷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对村中共食习俗的田野工作与观察，揭示了基于族群边界的共食习俗与多族群互惠共融之间的复杂关联。在这个多族群多元文化共存的村落共同体中，共食习俗场域展示出明显之包容他我的认同机理，通过具象化的地方性互惠逻辑，为多族群共居的村落共同体应对族际和谐互动贡献原生态的互惠机制及和平栖居的生存性智慧，并经由认同机理从自在的形成到自觉的建构而导致自我与他者共识的叠加交融，从而跨越民族边界，为促进族际共同体基于互惠的共融提供催化剂及助推力。
关键词 ：共食习俗；民族关系；族际互动；水族；苗族
一、问题的提出
共食习俗，历来是人类学/民族学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之一。既往研究展示了理解饮食习俗的多种视角。如罗伯逊·史密斯通过研究宗教和献牲仪式上的共餐，精辟地指出：“那些在一起吃喝的人被一种友谊纽带以及相互责任紧紧连接在一起。”[1]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饮食行为由文化的深层结构所决定，应该去探寻深藏在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的“结构”[2]。西敏司也曾指出：“内在于社群的仪式和日常活动，体现于进餐或吃食的场景对于人们的预期而言具有特殊的内在意义”[3]等等。但这些饮食习俗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缺憾，即大多集中于文化相对单一的社区，缺乏对多族群杂居、多元文化共存的民族结合地带的聚焦。另外，在最近的研究中，彭兆荣也谈到：“饮食最原始的‘献祭’意义变成一种‘礼物’的馈赠与共享，共食的形式具有建构生者之间‘我们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的文化功能’。”[4]可见，在饮食文化研究中，多族群杂居地域的“共食”才是更值得探讨的话题。
怎雷村由上、中、下、排场四个区隔明显的自然寨组成。水族居住在上寨和下寨，苗族居住在中寨和排场寨。据说“大概有三百多年”或“二三百年左右”的历史。全村有村民234户，上寨共有70户，全部是水族户；中寨有80户，其中水族11户，苗族69户；下寨有58户，其中水族52户，苗族6户；排场寨共有26户，全部是苗族户。水族户数约占全村总户数的57%，苗族户数约占全村总户数的43%。全村共有人口1025人，其中水族有566人，约占全村总人口的55%，苗族有459人，约占全村总人口的45%[注] 此户籍数据为笔者分别于2017年及2018年两次去怎雷村调查，收集整理调研资料而得。 。该村总体特征就是人口数量及家庭户数相差不多的两个民族之间呈交错居住格局。进而言之，边界、互惠、认同、共融及历史等人造的文化景观与独特的物理景观在这一区域混融共存，形成了一种兼具独特性及模式性的时空场域。2010年起，笔者即开始在怎雷村开展田野工作，全方位地融入怎雷人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对两族关系进行了深入研析。此前，笔者从边界、互动、认同等几个概念着手，从民族和谐的文化生态、族际情谊道德社会与族际互信机制及族际间经济互助机理、民族边界与民族认同等方面对怎雷村水、苗两族和谐共居及差异共生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与概括[5-7]。本文是关于“田野中民族关系”的一个个案，将从“人吃人”“客拉客”、转转酒喝到黑、宁伤身体也不伤感情、窜寨子走兄弟[7]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及“裸呈”，进而尝试基于互惠的角度从族群边界切入来揭示共食习俗与多族群互惠共融之间的复杂关联。
二、互惠与共融：共食习俗场域中的族际互动文化图式
1.“人吃人”“客拉客”。在水族与苗族交错杂居的怎雷村，当地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交往中盛行着一种独具意涵的族际互动方式：“人吃人”“客拉客”。这是一种族际互惠的机制与逻辑，并将这个两族共居之特具意涵的空间场域勾连成一个相对稳定且开放的“吃拉圈”，即“kula圈”。“kula圈”是一种礼物交换行为，是在马凌诺斯基曾经调查过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土著部落内外流行的一种总体性经济交换制度[8]。怎雷人透过这种人群生活系统中的互惠机制，建构并型塑了水、苗两族和谐共居的村落共同体。首先，“吃人”与“拉客”交往行为不是外在压力下的产物。这种体现于怎雷村水、苗两族村民个体交往层面的人际双向交往认同机理，类似于马氏所言“库拉交易不是压力的产物，因为它交换的是没有实际用途的物品”[8]80，亦遵从于kula交换中互惠和诚信的一贯原则，“巨大且部落间的关系网在一个广泛的地区上把许多人以确定的社会形式联系起来，在此，人们受到确定的关系和互惠责任的约束。”[8]442其次，“吃人”与“拉客”互惠行为尽管看起来微不足道，也很简单且普通，但它却是水、苗两族间交互关系的基础，它经常性地发生并且串联起当地人许多其他的日常社会活动。用鬼、添彩、挂红、习俗、神话和传说给予其以清晰的仪式和礼节，呈现出美妙动人的族际互动景观，并在怎雷人的头脑里确立了独特的地方性社会心态观，使得村人非常热衷于这种日常双向交往的互惠行为。
杨小水一点也不紧张，反倒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镇定。门外的警官向苏楠点头示意，苏楠连忙出去和她打了声招呼，顺便扔过去两盒烟。
同时，这种日常交往互动的互惠逻辑虽然演绎着近乎马凌诺斯基笔下“kula圈”的功能与作用，但两者却有质的不同。首先，从地域性来说，kula贸易是一种社区贸易行为，既是kula社区或几个邻近社区的内陆交易，又是一种大型的海外贸易，而“人吃人”“客拉客”却是一种基于乡土亲情及友谊基础上的开放性的个体双向的情谊交往互渗行为。其次，kula是一种有指向性的伙伴交换行为，“社会没有特殊的机制去决定一个人的库拉伙伴的数量，但土著人很自然地知道自己可以有多少伙伴”[8]84，再就是“位高而任重，是社会准则对他们行为的规范”[8]88。因此形成了明显的阶层秩序及封闭的权力关系。而怎雷村内水、苗两族村民间却是一种基于随意性、开放性及互惠性的平等关系，绝对不存在阶层分别和等级严密的权力关系，只要是在场的人，不管是那个民族村民的兄弟或朋友，都可以允许拉进这个村域圈子来喝酒摆闹。“人吃人”“客拉客”绝不存在炫耀权力和体现等级差别的意图，通过“吃人”“拉客”“好酒配辣菜”这种两族日常生活交往方式，反而还无意识地消饵两族阶层及族别差异，在此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这是兄弟、朋友及亲属通过“吃人”“拉客”建构的一种双向多维度的开放性的互惠关系，也是一种交往的理性。最后，“人吃人”“客拉客”讲究的是即时、渐进且非等值回报，怎雷人并不是纯粹地出于工具的理性而主动有算计地去“吃人”“拉客”，亦不是出于为自身利益算计的经济动机，而是把它看作建构自我与他者双向友情的互惠方式而已。而kula交换中“赠予及回赠之间会隔一段时间，而回赠的东西则要等值”[8]87。
怎雷村水、苗两族人的酒俗酒情型构了一种社会功能——族际的交往交流既要有族际的文化区融，也要有个体到群体的共情互渗。“规则命令只具有一种形式的意义，真正发挥作用的机制便是有赖于相互交往之中的情感互依与道德升华。”[10]进而言之，族际之间需要在族际文化方面保持适度的区隔与交融，建构他我恰适的社会心态[11]，同时又要积极引导族际间情感层面的互惠交融，弱化族际的社会边界，进而维护族际文化的相互欣赏与共享，从族际文化及族际互惠机理维度建构和谐民族关系的文化生态，这理应是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对于当地这种特有的酒规酒情，田野中的个案给予了形象的展示：“你们那里有你们喝酒的规矩，我们这里也有我们喝酒的规矩。我们喝酒就是讲究个喝出感情来，喝出交情来。如果几个兄弟好久没有搞在一起了，就会找个机会喝酒聊天来加深感情。都是男的和男的一起喝，女的和女的一起喝。大家一起喝都一定要比出个输赢来才算数，这个与你们外面不同，我们是醉得越多就说明大家感情越深，即使知道喝酒多了会伤身体，但是也绝不能伤了我们之间的交情感情。兄弟一起喝酒就是图个热闹，图个开心。”[注] 讲述对象：BJC，中寨人，男，苗族，59岁，农民；讲述时间：2016年2月11日；讲述地点：中寨BJC家小卖部边。
我们这里在平常的生产生活中，苗族人好水族人也好，有空闲的时间，就喜欢串到寨子的兄弟、朋友家去搞酒摆吧。一般来说，大家都自认为是一个村子里的，就先到一家吃喝摆闹，紧接着就会被拉到寨子里的另外一家去搞酒，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要把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家都喝过片，都要走到拉到，这样才算守礼。这样一圈一圈地走，一个一个地拉，中途就会不断有人被拉进来，人就越来越多，场面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来气(气氛)。像这样，经常会有四个寨子的兄弟同在一家同在一个酒桌上喝酒摆闹的情况出现。我们当地把这叫做“人吃人”，也就是“一家吃一家”的意思。[注] 讲述对象：WYD，下寨人，男，水族，45岁，农民；讲述时间：2012年8月8日；讲述地点：下寨WYD家。
2.“转转酒喝到黑”。日常生活中，怎雷人都喜欢邀约在一起喝酒聊天。一旦某个村人添备有稀疏的菜品时，该村人必定会遵从当地的社会习俗及互惠规范，叫上与自己家比较亲近的村人来到家中，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如果此人不遵从当地约规，则必会招致其他村人的渐次疏离。在此户村人家喝完酒，所有人则会赶往下一家继续喝酒，循此规约，则出现“一家一家地吃、一寨一寨地喝”之图景。这样在四个寨子中一直转来转去地吃喝，呈现出原生态的族际日常互惠景观。平时像这样不同民族村民之间相互吃喝的地方性的互惠场景经常会花费七八个小时以上，有时候甚至持续一整天，而且参与之人都会无意识地遵从在任一家都不吃得太饱这种互惠礼仪，这是因为，如果要是在最初的一两家就吃饱喝醉了，那就转不到下一个朋友家去吃闹了，从而也就失去了“转”这种互惠习俗的整合及凝聚功能。当地人称呼此为“喝转转酒”。
当笔者与怎雷村人谈起当地日常生活中两族共食互惠行为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不跟笔者讲述共食互惠行为的细节；当笔者追问这种互惠行为上的某些言与行是否有什么特别含义的时候，大部分村民会表示“不知道或懂不得”，“一直都是照着老样子这样传下来做的”。他们不断强调的是，不管是苗族人还是水族人，大家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人，相互都是哥弟姊妹关系。无论是何种民族的村人，他们好像都很清楚，自己首先是怎雷村村民，作为村落共同体中的一员，他们既有参加相互宴请的责任，也有双向移情的互惠义务。
“人吃人”“客拉客”超越两族的寨子认同与民族认同，拉近族际之间的心理距离，进而导致族际的差异共生。访谈对象对此习俗的讲述也印证了这一点：“你说的那个‘人吃人’与‘客拉客’，它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苗族去拉水族，水族也来拉苗族，不分民族的，只讲哥弟姊妹关系。这里的水家和苗家就是越拉关系越近，越吃感情就越亲，有时候搞得就像一家人一样的。外面的客亲到这里了，我们也都会习惯性地去拉。大家在一起，能够吃得了多少喝得了多少呢，就是吃个心意，喝个情谊。这算是我们这里的一种交往规矩吧，你不去叫别人，不去拉别人，别人怎么会来拉你叫你呢。而且也说不过去，会被旁人说被旁人瞧不起的。”[注] 讲述对象：WYK，下寨人，男，水族，52岁，农民；讲述时间：2012年6月29日；讲述地点：下寨WYK家。
“转转酒喝到黑”。2012年7月的一天早上，中寨苗族人平立林打来电话，他在电话中略带神秘地告知我：他刚从山上偷偷打了几只锦鸡，叫我即刻去他家喝酒聊天。我迅即赶到他家，此时同村不同寨的七八个不同民族的村民已先于我到达，平立林介绍说：都是他家的兄弟与朋友。这些村人当中既有水族人，也有苗族人。这些来自于不同寨子的村民中，有的是平立林的水族伙计，有的是他家的亲戚，还有的人则与他是干亲家关系，这些邻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建构起了一种固定的互惠关系，进而影响着村落共同体内的族际交往生态。在人们交流和寒暄中，刚从山上猎获的新鲜野物已被煮熟。简简单单地履行完当地聚餐前的相关仪式，大家伙儿就开始展演起当地独特的共食场景：喝完平立林家的酒，所有人继续去中寨一白姓人家喝酒聊天，然后赶往下寨一村人家摆闹。如此围着四个寨子大家伙儿秉承当地互惠惯习就一直持续地“吃喝”了下去，一直坚持到第二天凌晨4点50分，这次的两族共食聚会才算基本结束。村人聚餐共饮结束的时候，笔者统计了下，这次聚会共有48人参与其中。
1)Yp≤a0：当长杆弹撞击初速度v0小于界面失效速度vid时，长杆弹不能侵彻混凝土靶板；当v0大于vid时，弹体只能以销蚀状态侵彻靶板。
长此以往，怎雷村水、苗两族村民双向的人际交往及互惠，建构了地域社会特定的族际和谐有序的交往互动机制，这不仅能型塑当地两族村民交往互动的和谐文化场域，构建起两族的双向文化认同，还能导致两族的双向族际认同，进而导致两族村人共同建构的社会共同体既超越族群边界亦包容族群差异；而且这种相异民族村民双向的交往情感、动机及行为已经渗入到怎雷人的日常生产生活中，这既推动两族和谐关系的人际构建，亦能调控两族关系的暂时失衡。简言之，“人吃人”“客拉客”体现自我与他者的交往理性，是一种族际的交往互惠原则，是建立在对自我与他者叠加共识上的一种渐进的交融状态，也就是交融具有渐进性叠加性的特点，可称之为叠加交融，这完全不同于英国学者维克多·特纳论证交融之“即时性”[9]128特点。这种理解、包容、互惠、共识和区融为什么能影响民族关系，怎么来影响民族关系以及如何解决民族关系问题？当为田野情景中民族关系研究的重要专题之一。
怎雷人时常会随意地和笔者谈论这种习俗，即如果我的兄弟不来拉我的客人，我在客人面前就会没有面子。在此，“拉”是为了给他者挣面子，同时，则会赢得他对我的认同。简言之，既能通过他我认同来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亦能通过建构制约族际关系失衡的机制来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差异未必导致隔阂与分歧，语言差异、文化差异、服饰与习俗之别也未必就一定会导向民族主义”[6]。恰恰相反，基于差异共生之包容的相互认同及互惠既有利于培育族际的凝聚力，亦能疏通族际之间交往沟通的通道，进而促进族际社会的和谐及整合。“我们这个地方，平时大家经常是你拉我，我拉你，拉到一起相互高兴地搞酒。这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认(认可)我，我认你，才会相互拉。不过拉什么人是不分民族的，只讲两个人谈不谈得来。这样拉过来拉过去的，自然就把个人之间的感情搞好了，最后就发展到两个民族的关系也很好了，都像家里人一样的。这也是我个人认为这里的水族和苗族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矛盾冲突的最主要的原因，平时村民之间最多也就是为了田里用水争一下，也争得不多。”[注] 讲述对象：BJC，中寨人，男，苗族，50岁，农民；讲述时间：2012年7月22日；讲述地点：中寨BJC家牛棚边。 水、苗两族村民通过在“吃人”“拉客”交往互动中从自在到自觉形成的互惠逻辑，增强他我的认同及混融，进而建构起恰适的族际交往互动的文化生态。
饮酒习俗是怎雷人的奢好。只要有时间，村里人就会相互邀约在一起喝酒聊天。饮酒时，只会在意酒的品质以及量的够与不够。如果喝酒过程中，某家没有酒可喝了，在当地会被当作反面话题来谈笑。饮酒摆闹中，村民们常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怪酒不怪菜”。在这种饮酒习俗及双向互惠的历史过程中，人们更注重增进两族间的感情及友情，正如他们所说，“宁愿伤身体也不愿伤感情”。
“怪酒不怪菜，喝酒配辣菜。”虽然怎雷人喜欢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但是他们的菜品却极其简约，饮自酿米酒，吃自产肉菜。他们在“相互吃喝”过程中不在乎吃什么喝什么，却极其在乎双方面对面的情感交流，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基于互嵌式的生产生活交往，族际间的互动并不在乎表征与形式，而在乎内容之本相。质言之，异民族村人既注重双方的情谊互渗，也注重族际感情的双向输入与互惠。2013年2月27日，笔者真实地体悟到这种饮食习俗的真谛。当天，我和村支书正在摆闲话，其两个水族和苗族朋友不请自来地到了他家。我事先是知道他家里没有任何的菜品的，这似乎要造成村支书无意识地破坏当地既定习成的交际约规的既成事实。当我正在猜想村支书如何摆脱窘境时，村支书非常认真地对我说，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我们乡里的酒规，这是一种你们客家人[注] 村里人都认为我是从外面进来搞调研的人，所以又一直把我看作“客家人”。 见不到也可能不大理解的喝酒方式。话刚说完，村支书就飞快地跑到他家门前菜地里随意地拔了一大把韭菜，放在水龙头下稍稍进行了简单地冲洗，就直接用酸汤来煮，再加上一大盘干红辣椒，大家伙儿就开始非常高兴地喝酒摆闹。越喝越高兴，越摆越入情。这是一种基于个体情谊的人际互惠，其现实场景让我领悟到村里所流传的“怪酒不怪菜，喝酒配辣椒”之族际共食文化的真谛。正如村支书老伴一次酒后所说：“这个地方呀，不管是水族人还是苗族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大家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都喜欢搞在一起喝个酒什么的。酒爱人，酒也害人。如果没有酒，大家很难搞在一起。‘怪酒不怪菜，喝酒配辣菜’呀，很好玩。”[注] 讲述对象：LLG，控抗村人，女，苗族，50岁，农民；讲述时间：2013年5月25日；讲述地点：排场寨ZYW家。 简言之，水、苗两族村民“同喝转转酒”习俗完整地呈现出民族杂居区的文化景观——“族群间性”，这也是交往理性的体现。两族村民通过“酒情酒谊”实现跨越族群社会边界的互惠与共生共存，进而消饵族群认同意识，同构村落的共同体意识。自我与他者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互惠从自在到自觉的切身践行与遵从，而有意识地建构起一种“我”与“他”基于村落共同体意识的和平栖居的生存性智慧。
3.宁伤身体也不伤感情。人际间的互动主要体现在物的交换。怎雷人不仅注重物的交换，而且更看重情感的互惠互渗。
这是笔者亲身经历的一次怎雷人“转转酒喝到黑”的原生态场景。对于这种有趣的同饮共食互惠行为，当地苗族人是这样说的：“我们这里乡里面没有什么好的，就是大家喜欢坐在一起喝酒。大家是越喝越来劲，越喝心里越高兴。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围成一圈喝酒摆吧。你看我们现在穿的衣服，说的话，甚至有些习惯也是不同的，但是这没有关系呀，不影响呀。主要是大家能够坐在一起就好，大家也都高兴。”[注] 讲述对象：ZYG，中寨人，男，苗族，35岁，农民；讲述时间：2012年7月26日；讲述地点：中寨ZYG家。 当地水族人则是这样说的：“这个地方呀，有个习惯，就是不管他是水族人还是苗族人，都特别地喜欢一起喝‘转转酒’。转来转去，转得高兴的时候，把四个寨子都会转完。可以这样给你说吧，转得越多，感情也越深。”[注] 讲述对象：WYJ，上寨人，男，水族，45岁，农民；讲述时间：2012年6月27日；讲述地点：上寨WYJ家。 简言之，同喝“转转酒”体现水、苗两族村人感性投入与理性抽离的并置及勾连，是一种地方性的人际互惠机制，其在族际交往中具有正向的功能，能够有效地促进族际的交融交心。
水、苗两族村民通过这种独特的日常族际互惠与“主”“客”关系的即时互换，在“吃”的仪式中增进他我的族际情谊，用“拉”的方式消解他我的族群性，进而呈现族际的相互认同与互惠勾连，并建构起一种差异共生的族际社会。在怎雷人“吃”“拉”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建构起一种族际间自在的交往行为，进而型构了水、苗两族自觉的交往交流之互惠心态，这种从自在到自觉的族际互动的生存性智慧形塑着族际相互包容的社会心态，导致两族的差异互惠与文化区融。田野中偶遇的一位村民说：
4.“窜寨子”“走兄弟”。“窜寨子”“走兄弟”是怎雷村水、苗两族在长期生活过程中建构的一种自我主动出击的互动方式，是一种地方性的族际互惠勾连。以下是当地水族人与苗族人对于“窜寨子”和“走兄弟”的“裸呈”，水族人说：“怎雷村这个地方还有个老人传下来的风俗，就是‘穿寨子’‘逛寨子’，也就是窜寨子的意思。窜寨子的时候是不分寨子不分民族的，有中寨的苗族人来逛上面的寨子，也有上寨的水族人去逛排场那个寨子。当然寨子里面互相去窜也是有的。都是一个地方的人，还要分什么水族苗族呢，都有哥兄弟关系摆在那里。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来说，这样就是把大家串在一起了。”[注] 讲述对象：WGH，上寨人，男，水族，45岁，农民；讲述时间：2015年2月9日；讲述地点：上寨WGH家。 苗族人说：“我们怎雷有个好的传统，如果兄弟之间很长时间没在一起了，就会邀约一下，走到那个兄弟家叙叙旧什么的，这样做还是不让大家的关系变冷淡，也是为了加深双方的感情。这个地方一直这样，我们下辈的人也都是这样做的。我们这里叫它‘走兄弟’。”[注] 讲述对象：PHW，中寨人，男，苗族，22岁，农民；讲述时间：2014年12月23日；讲述地点：中寨PHW 家。 简言之，怎雷人建构的这种主动交往的社会联结纽带及文化表征，既强化地域认同，又消饵族际社会及文化边界。“窜”与“走”体现怎雷人主动交往交流的情感趋向，体现地方性的社会心态，呈现两族交往交流的具体途径及过程，显现民族间“合”“界”及“融”“分”相互转换的认同机理及互惠生态，揭示了怎雷人应对族际和谐互动的互惠理念及生存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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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性实验、实训教学的应用与管理。将一系列单一项目按其内在关系有机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综合性实验、实训教学，是培养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的主要途径和必然选择，应予以广泛倡导与运用。
三、分析与讨论
“在‘主体民族志’的三重叙事之中，未给带有民族志者一定主观色彩的参与观察留下任何空间，忽略了参与观察在田野调查与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应该说这是一种缺憾。”[12]质言之，以参与观察及“裸呈”方式来探讨族际关系，应是田野中民族关系的核心研究旨趣及应该努力的研究方向。笔者认为，民族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既可以从多角度、多维度及多侧面来考量，也完全能够通过个体日常生活互动交往现实场景的“裸呈”及“第二主体”[13]的参与观察来研析，即如“在某种意义上讲，与田野对象‘自由讲述’的并置呈现，既可能更能够体现出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二重证据之交相补充及相互印证的价值，同时也许更有说服力。”[6]进而言之，要研讨一个微观且具体时空坐标中基于民族边界形成与变迁的民族关系，就应该立足于这一时空坐落的区域社会，通过族际间多维度的个体日常生活交往这种具有内部性的研究视角，对地域社会的内外社会结构展开全方位的考释及探析。质言之，不仅仅是用个体日常交往形成的族际圈作为边界来圈定地域社会共同体，还应该看到现实中基于互惠的族际交往形成的族际边界是既区分圈内圈外，又是勾连圈内圈外的中心，进而深入研析现实中族际间基于个体认同、地域认同、民族认同及国家认同而呈现出族际关系的互惠性、摇摆性及共融性。通过观察、“裸呈”，对照和比较怎雷村水、苗两族在日常生活交往诸方面的田野故事，笔者希望能避免给出关于水、苗两族关系片面的描述，并充分展现出案例村水、苗两族间“和而不同”的族际关系。同时，也希望这种研究路径可以使我们有可能探析到族际互动生态的要旨及核心，从而对基于民族边界且更具普遍性的民族关系问题的探析及讨论有所裨益。
对于怎雷村民而言，共食习俗是他们的一种日常生活惯习，是一种地方性的互惠行为、互惠逻辑及互惠机制。但是，也有其与众不同的一些明显特征。尤其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是，共食习俗场域呈现出潜意识地基于互惠的“自组织性”，即共食习俗场域具有选择、区隔与聚合的特征。在共食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选择、区隔与聚合现象：首先，聚餐前对于参与人的选择与被选择现象；其次，准备食材过程中水、苗两族分族做事现象；最后，水、苗两族合拢共食现象。两族共食过程中，村里人会根据自己的族别、身份、交情、亲属关系、性别、年龄等因素相应扮演各自的角色，履行对应的义务，在整个共食场域中找到自己的恰适位置，并根据具体场景的实际情况不断加以调整。这些活动都属于一种潜意识地基于互惠机制的“自组织”行为。对于当地村民来说，重要的是按照共食习俗规范并遵守村落共同体的既定规约，履行好各自主体的责任与义务，展示出一种地方性的互惠理念。
在怎雷村这个两族共居共生村落共同体中，共食习俗场域通过自然的选择、潜意识的区隔及不分他我的聚合，立足于差异共生的互惠的文化逻辑及包容他我的认同机理，为共食过程中基于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差异化实践表达留出可操作的空间，将族群差异和文化差异包容在基于村落共同体的一个完整共食场域之内，由此亦可进一步地从表相到本相凝视村落共同体中从互惠到共融之文化图式。
进而言之，在这个多族群多元文化共存的村落共同体中，共食习俗场域通过“人吃人”“客拉客”、“转转酒喝到黑”、宁伤身体也不伤感情、“窜寨子”“走兄弟”等具象化的地方性互惠逻辑及包容他我的认同机理，为多族群共居的村落共同体应对族际和谐互动贡献了原生态的互惠机制及和平栖居的生存性智慧，并经由认同机理从自在的形成到自觉的建构而导致自我与他者共识的叠加交融，从而跨越民族的社会及文化边界，为促进村落共同体之互惠共融提供催化剂及助推力；进而体认到基于差异性之并置且互构的互惠文化，导致民族边界的漂移与固化，进一步促进多民族的互惠共融及差异共生，笔者称之为族际生态的“怎雷模式”。怎雷村个案还表明，同一地域社会共同体中民族之间所呈现之“界与合，融与分”，“属于认同问题，在于建构与解构，在于共识重叠，在于差异共生”[5]。更在于地域社会共同体通过对认同机理的建构及互惠践行、对共识叠加的认同又进一步促进地域社会共同体的互惠共融。事实上，这既是人们对族际和谐互动生存性智慧的追寻，也理应是建构族际关系平衡和制约族际关系失衡的机制与机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怎雷模式应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启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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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8-03-29
基金项目：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族群互动视域下西南民族地区文化生态变迁研究”(15GZYB23)。
作者简介： 袁东升，男(土家族)，贵阳学院副教授，怀化学院客座教授，主要研究西南山地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 C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 2019) 04-0042-06
(责任编辑 程 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