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社会重建中的社工介入：理念、目标与方法——基于四川省都江堰Q安置点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工论文,建中论文,都江堰论文,灾后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0)03-0149-04
汶川大地震发生近两年了，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地震，撕裂了秀美的巴蜀大地，共造成近十万同胞罹难，人民财产和基础设施蒙受巨大损失，灾区的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2008年5月12日，这个让世人揪心的日子，已定格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截至2009年5月27日，汶川地震余震区共发生6级以上强烈余震8次，5.0～5.9级余震35次，4.0～4.9级余震、255次。2009年6月30日和11月28日，四川境内再次发生5.6级和5.0级余震)。随着惊心动魄的救援工作和时不我待的灾民临时安置工作的结束，灾后重建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作为对口援建都江堰的上海市，先后派出华东理工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浦东社工师协会四支社工服务队，组成上海社工服务团进入灾区，成为活跃在灾后社会重建中的重要力量和一大特色。笔者所在的华东理工大学社工服务队，在大地震后率先进入灾区最大的板房安置点——都江堰市Q安置社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有10批共92人次深入灾区①，以一种专业的理念和方法，积极投身于灾后社会秩序的恢复重建。然而，社会工作究竟为什么能介入、如何介入灾后社会的恢复重建？效果怎样？这些问题不仅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也是社会工作者自身应不断反思的问题之一。
一、理念命题：如何对接安置灾区特质
通常说来，灾难救援可分为紧急救援、过渡安置、灾后重建三个阶段。抢险与救生(急)、安置与防疫(重)、援建与重建(难)，分别是三个阶段的主要任务。面对一个处于危机和灾难之中、濒于解组的非常态社会，社会重建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可想而知。所谓灾后社会重建，实质上就是在物质废墟与精神巨大创伤的基础上，如何合理整合各种资源，借助各种外在或内在的修复手段，使社会逐步恢复自组织力，回复到常态的过程。在汶川大地震后，四川省52％的面积受灾，受灾人口占全省总人口近1/3，城镇居民住房倒塌、损毁和受到严重破坏的面积达8800多万平方米，农村居民住房倒塌和严重破坏的面积更是高达3.3亿平方米，涉及347万多农户，1000多万人因房屋倒塌或严重损毁而无家可归。与此同时，包括近5000公里国道、3万公里农村道路、1万多个卫生服务机构、9500多个公共文化机构在内的基础设施部分瘫痪或严重损毁。全省因灾经济损失超过1万亿元。上海对口援建的都江堰市，也是这次特大地震的重灾区。据2008年6月成都市民政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6月2日，都江堰市总人口71万，受灾人口为62.21万，受灾人口占总人口的87.62％，80％的建筑物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40％的灾民被安置在临时板房。安置点非永久性居住点，计划是缓解居民两到三年的住房危机，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居住场所，缺乏许多配套公共设施。在Q安置点，有居民11000多人，大多来自周边不同地方，彼此之间较为陌生，且生理性与社会性弱势人群居多。其中，70岁以上老人953人，80岁以上240人，90岁以上39人，14岁以下儿童540人，残疾人50人。同时，待业、失业、无业人员居多，也存在不少混居(一间板房同住两户甚至多户)现象。仅二支部就有待业、失业、无业人员671名，混居户81户。这种社区过渡性、居民异质性与疏离性，以及居住环境退化等多重特质，使社区居民迫切需要多方位的社会支持[1]。而就当地的行政资源而言，安置点设管委会1个、支部4个、居委会12个、居民小组47个，共有管理人员约150人，管委会的干部都是从其他地方临时抽调，居委会及居民小组长的人选也都是临时指定，这势必在管理上遇到很大的挑战。面对这样复杂多样的环境，如何修复受到破坏的家庭、组织及各种社会群体联系，使灾区的人们尽快从伤痛中走出来，重新振作组织起来并过上有序的生活，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正是社会重建所要思考的基本问题[2]。安置灾区的这种特质，正是社会工作者所面临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条件，也是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重建助人自助的理念入口与逻辑起点。
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是社会工作者协助服务对象激发自己潜能，主要运用自身力量去认清困难和问题，寻找解决途径，并推动社会环境的改变。长期以来，社会工作扮演着社会福利推动与输送的角色，照顾社会上弱势族群、调适环境变迁中的个人，更是社会正义、公平的最佳守护者。社会工作始终以“人在情境中”为社会关怀的出发点，总是将人、环境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调适同时纳入总体观照中，在进行服务工作时，既在微观层面关照个别案主系统的权益和需求，又在宏观层面关照社会制度的建立和观念倡导。从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出发，鼓励和帮助灾民自救和自助，是上海社工服务团介入灾后社会重建的最终发展目标，这种专业价值理念与安置灾区特质的有效对接，为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重建准备了情境预设。同时，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根据灾区的实际现状，确立了“嵌入”、“建构”和“增能”三个核心概念或服务理念[3]。正是基于这种专业理念和价值选择，上海社工服务团从一开始，便着眼于灾后社会关系的恢复与重建，推动和谐安置社区的构建，向安置点居民亮明了自己的服务宗旨：“上海社工来了：让陌生的人熟悉起来！让不安的人放心下来！让我们的能力发挥出来！让我们一起互动起来！通过沟通交流，了解居民需要，增强居民自助能力，建立社区互助网络，共同建设和谐社区。”其基本的行动策略，则是运用社会学、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深入受灾群众，通过社工的引领和服务对象的互动，为受灾群众充能、增能，解决社会问题，预防和减少社会冲突。
二、项目化命题：如何回应灾民服务需求
社会工作服务的目标，无疑是回应安置点社区居民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包括救助、照料、辅导、维权和增能等。灾民需求会影响灾后社会重建的资源供给导向。然而，灾民的服务需求很大，差异性也较高，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变化。通常说来，在受灾地区的援助工作中，必须以社会弱势群体为工作重点，因为他们无论在制度性资源还是非制度性资源的获取上都处于不利境地，而灾害的发生可能使这种劣势进一步放大。只有对弱势群体做适度的政策倾斜，才能有效地保证受灾者经济恢复和受灾地区的和谐发展[4]。那么，如何将灾民的需求与政府或重建单位建立有效链接，让不同身份(如儿童、青少年、老人等)与特质(身心障碍、失亲儿童等)的服务需求被了解，必须站在第一线与灾民接触，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5]。华东理工大学社工服务队在Q安置点通过建立与政府的有效沟通机制，对灾民服务需求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社会关系的重建为着力点，以项目化运作为抓手，提供了多维度的专业服务，实现了灾民服务需求与社工服务供给的有效对接。
第一，开展特色专业服务“巷巷会”。为挖掘和发挥居民自我管理的能力，使居民自身相互之间成为解决现实困难的可贵动力和资源，逐渐形成自力更生与互助和睦的社区氛围，华理社工服务队开展了以巷巷增能为特色的“巷巷会”(即居民自我管理弄堂会)。通过巷巷居民之间的相互交流讨论，形成居民自我管理的内容和途径，相互监督实施自我管理讨论会的成果，促进社区团结和睦。具体目标是：“大家共商量，想想怎么做，户户都参与，一起来行动。”自2008年7月5日“和谐巷”挂牌以来，Q安置点先后有12条巷子挂牌(另有一巷巷开了巷巷会没有挂牌)，它们分别是和谐巷(2008年7月5日)、共建巷(7月25日)、同心弄(8月18日)、振兴巷(8月21日)、互助巷(8月22日)、团结巷(8月29日)、友谊巷(9月22日)、感恩巷(10月9日)、情谊海深巷(10月16日)、自强巷(11月9日)、亲人巷(11月9日)、邻里情深巷(11月22日)等。巷巷会的开展，使社工服务有效地植入了本土化的日常生活中，并形成了良好的辐射效应，大大推动了安置点的社区建设。
第二，组建社区组织，开展社区活动。组建社区组织是社会关系恢复与重建的基本内容。在服务过程中，华理社工服务队把项目重点放在居民自治组织的建设上。自2008年6月27日第一个社区组织“老年协会”成立之后，又先后成立了老年舞蹈队、拳剑队、合唱队、腰鼓队、诗文社、志愿者服务队、社区学校、居民活动室等一系列组织。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如广场锅庄舞、“华理杯”文体节、建军节慰问座谈会、华理杯奥运篮球赛、勤俭杯象棋大赛、Q安置点摄影展、塑造阳光心态系列活动、国庆欢乐游园会、“庆国庆，心连心”文艺联欢晚会、中秋游乐联谊活动等。借助各种社区组织的成立及相关活动的开展，增进了安置点居民身心的自我康复，加快了他们走出地震印象的速度，激发了他们开展灾后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热情，并增进了居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第三，开展对特定人群的直接服务。在Q安置点，老年人、青少年儿童、妇女、残疾人以及贫困人群较多。开展对特定人群的直接服务，便成为社工日常服务实践的重要内容。针对社区青少年，开展了童心乐园(“小跳豆”欢乐学习坊、欢乐课余时光、周末亲子情)、青少年兴趣班(故事绘画班、英语兴趣班、武术班、舞蹈班、书法班等)、青少年社区活动(动感夏日哗啦啦三人篮球赛、“最好的未来”青少年大型活动、我的快乐人家畅想活动、小小奥运青少年活动)、亲子沟通关系(亲子“聆”距离互动小组、感恩节大型亲子活动、“帮助孩子走向成功”家庭小组、“沟通从心开始”家庭小组主题活动)等活动。根据老年社会工作相关理论和老年人实际的身体功能和活动能力，成立老年组织，组建老年志愿者队伍，倡导社区志愿精神；举办适当的康乐活动，以锻炼老人认知和动手能力；通过社区组织与社区活动促进老年人与他人互动、增强沟通、彼此交流；通过健康讲座等活动进行安全教育，去除隐患；通过组织老年人进行健身活动，培养健康心理及生活方式，提高自我照顾的能力，提升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通过恢复和构建老年社会关系体系，提升老年人走出地震印象的能力和速度，预防和减少老年问题的产生，对高龄全老住户，设计了“同心互行——跨代爱心支持计划”。针对妇女群体，开展女性卫生健康沙龙、勤俭主妇厨艺大赛等活动。通过走访残疾人家庭，了解残疾人的残疾程度、目前的病情和基本生活等情况，开展残疾人物质资源配置、志愿者服务和社会资源链接等工作，确定志愿者残疾人帮扶计划，如捐献轮椅等活动，从而改善残疾人的生活，坚定他们的生活信心等。而对特困家庭，通过访贫问困走访，开展贫困家庭支持计划，帮助贫困家庭链接社会资源，提供相关“自强”信息，建立贫困家庭档案以便跟踪，并定期回访。
第四，搭建培训平台与信息平台。为了更好地明确社区内各类岗位职责，发挥社区骨干开展工作的潜能，社工服务队搭建了各种培训平台，构建培训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以提升培训对象的工作能力，如开展社区骨干、居委会主任、居民小组长、志愿者服务队以及地方专业社工培训工程等。为了让安置点居民及时掌握社会重建的各种动态信息，沟通十分重要，信息平台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华理社工服务队在安置点设立5个社区信息之窗与居民信箱，并创办了一份《勤俭快讯》周报，面向安置点每户人家免费发放。《勤俭快讯》、社区资源图、信息公告栏以及居民信箱、广播等，构建了一个立体、便民的信息平台网络。通过这些渠道，把与灾民有关的政策信息和社工的服务信息及时下达，同时也把居民呼声与心声传播开来，从而促进了社区各层面信息的沟通，起到正向的宣传与引导的功效，有利于灾民情绪的疏导，也丰富了他们的日常生活[6]。
三、方法论命题：如何嵌入灾区重建路径
社会工作在灾后社会重建中究竟能做什么、怎么做，需要进行科学定位。在理论上，社会工作是什么直接制约了社会工作服务的基本取向；在实践上，还必须把社会工作纳入技术体系之中。因此，社会工作如何介入灾后社会重建，既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7]。从技术上看，社会工作如何通过合理的介入手段，有效嵌入灾区重建路径，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个案工作、小组工作与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三大经典方法论传统。面对不同的受灾群众，社会工作的直接工作方法和间接工作方法，以及中观和宏观层面的社会工作行政方法，都能得到有效的运用。灾后受创的个人、家庭和社区，均需长期的心理重建、生活重建和社区重建，以社会工作个案、小组和社区三大传统工作方法为介质，以增强案主的复原力为出发点，逐步协助个人及家庭重新自立和各种社区服务组织重组，是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重建的基本策略与行动导向。
个案工作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受地震影响较为严重的个体，旨在通过个案咨询与辅导，调适居民个体的自我关系。个案工作的功能学派、心理及社会学派、问题解决学派、行为修正学派、危机介入模式以及任务中心模式六大传统理论模式在当下震后的灾区来说，其功能已日渐式微。而叙事治疗与优势视角等新兴社工理论，在应用于灾后社会重建进程中方兴未艾。华理社工通过走家串户，深入到社区的各个角落，了解居民的需要，进行心理辅导，解释说明政策，及时向管委会反映发现的问题。在个案辅导中，将案主从一个有问题的生活模式中唤起，从外在的限制中解放出来，重新书写具有尊严、体现能力和智慧的故事。由于个案服务对象极为特殊，通常是地震遗孤、伤残人员、重症病人、赤贫家庭、高龄老人等，而社工人员和资源有限，个案工作必然难以充分展开。据不完全统计，华理社工第一批和第二批服务队在Q安置点服务期间，深度介入的个案只有10户，主要服务对象是老人和儿童。经过个案辅导，增强了服务对象的抗逆力，他们的生活状态都有积极的改变。
小组工作强调将特点相似的服务对象组成小组，发挥小组内部的动力，激发服务对象的潜能，帮助服务对象解决自身的困扰。因此，可将有着相似灾难经历的安置点居民组成各种小组，进行小组辅导，让他们彼此倾诉地震带来的伤痛，互相安慰，互相支持，从而形成小组支持动力，满足其归属与爱的需求[8]。实践证明，小组工作方法在重建社会关系方面有着比其它方法更为有效的专业功效，应该得到优先运用。因为安置社区新建过程中，首先运用小组社会工作方法实现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管理系统之间、社区管理工作系统之间的关系重建，然后依托已经构建的良好的社区关系，运用社区工作方法开展整个社区建设，同时运用个案社会工作方法回应特殊居民的特殊需求，这在专业方法运用的选择策略上是有效和可行的[9]。
社区是不同层级社工介入的场景。对在微观层面从事直接社工实践的社会工作者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了解案主生活与工作的宏观环境、他们可链接的资源，以及社区对他们个人行为的动态影响[10]。因此，社区工作是以社区和社区居民为案主，通过发动和组织社区居民参与集体行动，确定社区的问题与需求，整合社区内外资源，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或预防社会问题，调整或改善社会关系，加强社区的凝聚力，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能力。而整合社区资源、推动社区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注重社区组织和发展，提高社区认同和自立意识，促进地方社会和经济发展[11]。社区工作方法在当前国内的主要实践形式之一是开展社区活动。因其社区动员广、社会影响大，适宜调适自愿参加的居民个体与社区的关系。华理社工服务队通过充分发挥社区工作的组织和动员技巧，发掘和培养当地社区骨干，着重培养他们的领导、组织和管理能力，让当地的社区骨干带领社区居民重建家园。社区活动的有效开展，极大地提高了安置点居民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更大程度地带动了社区的互动，社区网络由此扩展，居民的自我赋权能力有了相当的提升，社区资本由此迅速生长[12]。
总之，社会工作可以在涉及灾民生活的众多环节和层面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服务，扮演服务提供、资源动员及协调、服务的个案管理、方案设计、重建项目推展等多种角色，对灾后重建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针对不同灾民群体的当前及长远生活开展科学评估，以制定灾后重建计划，是社会工作者可以介入的重要环节[13]。面对不同的受灾群众，社会工作者可以根据他们的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在安置社区社会关系的重建过程中，社会工作间接工作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解决灾后恢复重建中社会工作介入后的专业化问题，需要具体处理好三方面关系：在服务对象上，要处理好特殊受灾群体与普通受灾群体、极重灾区与一般灾区之间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现有资源与新增社会服务资源之间的关系；三是要处理好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14]。在安置灾区，尽管社会工作介入的路径有多种，但在原有社会关系、组织关系基本被地震破坏的情况下，以增能为工作视角，恢复和重建社会关系，形成受灾群众的互助体系和社会支持体系，达到预防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冲突)产生、构建和谐社区的目的，是社工介入灾后社会重建的有效路径[15]。
四、绩效命题：如何定位社工的角色与功能
在巨大的危机和灾难面前，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重建都将是全方位的，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在内“四位一体”的社会总体重建，一般表现为经济重建、环境重建、社会组织重建、心理重建等方面，实际上等同于社会的整体修复[16]。因此，如何科学定位社会工作在灾后社会重建中的角色与功能，是检验和评估社工介入绩效的重要参数。作为一种专业服务的力量，华东理工大学社工服务队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灾区，通过社会联结、资源整合、政社合作与需求回应等四大机制[17]和持续、专业的社工服务，运用安置灾区特质与社工核心理念的对接、灾民服务需求与社工服务供给的对接、灾区重建路径与社工介入方法的对接，积极寻找各种社会资源，进行社会支持、社会服务、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区建设、政策干预等方面的灾后社会重建工作及行动研究，在救助灾民、心理辅导、精神抚慰、社区和社会关系重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巷巷会、老年服务、儿童服务、青少年服务、妇女服务、残疾人服务、贫困家庭支持计划等，促进了都江堰Q安置点的社区重建和社会稳定，加速了灾后社会秩序的恢复重建，为国家分忧，为百姓解难，受到中央和各级领导的高度赞誉与广大灾区群众的普遍欢迎，社会反响热烈。
需要指出的是，在灾后重建中，物质方面与非物质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经济系统与生活设施的重建属于灾后城乡硬件建设的范畴(物质方面)，而社会支持、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体系的重建则属于社会重建的范畴(非物质方面)，两者应协调发展，不可偏废。但灾区社会重建的重点和难点不在于物质层面的重建，而是社会、文化和人的层面的重建[18]。因而，社会领域的灾后重建必须得到重视[19]。再者，灾后的心理重建可能会比家园重建更艰难、更漫长。如何通过自强人生与信念重生机制，实现积极信心传递，强化灾区民众的自强自立、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引导灾区广大民众尽快由灾民转变为居民，真正开始新的正常生活，这是灾后社会心理重建与观念重塑的关键环节。然而，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分工体系下，社工自身可链接的资源较为有限，在灾区硬件建设甚至许多软件建设方面，都表现得较为无奈。由于安置点灾民数量庞大，居委会干部与居民的安置也在不断地调整与更新中。社工的服务是异地分批的选择性植入，每批社工数量与时间有限，其以点到面的排摸与介入必然有其限度[6]。从服务的实践看，社工介入主要集中在增权和辅导方面，而对于更多的救助、照料、维权需求，社工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当有限。同时，社工介入的理论与方法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长期以来，社会工作都表现出很强的理论外借和应用能力。心理学、社会学、心理治疗和家庭治疗的最新理论进展和实践模式，都被引入社会工作架构之中，尤其是从系统论发展出的生态模式成为社会工作的主流实践模式，甚至混沌论也被引入到社会工作之中[20]。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比较频繁的国度，我们应充分结合社会工作、社会学、行政管理、心理学、城乡规划、政治学、灾害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理论，进行震后重建的系统研究，推动灾害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大力发展[21-22]。毋庸置疑，社工毕竟只是灾后社会重建中的一支力量，必须通过与政府、民间组织、企业以及灾民自身等协调配合，才能形成有效的合力。然而，各种力量的介入是灾区重建过程中所必需的，但并不是参与灾区重建的力量越多越好。任何外来的援助都不能代替灾区人民自我恢复家园的努力，任何外来援助都应该把帮助灾区人民发挥重建家园的积极性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23]。外来社工的角色，也应由原来的直接服务者逐渐转化为间接服务者、支持者和咨询者。直接服务结束后，社工的任务将主要集中在对当地的社工培训与督导、项目扶持，以及机构的培育等间接服务上。
总之，灾后社会重建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社会关系是社会生活秩序的基础。从物质、社会与心理等维度开展灾情评估与社会调查，是灾后社会重建的逻辑起点。社会指标体系与基础理论研究，是灾后社会重建的展开维度；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是灾后社会重建的首要环节；社会政策与社会救助，是灾后社会重建的重要机制；社会关系与社会心理重建，是灾后社会重建的核心内容；政府、民间组织与灾民本身是灾后社会重建的重要主体；而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以视为灾后社会秩序重建的一种重要手段，因为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是灾后社会重建的重要推手。归根结底，灾后社会重建应根据中央的要求和总体部署，突出以人为本、科学重建、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突出民生问题和基础设施、产业恢复与发展，突出政策思路和机制、体制方面的创新，突出规划编制思路和理念创新，使灾后恢复重建过程成为增强灾区发展后劲和科学发展能力的过程。
注释：
①注：2009年7月19日至8月26日，华东理工大学再次派出两批共24人次到达灾区开展灾后重建后续服务工作。华东理工大学社工站采取督导、培训等方式，在Q安置点提供跟踪社工服务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