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与我国的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制度创新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3）01－0011－04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平均9.51％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同期世界许多国家，更与同处于改革中的东欧和俄罗斯形成鲜明的对比。如表1所示。
表1：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比较（％）
资料来源：（1）1980～1985 年的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年鉴1988》。（2）1985～1990年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年鉴1992》。（3）1990～1999年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年鉴2001》。（4）作者依照《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用水平法计算得到。（5）指1980～1990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苏联／俄罗斯和匈牙利的数据来源于卢狄：《变革性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37页。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表现，我国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被学界称为“中国奇迹”。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中国奇迹”？许多中外学者将我国的经济增长归因于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显然，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与1953年～1978年相比，改革开放后的相对投资率并不高。例如，1953年～1978年间，基本建设投资与更新改造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为15.15％，而1978年～2000年间，该比重为17.17％；但1953年～1978年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79％，远远小于1978年～2000年间的9.51％。因此将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归因于高投资是缺乏说服力的。而且，投资增长的深层原因也只能从制度视角加以解释。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我国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常识告诉我们，1978年前后我国社会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经济体制变革，即旧体制的破除与新体制的引入和建立。因此，经济高速增长之因只能从制度层面上去追寻。
二、相关文献述评以及制度的量化
关于经济增长（或经济绩效）与制度创新的关系的研究，国外的文献较多，但其研究的重点只是包括东欧和独联体在内的所谓转型国家，而不包括我国。西方的研究显示，［1 ］包括自由化在内的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最终的关键的决定作用。
有关我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能是林毅夫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2］这篇论文通过将制度（家庭承包责任制）纳入分析模型，认为1978年～1984年间我国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制度创新（即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引入），由生产队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对该段时期农业增长的贡献为46.89％。卢中原和胡鞍钢［3］则首次将我国的制度变革量化为市场化指数，并得出结论：我国1978年～1992年间GNP增长中约有14％来源于市场化改革的贡献。另外，许健、何晓群［4 ］等人也对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尽管各自采用的衡量制度的变量各不相同，但结论却是一致的，即制度创新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影响极大。
但是，正如张曙光等所指出的那样，国内对制度的量化由于统计资料的缺乏和量化方法的不足而存在很大缺陷。例如未能将产权的保护、法律的公正性等极其重要的变量包括进去。相对而言，国外的一些权威机构（如Heritage Foundation和Fraser Institute）所使用的方法则全面、科学得多。国外的方法“遵循了从基本指标到综合指数的整合过程，而没有采取国内学者用指标的原始数值直接作为指数来源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是，可以使大量影响经济自由化的因素成为分析和测度的对象，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经济自由化的充分内涵。”［5］
本文所论及的制度主要指经济体制（包括法制、政府规制与政策等），其量化指数为经济自由度指数；而制度创新则主要指各种有利于经济自由的制度的引入和建立，其程度由经济自由度指数衡量。根据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华尔街杂志（The Wall Street Journal）对经济自由度的量化方法，（注：参见Gerald P.Odriscoll,Jr.,Kim R.Hlomes & Melanie Kigkpatrick,The 2001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Chapter 4:Methodology:Factors of the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http://new.heritage.org/research/features/index/2001/chapters/chap4.html)为度量经济自由度，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杂志考察了50个独立的经济变量（Variable），并将它们归类入10个较为宽泛的因素（Factor）中，包括贸易政策、产权、管制等。根据各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杂志对各国的经济自由度打分，分数从1到5分为五等，1分为最自由，5分为最不自由。）参照其1995年～2001年对我国的打分以及我国改革进程的相关资料，可以得出1978年～1994年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为了使指数的增长与改革进程的进展相一致以便于分析，笔者对上表数据进行了调整，即用6减去各年度数据得出调整后的数据。这样，指数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即1表示最不自由，5表示最自由。调整后的数据如下表：
表2： 调整后的我国的经济自由度指数
三、制度创新与投资增长——投入角度的分析
经济分析中投入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劳动力与土地。基于我国劳动力的特性与土地供给数量的固定性，本文只考察制度创新对资本投入的影响。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经济投资对制度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正如茅于轼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所言，［6］（P29）一个人投资新办一家企业，首先要做可行性分析，这里面包含的信息很多。从这个角度来说，非国有经济投资特别是民企投资的多寡反映了一个地方的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制度对非国有经济的投资影响极大（而国有经济的投资主体是政府，对制度环境的敏感性不强）。在下文中，我们将利用对数形式的供给反应函数模型分析制度创新对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为得到按不变价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首先必须知道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但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统计值最早也只出现于1991年。所以，在分析中，我们只能选取1990年～2000年数据作为样本（尽管样本偏少，但不会影响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具体数据见表3。
表3： 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及指数
注：（1）FGT表示按当年价计算的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GI表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RFGT表示经过投资价格指数平缩以后得到的按1990年价格计算的实际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FGTZS 表示按RFGT计算的以1990年为100的实际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定基指数。（2）FGT数据直接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 投资价格指数根据各年统计年鉴数据测算。
为同时计算制度创新对投资增长的弹性，本文对供给反应函数取对数形式，得到以下模型：
lnFGTZS＝C[,1]T＋C[,2]lnI （1）
利用上述模型估计出的系数C[,2]为投资的制度弹性。
对模型（1）的回归结果及相关贡献率的测算见表4。
表4：制度创新对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
注：（1）表中系数下面括号中的数值为T检验值；（2 ）第三列括号中的数值为对应变量对投资增长的贡献率。
在1990年～2000年间，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保持了18.36％的高速增长，大大高于同期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率（年均10.78％）。在这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制度的巨大积极作用。模型（1）的测算结果表明，制度创新对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贡献高达66.00％，其投资的制度弹性更高达4.5589。这意味着在该时期经济自由度每增加1％，就会引起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4.5％的增长。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非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越来越大。数据表明，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980年的19.1％上升到了2000年的49.9％。而且这一比重还将不断攀升。即使我们认为是高投资率引起了我国经济的高增长，这种机制背后的最关键变量也只能是制度。上述模型的测算结果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从产出角度，我们将能更直接地考察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四、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产出角度的分析
1.模型选择
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应用最广泛的是C—D生产
的系数之和为1.2305，比1要大。这说明，新的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lnI[,t]的系数显示，1978年～2000年间，经济增长中的31.24％来自于制度创新的贡献。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以方程（5）为基础， 从供给反应函数角度对制度的贡献率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见表5。
表5：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算—供给反应函数法
注：①趋势T和制度I的变化指它们在两个时点上的量差，GDP 指数1978年为100，1984年为170.10，2000年为738.10， 由此得到各时段的GDP增长额；②表中（3）＝（1）×（2），（5）＝（1）×（4），（7）＝（1）×（6）；③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对GDP增长的贡献百分比，设相关的时间段中的GDP总增长为100％。
由表中第（3）列可知，1978年～2000年间的增长中有35.04％来源于经济体制的制度创新。这个结果与Samuelson 动态方程所得到的结果（31.24％）相差不大。两个不同模型的近似的测算结果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下面这一点：即在我国1978年～2000年间的经济增长中，制度创新起了关键作用。
由于1984年前改革（制度创新）主要发生在农村，1984年后向城市推进并全面展开，所以我们在此以1984年为界对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出分析，结果见表5第（5）和第（6）列。第（5）列显示，1978年～1984年间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72％，而1984年～2000年间经济增长中63.24％来自于制度创新的贡献。 两个不同的时间段中制度创新对GDP增长的贡献说明，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在得到不断的释放。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探讨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从投入（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和产出（GDP）两个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制度创新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制度创新对1990年～2000年间的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贡献高达66％，而对1978年～2000年间实际GDP 增长率的贡献达31％以上。很显然，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因此，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有赖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制度创新的进一步拓展。如表2所示，至2000年，我国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仅为2.60，而同期香港为4.70（全球排名第一），新加坡为4.55，日本为3.85，韩国为3.60，泰国为3.30，菲律宾为3.15。（注：所有数据均按表2所示方法进行了调整。）显然，我国经济自由度指数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巨大。随着新一轮体制创新（如法治的确立）的到来，相信制度创新的作用将越来越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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