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与现代中国西南民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中国论文,中大论文,研究所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0)02-0067-09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以下简称语史所）是继北大国学门之后，又一在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较早且较典型的学术机构。该所自1927年8月筹办，至1931年1月改名文史研究所，历时虽仅三年半，但成绩斐然，不仅先后出版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32期、《民俗周刊》（初名《民间文艺》）128期、《民俗学丛书》39种、《史料丛刊》5种、《考古学会丛书》2种和《秘笈第一集》10种，且通过倡“打破学术界的一切偶像”，“实地搜罗材料，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俗”的田野调查实践，以及利用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考古学、天文学等作为研讨学问的工具，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历史研究视野，推动了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整合以及诸多学术新领域的产生，充分显示出“科学方法”引领之下中国现代史学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崭新趋势。
一、语史所的工作旨趣
1927年11月1日，《语史所周刊》创刊，顾颉刚代表语史所同仁作了一篇反映研究所工作旨趣的《发刊词》。
在顾颉刚看来，转型时期的学术界，要在“前人的工作之外开出无数条道路，不至据守前法，不能进步”，就必须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学术研究的方向和范围、材料的状况和最新治学方法等问题有清醒的认识。针对这些问题，他在《发刊词》中指出：随着时代的改变，应将自己的理性从前人的权威中解放出来，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历史语言学也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鼓励研究所同仁要实地去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中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俗，建设新学问。①
上述论述，无论在治学理念、方法还是内容上，都包含着一种新的意义。具体来说，首先是提示了搜罗学术材料的新路径。在他看来：故纸堆中的材料和在自然界中的材料是没有什么高下的分别的。只要能在材料中找出真实的事实来，有益于做真实的研究，研究者的眼光里绝对不能受应用上的新旧的界限的牵绊，上至石器时代石刀石斧之旧，下至时髦女子衣服饰物之新，一律收集，作平等的研究。②尤其应注意通过田野调查或者考古，广泛搜集社会各个角落非文字的材料，诸如民间传说、歌谣、谜语、谚语、曲本、神话、童话、故事，以及被传统学术研究弃之不顾的档案、账本、契约、民俗物品等。
其次是提倡多种研究工具交叉并用，丰富了科学方法论的内涵。语史所倡导的“语言历史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之内涵究竟是什么？观顾颉刚《1926年始刊词》一文，便可知：
所谓科学，并不是他的本质而在他的方法，他的本质乃是科学的材料。科学的材料是无所不包的，上自星辰，下至河海，变换如人心，污秽如屎溺，没有不可以加以科学的研究。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③
国学和自然科学不仅在治学方法上有共通处，自然科学知识本身对于语言历史学的研究也同样是有用的。他说：我们深知道别种科学不发达时，国学方面也要因为没有帮助而不得不十分进展的，所以我们酷望别种科学的兴起。如地质学家的研究可以补正我们考古学的研究；语言学家的研究，有益于方言调查；医学家对中医中药的分析考查，可以说明中国古代医学在医学史上的位置；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的研究，可以说明中国古代动植物的形状和分布区域。总之，国学的发展，需求于别种科学的成果。④
在此，我们不难明白顾氏所指：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历史学要利用诸如人类学、社会学、地质学、考古学、语言学、医学、动植物学等学科的成果为其研究提供工具。总之，一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史学领域。二是将自然科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历史研究领域。他们在实践中秉此思想为指引，在西南民族研究中不仅打破了中国旧学范围和治学方法的束缚，引起了知识上、思想上的一种深刻的改革，还推动了历史科学和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间的交叉整合，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历史研究视野，显示出“科学方法论”影响下的西南民族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新趋势。
二、西南民族调查研究之先声
语史所成立后，尽管顾颉刚曾在《语史所周刊》发刊词中积极号召同仁“要实地搜罗材料”，进行实际调查工作，但起初不仅不能解决调查的科学性问题，也未能真正使将调查活动付诸实践。比如，顾颉刚认为1928年出版的《西南民族研究专号》中的材料“多半是在地方志里寻来的材料，……这些材料的价值不能很高。”⑤作为主编余永梁在专号后附文检讨：此专号“也是整理纸上材料多实际调查的少”，因而“不很满意”。⑥
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诚如容肇祖所说的“翻书之功为易，而探访或调查的不易”；⑦另一方面，当时的国内学人对于调查存在着无章可循的困惑，同时还面临者经费短缺的困难。⑧
在诸多的困难面前，语史所同仁没有退却，他们对西南民族研究的热情激发了强烈的学术责任感。余永梁认为：“各民族的文化、语言、风俗、宗教与分布情形，除了调查没有更好的办法，现在交通一日千里，这些民族逐渐完全同化，若不及时调查，将来残留的痕迹也会消失，在文化政治上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若不乘时研究，岂不是学术上一件损失？”⑨他们向学界声呼：“中山大学设在广州，对于西南诸省的民族研究实有不可辞的责任”。⑩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使得他们积极促成了辛树帜、杨成志的西南民族的调查活动，开辟了中国西南民族调查研究的新园地。
早在1927年11月，辛树帜第一次进入到“前人未到之”猺（同“瑶”）山采集动植物标本，为那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惊诧的同时，也为猺人的原生态的人文风俗所深深吸引，于是致信傅斯年：“望兄在史地科组织团体，赴两广云贵等处搜求材料，使吾国南方史地开研究之生面。”(11)这可作为对西南民族调查最早的倡议。
1928年5月，辛树帜再次组织动植物考察团前往猩山调查，傅斯年“嘱调查猺人风俗习惯”。进入深山腹地，原生态的语言风俗材料让辛树帜直呼：“此间实为学术界一大宝藏！”建议傅斯年挑选极能耐苦而又训练有素的调查员前往猺山作详细精到之研究，“猺山必将为世界学术界持一异彩矣。”(12)
辛树帜等人对西南民族拓荒性的实地调查，纠正前人关于猺人的错误认识。例如，北大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7期刊载《八排探猺记谈》，当时顾颉刚就非常相信此文记载的猺人每年举行腊会一次，残杀甚惨。“胜敌者取其首置之于神庙以示荣，肢其体，腊之于石窟，以供食”。他想当然地相信这是猺人汰弱留强的竞争，不仅使猺人体质成为“钢筋铁骨的蚩尤”，又不失是消除因人口增长给他们生存带来危机的办法。(13)但事实上，实地调查的结论则是：猺人“无论中年、少年哪一个不脸苍苍而言垂垂的？精神已萎靡，做事也分外缓慢。”而猺人控制人口增长的方式也令调查者大为吃惊：猺人终日忧心人口太多，不能养活，于是生儿育女之数目，往往要视他所有田地能养活几人为定衡。到了相当数目以后，所生的儿女，一概把他扼杀，抛在山谷中去，闻说连臭也不会臭的便不知去向了，并习惯而不觉其残恶行为。(14)此外，如外界传说的“若辈男女杂交混乱之状”，经过实地调查，也只能“令人哂笑不已”，(15)类于此类的误传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正如辛树帜致信傅斯年时说到：“欲求真实之记载，非有科学头脑之人，再往详细调查不可。”(16)
此外，辛树帜等人还积极主张运用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作为一名科学家，辛树帜的调查不囿于文字的记载，利用地理学知识及望远镜、高度表等工具辅助，绘制一份“就现在所知最详”的猺人分布地图，载明“各猺分布界限”；利用语言学的知识将搜集的猺歌用罗马字母注音拼出。(17)在猺人的始源问题上，任国荣认为“决不能以《后汉书·西南夷传》上一个架瓠的故事为满足（杜氏《通典》已非之），亦绝非我们看一看，走一走可解决的，一方面固然要在我国地理志、县志、史书上考求，最紧要的还是利用科学方法测量他们的头骨，试验他们的脑力，再把他们的结果拢合起来作精密的比较。我希望国内的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共同起来，对于这个问题作透辟而确切之研究。”(18)
顾颉刚认为此次调查出版的《广西猺山调查专号》以及稍前的《西南民族研究专号》为学界“揭示出一个题目”，使学术界“知道天地间有所谓的‘西南民族’也者，知道学问中有所谓‘西南民族研究’的一回事也者”，为“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又开了一方新园地了！”。(19)此后，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一时成为“研究学问的一个大宝藏”。(20)但是，这毕竟是一次以动植物采集为主的田野考察活动，先天缺乏专业调查方法训练，加之时间短促（两个月），使得调查工作不能深入。一方面，辛树帜致信傅斯年：“深觉此间实为贵系待研究一大宝藏，惜弟此行太忙碌，通行各助教，事务亦极纷繁，未能多作调查，至觉歉然！”(21)石声汉也致信傅斯年说到：“承辛师指定作哺乳类及苔藓植物之采集，兼理队中一切函牍杂件，整日纷忙，暇晷无几；每日所能抽出为研究所之时间不多，故所获亦甚少，尚希原谅。”(22)另一方面，《猺山两月视察记》遭到了时在广西法国神父陈嘉言（Georges Caysac，1886-1946，1910年到桂传教）的质疑。陈神父在1930年版的《Bulletin M.E.P.》（巴黎外方传教会简报）用法文将全文翻译出来，引用了19个注释并配有图片，就猺人生活区域、服饰穿着、饮食样式和生活水平等方面，提出了与任国荣差别比较大的认识。在今天看来，陈神父的看法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23)
猺山之行纵有诸多遗憾之处，却犹如空谷足音，打破了学术界对西南民族研究的沉寂空气，中国第一次有组织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已在悄悄酝酿之中了。
1928年7月，研究所刊登云南调查消息：派人类学教授史禄国及其夫人，与杨成志从事罗罗（即今天的彝族）调查。(24)调查过程中由于史禄国不敢前往“土匪遍野，山谷崎岖”的目的地，这使杨“失望极了”，(25)不得已杨成志只有千里走单骑，开始了长达两年、“足迹所经凡一两万里”的以罗罗族调查为主的田野考察工作。
此次调查活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云南民族有系统的调查，调查记载和保存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当杨深入前人未到罗罗居住区之后，更加深信“这是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上的故乡，心花喜放”，尽情“享受这种世外的古代生活”，随时随地，“眼不能闭，耳不能塞和笔不能停”记下了一路所见所闻。(26)此次调查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保存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尤其对罗罗文献的搜集，“数量上比中外学人所得的为多，而在质的方面也多为前人所未见”。(27)回粤后调查成果以《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结集出版；在实际调查过程中，杨成志也认为凉山可以开化，并尽自己力量所及开办了两所小学，同时引导比较汉化的“蛮子”进入汉人区以加深相互了解。抗战时期，杨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再次引起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的注意，张拟在大凉山从事开发和开化夷民，诚邀杨成志组织“西康大凉山夷民考察团”，前往凉山实地调查，“为将来开化夷民之张本”。四整个调查过程中杨成志所体现的勇猛无畏的科学冒险精神被誉为堪比张骞、班超；“明代徐霞客，欧洲麦哲伦”；“尊重科学历史的有心家”；“民族主义的实行家”等等。(29)
这些成绩在当时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30)也为中国早期的民族学、人类学考察提供了一种范式，这种范式对当今田野工作仍具一定的参考意义。(31)但是如果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不足之处也显见如下：
首先是由于经费的紧缺等因素的影响致使调查的时间不足。
有学者根据当今国际上人类学家一般将18个月当作一个田野调查的时间单元，认为杨的“调查时间跨度符合调查的需要”，(32)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事实上，从杨成志与语史所同仁的通信以及他后来在《调查经过纪略》等文章中的追述，对这次调查活动的经过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以看到，杨的云南之行时间跨度虽历时20个月，对此次出发前调查计划中“罗罗人种生活状况”的调查仅为2个月，而不在计划中的昆明周边民族调查长达10个月之久，虽有意外斩获，但也使得整个调查计划的连贯性受到限制；另外，由于滇黔内战开始，杨“不得已”改变去昭通、贵州等地调查的计划，而返回昆明；当其正在昆明调查古迹、名胜，筹备踏遍云南全省四年调查工作计划时，研究所又几次“函电交催”，这使杨“大失所望”，不得不“中途归来”！(33)致使杨中途中止调查活动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经费的“无着落”。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我们得知，杨从史禄国那里分得的六七百元以及研究所先后寄去的1200元，总计1800元左右，而在调查途中遇到的美国同行D.Rock的旅费高达“十数万”，所收集的物品“简直以数倍于原价购来”，这使杨既是羡慕又是妒忌，感叹道：
若本所果真想开掘云南省的民族、语言、风俗的宝库，对于调查非万不能不加以丰富的供给，然后才能进行。否则，徒事标榜，对于学术的阐明实无补也。(34)
待杨归来之后，语史所召开第一次所务会议，鉴于杨在西南民族调查中所取得的重大成绩，何思敬当即提议“再派杨君至云南调查一次”，但因经费的有限，最后议决：“俟经费有着落时再说”。(35)
总之，笔者认为此次调查活动使原先的调查计划多次发生变化，总体上的目的性与连贯性不高，因而不能因整个调查时间跨度较大，就认为杨的调查符合西方学术界所谓的时间跨度的“科学标准。很明显，无论是对于两年来“奔走于山国”的杨还是从当时研究所同仁的意见来看，杨的“云南之行”在时间安排上是非常仓促的，这也不能不影响杨实际工作成绩。
其次是在调查方法和工具的应用上有欠成熟。
施爱东认为“成功的人类学调查多数是以个人为单位来开展工作的”，(36)而杨只身进入凉山地区正属于“歪打正着”。事实上，在从事田野工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求调查者个人的体验、参与融入；另一方面更是要求调查者以客观的眼光来记录、分析调查对象，如果多人（最好其中还有女性参加）参与同一对象的协作就会大大提高观察的客观性。正如史禄国在谈到他夫人对他“通古斯”调查的帮助时说：在对少数民族的考察时，“即使是和平的考察者，如果不带家属，这些民族通常也是不大信任的。”“没有妇女的帮助，对某些民族的生活方式进行深入的了解也是绝对办不到的。不仅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对事实的观察，尤其是同一时间不同地方进行各种习俗和礼仪的观察，至少需要两名实地观察者的协作。”(37)例如，1935年费孝通对广西猺族的调查也是遵循史禄国的指导，和新婚妻子一起前往调查的。
此外，杨氏在调查工具的应用上明显不足。从云南省主席龙云给杨成志开的介绍信中，我们知道杨此去凉山是为了“考察人种，测验体格”，(38)而当史禄国在测量学生、士兵和犯人体格时，杨表现了极大的不理解，认为“赴滇的目的不是测量体格”，时间不该这么消散去。一年多的实际考察使他的认识彻底改变，杨认为外国人研究学问，总比中国人高明，他们研究西南民族的方法，除实地调查外，且施以人类学的测验，惯俗的实录和语言的比较等。(39)
缺乏严格的专业训练使杨对云南调查的资料一筹莫展，即使在《云南调查报告》等文章出版之后，获得学界的一致好评，但杨内心仍然感到他的文章尚“不能跻于专门的研究”。(40)
揭开杨对调查知识掌握有欠成熟的原因，还要从史禄国另一位学生费孝通那里寻找答案。1933年5月，费孝通师从史禄国学习体质人类学。史禄国按照欧洲传统的人类学模式对费孝通进行综合训练，仅作为人类学基础的体质人类学中的人体测量、统计、分析就花去费氏1年多的时间，为费氏打下深厚的“学术基础，受用了一生”。(41)反观杨和史从认识到去云南调查，前后不到2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杨很难向史系统学习体质人类学知识。
三、南方学界的新风
1928年6月，作为语史所领袖的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说到：“我深信这一年中已为广东学界造成一个新风气。”(42)也正是在这种学术新风的影响之下，语史所及其后起机构的同仁都能前赴后继将先辈开创的学术事业发扬光大，终在南国建起一片研治学问的新园地。其学术意义主要有三点。
首先，新时代意义上的西南民族研究。
我国南方自古以来就有少数民族分布范围广、种类多的特点，蕴藏着丰富的民族学、人类学资源。由于地处“岭南亲海，热带民风，地理环境有利于全年进行田野工作”。(43)独特的人文背景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之成为国内外学术团体和个人进行民族学、人类学调查研究的理想区域。傅斯年在《史语所工作之旨趣》中曾计划史语所的工作地点“一部分在广州，一部分在北京”，因为在他看来：“在广州的四方是最丰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44)
然而后来史语所全部撤离广州，由于地域的限制以及后来傅斯年将工作的重心转向考古发掘等工作，因而对南部少数民族的调查工作就显得不足。相反，语史所及其后起机构却利用了这种地域优势，多次对南方少数民族作了实地调查和测量工作，从中得到了大量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的资料。如广西猺人调查、云南罗罗调查、广东北江猺人调查、西康罗罗及新疆民族调查、海南岛黎民调查、云南摆夷（傣族）调查、乳源猺人调查、贵州苗人调查等。此外还有岑家梧对滇黔各民族考察和研究，雷镜鎏对云南澂江和贵州猺族的调查等。以上所列的调查研究成果或成专著，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先后发表，均能在深入实地展开调查的基础上，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渊源及其社会结构、经济生活状况作出比较详备的考察研究。这些成就，都为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西南民族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第二，新学科研究范式的建立。
杨成志认为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始于语史所的建立，起初是从研究民俗学，“后来却与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会合起来了。”(45)早期的民俗学研究虽然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到民众中“采风问俗”，通过田野调查实地搜罗材料，利用“现代研究学问最适当的方法”去研读材料。但是由于缺乏民族学、人类学专门的学科训练，使得他们对于占有的材料无法消化。尽管杨后来表示过对“人类学的测验”高明表示赞赏，但终因“我国向无人类学一科，实付缺如，无可纪”。(46)诚如当时的一位评论者所说：
（民俗学运动的）倡导者多为文学家、历史学家。他们缺乏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理论基础，眼光较为狭隘，其结果事实多而理论少，琐屑之材料多而能做比较研究者少……然自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观点看来，叙述技术亦嫌不足，故乏科学价值而言。(47)
这一批评显然是中肯的，他指出的正是早期中国民族学发展的“软肋”——缺乏理论指导和必要的学科训练。
不过，此时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虽还有诸多的弊端，但由语史所同仁倡导的民族学研究范式却已逐渐形成。1932年朱希祖在《恢复民俗周刊的发刊词》中总结到：
（民俗学研究）今后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纵的，从历史的记载上搜集材料；一是横的，从地理的分布上调查材料；再须协合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学家、艺术家，以及民族心理学家等等，共同商定条理，着手搜集调查，研究整理……(48)
原朱希祖之意，研究所同仁在科学方法论指导之下，在材料上，注重传统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互相补充、印证；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这种独特治学方法自形成以后，便积极应用到实际研究领域中，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时至今日仍然为学界所称道、传承，影响久远。
第三，新学术流派的诞生。
1935年杨成志获得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开始长期围绕着现代民族学基础理论方法建设和培养专业研究生两个方面的工作，直至暮年，耕耘不已。
在民族学理论和方法上，杨在全面继承了语史所时期民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还在1936年首次将体质人类学、人体学、生物学、统计学综合运用到广东北江猺调查的过程中。(49)
杨成志从事人类民族科学理论方法建设的同时，在教学上着重培养学生，引导其兴趣，在田野工作上分析实况和发现问题，作出客观的识别，教导学生民族学要由“‘脚’爬山开踏进来，却不要由‘手’抄录转贩出去！”(50)在十四年间（1936年至1949年）共招收培养了10位研究生，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专家教授。现根据相关材料列出这些学生的姓名及相关信息如下：
正是在杨成志的影响之下，学生的学术视野不断得到拓展，在实际的研究中尤注意田野调查和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工具的借鉴。例如，史学部研究生江应梁在其拟定的《西南民族研究计划》中认为：由于古人对于西南民族一贯持有“一个错误的歧视心理”，“此种主观记载怎能据以作研究的立论”？除关于民族历史的演变部分以历史文献记载作主要资料，亲自访问作次要资料外，认为“向西南民族中作实际调查，实为研究本题之唯一方法”。同级研究生王兴瑞也认为其《海南岛黎人研究》“主要材料的来源，非依靠实际考察不可”，“最重要的是基本知识的准备，如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都非有相当的修养不可”。二人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中都运用了体质人类学方法，对研究对象的“体质构造”、“智力及文化”进行测定。(52)
文科研究所历史学组和人类学组经过十几年培养了大批的史学和民族学、人类学专业人才，形成一支阵容强大的学术生力军，这些人中至今还仍在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贡献余热。1948年历史学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杨成志正是以该研究所关于“西南民族的调查和研究”的丰硕成果作为向教育部申请开设人类学系的重要依据，并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从而成为国内较早开设人类学系的高等学校之一。
综上所述，文史研究所在国内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中不仅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治学观点和方法的研究旨趣，同时还构建了一套从本科到研究生完整的学术传承体系，他们的研究风格和成果得到学界同行的一致认可，将其誉为“南派”，以区别与其研究方法和旨趣不同的“北派”。“北派”讲理论，重应用，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吴文藻先生为首，主要受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理论的影响，致力于近代民族社区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和研究；“南派”注重实践，偏向文化史重建，由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杨成志先生挂帅，更多地运用“历史学派的理论主张，从事于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全貌性研究”(53)，主张在“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利用已有的历史资料进行人类学研究”，即通过历史文献与人类学田野调查、测量相结合，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互证”效果，因而又有人将其称之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派”。(54)在这种研究方法的直接影响之下，直接催生了历史人类学、考古人类学等交叉学科的产生，也代表着新时期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55)
［收稿日期］2010-02-20
注释：
①顾颉刚：《发刊词》，载《语史所周刊》第1期，1927年11月1日，第1页。
②顾颉刚：《1926年始刊词》，载《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第3-5页。
③顾颉刚：《1926年始刊词》，第3、4页。
④顾颉刚：《1926年始刊词》，第10页。
⑤顾颉刚：《猺山调查专号·跋语》，载《语史所周刊》第46-47期，1928年9月19日，第129页。
⑥绍孟（余永梁）：《编后》，载《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第35-36期合刊，1928年7月4日，第114页。
⑦容肇祖：《我最近对于〈民俗〉要说的话》，载《民俗》第111期，1933年3月21日，第26页。
⑧容肇祖：《告读者》，载《民俗周刊》第71期，1929年7月31日，第1-3页。
⑨绍孟（余永梁）：《编后》，载《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第114页。
⑩顾颉刚：《跋语》，载《语史所周刊》第46-47期，第127页
(11)辛树帜致傅斯年的信，载《语史所周刊》第16期，1928年2月14日出版，第11页。
(12)辛树帜致傅斯年的信，载《语史所周刊》第35-36期合刊，第111页。
(13)参见顾颉刚《猺山调查专号·跋语》，载《语史所周刊》第46-47期，第128页。
(14)见任国荣《猺山两月视察记》，载《语史所周刊》第46-47期，第14、17页。
(15)辛树帜致傅斯年的信（1928年6月14日），载《语史所周刊》第37期，1928年7月11日，第35页。
(16)辛树帜致傅斯年的信（1928年5月30日），载《语史所周刊》第35-36期合刊，第111页。
(17)辛树帜致傅斯年的信（1928年6月7日），载《语史所周刊》第35-36期合刊，第112页。任国荣：《猺山两月视察记》，第34页。
(18)任国荣：《猺山两月视察记》，第33页。
(19)参见顾颉刚《猺山调查专号·跋语》，第127-128页
(20)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117页。
(21)辛树帜致傅斯年的信（1928年6月22日），载《语史所周刊》第42期，1928年8月15日，第17页。
(22)石声汉致傅斯年的信（1928年6月23日），载《语史所周刊》第42期，第20页。
(23)此则材料由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曾志辉兄翻译提供，对他的慷慨之情谨致谢忱！
(24)《本所派员出发“调查云南”》，载《语史所周刊》第37期，1928年7月11日，第36页。
(25)杨成志：《云南调查报告》，广东中大语史所1930年7月出版，第11页。
(26)杨成志：《云南调查报告·调查经过纪略》，第10-14页。
(27)杨成志：《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收入刘昭瑞编：《杨成志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6页。
(28)杨成志致邹鲁的信（1940年3月某日），藏广东省档案馆，档案编号：20-(2)-8。
(29)详细请参阅杨成志《云南调查报告·滇人赠语录》，第10-22页。
(30)1930年余逊、容嫒在总结1929和1930年学术界十大消息时，杨成志的西南民族调查与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安阳殷墟发掘等事件相并列，足见此次调查在当时学界的影响力。见《民国十八、十九年国内学术界消息》，载《燕京学报》第8期，1930年12月，第1603-1626页。
(31)参见施爱东《早期民俗学者的田野考察及其方法探索》，载《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
(32)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第117页。
(33)杨成志：《云南调查报告·调查经过纪略》，第20页。
(34)杨成志致顾颉刚的信，载《语史所周刊》第89、90期合刊，1929年7月17日，第42页。
(35)《语史所第一次会议记录》，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0年4月17日，第2版。
(36)施爱东：《早期民俗学者的田野考察及其方法探索》，载《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
(37)史禄国著，吴有刚等译：《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序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38)参见《云南省政府龙主席介绍信》，收入《云南民族调查报告·附录》，第1页。
(39)杨成志：《西南民族调查报告·附录》第33页。
(40)杨成志：《我对于云南罗罗族研究的计划》，收入周大鸣主编：《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41)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2-121页。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81页。
(43)曾昭璇：《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代序》，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44)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入《傅孟真先生集》（四），台湾大学1952年出版，第179-180页。
(45)见杨成志《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收入刘昭瑞主编《杨成志文集》，第137页。杨哲编《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4页。
(46)杨成志：《西南民族·自序》，收入《杨成志文集》，第136页。
(47)古通今：《民俗复刊号——兼评我国民俗运动》，载《民俗》第1卷2期，1937年1月30日，第293页。
(48)朱希祖：《恢复民俗周刊的发刊词》，载《民俗》第111期，1933年3月21日，第1页。
(49)参见杨成志《广东北江猺人文化现象和体质型》，江应樑：《广东猺人之今昔观》，二文均载《民俗》季刊第1卷第3期，1937年6月30日。
(50)杨成志：《乳源猺族调查资料汇编·序言》，收入《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第523页。
(51)见广东省档案馆藏《研究生院研究生硕士及各院系代表》，档案号：20-(2)-309；《研究院研究生登记学籍表》，档案号：20-(2)-304；杨成志《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收入《杨成志文集》，第263页；高增德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太原：书海出版社1994年版。
(52)以上参见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办事处编《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年报》，1937年6月版，第99-100，126-129页。
(53)容观敻：《中山大学人类学教学和研究述略》，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001年第5期。
(54)黄淑娉：《黄淑娉人类学民族学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
(55)例如，1984年梁钊韬恢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曾昭璇认为这个人类学系在学科体系建设上将“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有机结合，具有“明显的学术流派特色”。参见曾昭璇：《哲人已逝业绩畅流》，收入《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标签：顾颉刚论文; 傅斯年论文; 人类学论文; 历史学专业论文; 历史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民族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