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崛起中的市场、政府和国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政府论文,国家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必须重新审视它自身的设计，并重新思考自身的历史，以使得自16世纪开始的与欧洲海军和商船的交往不再是全部近代事物的起源。对非亚洲人来说，要领悟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的含义，就必须放弃19世纪全部的完美叙述，那些叙述既不能令人想像亚洲人有更长远的发展，也不会让人明白欧洲时代只是世界断裂的有限阶段。这意味着，亚洲人会将其未来的重要性与过去的重要性相联系，就象欧洲人想象他们自己是民主政治的典范，远在雅典时代就奠定了数千年持续不断的民主政治的动力一样，虽然在历史事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连续性[1]。
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日本、中国的作用不可低估外，印度也值得注意。印度很久以来就是亚洲重要的纺织品和服装贸易中心，象征着贫穷的欧洲人长期寻找的亚洲富裕之邦。然而，要想让印度的分析家理智地认识帝国主义要比中国或日本的思想家困难得多。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把英国崛起的历史，归结为开端于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剥削（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印度作为一个被欧洲羡慕的富有财富和智慧的国家的衰落，就是因为英国对曾经是全球领先的印度纺织工业的破坏，使得英国的纺织业在此后统治世界，是英国造成了印度的落后。在印度民族主义内部，这样的理解被赋予实质意义。从反帝国主义的列宁主义者到甘地主义者，无不认为印度的伟大需要的不是复制外国的剥削者。因此，对印度的爱国者而言，与欧洲人的交往是一种精神创伤。要让印度人认识到世界市场是印度的机遇是极为困难的。
新的学术观点也许有助于化解人们的成见，例如在对19世纪重商主义的研究中，有人认为，英国的崛起是由于18世纪英国政府实行了重商主义的政策，允许英国去实践进口替代工业化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结合。在18世纪，英国阻止优良的印度纺织品打入它的国内市场，以新兴的机器制造纺织业垄断英国的国内市场。只是当英国产品质量远胜于印度时，英国才选择了更加开放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因而，认为英国的崛起是由针对一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而导致的观点，只是一种凭空想象。一个具有发展导向的政府才是民族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
尽管如此，英国对印度实行单方面贸易则是不争的事实。一旦在印度建立起它的帝国，英国就在那里销售自己的纺织品，且拒绝互惠，拒绝向印度产品自由地开放英国市场。
新的学术观点进一步认为，工厂纺织业确实发端于印度，但它们不能与低价优质的日本出口品在亚洲市场上竞争。几个世纪以来，日本的产品质量越来越好，并于16世纪末开始超过中国而在亚洲崛起。印度丢给日本的亚洲市场是一个庞然大物，印度曾经在历史上握有这个巨大的市场，但通常被隐藏在印度相对停滞的阴影里。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财政政策给了印度经济最后一击，从而摧毁了一个正在上升的印度，留下的是它过高的货币比值。印度的人民看到，世界市场如同骗子一般毁掉了他们，它的经济无力实行出口导向工业化。以自我为中心，家长制的自给自足，保姆政府对独立印度的特许统治——就像拉丁美洲实行进口替代试图在不依赖世界市场的情况下增长——可以视为是晚期殖民政府及其停滞的家长制政策在这个特殊阶段的继续。在那个时候，市场活力的敌人是僵化的政府。
然而，在20世纪末，强调政府负面作用的新自由主义正统观念是错误的。崛起于60年代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其政府也都是殖民后期遗留下来的。也许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占领打断了它们原先的内向型发展，把这一地区并入了日本的活力之中，才使之得以在此后的20世纪下半叶顺利地转向通过出口促进增长的方向。
甚至马克思主义者Alain Lipietz在1997 年也接受了印度不增长的解释，即印度将自己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长期繁荣的黄金时代”之外，没能从“国际化生产进程”中受益。相反由于实行了自由出口区政策，随着利润在本土的再投资，到20世纪末东亚地区的新工业化国家（NICs）将达到或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水平[2]。 象印度这样的穷国把这些财富扩张的过程看成是殖民主义的新形式，其实是一种极端的自残。他们把自己隔离在增长的力量之外。
70年代末，中国开始利用全球化的便利。智利也是如此，其余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也在80年代加入进来，而印度只是到1991年才开始郑重地向这个世界开放。
在印度，一种被认为是由帝国主义造成的持久的精神创伤是如此痛苦，以致于不能轻易被超越。激励印度在20世纪末转向亚洲模式的，正是亚洲将成为未来的新焦点的预期，这一模式就是以出口导向实现工业化的开放政策。然而，在亚洲内部也有对手。在21世纪，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不愿意从属于中国。1996年9月4日，Henry Kissinger 在北京的“世纪论坛”上的演说中评论道，“一旦印度取得强国的地位，……它将寻求影响力，假如还没有在从南亚到新加坡的孤线范围内拥有支配作用的话。这将产生一种需要，即与中国进行地位上的调整…”。印度领导人确信，他们必须进行改革，不然只能生活在中国的阴影之下。当印度致力于恢复其历史上在亚洲的重要性时，同时也在抛弃英国统治结束后其本国的保守社会主义者向苏联学习所带来的僵化体制。
很明显，中国的亚洲观念与印度并不一致——或者说，日本的，土耳其的，以及其它许多亚洲国家的观念也是如此。当欧洲人虚构关于亚洲的概念并以为他们知道所用的术语指的是什么时，亚洲人现在却在为“亚洲”一词的不同界定而争论。对许多东亚人或东北亚人而言，亚洲似乎是儒教和佛教混合的竞技场。伊斯兰被理解成西方的一神教，就如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这样，亚洲的西部也就到印度次大陆为止。这使得亚洲的西部成为“西方”的部分，成为地中海——大沙漠的一神教世界，在那里爱嫉妒而又狭隘的神明不能生活在多元论之中。在想象中多元论才是亚洲人的天性。
然而，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就位于东南亚，以为亚洲就是儒教与佛教的综合的概念化的东亚人往往对这个地理事实视而不见。实际上，占世界穆斯林人口第二、第三、第四位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印度，也在典型的东亚亚洲观中被省略了，约5 亿人口就这样被从亚洲排除出去了。这并不比60年代末的冷战时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把“西方”当作民主的代名词——好像葡萄牙、西班牙、希腊不在欧洲，而苏联集团没有占据欧洲的大部分似的——更特别。人类的复杂性被意识形态的简单化大大歪曲，而情绪上的快感则成了意识形态的核心。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亚的三个人口大国（占世界穆斯林的一半）的崛起将改变亚洲人的亚洲印象，并可能改变人们对穆斯林的理解方式。至今，“穆斯林”还常常被看作是阿拉伯、沙漠和石油的专有名词。这个醒目的现实在东亚人的意识中，曾经等于零。
这些穆斯林国家将参与建立有助于开放和增长的制度与关系吗？其中将包括民主化吗？无论这个差不多被忽略的亚洲地区向何方向倾斜，都将产生巨大的全球性结果。假如印度尼西亚民主化了，亚洲就将会改变。可以想象东亚本身也会与民主政治的蒙古、南朝鲜、日本和台湾相一致。这个民主政治的合力可能会改变全球力量的平衡，使得亚洲的威权政体看起来不合时宜。它可能会有助于中国的变革，导向直接的政治上的开放和战略上增加透明度，其结果，可以排除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与中国关系上的某些障碍[3]。
像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一样，日本的分析家并不认为那种想像中来自北京的中国中心秩序的霸权观具有吸引力，因为这种秩序也将使日本居于次要地位。他们已经重新设想了亚洲的重要性和日本的崛起，以便用更为平等和开放的方法帮助所有亚洲国家。在日本有关亚洲未来的争论是多方面的。有人认为除了承认中国的霸权之外别无选择，另一些人则想象日本作为东西方的中介，能够促进国家间和平共处和互惠增长。日本人并不完全同意日本就是亚洲的，或是应该回归亚洲。由于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整合进来，亚洲将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富于流动性的实体。可悲的是，“西方”关于“东方”的讨论，经常被根本性的误解和僵化两者统领。
日本人正在重新设想亚洲，因为，由中国人主宰的亚洲，可能是日本在16世纪至17世纪开始崛起，进入初期工业化的富裕时的遗物。当时的日本在想象中把亚洲当作傲慢的、等级制的中国，然后逐步在经济上与中国竞争，甚至在19世纪末在军事上向中国的霸权挑战。在这种情形下，欧洲人在16世纪到达东南亚口岸，导致中国霸权的结束，并创造了日本崛起的空间与机会。日本既向欧洲也向亚洲开放，因此，日本可以把货物运交给日本的民众，这多少能使爱国的日本人感到骄傲。
但是，日本人设想的亚洲，是一个非中国中心的过去时期的亚洲，为一个非中国中心的未来的亚洲服务。于是，具有多元论幻觉和开放设想的日本人，想象亚洲有一个悠久历史时期的沿海文明。其中包括中国在一千多年前从日本那儿借去的长江流域口岸。这个参与了旨在共同富裕的贸易的中国，不是一个被限定在中央集权概念上的中国，那种概念赋予一个庞大而联合一体的中国的执政者以特权。日本人认为东南亚国家联盟和ARF是这个宽容、和平和繁荣的亚洲中有活力的部分。 这就是亚洲较好的过去，以及亚洲更美好的未来。因此，中国如果寻求把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强加于全亚洲，那就是与这个设想的亚洲相抵牾。
在中国，改革的力量可能欢迎这个亚洲。这有可能结束在中国东海、台湾海峡地区和南海的具有战争倾向的对抗。这将有利于解决冲突和进一步容许使用沿海地区的财富，从而改进中国人及其它亚洲人民的生活。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减少台湾与中国大陆联系的障碍，从而加速中国的财富扩张。这样的一个中国将意识到，中国的成功来源于开放。在古时候，中国就曾跨过丝绸之路和南中国海，获取了财富和光荣。中国的崛起融汇到这种亚洲化之中，就是中国为一个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亚洲化作出的贡献。中国的崛起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有不同的方向和途径以求发展。
在中国权力集团中存在着沙文主义者的派别，拒绝这个开放的、多元的、宽容的和无中心的亚洲的概念。这种人认为仍然存在着一个具有5000年光荣历史的纯正的中华民族。他们以为中国就只有一种完美的语言。甚至朝鲜人、日本人、西藏人和穆斯林的维吾尔人都被想象为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如同1997年的香港和未来不远某个时期的台湾一样，也将被吸收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一部分而由北京来治理。沙文主义者认为香港、台湾和亚洲其他中国人居住的地区的财富，曾被帝国主义者使用卑劣手段强行掠夺，现在理应由饱经苦难和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享。
在这个中国中心的幻觉中，中国沿海差不多就是外国。沿海与内地中国人的收入差距遭到指责，后者被视为是受苦的，因为中央政府的一小撮叛徒不公平地喂肥了中国沿海的半外国人。
沙文主义者的怨恨如此强烈，以至他们的改革对手被迫在1985年到1995年间，逐渐把扭转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放在优先地位。1995年后，差距可能开始缩小。平均趋向的冲击是否能够被承受，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但是，中国中心论的沙文主义情绪化吸引力，要比对收入分配的统计更为深刻。在中国，那些希望未来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人与那些认为中国是开放的、多元的亚洲的一部分的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沙文主义者审视了数千年来的欧亚交流，发现从日本经由华北到欧洲在遗传学上的相似性，要大于跨越长江的华北与华南间的相似性。今天中国的沙文主义者就象一个世纪前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一样，似乎仍沉湎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种族主义狂想中。他们想象用一个完美的种族的语词，来展示他们的高度文明。
由于害怕失去权力，害怕全面改革会结束他们的地位和财富，沙文主义者使用一个中国的亚洲的观念，去预言那些喜好一个开放、宽容的亚洲的人的邪恶。因此，中国的权力斗争对整个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着亚洲和世界。因此，中国政府在亚洲和亚太地区的行动中将作何打算，就显得非常重要。以为经济增长将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还不算是太大的误导，中国必将和平地演进到民主政治和宽容的政策模式。政府的行为仍然是决定性的。
在经济决定一切的观念中，资本主义似乎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现实已经提出了对这一研究进行完整分析的要求，因为，资本主义的概念掩盖了复杂的、决定性的、已经变化并互动着的政府——市场关系的现实。在欧洲和北美，全盘接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二元论，主要是为证明新自由主义权威的合理性而服务，在那里自由市场就是解答，而政府则是所有问题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二元论的误导阻碍分析家们去剖析政府而淡化市场，因而不能发现它们之间复杂多变的联系。政府是否应该仿效东亚模式，奖励新兴工业中的优胜者？假如应该，那又如何去做呢？隐藏在二元论背后的那些东西才具有特别的决定作用。
亚洲的成功，显露出19世纪所给予的叙述，诸如贸易、技术、政府财政宏观管理或货币政策、政府职能、税收政策、资产关系等互异和复杂的关系，并不能清楚地分析经验现有事实。亚洲的公平化增长中，国家的制度和作用、政府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土地改革政策和奖励技术的承诺等贡献良多。当它们奖励成功者时，这样的政府做得较好，但是，当它们选择国家竞争和保护弱者时，还必须严厉地惩治腐败。只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政府的二元对立，就会使人对现实的和特殊的制度与政策的混合丧失判断力，这种混合已给亚洲带来现实的好处（虽然也产生了主要的问题），既无须提防政府——市场的界限，也不必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二元论所束缚。
在正在崛起的中国内部，对于“社会主义”的沙文主义者（或称为法西斯封建主义者，如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常说的那样）而言，邪恶的、剥削的、极端化的资本帝国主义仍处于中心位置。如果把中国的崛起归因于开放和注重市场的政策，那么，在中国，沙文主义的中国中心论者将毫无前途可言。但是，精英们往往是最意识形态化的，以便更好地遮掩他们的狭隘和私利。要使人相信这个顽固的事实，人们只消看美国的所谓理论家，他们把冷战看成是市场战胜了政府，资本主义抹去了社会主义。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才是冷战时期的主要转换。
亚洲的崛起可能有助于我们推翻错误的推论，清除二元论的误导。亚洲的崛起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胜利，甚至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亚洲变种。日本人讲述了一个关于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笑话，说他们居然愚蠢地相信，仅靠市场本身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日本人问道，“换一支灯管需要多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回答是：“一个也不要！只需要坐在黑暗中，等待一只看不见的手去做这件事”。日本人明白，在他们的崛起过程中，政府的干预是决定性的。
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崛起的一项研究表明，日本企图拒绝与亚洲崛起的目标相联结。亚洲缺乏联合的社会如何能够与高收入社会在经济上平等呢？在亚洲，是什么促使持续的重大成功成为可能？毕竟，欧洲只是在19世纪末才在武力上控制东亚，但日本已经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了它的明治维新，并在1904年至1905年击败俄国。 东亚从未被欧洲兼并。 19世纪90年代，日本又把它的意志强加于朝鲜和台湾。领导中国辛亥革命的孙中山，也曾使中国与已经崛起的日本一道阻止新的欧洲人的威胁。
如果说，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输给了来自遥远的英国的少得可怜的几艘船，那也只能如此，因为一个伟大的中国在当时已是不同寻常的虚弱。亚洲的崛起只是回归到正常，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亚洲强有力的政府正在促使亚洲持续地崛起。
然而，政府同样也不是最终答案之所系。亚当·斯密的重商主义社会学依旧适用。重商主义容易在友好的精英关系网中引发堕落的腐败，从而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这些寻租者、寄生虫和腐败势力在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长期以来都被预防清查，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没有经济的成功，好战的外国人（如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就会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脆弱的亚洲人民。
但是，一旦亚洲安心于它的经济成功，对重商主义固有邪恶的限制也就消失了。腐败和犯罪已经变得如此猖獗，以致令许多亚洲人甚至用羡慕的眼光看待意大利。亚洲需要使它的政府对人民负责，否则，不满的言词和非法活动将蔓延，平等性的亚洲经济动力的源泉将枯竭。在东亚和东南亚整个地区，这些腐朽力量都很强大。中心问题已不是舍弃政府和放活市场，而是要革除政府中的腐朽部分，使得政府——市场联结仍然服务于国家，而不仅仅是精英。
亚洲既充满希望又充满问题。谁将在整个亚洲的政治对抗中取胜，事关整个人类，也关系到亚洲将追随什么政策。在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它们的斗争最为明显和最为重要。中国是全球化时代的重大成功。不仅有最快的增长率，吸引了最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且能够成功地与公平问题相联结。从改革伊始到1985年，农村改革允诺尽快缩小偏远的内陆贫困地区与城市工业中心的收入差距。然而，在以后的10年，由于所有权问题的争议，当进一步的农村改革受阻时，改革偏离了方向。
在两极分化的10年，权力集团中的所有人都相信，必须由政府帮助贫穷中的最贫困者。象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缩小收入差距的失败，使得开放政策看起来是将本国利益出卖给了外国伙伴，经济上的赢家似乎大多是外国人和道德败坏者。像其它地方一样，改革者不得不为以下事实而忧虑：本土保护主义煽动家们将成功地借助人们对丧失中国国粹的普遍焦虑而进行动员。这不仅将导致怀疑并推翻改革者，而且也有可能导向使整个地区充满战争危险的本土沙文主义。
自1995年以来，政府政策似乎仍以纠正这种两极分化为中心。中央坚持对最贫困地区加大交通运输的投资力度，并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以鼓励向最贫困的地区投资。即使中央对国家税收岁入的控制越来越少，即使更为坚决地贯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指导方针， 中央还是会推进公平导向的政策。
现在说中国已获成功还为时过早。政治体制改革的不足和腐败、任人唯亲的普遍性，使得许多中国人看到两极分化并未消失，不相信中央正在切实地推进公平的增长。但是，如果这个政府努力为13亿中国人民工作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即使全球化也不可能削弱政府的力量，而且，公平的社会正义也将成为可能。实际上，即使改革因沙文主义者占了上风或因政治体制改革的不足而被逆转，也仍然改变不了基本的事实——全球化不可能被完全界定，新自由主义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不可替代的规则，因为，中国已经证明有另外的一种选择，全球经济的成功有可能与保持国内的平等结合在一起，贫穷的人民就是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也能崛起，假如政府希望如此并明智地行动的话。因此，应该承认，政府能够为成功的市场导向提供决定性的便利途径。
注释：
[1]Jennifer Tolbert Roberts,Athenson
Trial,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2]Alain Lipietz,"The Post-Fordist World:Labour Relations,International Hierarchy and Global Ecology," Review of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4.1,Spring 1997.
[3]Allen Whiting,"ASEAN Eyes China,"Asian Surrey,37.4,April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