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近三年(1996—1998)汉语音韵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音韵论文,述评论文,中国大陆论文,近三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在1997a一文中对中国大陆1950—1990年这40 年间的汉语音韵研究情况作了简明的评述。其后,台湾学者向惠芳、郭雅玲、王燕卿(1996)又对大陆地区1991—1995年的汉语音韵研究作了评价,内容颇为全面。下文则拟对近三年(1996—1998)中国大陆的汉语音韵研究情况作一评价(注:由于篇幅的限制,海外学者在中国发表的论文除一篇外均不在评述之列;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音韵学论著因资料不能全面看到,亦暂不评述;大陆学者在海外和台港地区发表的论著除个别外亦暂不论及。)。
以什么样的框架来写音韵学的述评论文,反映了作者对汉语音韵学的学科体系的研究和理解,在1997a文中笔者曾分成13 个方面加以评述,现在我的想法有所改变,认为应按照笔者所定的汉语音韵学学科体系框架(冯蒸1988),即:总论、分论(音理篇、音史篇、资料篇、音韵学史篇)、方法论三大部分,其中分论内又包括4 个独立单元分别加以评述。此中音史篇和资料篇的有关研究有时分界不甚清晰,大致说来,历史音韵的专题研究应划归音史篇,以某专项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可划在资料篇内,但实际上二者内容时有交叉,如某项资料的某个专题研究应何所归属,就很令人踌躇不定,本文暂一律归在音史篇内。资料篇则仅限于对音韵资料的文献学考订和解释。
1.通论与工具书
近三年出版的通论书主要有1.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2.曾运乾《音韵学讲义》(中华书局,1996);3.胡安顺《汉语音韵学通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4.沈祥源《文艺音韵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5.李申、刘利、聂振欧的《音韵答问》(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等。杨剑桥书共12章,分为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总论部分四章:1.现代汉语音韵学的诞生;2.《切韵》音系的研究;3.上古音的研究;4.近代音的研究。此部分可以看作是一部现代音韵学史。分论部分共分8章:5.《切韵》的性质及其音系基础;6.中古汉语的重纽问题;7.中古汉语的唇音字问题;8.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9.中古舌齿音声母的上古来源;10.上古韵部的分合问题;11.上古汉语的声调;12.近代汉语的唇音合口问题。此部分是对现代音韵学上重大专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本书是一部高起点的有特色的音韵学通论书。曾运乾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宋元明清之等韵学”,下分6章;第二部分“广韵学”,下分6章;第三部分“古纽及古韵学”,下分9章。不但对各部分的基本内容作了深入的介绍, 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曾氏是近现代著名汉语音韵学家,他的《广韵》51声类说,喻三归匣、喻四归定说,古韵30部说,都对音韵学有重要贡献,一直受到汉语音韵学界的推重。他的讲义虽学界闻名已久,但迄今未能正式出版,此次由其受业弟子郭晋稀先生整理公开出版,确为嘉惠音韵学界之一盛事。胡安顺书共分四编12章:第一编绪论;第二编正论上——中古音;第三编正论中——近代音·从中古音到北京音的主要变化;第四编正论下——上古音。本书从基本内容、研究概况以及难点、重点等角度对汉语音韵学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同时对《广韵》的声类和韵类、上古音的声调、阴阳对转、因声求义以及古入声字的辨认方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沈祥源书则把音韵学与文艺学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也可以看作是音韵学应用的一个方面。
重要的工具书有:1.李葆嘉《广韵反切今音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2.李行杰主编《说文今读暨五家通检》(齐鲁书社,1997);3.《汉文典[修订本]》([瑞典]高本汉著,潘悟云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李葆嘉书选择了在中古反切系统中公认具有代表性的《广韵》反切作为对象,把它们的今音用汉语拼音字母一一标注出来,同时还标注纽、韵、呼、等、调等中古音的各要项。条目的编排以反切上字的今音为序,并附有《反切上字部首检字表》。读者只要一编在手,既可查知《广韵》反切的今读,又可查知各字在中古的音韵地位及古音构拟。本书的作用有三:一是为以反切注音的旧辞书持有者提供查找字音的根据;二是为学习汉语音韵、掌握汉字中古音提供帮助;三是为古代汉语字典、词典编纂时中古反切和今音标注提供准绳。李行杰书将大徐《说文》的正文9430个,重文1279个,徐铉新附字403个,共1万余单字一一标出今读。注音主要依据《广韵》,适当参考《集韵》,按照语音演变规律,折合成今音。同时分别注出各字在大徐《说文》(陈昌治刻本)、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句读》、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五书的卷页数。高本汉的《汉文典[修订本]》是一部在音韵学界久负盛名的著作,此书形式上是一部形音义兼备的古代汉语字典,但本书的价值首先在音韵方面,高氏对所收字的所有字音严加审辨,从而确定从上古到中古到现代的读音;其次,高氏一方面从文字学的角度诠释汉字的结构、字义,又从训诂的角度,严格选取只见于汉代以前文献的词义,使字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得以明确。汉译本将原书的瑞典方言字母改为国际音标,现代音改为汉语拼音,核订了古文文字形,对文义训诂补出书证出处,并加单字索引,质量较原书更有所提高。
2.汉语音韵理论研究
“汉语音韵理论”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模糊概念。我们认为,所谓“汉语音韵理论”应包括三项内容:(一)音韵构造理论;(二)音韵演变理论;(三)古音拟测理论。这基本上就是现代音韵学和历史语言学所研究的内容。一般的语音学和历史语言学主要是根据印欧系语言材料建立的,如何把这些理论很好地结合到汉语的历史音韵研究上,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此外,汉语的历史音韵材料众多,汉语的音韵结构与印欧语也颇多不同,所以很可能会提出许多一般历史语言学未能解释或未能涉及到的问题。
比如研究音韵演变,中国传统音韵学有自己的一套框架体系和自己的术语。以音变单位为例,汉语韵母的许多演变就不是以音素为单位,而是以“韵部”为单位,即“韵腹+韵尾”这样的两个音素结合体为单位。再如音变条件,一般的历史语言学当然都讲,但传统的汉语音韵学有自己的特点,多是以“呼、等、摄、转”为条件,这种音变条件研究当然就是汉语本身的音韵理论问题了。所以我们认为“汉语音韵理论”绝不是简单地套用一般历史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而应根据汉语本身的特点来讲音理。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承认音韵构造与音韵演变的普遍性是指导汉语音韵研究和进行汉语音韵理论研究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发现汉语音韵本身的若干特点和在音韵理论上有所突破。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中国传统音韵学者对音韵理论也是有研究的,现代历史语言学中所涉及的很多问题,中国传统音韵学者也都谈到了,并有自己的一套术语和看法,那种认为中国传统音韵学没有理论的看法是笔者不能同意的。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中国传统音韵学理论相当于中医,现代历史语言学理论相当于西医,研究对象虽然大体相同,但处理方法和思路并不一致。中国传统音韵学家对汉语音韵理论研究的成果尚需进一步发掘,这个问题我们准备另文探讨。
汉语音韵理论多是在历史音韵事实描写清楚的前提下(当然描写音韵事实也需要理论框架的指导),如何对有关事实作进一步的理论解释。所以汉语音韵理论不是空洞的,是具体的。汉语历史音韵本身涉及到各种具体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传统音韵学者提出来的,有些是现代音韵学者提出来的,如阴阳对转,中古三/四等韵的合流,重韵的演变,等等。近三年来的汉语音韵理论研究也多表现在对某些具体音韵事实的解释方面,这里介绍三篇论著。
徐通锵的《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共分四编,其第二编音韵(143—264页)共分四章,依次为:声母和声母系统;音系的结构原理和元音系统的演变;韵尾的变化和阴阳对转;声调的性质、起源和发展。对某些历史音韵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如对“阴阳对转”),值得注意。施向东《也谈前上古汉语的音节类型和构词类型问题》(语刊1998)一文对上古汉语音节类型和构词类型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对汉语构词双音节→单音节→双单节这种反复循环的模式提出了质疑。认为汉语双音节联绵词是由前上古结构复杂的单音词发展而来,音节简化,构词复化,是一个总的趋势。文中分析了汉语单音节向双音节演变的几种可能的模式,并提出汉语单音节词根双音节化的过程中可能有元音和谐的倾向。冯蒸的《〈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五代宋初重韵演变》(汉刊)一文第三节提出中古重韵演变有6个问题需要考虑:1.一等、 二等、三等这三个等位的重韵演变是否同步?2.同一等位内各摄重韵的演变是否同步?3.同一等位内同一摄内各组(指舒声、入声在同一摄内的重韵组)重韵的演变是否同步?4.同一摄但不同等位的重韵演变是否同步?5.重韵在中古及其后各音韵资料中的表现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6.重韵演变研究对历史语言学研究有哪些启发意义?针对上述诸问题,该文认为重韵演变有下列五种趋势值得注意:1.重韵演变在舌齿音后和唇牙喉音后的合流速度不同步;2.重韵演变与等位有关,二等重韵的合流较一等、三等重韵的合流时间要早;3.重韵在开音节和闭音节的演变不同步;开音节先变,闭音节后变;4.重韵在舒声韵(阳声韵)和入声韵的演变不同步;入声韵先变,舒声韵(阳声韵)后变;5.重韵在平声和仄声的演变不同步;仄声韵先变,平声韵后变。以上5条,第1条是声母条件,第2、3、4条是韵母条件,第5条是声调条件。该文从音理上对这5条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此例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重韵的演变不是简单的音素演变,它是“韵腹+韵尾”构成的音素组合(即通称的“韵部”)演变;一是影响重韵演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只根据某一条件即作出推断,是一种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如何分层次全面弄清这些因素的作用,无疑是汉语音韵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3.汉语语音史研究
下面分成历代共时音系和语音演变两项来谈。先谈历代共时音系研究。
3.1 上古音研究
主要论著有:1.潘悟云《喉音考》(民族语文1997.5);2.施向东《上古汉语*s—与*x—的交替》(语刊1998);3.朱声琦《从汉字的谐声系统看喉牙声转:兼评“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南京师大学报1998.2);4.冯蒸《论汉语上古声母研究中的考古派与审音派:兼论运用谐声系统研究上古声母特别是复声母的几个问题》(汉1998.2); 5.孙常叙《以齿音和牙音疑母构成的复辅音初探:[s
—]复辅音和古文字》(孙常叙古文字学论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6.赵秉璇、竺家宁编《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7.何琳仪《幽脂通转举例》(古究1996);8.罗江文《从金文看上古邻近韵的分立》(古1996.3);9.汪启明《先秦两汉齐语研究》(巴蜀书社,1998);10.金德平《〈白虎通德论〉的声训音》(语刊1998)等。这里前5种是关于声母的,后2种是关于韵母的,第9 种是关于上古方言研究的。潘文提出“影晓匣(部分)云”来自上古小舌塞音*q—、*qh—、*G,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构拟, 它很好地解释了云母既与群母纠缠又有区别的问题。解释了“熊”朝鲜音借作kom, “右”泰文作khua之类云母塞音化现象的来历。施文论证了*s—前缀也像其他一些前缀一样在周秦之前的汉语中确实存在过。朱文论证了喉音是人类的原始音,认为李新魁上古没有喉音的观点不能成立。从汉字谐声系统论证喉牙声转这一音理,对李文所谓喉牙“合一”、“不分”、“音值相同”、“魏晋以后喉音自牙音分化而出”的观点进行分析评述,并持否定态度。上古音研究中一向有所谓考古派与审音派之别,但这种区别一向是对韵部研究说的,即两派的分野在于入声韵部是否独立。冯文认为上古声母研究中也有考古派与审音派之别,区别在于是否全面分析《说文》的谐声系统构建复声母,并从音理上对复声母的构造和演变作出科学的解释。全文共分五节:1.上古声母研究中考古派与审音派的分野;2.审音派如何建立谐声系统中的声母规则;3.谐声系统中声母的普通谐声、特殊谐声和例外谐声;4.考古派与审音派上古声母研究成果比较兼评考古派公认的七项古声母考据成果;5.审音派运用谐声系统研究汉语上古声母的音韵学史意义。全文的重点在第3节, 在此节中着重讨论了四类特殊谐声:(一)流音类特殊谐声;(二)鼻音类特殊谐声;(三)擦音类特殊谐声;(四)塞音、塞擦音类特殊谐声,具体有13种,兹不赘述。赵、竺二位所编的论文集共收22篇中外学者讨论复声母的论文,并有两个附录。韵母方面,古音通转(或称音转)问题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古音通转可大别为声转和韵转两大类。我认为,每类之内还应分为3小类,即普通音转、特殊音转与例外音转,它与笔者提出的谐声3类:普通谐声、特殊谐声与例外谐声相应, 对此笔者拟另文论述。特殊音转数量较多,内容复杂,原因各异,有待进一步探讨之处甚多。如笔者曾讨论过的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即是。此处何琳仪文讨论的幽脂通转亦属特殊音转,该文从异文、异读、异体、谐声、分化、方言、译音、声训、互训、语助、合音、合韵等12项加以论证,并探讨了幽脂通转的变化规律和原因。罗江文的论文则对金文韵文材料详细作出数量统计,用得出的数据来检验各种古韵分合观点。汪启明的《先秦两汉齐语研究》(巴蜀书社,1998)是一部功力深湛之作,探讨了上古音的方言问题。上古汉语存在着众多的方言,学者们经过研究,把它们分为若干个大的方言群,本书是专就一个方言群:齐语——即今山东地区先秦两汉时代人民的交际用语——作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分五章:一、前言,二、齐人与齐语,三、齐音钩沉(上):齐语的韵部;四、齐音钩沉(下):齐语的声母,五、齐语广证。最后有两个附录;附录一齐语词目表,附录二先秦两汉齐语的韵谱。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三、四两章,讨论了齐语声、韵母的诸多语音特点。金德平文认为《白虎通德论》声训音有8条语音特点。
3.2 魏晋南北朝音研究
主要论文有蒋希文《徐邈反切系统里的等和介音》(薪1996)、刘广和《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韵母系统》(薪1996)、范新干《刘昌宗音切的声母系统》(语刊1998)、盘晓愚《〈经典释文〉刘昌宗反切韵类考》(语刊1998)。此中刘广和文主要是依据高僧法显和佛驮跋陀罗的译经梵汉对音,辅以僧伽提婆和其他译经师的对音来讨论东晋语的韵母系统。另外,储泰松《鸠摩罗什译音研究(声母部分)》(语刊1996)、《鸠摩罗什译音研究(韵母部分)》(语刊1998)二文系根据梵汉对音资料研究鸠摩罗什(kumārajīva,343—413)的语音系统。
3.3 中古音研究
仍分两大方向进行,一为《切韵》系韵书资料的研究,一为非《切韵》系韵书资料的研究,现分别加以评述。
《切韵》系韵书资料的研究,主要有余明象《俟母问题和齿音声类》(语究,1996),黄笑山《于以两母和重纽问题》(语刊1996)《〈切韵〉于母独立试析》(古1997.3),李葆嘉《〈广韵〉真谆部反切下字类隔刍论》(古1996.1)、《〈切韵〉于母独立试析》(古1997.3), 周玉秀《论〈广韵〉的重纽和韵类划分问题》(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3),邵荣芬《〈集韵〉音系简论》(邵,1997), 冯蒸《论庄组字与重纽三等韵同类说》(1997b), 《论〈切韵〉的分类原则:按主要元音分韵,不按介音分韵——〈切韵〉一/三等韵、二/三等韵、三/四等韵不同主要元音说》(语刊1998)等。余明象文对俟母的独立性作了进一步的论证。黄氏二文有联系,其后一文论证了《切韵》的于母是个独立声母,音值为/w/,与以母的/j/形成对应。李葆嘉文把“类隔”的概念从传统的指反切上字(或声纽)扩大至反切下字,就真谆部的开合详加审辨,“反切下字类隔切”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概念。周玉秀文对《广韵》重纽提出新的看法,认为祭真仙宵侵盐6 韵系实际没有重纽,支脂二韵才确有重纽,此二韵重纽字的性质就是主要元音有别,该文并确认《广韵》的韵类为312类,多出陈澧8类,《广韵》的韵母有148个。邵荣芬文长达5万字,是近年来关于《集韵》音系研究最为重要的论文,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看法。该文首先讨论了众多的重出小韵,确认它们除了重纽和少数因音变导致重出的以外,多不表示语音上有不同。在此基础上对《集韵》的声韵母重新作了考定。声母方面,认为白滌洲让喻三独立,在反切上找不到证据,常船虽混,但是否合一,尚不能定。韵母方面,发现只有魂歌两韵舌齿音的开合大概已变同今音。其他有些韵之间虽偶有混切,但多为孤例,不足以定其分合。于此可见《集韵》的守旧态度。不过从反切上下字的搭配关系上,无意中透露出当时二等开口和四等的见系字已经腭化的消息。文章最后为音节表,据多种版本和校记作了校勘。可以说此文把《集韵》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冯蒸前一文讨论了重纽韵舌齿音的归属问题,确认照二(庄组)与重纽三等韵同类。冯蒸后一文确认了《切韵》的分韵原则是:按主要元音分韵,不按介音分韵。并以此为基础检讨了诸家的《切韵》韵母构拟系统,认为《王三》须12个主元音才符合分韵原则,《广韵》须14个主元音才符合分韵原则,此文发表后在音韵学界有一定反响。
非《切韵》系韵书资料的研究。论著主要有:刘燕文《敦煌写本〈字宝〉、〈开蒙要训〉、〈千字文〉的直音、反切和异文》(语苑1998)、雷昌蛟《〈博雅音〉“口音”试析》(语刊1998)、张洁《〈文选〉李善注的直音和反切》(语刊1998)、李长庚《〈文选〉旧音的音系性质问题》(汉刊1998)、黄淬伯《唐代关中方言音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等。刘燕文的论文据敦煌写本《字宝》、《开蒙要训》、《千字文》的直音、反切和异文,从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方面探讨了它们的语音特点,声母有6条,韵母有8条,声调有1条,值得注意。 雷昌蛟文探讨了曹宪《博雅音》中的19条标有“口音”的音切、认为其性质主要是一种方言读音。张洁文对《文选》李善音进行了全面探讨,并确认李善音系是北方音系。李长庚文对《文选》中的“旧音”进行了研究,“旧音”非李善音,一般都认为它是李善以前就有了的,早年黄侃曾有所论列,但语焉不详,并疑为是隋唐之际“选学”大兴时的产物。但作者研究后认为“旧音”是李善以后五代宋初时作的。“旧音”的性质以及它到底是属于中古音还是近代音尚需进一步研究。黄淬伯书是作者对其二十年代末出版的旧作《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的全面改作。全书共分六章,分别为:绪论、声母、韵母、声调、唐代关中方言音节表,四种音系的比较。书末附录有作者已刊旧文6篇。 作者认为唐代关中方言有30个声母、88个韵母和平上去入四个声调。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若干新的见解,值得注意。但有些看法,如认为庄组与精组合一,均为ts、ts‘、dz、s、z,端组知组不分,均为t、t‘、d、n,似乎还可进一步研究。
3.4 近代音研究
可分为总论和断代音研究两项。总论有李新魁《近代汉语南北音之大界》(中国语言学报第8期1997),蒋冀聘、 吴福祥的《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张卫东《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1998.3)、《北京音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同上1998.4)、《威妥玛氏〈语言自述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1998.4),张玉来《论近代汉语官话韵书音系的复杂性》(山东师大学报1998.1),叶宝奎《谈清代标准音》(厦门大学学报1998.3)等。李文认为南音、北音反映的是汉语方言的两个大分界。 唐代以后的文献中南音和北音常常对举,有时概指南北两大类方言,即南方各方言(楚语、闽语、吴语、粤语)和北方各方言(燕音、中州音、西音、齐音或东音),有时专指吴语和燕语(北京话)。长期的南北两大类方言的影响,使得近代汉语的共同语也存在南音与北音的差别。该文总结了近代汉语南北两大类方言的声母、韵母、声调上的主要差异,以及在这些差异的影响下,近代汉语共同语中的南北之别。蒋、吴之书共分“文字、音韵、词汇、语法”四部分,其音韵部分(48—184 页)共分四章,第一章晚唐五代音系;第二章宋代语音,第三章元代语音,第四章明清语音,分别对各时代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进行了综述和研究。后面五文主要讨论近代汉语官话音及标准音的音系基础问题。
五代两宋语音研究,材料较多,有诗词用韵、音切资料、对音资料。诗词用韵的研究主要有哈平安《五代两宋词的入声韵部》(语言与言语障碍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刘晓南《从宋代福建诗人用韵看历史上吴语对闽语的影响》(古1997.4)、《宋代福建文士用韵中的阴入通押现象》(语刊1998)、《南宋崇安二刘诗文用韵与闽北方言》(中国语文1998.3),杜爱英《清江三孔诗韵考》(古1997.1)、《北宋诗僧德洪用韵考》(山东师大学报1998.1),王恩保《吴淑〈事类赋〉用韵研究》(古1997.3),张令吾《北宋诗人徐积用韵研究》(古1998.1),徐健《〈刘知远诸宫调〉残卷用韵考》(古1997.2)等。此中哈平安的论文颇多创获。该文认为,五代两宋词的用韵,其入声韵可分为两个阶段:五代到宋初王诜、苏轼以前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韵尾—p、—t、—k并存;从王诜、苏轼开始到宋末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除了少数人以外,韵尾—p、—t、—k的对立已不存在。在第一阶段,入声可分为七部:通摄入声为一部(屋烛部—uk),江宕两摄入声为一部(药铎部—
音切资料的研究主要有冯蒸关于《尔雅音图》音注研究的系列论文:《〈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五代宋初等位演化:兼论〈音图〉江/宕、梗/曾两组韵摄的合流问题》(语刊1996)、《〈尔雅音图〉的疑母》(云梦学刊1997.1)、《〈尔雅音图〉的声调》(语言研究1997.1)、 《〈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五代宋初重纽韵演变》(走向新世纪的语言学,万卷楼图书公司,1998)、《〈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五代宋初重韵演变》(汉刊1998)。其第一文主要讨论了中古二等韵和中古三等韵在《尔雅音图》中的种种变化。第三文根据声母与声调的关系,分类统计中古音的声调系统在各韵部中的反映,最后确定《音图》有7个声调。这一声调特点虽不见于现代的诸官话方言, 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则是完全可能的。其第四文长达6万余字, 详细论述了中古重纽韵在《音图》中的演变情况。其第五文的主要价值在音韵演变理论方面,上文已经述及。另外蒋冀骋《论〈尔雅音图〉的声母系统》(古1997.4)对冯氏《〈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宋代知庄章三组声母演变》(汉1994.3)一文的结论提出商榷,认为《音图》的舌齿音声母是知、庄、章三分,而不是如冯氏所说的两组音:知[,二]与庄为一组,知[,三]与章为一组。蒋氏的立论根据是:直音注音除了同音相注外,还存在音近相注的情况,并以《广韵》为依据检核了有关注音例。笔者认为蒋君的看法恐不能成立:首先认为直音注音存在相当数量的音近相注只是一种假设,至少在《音图》的注音中应基本上是同音相注,即使连声调相差一点也不可以,如《音图》中有这样一例“(570 )灑(音筛上声)”,于此可见一般;其次作者以《广韵》所收字为依据作为判断音同、音近字的标准恐有未妥,如果《音图》的作者的确是五代后蜀(公元934—965)的毋昭裔的话,当时《广韵》尚未成书。而根据我的感觉,《音图》注音与其说是根据《广韵》,毋宁说是根据《集韵》,因为它与《集韵》的音切更为相合,《集韵》收字比《广韵》多一倍,在注音选字上更具有优越性,当然毋昭裔在当时也不可能见到《集韵》,毋昭裔在注音时是否根据某本韵书,也仅仅是一种推测,很可能并非如此;第三,认为《音图》中知、庄、章三分的结论尤其令人怀疑,据我所知,至少在除《切韵》系韵书以外的所有历史音韵文献中还未见有这种三分的情况,据此,我们认为蒋君的看法恐难于成立。研究音注的论文还有李无未《南宋〈示儿编〉音注的浊音清化问题》(古1996.1)、《南宋〈示儿编〉“声讹”的正音性质》(语刊1996)、王晓坤和李无未《南宋〈示儿编〉“声讹”中的“俗读”音》(延边大学学报1996.2),孙建元《吕祖谦〈音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经〉记略》(古1996.3)、《董衡、吕祖谦、萧常音释中的方音现象》(语刊1998)等。
研究宋代梵汉对音的论文有:张福平《天息灾译著的梵汉对音研究与宋初语音系统》(薪1996),储泰松《施护译音研究》(薪1996)二文。天息灾(?—1000年)生于北印度迦湿弥罗国,曾来华译经,张福平文据此研究了宋初的语音系统;施护(?—1017)是北天竺乌填曩国人,亦曾来华译经,储文据此研究了宋初汴洛方音。
研究宋代韵图系资料的有马重奇的《〈起数诀〉与〈韵镜〉〈七音略〉比较研究——〈皇极经世起数诀〉研究之二》(语刊1996)一文。
元代音研究,主要有杨耐思《元代汉语的标准音》(薪1996),郑张尚芳 《〈蒙古字韵〉所代表的音系及八思巴字一些转写问题》 (李1998)二文。杨文认为反映元代汉语实际语音的有两系韵书,一系可以拿《中原音韵》作代表,同系的还有卓从之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无名氏的《中原雅音》等。另一系可以拿《蒙古字韵》作代表,同系的有黄公绍、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和《韵会》卷首的《七音三十六字母通考》等。这两系韵书所表现的语音不同是一种共时差异,但具体性质为何,曾有几种不同见解,作者认为它们所反映的都是当时的标准音,但前者是口语标准音,后者是书面语标准音。郑张尚芳文共分4 节:一、《蒙古字韵》代表的音系,认为该音系是中原音,并且是以金末的中原读书音为准的;二、声母问题,讨论了三个问题:全清全浊各母到底读清读浊、影喻匣三母为何各分为二而成为六母、知庄章母的读法;三、韵母问题,讨论了h和的音值问题;四、入声问题, 认为当时入声应既有入声读法又有来自俗语的舒声异读。这篇论文对于澄清此前研究的有关误解非常重要。另外宋蘅的《元曲假借字的音韵研究》(语丛第二十一辑,1998)一文也很值得注意,该文根据元曲中出现的473组假借字从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方面研究了元曲音韵系统,是一篇从假借字角度研究元音音韵的力作。
明代音韵研究,有综合性的研究,有研究韵书的,有研究韵图的,有研究音注书的,有研究韵语的,主要有:张鸿魁《金瓶梅语音研究》(齐鲁书社,1996),该书除绪言外共分三章:第一章语音材料的开掘,第二章用韵研究,第三章语音特点分析,第三章共分20节,讨论了20个近代汉语音韵问题,但本书在材料方面的发掘和运用最具特色。本书根据八类材料对《金瓶梅》一书的语音特点作了发掘。这八类材料是:(1)谐音名称(21例);(2)谐音故事(8例);(3)谐音歇后语(33例);(4)新造形声字(38例);(5)异形词(112例);(6)同音替代字(100例);(7)诗词曲用韵(370首); (8 )文谣用韵(约120例)。在如此丰富的材料基础上,从声、韵、调、轻音、 儿化等方面对《金瓶梅词话》的语音系统进行了全面分析。韵书方面有忌浮《〈洪武正韵〉一二三》(语苑1998)、《〈洪武正韵〉支微齐灰分并考》(古1998.3),郭力《古清入字在〈合并字学集韵〉中的归调》(语19辑,1997)。韵图方面,有邵荣芬的《〈韵法横图〉与明末南京方音》(汉1998.3)和郭力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的唇音字开合口问题》(语刊,1998)。邵文发现《韵法直图》有袭用《韵法横图》之处,从而跟一般的看法相反,认为《横图》成书在《直图》之前。文章根据《横图》的韵表和表注,考出了当时的南京音系。声调5个, 全同今日南京话。声母21个,跟今日南京话的主要不同只在于明母仍是v,n 与l不混,tc系声母还未出现。韵母与今日南京话的差别略多一些,如—n 还未鼻化,—uon(官)与—uan(关)仍有区别等。音注书研究方面,有甄尚灵、张一舟的《〈蜀语〉词语的记录方式与〈蜀语〉音注所反映的音类》(李实学术研讨会文集,语文出版社,1996),明末清初遂宁人李实(1597—1674)的《蜀语》一书共收四川方言词语563条, 共约万言。本文研究《蜀语》音系有20声类,39个韵类,声调分平上去入,而平声又分清浊,即清(阴平)、浊(阳平)、上声、去声、入声。韵语研究方面,有刘广和的《刘伯温乐府歌行古体诗韵考》(语刊1998)。
清代音韵研究,主要有潘家懿《从〈方言应用杂字〉看乾隆时代的晋中方言》(山西师大学报1996.2),邵荣芬《〈康熙字典〉注音中的时音反映:声母部分》(薪1996),方环海《论〈古今中外音韵通例〉的音系性质及其语音史地位》(古1998.2),金有景《汉语史上
音的产生年代》(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3)等。此中潘文研究了清1773年出版的《方言应用杂字》一书,该书收42000 字(包括重文),旁注约25000字,全书按义类分为25类。该注音反映了200多年前山西晋中方言的语音面貌。邵文根据《康熙字典》注音中直音和反切的不一致,考证出18世纪官话的声母系统。除舌面音tc系声母的出现不太能确定外,其余跟今日普通话已无区别。金有景文认为支思韵字开始读成实在的舌尖音
是较晚的事情,大概在樊腾凤《五方元音》(1654—1664年)和赵绍箕《拙庵韵悟》(1674年)里才产生。此说比始见于晚唐一五代说晚七八百年,比始见于《切韵指掌图》说晚四百多年,比始见于《中原音韵》说晚三百多年,是一篇有重要发现的论文。
音韵演变,一般分成两大部分,一为上古至中古的演变,一为中古至近现代的演变。关于前者,主要论文有郑张尚芳《汉语介音的来源分析》(语刊1996)、《汉语史上展唇后央高元音
、i 的分布》(语刊1998),潘悟云《三等腭介音的来源》(李1998)等。此中郑张的论文实不只是局限于上古至中古的演变,也有相当篇幅涉及到中古至近代的演变。二文均是以他自己的上古音体系为出发点来讲语音演变,文中颇多新见,前一文共分二节,分别论述了i介音的源流和u介音的来源两个问题。潘悟云文论述了中古三等腭介音原来是没有的,它来源于上古的短元音。关于中古至近现代音的演变,在多数论述近代汉语音韵的论文中均涉及到这一问题,所以专门的论述就不多见了。杨荣祥的《中古音和现代音对应中的变例现象》(语19辑,1997),郭力的《近代汉语后期几个字的声母演变》(语苑,1998)、叶宝奎《从“入配阳”到“入配阴”:看汉语近代音的演化》(语刊1998)三文可供参考。
4.汉语音韵资料研究
笔者曾把汉语音韵资料分为18类,即:(1)古文字资料,(2)《说文》小篆系资料,(3)古韵语资料,(4)通假字资料,(5 )譬况、读若、声训资料,(6)直音资料,(7)古拟声词资料,(8 )反切资料,(9)异读字资料,(10)古连语资料,(11)韵书资料, (12)等韵图资料,(13)同源词(或称同族词)资料,(14)明清两代外国传教士的拼音记录资料,(15)非汉语文字的汉字对音资料,(16)现代方言与域外译音资料,(17)汉藏语系音韵比较资料,(18)其他(冯蒸1988)。近三年来除了(1)(7)(9)(17)(18 )五项资料未见到专文论述外,其余诸项资料均有研究。上文说过,语音史的研究与此处资料的研究时有交叉,不易分得很清楚,此处所述多限于对有关资料的考辨与整理,还需与前述之语音史研究合并参阅。
关于古文字(此处暂不包括《说文》小篆)和《说文》小篆中的谐声字问题,赵诚有《上古谐声和音系》(古1996.1)一文。该文论述了上古谐声现象与音系的关系,指出上古汉字往往在不同音系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谐声关系,上古谐声字的形成与后代谐声字的形成在方式上并不一样,商代甲骨文就是先假借而后形成谐声关系的,从商代音系来看,商代甲骨文的假借和谐声是同音的。按:殷商甲骨文的谐声字情况比较复杂,除了有与《说文》相类的标准形声字、亦声字、省声字、多声字、声旁的代换等外,还有两声字,这似乎已超出六书范围,此外,海外有学者提出殷人的语言不同于周人的语言,照此推理,殷人的音系与周人的音系应有不同,换言之,甲骨文的谐声系统应与《说文》小篆的谐声系统对不上,但看来并非如此,所以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古韵语资料,陈德宏的《试说〈周颂·清庙〉的押韵》(古1998.3)对传统认为《诗经》此篇不押韵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钱超尘《黄帝内经太素研究》(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一书共分10章,其第6 章为“《太素》古韵及依韵校勘”,通过校勘讨论了《太素》的韵例问题。
通假字资料,陈伟武的《银雀山汉简通假字辨议》(古1997.3)认为从文字学、音韵学角度研究银雀山汉简通假字固然成绩不少,但也出现了若干疏失,陈文就上作了某些辨正。
关于譬况、读若、声训资料,张能甫《关于郑玄注释中“读为”“读如”的再思考》(古1988.3)认为“读为”、“读如”这两个术语,前人如段玉裁、王力、洪诚等都有研究,但都不太令人满意,为此作者对郑玄注释中出现的“读为”、“读如”进行了一番研理。
关于直音和反切资料,有张金泉、许建平的《敦煌音义汇考》(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孙建元《论研究宋人音释的意义和方法》(文本师范大学学报1997.3),吕朋林《〈尔雅直音〉考略》(语刊1998)。李无未《〈九经直音〉北图藏本三种叙说》(语刊1998)等。《汇考》一书是作者从敦煌写卷中录出除韵书以外的敦煌音义书和注音写卷33种,分列为四部书音义(附有四部书散音汇录)、字书音义、佛道经音义(附有佛道经散音汇录)三大类,每种写卷均有解题,照片(照片如模糊则出录文)和校记。此书是集前人成果之大成的最新研究成果,是研究中古音的一份重要资料。
古连语资料,有沈兼民的《叠韵联绵词的声调》(李1998)一文。
等韵图资料,有潘文国的《韵图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一书。此书共分三编:上编韵图产生的时代(下分9章), 基本观点是韵图产生于唐代。中编韵图排列的方式(下分6章),为本书之重点,阐述了作者对“等”的性质的理解及韵图的结构方式与《切韵》音系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颇多与众不同。下编古韵图的复原(下分3章),在对现存韵图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复原出一个唐代古韵图。聂鸿音《黑水城抄本〈解释歌义〉和早期等韵门法》(宁夏大学学报1997.4)探讨了《解释歌义》的学术价值。
韵书资料,对这项资料从文献学角度加以深入研究的有尉迟治平《韵书残卷DX1372+DX3703考释》(李1998),崔枢华《〈重编广韵〉考》(古1997.2),聂鸿音《俄藏宋刻本〈广韵〉残卷述略》(中国语文1998.2),王兆鹏《〈广韵〉“独用”“同用”使用年代考》(中国语文1998.2)等。
同源词资料,齐冲天著《声韵语源字典》(重庆出版社1997)。此书是继王力《同源字典》之后关于汉语同源词(或称同族词)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论声韵语源;第二编声韵语源字汇;第三编后记。本书对古汉语同源字的考辨颇多新见,有助于汉语上古音研究。
明清两代外国传教士的拼音记录资料,日本学者古屋昭弘的《万济国〈官话语法〉中的罗马字拼音》(语苑1998)一文研究了天主教多明我会会士万济国(F.Varo,西班牙人)的《官话语法》(1682)一书所反映的清初官话音。在本述评中此文是唯一一篇外国学者的汉语音韵论文。
非汉语文字的汉字对音资料,刘广和《〈圆明字轮四十二字诸经译文异同表〉梵汉对音考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4)考订了《圆明字轮译文表》的若干错误; 诸泰松的《梵汉对音与中古音研究》(古1998.1 )一文详细论述了用梵汉对音资料研究汉语中古音时应注意的诸多问题;丁锋《日汉对音资料及其研究价值》(语刊1998)讨论了日汉对音的各种资料。
关于现代方言与域外译音资料,郑仁甲有《朝鲜汉字词音系考》(语刊1998)一文,主要根据《训蒙字汇》(1527)进行研究。
5.汉语音韵学史研究
笔者在(1997a)一文中把汉语音韵学史分成总论、古音学史、 今音学史、等韵学史、曲韵学史和现代音韵学史六部分来加以评述。此外亦依这个框架,但有的部分因未见论著,只能暂付阙如。
综论性的论文,有冯蒸《中国大陆近四十年(1950—1990)汉语音韵研究述评》(1997a),李新魁的《论明代之音韵学研究》、 《梵学的传入与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并见李新魁音韵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
古音学史研究,陈燕《顾炎武对入声的认识及其影响》(语文研究1998.2),《从方音说到合韵说》(语苑1998),李开《戴震语文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李文《论段玉裁的“古异平同入说”》(古1997.2)等论著均有新的开拓。此中李开之书共分三篇,分别论述了戴震在注释学、文字学和音韵学上的贡献。其中以第三编戴震的音韵学为全书之重点,此编共分六节:一、音韵学史专题考论;二、戴震对《广韵》的研究;三、戴震古音学述要;四、戴震声类表研究;五、戴震入声独立对古韵分部的意义;六、戴震古韵分部中的祭部独立。另外第一编第五节“《屈原赋音义》注音系统及其古音学:附《屈原赋音义》注音系统字音表”亦与戴氏的音韵学有关。全书条分缕析,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戴氏的音韵学成就。
今音学研究,李葆嘉《论汉唐的原初音节证音法与反切法的产生》(南京师大学报1998.2),李启文《试论韵书产生的历史背景》(语文研究1997.3),王显《陆序“开皇初”为九年四月十七日前后说的补充》(古1997.3)。此中李葆嘉文论述了读若法、譬况法与直音法是华夏汉人的原初音节证音法。古人的押韵、皆声、二合音不是对音节的音段式或音素式分析。汉末译经底本是梵文和佉卢文本,与吐火罗语文无关。受梵文胡书音义的启迪,在早期佛经汉译的过程中由来华梵僧与其汉人助手发明反切法,反切二分是汉语音节整体性感知到分析性研究的转折,为汉语音韵学研究拉开了帷幕。王显文是对其《切韵纲纪讨论制订的年份》一文的补充论证。在《年份》一文中,王显根据陆法言称呼刘臻等八人的头衔,稽考史传的记载,结合序头语意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推断陆序的“昔开皇初”当为开皇九年4月17日前后。
关于现代音韵学史,冯蒸的《陆志韦四种音韵学著作的补正与说明》(1997b )一文对研究现代著名音韵学家陆志韦的音韵学说很有帮助。
6.汉语音韵方法论的研究
近三年来这一领域发表的论文最少,有李思敬的《关于黄侃古音学“乞贷论证”问题的思考》(薪1996),马智强《古无轻唇音的材料论证和音理论》(益阳师专学报1996.4)、张谓毅《陈澧〈切韵考〉考证条例研究》(语19辑,1997)等。李思敬文讨论了三个问题:1.二十八部十九纽渊源有自;2.稽之《广韵》加以验证;3.纽韵互补与“纽韵互证”。对黄侃的上古音研究从方法论上做了进一步的探讨。马智强文指出清人钱大昕(1728—1804)的“古无轻唇音”说结论是正确的,但论证的材料和论证的推理方面有其不足,并做了补论。张渭毅文是对清人陈澧提出的“反切系联法”有关条例的深入探讨。
以上我们从六个方面对近三年大陆的汉语音韵研究作了评述,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本文常引书刊简称表(按音序排列)
古——《古汉语研究》,1996—1998,湖南师范大学《古汉语研究》编辑部。
古究——《古汉语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96。
汉——《汉字文化》,1996—1998,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汉字文化》编辑部。
汉刊——《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一辑,巴蜀书社,1998。
李——《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98。
邵——《邵荣芬音韵学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薪——《薪火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
语——《语言学论丛》,19—21辑,商务印书馆,1997—1998。
语刊——《语言研究》增刊,1996;1998。
语苑——《语苑撷英》(庆祝唐作藩教授七十寿辰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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