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服务、产业集聚与区域差距_人力资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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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00(2011)01-0039-11

一、引言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传统经济学分析由于其理论范式的缺陷,对空间因素长期忽视,直到新经济地理学派的出现这一“顽疾”才得以克服。新经济地理学派早期的研究主要在劳动力不流动的前提下探讨资本创造以及与资本存量相关的外溢效应。Baldwin(1999)[1]。建立的资本创造模型发现,由于需求关联效应与规模收益递减,经济增长与产业集聚是相互影响的。但这一模型是建立在新古典的规模收益递减的前提假设下,因而无法用于长期动态分析。Martin和Ottaviano(1999)[2]讨论资本存量产生的溢出效应与新资本形成、内生经济增长的关系。一方面,由于贸易成本和规模报酬递增的相互作用,差异产品的生产部门将会向较大的市场转移,因而集聚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强;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活动的集聚带来资本存量溢出效应的增强,降低了创新成本,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劳动力不流动的前提条件下,这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出入。近年来的研究逐渐放松了这一假定,而且最新的研究还关注到劳动力分布尤其是熟练劳动力分布对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Fujita和Thisse(2002)[3]假定研发部门使用熟练劳动力和知识资本进行创新,集聚有助于吸引熟练劳动力集中,从而对长期经济增长是有利的。王洪光(2007)[4]在Fujita和Thisse(2002)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中间产品部门,通过一般均衡分析发现:一方面,熟练劳动力的集聚会提高集聚地R&D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从而吸引较多的制成品企业和中间产品厂商向该区域集聚;另一方面,生产活动的集聚有助于价格水平的下降和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吸引更多的熟练工人集聚于此,加快经济增长速度。

随着产业集聚模式在世界范围的成功,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成为实现区域经济增长与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但诸多学者也发现地区差距成为产业集聚的“副产品”,产业集聚也日益成为地区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一些学者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产业集聚趋势明显的地区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其他“外围”地区要高,地区差距现象显著[5,6](Ciccone和Hall,1996; Ciccone,2002)。Kmt Geppert等(2005)[7]通过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与回归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欧盟15个国家总体上经济趋于收敛,但日益强劲的产业集聚趋势仍在延续。佟光霁和朱广芹(2008)[8]根据2006年对黑龙江省64个县市的调研分析发现,64个县市中产业集聚趋势显著,但与此同时各县市之间的差距也十分明显。在探讨地区差距的原因时,诸多学者将主因归咎于产业集聚趋势的扩大。Karen Helen Midelfart(2004[9]通过对挪威制造业部门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高收入是高集聚的结果,而不是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产业集聚通过要素的重新配置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差距。Mori和Turrini(2005)[10]认为,由于金融外部性的存在,高技能劳动者倾向于留在总体技能水平和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地区差距现象在所难免,Rice和Venable(2004)[11]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Dupont(2006)[12]通过构建NEG模型分析发现,贸易一体化有助于消除地区差距,但这更加促使企业向市场较大的地区集聚,因此会加剧产业分布不均。

通过对诸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回顾,可以发现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是相生相伴的经济现象,这加剧了政府产业政策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矛盾。Kurt Geppert等(2005)研究发现,欧盟一体化政策在促进各成员国经济收敛的同时,带来了一股强大的产业集聚趋势却加大了各成员国内部的地区差距。Dupont(2006)研究表明,实施降低创新成本的公共政策将能实现经济高增长与消除地区差距的双重目标。目前对于产业政策及其对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影响的研究较少,而且存在一个明显缺陷:仅仅将政府的产业政策视为经济发展的一外生变量,而没有将其作为经济发展要素对待,更没有讨论它与其他发展要素的关系。中国现阶段正处于政府转型,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时期,如何运用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建设和谐社会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政策指导价值。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Fujita和Thisse(2002)、王洪光(2007)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公共服务对此问题展开分析。

二、基本模型

假设经济体中有两个区域(A和B),四个生产部门(农产品生产部门A,制成品生产部门M,中间产品生产部门I以及R&D部门),存在两种生产要素:熟练技术工人(H)与非熟练工人(L)。非熟练工人不能在区域间流动,且每一地区在不同时期拥有的非熟练工人的量为恒定的,为;熟练工人可以在区域间流动,但整个经济中熟练工人的总量是不随时间而改变的,为不失一般性,将这个数量标准化为1。

(一)消费

每个人都可以从消费产品与享受公共服务中增加福利水平。假定所有工人都具有相同的跨时效用函数,定义U为①: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当两个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足够接近1/2时,政府公共服务消除地区差距的作用有限;当一区域较另一区域具有明显的人力资本优势时,政府公共服务有助于消除地区差距,实现经济均衡增长。

数据集合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1~2008)和《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8)中关于1999~2007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为了考察政府公共服务对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在全国范围与各地区是否有不同的表现,本文进一步将样本数据分为6个数据集合。按照一般的分组方法,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5个省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个省市;华东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7个省市;中南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6个省市;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5个省市;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个省市。各地区各数据指标选取如下:

1.产业集聚(N):选取1999~2007年各地区企业数表示各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

2.经济增长(Y):选取1999~2007年各地区经济总量表示经济增长情况。由于年鉴中的数据是由当年价格计算的价值总额,考虑到消除价格因素变量的连续性和可比性,这里采用GDP平减指数(=100)来消除价格因素。

3.运输成本(Tr):运输成本的大小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状况;二是交通工具的数量,二者相互影响,缺一不可。因此,本文采用年末实有道路数量和年末公共交通运营数量两个指标的几何平均数来衡量运输成本的大小。

4.人力资本(HC):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与可获得性,本文选用各地区年末职工数来表示各地区人力资本的多少。

5.政府公共服务(PS):政府的公共服务是个综合的概念,这里选取教育事业支出、卫生经费、社会保障支出三个指标的几何平均值来表示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

6.地区差距(VC):这里采用各地区经济总量的变异系数来衡量地区差距的大小,计算公式为VC=

为各区域经济总量的平均值。

(二)模型的实证结果

根据前述的指标选取以及计量模型,通过Panel Data模型估计模型1,实证结果见表2⑥:

从表2中可以看出:

第一,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是不确定与非均衡的。从全国范围和华东地区看,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从其余地区看,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却是非均衡的。东北地区和中南地区的运输成本每下降1%,产业集聚将分别下降1.4%与0.09%,这说明这两个地区产业集聚的离心力在增大,如何兼顾基础设施建设与其他配套措施将是这些地区在未来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华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的运输成本每下降1%,产业集聚将分别上升0.14%、0.94%、0.47%,说明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仍是稀缺资源,基础设施建设急需加强。

第二,政府公共服务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有限。从表2中,可以看到,除东北地区之外,全国其余各地区政府公共服务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不足0.1%,说明政府公共服务并不构成产业集聚向心力的主要来源。从政府公共服务作用的方向上看,除东北地区外,其余各地区政府公共服务与产业集聚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各地区都重视产业集聚区建设,政府公共服务更是“血拼”式发展,竞相模仿,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怪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公共服务的实际效果。

第三,收入水平是产业集聚形成的关键因素。除西南、西北、华北地区外,其余地区收入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都在1.2%以上,这表明产业集聚将以快于收入水平增长的速度快速前进。由于收入水平关乎企业选址,在循环累积效应的作用下,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集聚在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因此如何扩源增收将是产业集聚趋势能否持久的关键。

同理,也通过Panel Data模型估计模型2,结果见表3。

第一,政府公共服务是缩减地区差距的关键。从表3中发现,全国各个地区政府公共服务与地区差距呈现负向关系,而且作用的强度基本达到0.4%左右,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适时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是缩小地区差距的重要举措,也是帮助落后地区实施经济赶超的关键。西南和西北地区政府公共服务每增加1%,地区差距将分别缩小0.48%和0.46%,说明公共资源在这些地区显得尤为匮乏,急需加强。

第二,人力资本是地区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除东北和华东地区外,人力资本对地区差距的影响都较大,尤其是西南和西北地区,弹性系数分别高达0.535和0.546,说明人力资本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更是决定地区差距程度的关键。在表3中看到,政府公共服务对于缩小地区差距作用斐然,其实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力资本区域分布差异很大,有些地区人力资本富余,而另一些地区匮乏。随着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式发展方式转变,对人力资本的依赖将与日俱增,人力资本分布不均与地区发展差距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在全国范围分区域,突出重点,推行基础设施建设。在过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运输成本一直是制约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摆在突出的位置。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各地的基础设施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再像过去全国范围地铺开基础设施建设已不合时宜,应该根据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适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前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华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已不成为产业集聚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东北和中南地区应寻求基础设施建设与其他配套措施的均衡;西南和西北地区则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打破区域限制,建立统一市场,放大政府公共服务效能,是实现产业集聚与缩小地区差距的关键。前文实证分析已经证明,政府公共服务是缩小地区差距的关键,但由于“区本位”倾向依然严重,政府公共服务竞相模仿,相互竞争,大大降低了政府公共服务效能。无论是在促进产业集聚发展,还是缩小地区差距方面,政府公共服务都没有发挥其应有功效。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如何打破区域限制,实现统一市场,为政府公共服务发挥其效能寻求更大的舞台与实现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最大化创造条件将成为实现产业集聚与缩小地区差距的有效举措。

第三,适时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产业集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支撑,目前各区域人力资本分布极不均衡,人力资本分布的不均衡拉大了地区差距;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分布不均也使产业分布由集聚走向分散成为可能。因此,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动各地人力资本存储是实现区域集聚式增长的关键。随着区域集聚式增长模式的持续,必然惠泽各区域经济发展,为缩小地区差距添砖加瓦;同时促使人力资本有效配置的形成,为缩小地区差距提供智力储备。

收稿日期:2010-11-10

注释:

① 这里采用了Luis Lanaspa等人(2004)[13]将政府公共服务引入效用函数,但是本模型省略了由政府公共服务带来的拥挤效用的分析。

② ζ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政府对于各经济主体的公共服务需求的满足程度。

③ 由(24)式变形可知:

④ 在本文运用收入比来衡量收入差距的程度,即区域A与区域B的收入比值越大,收入差距的程度越大。

⑥ 在方程的估计过程中,本文对模型中不显著的变量进行剔除,表2、3中均为剔除后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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