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诗的散文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陶渊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要言情，也要有感慨，有议论。议论一多，散文的特征便渗透于诗中，而这种试验的过程是缓慢渐进的。到了陶诗，出现突变，以大量的议论来发抒日常生活的哲理。散文的结构，频频出现的虚词，逻辑推理的各种散文句式，全方位出现。而且能以平淡而又浓烈的感情注入其中，因而他的议论具有一种自开生面的散文美，启迪杜甫和韩愈，特别是对宋诗带来深刻的影响。
一 陶诗散文美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文学走进自觉时代，建安诗人首先有意把赋体文学的铺叙引入诗中。诗与赋的亲切“对话”，亦标志五言诗的成熟，以及表现手法的初步扩展。建安之杰曹植除此以外，还在诗语的华茂方面做了极大努力；其次，西晋太康群英接受曹植的启迪，由建安的主观抒情转入客观描写，功能的转换引发全力以赴地丰富诗的辞藻，虽“力柔于建安”，却“采缛于正始”；东晋玄言诗，则是清谈家把诗硬拉进自家门槛。玄学与诗别扭“对话”，注定这种以“山水媚道”方式实验的失败。然而它的“副作用”却颇引人深思：一是刘勰所说的“玄言告退，山水方滋”，玄言诗对山水诗的滋生起了催生剂作用；二是玄言诗的平淡，虽然淡而无味，却引发陶渊明诗平淡风格的形成；三是玄言诗原本是讨论人生，以议论为目的，同样启迪了陶诗，注入了大量议论。如果去掉陶诗里的议论，就没有多少风景线了，就会像失去精气神一样，亮丽不起来。议论原本是哲学家、政论家的本领，宜于以散文来表现，然而陶诗成功完成诗与文的“对话”，以议论为诗，标志着五言诗的表现功能出现飞跃发展。
把散文的手法引入诗中，原本是议论的需要。除了句式与不押韵以外，散文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那些异常活跃的虚词。自《诗》《骚》以降，虚词在诗中的出现，不能说是陌生的，但主要集中在少量的语气助词和连词上。就连以议论为归宿的玄言诗，也没有使用多少虚词。所借助的“山水”需要描写，描写对虚词是不会有什么兴趣的。陶渊明的田园描写属于写意性的，简朴的田园诗之所以那么引人上心，这和诗中深刻的议论是分不开的。不仅他的田园诗带有鲜明的议论色彩，而且比重很大的咏怀诗更接近哲学诗了。在他的诗中无处没有议论，而他的议论又那样卓绝精彩。所以，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人，就把他和杜甫、韩愈视为宗法的偶像。情辞丰美的唐诗，比起宋人崇陶的浓烈，就显得淡漠得多。王、孟、韦、柳学陶，但未留意陶的议论，仅在描写上各得其一面。白居易注意到了议论，却“俗”得走了神。王、孟诸家仅得其写景之形，而真正得其议论之精神者，还应是杜甫和韩愈，三家以议论为诗，本身就呈现了其间的血缘关系。
陶诗的议论，传递的是心中的块垒，发抒自然且具浓厚情感。经过了情感的过滤与选择，所以是诗化的，以文为诗的趋向反倒不容易看出来。所以说到以议论为诗，首先就是杜、韩，很少人想到这位田园诗人。钟嵘《诗品》说当时“世叹其质直”，甚至视为“田家语”，就等于说陶诗属于农夫的口头“散文”。最早注意陶诗中的虚词，大约是清人施闰章的《蠖斋诗话》。其“诗用‘而’字”条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公偶然入妙；次之‘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便下一格。”①对虚词入诗本存芥蒂，就很难发现陶之以文为诗。朱自清《陶诗的深度》说：“他用散文化的笔调”，有些诗句用的“都是从前诗里不曾有过的句法”②。出版于建国前两年的萧望卿《陶渊明批评》说：陶渊明“用比较接近散文的组织写诗，以语言自然的节奏为基调”，“到他手里，才是更广泛的将日常生活诗化”，而且“用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③。而详细考察虚词入诗，应是对宋诗有特别感情的钱锺书先生。《谈艺录》“诗用语助”条，据人统计，涉及自汉至明的诗人一百二十五人，诗作二百九十六首，认为“周秦之诗骚，汉魏以来之杂体歌行”，“或四言、或五言记事长篇，或七言，或长短句，皆往往使语助以添迤逦之概”。又言：“唐以前惟陶渊明通文于诗，稍引厥绪，朴茂流转，别开风格。”④自兹五十年后，始有一二论陶专著，或就一两首诗，或就句式、虚词，予以具体讨论。至于深入研究，尚须进一步努力。
对陶诗特别宗仰的苏轼，共和陶诗一百零九首，真是所剩无几。虽然邯郸学步永远不会见好，但对理解陶诗却能渐进佳境。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说：“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蔼蔼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对此，惠洪认为：“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⑤所谓“散缓”就是说缺少诗的凝炼，或者说带有散文化的性质。东坡的“初看”，属于以文为诗的宋人的敏感。“熟看有奇句”等于说“散缓”如文的陶诗，却有奇拔的诗句。所举三例，首例为江淹的拟陶诗，即《杂体三十首·陶征君田居》，风格的“散缓”自不待言。剩余两例，均为陶诗名句，因为看惯了，或者听到的赞美多了，觉得诗意盎然，够得上东坡所说的“奇句”。实际我们失去了一种“陌生感”，这就是“初看若散缓”，他们都是一句一景，乍看互不粘连，没有对偶句一看即可感受的诗意，确实带有散文化的特点。惠洪的意思谓陶诗寓意高妙，也就是把这些松散字句可以连接起来，而且自然得没有痕迹。以上指出陶诗的两个特点，一是“散缓”，有散文化倾向；二是寓意高远，造语精到而自然。姜夔《白石道人诗说》说：“陶渊明天资既高，趣诣又远，故其诗散而庄，淡而腴，断不容作邯郸学步也。”⑥这实是东坡意见的回响。所谓“庄”，盖指陶诗多议论而志趣高尚。许学夷谓陶诗“不宗古体，不习新语，而真率自为一源，然已非唐体矣”，而且还有“快心自得而有奇趣”⑦的一面，即称心而言，冲口即道，实亦是散文化特点。这种散文化与古体或者新语(当谓玄言诗)，均有不同。清人则言“常见俗语，惟靖节、子美能用之”⑧，这是从语言角度指出散文化的特点。
先前的论者从风格、议论、用语已感知陶诗的散文化趋向。从接受史看，宋人宗陶之所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的共同审美趋向是宋人从陶诗中得到了一种亲切兴奋的和鸣。
散文化确实是陶诗的显著趋向，陶诗风格真率、自然、平淡，以及喜好议论都与散文化趋向有关。平淡与好议论是东晋时代共有的审美趋向，比如玄言诗即复如此。然诗的文化在陶诗则“自为一源”，而与玄言诗的“新语”有别，与先前五言古诗亦非同流。许学夷指出陶诗“快心自得而有奇趣，乃次山、白、苏之所自出也”，即就好议论而有理趣言之，而玄言诗好议论而无意味，又喜对偶，倒与散文美无涉。
二 陶诗的散文结构与虚词
诗的散文美首先体现在陶诗的结构上，即以散文常用的平铺直叙来安排结构，陶诗的平淡自然亦与此相关。即以其名诗言，《和郭主簿》其二先写树绕家园；再言蔬菜粮食充足；又言还有余粮酿酒。最后说儿女绕膝，让人欣然于天伦之乐，至于“华簪”也就淡忘了。就好像一个农夫领着友人参观自己的农庄，一一言说不以琐屑为嫌，拥有满怀的勃勃兴致。这种自然就显得“散缓”。由于家常语说得亲切新鲜，自足语说得欣然有致，故使人味之意怡，反倒觉得诗好。《归园田居》其一先说过去入仕的遗憾，现在终归园田。又云宅有几亩，屋有几间，房前如何，屋后怎样，庭院干净与否，生活于此忙闲又是怎样。如数家珍絮絮不已，最后再回过头说，在官场待久了，就觉得这儿更自由，更可爱了。这又是一马平川的松散结构，中间写景与游记移步换景结构一般无二，平铺直叙，一一观赏而不剩其余。平淡而热情的语言，亲切而有味的写景，真挚而自然的议论，才使这首诗意味盎然。
夹叙夹议也是陶诗组织结构之一法，所体现的散文松缓特色更为明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先说人生要自食其力，再叙早出晚归的劳动；然后反跌出田家苦四体疲来，然而却“无异患干”，回旋到劳动的好处，又描写劳作后檐下斗酒的快乐，最后表示乐意长久地这样生活下去。著名的《读山海经》其一亦用叙议交错组织结构，先写树木绕屋，好鸟和鸣，欣然得其所在；再叙写耕读生活，又发拒绝与官场来往的议论。再叙言有酒有菜与夏天如何凉爽宜人，还能称心如意读书。最后议论说，看看世界与人生，过这样的日子不让人快乐那才是怪事。《拟古》其七把写景与叙事交错，最后出之议论，亦属此类。他如五言诗《答庞参军》、《酬刘柴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连雨独饮》、《戊申岁六月遇火》、《杂诗》其二、《拟古》其四、《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等均复如是。《咏荆轲》以叙事为主，而又以议论句“君子死知己”、“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惜哉剑术疏”分别插入叙述中间，由于叙多而议少，所以显得结构紧凑。但这种章法，在陶诗中并不多见。
陶诗常见结构还有三种：一是议论——写景(或抒情)——再议论；一是通体议论；一是叙与议，前后分成两节。由于这三种都是以议论为主，所以更见出散文的特色。最为著名的《饮酒》其五，开头四句与结尾二句均为议论，只有中间四句写景，由于痕迹明显，人们往往欣赏采菊东篱、悠然望山的景句，而忽视开头的议论，然而好议论的宋人对此却极感兴趣。客观所形成的平分秋色，和结构布局块状性相关。《拟古》其六，《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岁暮和张长侍》，《九日闲居》，《杂诗》其三、其四、其七、其八，《桃花源诗》，《挽歌诗》其一，都是两头议论，中间叙述。通体议论诗在陶诗中亦不少，如《形影神》三首，《杂诗》其一，《饮酒》其一、其二、其三、其六、其十一。先叙述或写景，后加议论，前后分成两橛，亦每见于陶诗，如《和郭主簿》其二，《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己酉岁九月九日》，《移居》其二，《拟古》其七，《读山海经》其九、其十、其十一，《有会而作》，《乞食》。总之，以上三种结构，除了通体议论外，多数议论在诗中占的比重较大，无疑增强了散文化的成分。
陶诗的散文，除了结构松散，议论所占比重大的特征外，另外一个重要特质，就是大量使用散文常用的虚词，增大了诗的散文因素。散文常用代词“之”，在陶诗中俯拾皆是，如“我今始知之”、“有酒斟酌之”，用于句尾者为押韵，用于句中者多作为介词的宾语。“霜露荣悴之”、“好风与之俱”、“食之寿命长”；还有用如动词者，如“不知竟何之”、“魂气散何之”、“请从余所之”、“彼此更共之”，亦作韵脚字，但却作动词用。见于散文而不大常用的“兹”，于诗尤为罕见，陶诗却乐用而不倦：“兹契谁能别”、“勉励从兹役”、“人道每如兹”；“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上句已出现代词“此”，“兹”仍见于下句；“孟公不在兹”、“高风始在兹”、“自我抱独兹”、“既已不遇兹”，四句各用了三个虚词；“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谓人独灵智，独复不如兹”，其中两个下句，用了三个虚词。还有代词“尔”，诗家亦少用，陶诗却很喜用：“必尔不复疑”、“正尔不能得”、“思留尔为邻”、“达士似不尔”。最为习见的代词“此”，亦习见于陶诗：“怀此颇有年”、“此人皆焉如”、“方此岂不乐”、“过此奚所须”、“此已非常身”，除第一句外，余皆并用三个虚词。还有代词“然”，如“此士胡独然”等。另外还有代词“斯”与“伊”，前者如“斯人久已死”、“斯人乐之生”，后者如“伊怀难具道”、“伊人亦云逝”等。以上代词一入诗中，减少了所代名词的外露，本身所具的暗示，凭添了不少的平和。另有“者”字，如“成功者自去”、“安贫守贱者”、“伊余何为者”、“帝者真用才”、“仁者用其心”，这些“者”字，无论是代名词，还是表提示停顿的助词，使句子散文化异常显明。另有代词“其”，如“其事未云乖”、“其人虽已没”、“其国有放土”、“非为卜其宅”、“即日弃其官”、“我欲观其人”。至于代词“我”、“吾”、“予”，包括小序四言诗在内，其数量依次为九十二、三十、一百二十三，合共二百四十五次。陶诗共一百二十五首，平均每首将近两见。由此可见陶为主体性诗人，和屈原、李白相近。第一人称在诗中用得多了，加上多用代词，其诗散文化程度则不言而喻。
至于带有浓重感情的疑问代词“岂”，数量就更为可观：“天岂去此哉”、“岂不以我故”，以上两句均用三虚词；“岂忘游心目”、“岂不在一生”、“岂不饥与寒”、“岂忘袭轻裘”，以上用于句首；还有用于句中者：“春兴岂自免”、“人生岂不劳”、“田家岂不苦”、“贤哉岂常誉”、“江山岂不险”。还有作用相同的“安”、“讵”，用“安”者，如“安得久离析”、“安知物为贵”、“安得不为欢”、“安得不相语”，此用于句首者；用于句中者，如“是非安能觉”、“君命安可违”等。用“讵”者，如“良晨讵可待”、“方此讵不乐”、“当年讵有几”、“所保讵乃浅”、“栖迟讵可拙”、“违己讵非迷”。另外还有“胡”、“何”、“奚”、“遑”、“如何”等，用“胡”者，如“胡为不自竭”、“胡事乃踌躇”。用“何”者，如“何必升华嵩”、“何必骨肉亲”、“何尝失显默”、“何人得灵长”、“何时更能尝”、“何时见余辉”、“何事空立言”；用于句中者，如“今复在何处”、“心在复何言”、“在己何怨天”、“已矣何所悲”、“余荣何足顾”、“登车何事顾”、“乔柯何可依”、“伊余何为者”。用“奚”者，如“奚觉无一人”、“奚止千万祀”；用于句中者，如“过此奚所须”、“去去当奚道”。用“遑”者，如“遑恤身后虑”。用“如何”者，如“如何蓬庐士”、“如何绝世下”、“如何辛苦悲”、“如何舍此去”。还有“孰”与“谁”，前者如“孰敢慕甘肥”、“孰若当世士”、“孰是都不营”；用于句中者，如“既来孰不去”；后者如“谁当为汝誉”、“谁谓不知时”、“谁谓形迹拘”、“谁言客舟远”。又有以“焉”为“何”者，如“焉测尘嚣外”、“空叹将焉如”、“此人皆焉如”。又有“宁”者，如“宁效俗中言”、“宁似东陵时”。还有以“可”为“岂可”者，如“理也可奈何”。以上调查，不敢说没有遗漏，但仅此就已经让人惊诧，他那一百二十五首五言诗，怎么用了这么多的疑问代词？且几乎全部用在议论性句中！陶渊明的苦闷不平与悲凉慷慨，于此最为显见。陶诗议论之多，散文化趋向之显明，由此不也昭然在目吗？
除了代词，其他如语气舒缓的连词“亦”，可使句子流转迤逦，陶诗也往往用得情态多样。如“不驶亦不迟”、“亦知当乖分”、“哀哉亦可伤”、“他人亦已歌”、“吾亦爱吾庐”、“良苗亦怀新”、“校书亦已勤”、“身没名亦尽”、“亦复可怜伤”、“一生亦枯槁”，也出现十四次之多。用递进连词“且”者，如“且有后世名”、“猿声闲且哀”、“天道幽且远”、“冬日凄且厉”，以及“拔置且莫念”。用转折连词“而”者，曹植《吁嗟篇》与徐干《室思》用于句中，表示小转折。陶则见于偶数押韵句之首，以显示大转折，更为生新有力。如“而以求自安”、“而无车马喧”、“而不爱文术”。用让步连词“虽”者，如“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虽留后世名”、“虽微九重秀”、“虽未量岁功”、“虽无挥金事”、“虽无纪历志”、“虽有五男儿”。还有用表示停顿或语气的助词“也”、“哉”，用“也”者，如“馁也已矣夫”、“赐也徒能辨”、“理也可奈何”，“也”字提示停顿，突出对主语的亮相与感慨。用感慨语气更为厚重的“哉”者，如“贤哉岂常誉”、“哀哉亦可伤”、“当复何及哉”、“天岂去此哉”、“阔哉秦穆谈”、“谅哉宜霜柏”、“邈哉此前修”。用程度副词“已”者，如“我本淹已弥”、“此情久已离”、“岁月好已积”、“即事如已高”、“本谓事已及”、“百卉俱已腓”。还有用“甫”、“曰”、“伊”、“聿”、“云”、“薄”者：“九州甫已一”、“曰余作此来”、“伊余何为者”、“离言聿云悲”、“薄作少时邻”。其他如用“乃”者，“乃言饮得仙”、“乃不见吾心”、“千载乃相关”。又有用“爰”者，如“爰以履霜节”、“爰得王母心”。又有表示“或许”义的“庶”字，如“庶以善自名”、“庶无异患干”。另有“复”字，用在副词、连词、动词、形容词后，组成复音词，在陶诗中也大量出现。用在副词后者，如“数斟已复醉”、“已复至天旭”，此为“已复”；“远望时复为”、“时复墟曲中”，此为“时复”；“若复不快饮”、“今日始复来”、“聊复得此生”，此为“若复”、“始复”与“聊复”；“奈何当复衰”、“当复如此不”、“当复何及哉”，此为“当复”。用在连词后者，如“亦复可怜伤”、“独复不如兹”。用在动词后者，如“无复东西缘”、“死没无复数”、“值欢无复娱”、“一毫无复意”、“未复见斯侍”。用在形容词后者，如“此事真复乐”、“举世少复真”。这些“复”已虚化为助词，用在散文中有舒缓语气作用，而用在诗中似乎带填充性质，积极意义不大，但细味则有淡淡慨然，加重了前面副词或形容词的情感。而且也加强了散文美引人思考的逻辑效果。这类复音词最早见于中古，可以说追求散文化的陶诗，成了这类词的广阔试验园地。数量之多，非此前与同时者所可比。
另有表示“究竟”义的“定”字，当为口语词汇，简洁适于诗。最早出现在陶诗中：《连雨独饮》“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拟古》“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后来《世说新语·言语》有“卿云艾艾，定是几艾”，亦见于口语。还有“自”的虚化意义非常灵活多变，也是最早出现于陶诗，如“语默自殊势”、“无乐自欣豫”、“杯尽辄自倾”、“柯叶自摧折”、“闲饮自欢然”，陶诗用量也很可观，亦可见出于对诗化语言的追求。再者，还有数量亦可观的新词汇，此须另文讨论。
综上所述，陶诗凡用虚词有：之，兹，尔，此，然，斯，伊，者，其，我，吾，予，此为代词；岂，安，讵，胡，何(何必，何事)，奚，遑，如何，孰，谁，焉，宁，可，此为疑问代词；亦，且，而，虽，此为连词；也，哉，曰，伊，此为语气助词；已，甫，聿，云，薄，乃，爰，庶，此为副词；另外还有极频繁使用的词缀“复”，凡计四十五词，数量可谓叹为观止，种类可谓琳琅满目。它们散见于陶诗，不觉其多，一经聚拢，则构成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让人眼花缭乱。这些目不暇接的虚词，标志着一种探索：诗歌吸纳散文的词汇，扩大诗表现复杂情感的能力。陶诗的哲理性，滋生加大了议论成分，固然是陶诗追求散文美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对西晋着重描绘客观景物手法的革新，也是对五言诗的表现能力予以扩大丰富的一种创新。自魏晋伊始，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方兴未艾，陶诗不喜铺排，选择诗的散文化与文的诗化，开凿出一条新的道路。陶诗与陶文双向“对话”的成功，却难以为继，直到杜甫与韩愈的以文为诗算是第一次局部呼应；直至北宋王安石、苏轼的出现，才算在宋诗中得到全面的回响。陶渊明与杜甫之所以成为两宋的偶像，原因亦在于此。
三 陶诗中的议论与复句
陶渊明处于思想更为裂变的时代，儒学早被冷淡搁置；玄学流行炽烈百多年后，余烟游魂尚未消散；佛学趁机弥漫，方兴未艾。北土沦丧的隐痛还未丧失殆尽，于时局政治亦未忘怀，所以仕隐、贫富、生死等矛盾陪伴了他一生。他有许多话要说，但却引不起社会的注意，只能把孤独寂寞写进诗里，采取所谓“自娱”性的自我对话。鸡鸣狗吠的田园风光，只占他的诗的一角，他在田园滋生的思想发抒实在笼罩他的诗篇。这些不仅渗透在种豆刈稻的叙述，而且要大量议论。他的议论不仅接近农夫思想和泥巴哲理，也包含着对社会的观察与对人生的体认。以往的主谓宾式的简单陈述句，难以适应深刻而复杂的思考。诗中最能出彩的比喻，他并不见得怎么上心；对于偶对，也无过多兴趣；夸张更在拒绝之列。“质直”的“田家语”，即迹近农夫的口头语，便于议论的散文文法句式，便是构筑陶诗的基本形式，平淡自然之所以成为他的风格，亦复缘于此。
陶诗有大量的反问、疑问、设问句式，比以往任何诗人的都要多。据我们粗略统计，表反问者五十八句，疑问者二十六句，设问者九句，全都用之于议论中，写景与叙述则绝少见。使用最多的反问句，表示对否定命题的疑问，带有否定之再否定的轻微意念，然后于次句再予以否定。语气经过三四次旋折，涤除了语意的火暴，就温和得多了。《咏贫士》其三“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其四对贫士弊衣不周，则言“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其五“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或置“岂不”于句中，《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这些反问否定句，语气平和。如果与单纯反问一比较即可看出，如《杂诗》其八“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缺少两层转折，只剩下“岂”与“但”，所表示的否定与肯定的碰撞，语气就不那么舒缓，而显得调促语急。前种四层或三层转折，犹如弯弯小溪，流速自缓。这些原本为散文句式，一入诗中，确实是“从前不曾有过的句法”。
一般的假设、因果、反问、转折等单层复句，论者已有注意。陶诗还有许多多层复句，尚待发现。如人熟知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前两句是倒置了的因果复句，后两句为顺承复句，而四句合构成一个大的转折复句。它不需要任何虚词提掇周旋，仅凭句意不停地起伏运进，构成逻辑关系。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说：“‘少无适俗’八句，当一篇大序文，而气势浩迈，跌宕飞动，顿挫沉郁。”⑨四句中的果前因后的跌宕与顺承，加强了前后对比性的转折顿挫，这才具有情感的起伏变化。《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骨相崚嶒的“而”位于转折句首，突折猛转生发许多蹊跷何以“人境”却无显宦之“车马喧”，从而逼出后边的设问句，四句又合构成果前因后的倒装句。单层复句的“而”、“何”虚词使用，使转折、设问至为鲜明，而合成的果前因后，却耐人寻味。平淡与骨鲠，温和与冷眼，交融成外淡内奇的风格。《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貌难逮，转欲志长勤”，前后各为解释与衬托递进单层复句，合起来又是大的转折复句，语气和婉而坚毅，恰切而有分寸地表达了敬而又远的保留态度。《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起首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前两句为解释复句，后两句为转折复句，二者又自成大的转折复句，把以劳动谋生虽简单而做起并不容易的道理阐发得警动醒神。《昭昧詹言》说此四句，“一气舒放，见笔势文气。后惟杜公每如此，具峥嵘飞动之势”⑩。所谓“笔势文气”就是对这种复句的效果感受，它的“一气舒发”全靠复句的组合自然，才能产生“飞动”的魅力。
总之，这些“散文化的笔调”再加上“用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确实“更广泛地将日常生活诗化”。其中多层复句，把他的议论发抒得平淡而深刻，亲切而又自然。
由上可见，陶诗的语言创新探索是多方面的，但他付出最大力气，精心所聚还在诗的散文化上。一方面由于陶诗不喜排偶，追求散文化，即是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陶诗多议论，自由自在表达自己的观念与感慨，必然要选择大量的虚词，才能称心如意旋折出许多道理。再则，陶诗追求语言的平淡，虚词无色彩，没有装饰作用，也就成了理想性的选择。另外，陶渊明是个创新观念旺盛强烈的诗人，追求诗的散文化，未尝不是个极显著的探求，因为它不同于《古诗十九首》、建安文学的五言诗，更不同于绮缛整齐的太康群英诗作，即便是平淡却很整齐的玄言诗，与之相较也有绝大的不同。
注释：
①施闰章《蠖斋诗话》，见《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二册，第386页。
②《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下册，第571页。
③萧望卿《陶渊明批评》，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60页。
④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73页。
⑤惠洪《冷斋夜话》卷一，《四库全书》本。
⑥姜夔《白石道人诗说》，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册，第681页。
⑦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8、102页。
⑧吴殳《逃禅诗话》“造句炼字”条，旧抄本。
⑨方东树《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⑩方东树《昭昧詹言》，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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