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的不稳定因素与中国对中亚五国友好政策的战略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不稳定论文,中国论文,五国论文,友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面积共有399.4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0万。中亚地区处欧亚大陆腹地，东起中国，西到黑海，北至俄罗斯，南接伊朗、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中亚地区的安全，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中亚的不稳定因素
（一）民族矛盾因素
从文化和语言上看，中亚五国中有四国属于突厥语系，塔吉克斯坦属于波斯语系，都是穆斯林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五国的民族结构非常复杂，目前民族问题较为严重。
1.排俄。在苏联解体之前，俄罗斯人遍布于中亚各国，大俄罗斯主义象阴云一样压抑着人们的情绪。中亚各国独立后，民族主义急剧上升，这种压抑变成了盲目的排俄情绪，使得俄罗斯人大批返回俄罗斯本土，不少人离开行政管理、工程技术、医疗卫生、科学研究、文化教育等部门，这引起了中亚各国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动荡（注：冯绍雪.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97—398.）。 如果继续下去，后果将相当严重。
中亚各国为了增强本民族凝聚力，宣布本民族语言为国语，俄语只能作为族际交流语言，削减俄语媒介发行范围，关闭使用俄语的幼儿园等，给当地俄罗斯人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注：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192.）。
由于技术水平较高的俄罗斯人的迁出，对中亚各国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所以中亚各国官方都强调，要与俄罗斯人和睦相处。各国宪法和国籍法都确认，在独立时居住在本国的俄罗斯人自动取得本国国籍（注：冯绍雪.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 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410.），使用双语制。虽然从中亚迁出的俄罗斯移民人数有所降低，但排俄情绪依然存在，还是影响中亚各国稳定的因素。
2.民族杂居引起的民族矛盾。在中亚各国，民族杂居情况很普遍。乌兹别克斯坦南方的部分地区，特别是重要的历史文化中心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周围地带，居住着大量的塔吉克人，他们对前苏联时期划定的边界仍然十分不满。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在塔吉克斯坦西部有乌兹别克人（注：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73.）。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常有吉族与乌族人之间的民族冲突。1990年6 月，奥什市的吉族人与乌族人为争夺水源发生械斗，造成数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1992年5月以来， 奥什地区的乌族人要求将该地区并入乌版图。吉乌两族之间又爆发了几起暴力冲突（注：季志业.中亚民族问题及其趋势[J].现代国际关系，1995， （10）.）。
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梅斯赫特土耳其人问题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车臣人问题，也是由于被驱逐的民族居民在其他共和国领土长期居留造成的（注：冯绍雪.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400.）。
由于民族杂居，各民族之间发生纠纷，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就容易形成民族的冲突，从而影响地区的稳定。
中亚各国政府对此都已充分重视，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采取和睦族际关系、抑制地方主义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二）宗教极端主义因素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随着极端民主化思潮和外部势力的影响，伊斯兰教出现了严重的反弹，信徒很快升至90%以上（注：许涛.中亚地区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的回潮和发展[J].国际资料信息，1998，（8）.）。1989年，整个中亚地区的清真寺和礼拜堂只有760所，而1994 年就达到7800多所（注：许涛.中亚地区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的回潮和发展[J].国际资料信息，1998，（8）.）。出现大批宗教学校， 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就开放和新建3380所宗教学校（注：许涛.中亚地区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的回潮和发展[J].国际资料信息，1998，（8）.）。 每年朝觐者达4000～5000人次（注：蒲开夫.中亚五国发展面临的若干难题[J].东欧中亚研究，1998，（3）.）。
随着宗教组织和团体的影响不断扩大，以伊斯兰复兴党等为代表的持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激进组织在社会上空前活跃起来，期望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尤其是在塔吉克斯坦，他们建立基层组织，号召恢复伊斯兰教规和习俗，要求政府依据《古兰经》和宗教法典，重新修订国家法律，甚至提出建立宗教国家。1991年，伊斯兰复兴党在塔吉克斯坦迅速发展到3万多人，结成了反政府的反对派， 使独立不久的塔吉克斯坦爆发了内战，数万人丧生，60多万人流离失所。1993年初，乌兹别克斯坦极端宗教分子挑唆大批狂热信徒攻占政府办公机构，号召建立宗教国家，政府动用内务部队平息骚乱。1997年12月和1998年1月， 在乌兹别克斯坦发生两起残杀国家官员的事件（注：许涛.中亚地区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的回潮和发展[J].国际资料信息，1998，（8）.）。
中亚地区的穆斯林绝大多数属于逊尼派。但近年来瓦哈比教派在中亚各国的势力明显扩大。中亚五国独立后，沙特阿拉伯等国的传教士大批涌入中亚各地讲经教学，出资修建清真寺和经堂，大力发展瓦哈比教派信徒（注：近代伊斯兰教派之一，具有浓厚教旨主义和极端宗教色彩的思潮。），以此来获得广大教民的拥护，达到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宗教国家的目的。
中亚各国领导人对境内外的极端宗教势力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现有政权体制受到严重威胁时，采取了强硬手段，限制瓦哈比教派的发展，修订和完善宗教法规，协调中亚各国的行动和加强包括中、俄、哈、吉、塔等国的地区合作等措施。
（三）政治因素
在历史上，中亚从未有过资本主义的国家形态。独立之初，它们基本上实行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但更加剧了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的混乱，结果导致议会解散和内阁改组，形成以总统集权为主导的政体模式。土库曼斯坦领导人认为，目前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和文化水平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很难在短短几年内完成向西方民主制度的过渡，现在不一定非要实行多党制不可。现在中亚各国存在着性质各异的大大小小的政党和团体，它们在各国独立以后，随着政治多元化而产生，但各国的政党组织不多，成员人数和生活范围有限。鉴于伊斯兰复兴党的势力不断扩大，在塔吉克斯坦爆发了内战，中亚各国宪法禁止以挑起种族、民族冲突为目的的活动，坚持宗教同国家分离的原则，不允许以宗教为基础建立政党，不得干预国家事务。为了保持稳定，目前各国都采取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
（四）经济因素
独立之后的中亚五国原则上已接受了向市场经济过渡、推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转轨方向，但实行何种模式的市场经济，怎么实现过渡，确立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都还在未定之中。苏联时期的原料生产为主的单一生产结构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他们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是处在外部环境压力下开始的。整个国民经济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旧体制，新体制尚处萌芽阶段”（注：冯绍雪.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432.）。
苏联解体前，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就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独立后，中亚五国的经济连续几年全面滑坡。截止1996年底，从总体上说，开始出现摆脱危机的苗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GDP相当或略超1995年水平， 但塔吉克斯坦的GDP下降3～6%。就他们而言，都未达到改革前（1991年）的GDP水平（注：冯绍雪.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435.）。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则更加艰巨，国民经济生活还未摆脱困境，食品和日用必需品等物资供应越来越少，物价大幅上涨，工资的提高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失业人数不断增加，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罢工罢课、游行示威、集会抗议的事件经常发生。
中亚各国领导都非常重视社会稳定，但社会稳定直接与社会经济因素密切相关。如果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稳定，就会导致社会紧张和社会成员对前景失去希望。反过来说，要把经济搞上去，就需要社会稳定。因为，国外投资是以投入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稳定为条件的。对中亚各国来说，在短时间内消除这些不稳定因素，搞好投资环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转轨过程中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情况来看，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面临许多挑战与艰难，且过程较长。而中亚经济基础比较差的国家，这一转轨过程将会更长，降幅相对大，回升相对晚。
中亚各国为缩短这一阶段，就要消除以上的不稳定因素，保证局势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所以这些国家领导人都采取“利用内部积极因素”的措施，同时还采取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利用外部有利因素”的外交政策。那就是以特定的共同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利益驱动为基础，加强了对独联体范围的地区合作，以及对中国多方面的合作。
（五）外部势力因素
美国目前每年向中亚地区提供22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改革起步资金”。 美国公司对乌兹别克斯坦的直接投资额已达到6 亿美元。 1997年美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10亿美元的石油天然气开发协议。伊朗与土库曼斯坦联合铺设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合作，双方之间签署了100 多项协议。哈萨克斯坦正在寻求一条经过土耳其，通往地中海地区的石油出口路线。土耳其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也超过10亿美元。由于历史原因，中亚五国在经济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性仍然很强，俄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虽有所下降，但仍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还与俄签有“关税同盟”和“一体化”条约。虽然这些国家对中亚国家的援助、合作、投资（欧洲国家没有表现出大的兴趣）远远不能满足中亚各国所需要的巨额外资和援助，还是对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但同时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在中亚形成了激烈的争夺态势。
美国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方面的强势，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美在中亚是以乌兹别克斯坦为重点，培植亲美势力。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早于1994年就被拉入“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在乌举行的军事演习中美军占相当的比例。这不啻是在俄罗斯的“战略后院”炫耀武力。
中亚五国与伊斯兰国家在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着一种“天然”联系。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既是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又是“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的参加国。伊朗进入中亚地区可以扩大其伊斯兰因素对世界的影响。伊朗与土库曼斯坦的关系特殊，与塔吉克斯坦组成波斯语协会，帮助中亚各国修建清真寺等（美坚决反对伊斯兰原教主义的势力向中亚各国渗透）。
西方势力的渗透、中亚各国离心倾向的加重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扩散，已经引起了俄罗斯的不安。所以俄调整对中亚战略，重视和加强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建立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3国联盟， 共同防范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渗透，联合遏制恐怖暴力、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加强与中亚各国的军事合作，以保持俄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二、中国对中亚五国政策的战略意义
中国历来十分关注中亚地区的稳定问题，因为中亚五国是我国的近邻，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与我国的新疆地区接壤，边界线长达3000多公里。
中亚各国独立后，在中俄两大国之间产生了一个“中间地带”，从而地区稳定得到一个新的内容。
睦邻友好是中国外交的基石。我国尊重该地区各国人民的选择，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新型国家关系。我国同中亚五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发展，举行的多次最高级会晤、签署的联合声明、签订的各种协议、发表的讲演等最高级国家领导外交活动，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对中亚五国建立睦邻友好外交关系，在安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安全意义
从沙俄时期到20世纪60～70年代，新疆方面的中苏边界一直不安宁，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经常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威胁。从中苏关系正常化，即1989年5月18日中苏双方发表联合公报之后， 中苏边境地区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1996年4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总统在上海签订五国边境地区军事领域相互信任协议；1997年4月24日，五国签署了边境地区裁军协议， 把漫长的边界变成了和平安宁的边界、友好往来的边界、互利合作和共同繁荣的边界。这两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双方将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睦邻友好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其只有防御性；互不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注：陈明山.中、俄、哈、吉、塔五国阿拉木图会晤[J].国际资料信息，1998，（8）.）， 等等。协议的这些内容，对双方都有重大安全利益。
1998年7月3日，中亚五国领导人阿拉木图会晤所发表的共同文件《联合声明》讨论的问题涉及到各方面领域，其中之一涉及到各国的稳定问题。五国共同认为“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排斥和宗教极端主义都是不能接受的”，各方将采取措施“不允许利用本国领土从事损害五国中任何一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活动”（注：陈明山.中、俄、哈、吉、塔五国阿拉木图会晤[J].国际资料信息，1998，（8）.）。
这对我国新疆地区的稳定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防巩固是新疆地区形势的主流。但近几年，在新疆出现了与国外有联系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制造的民族矛盾和一系列非法活动。为确保新疆的社会稳定，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法律尊严，在新疆地区开展了集中整治，采取各种措施，有力地打击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但仅靠国内范围内采取措施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超国界的地区合作来全方位地打击。因为现在部分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活动是超越国家的。虽然中国和中亚五国制度不同，不法分子可利用宗教和宗教活动制造混乱，无论在中亚、还是在新疆，他们的目的是推翻政府，建立政教合一的宗教政权。
如同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需要中亚各国与中国协调立场一样，我国的安全和稳定某种程度上也需要经常与中亚五国协调立场。
（二）政治意义
“目前在欧洲、美洲和非洲都有统一的、全大陆性的国际组织，但全亚洲性的统一组织一直没有形成，若能在亚洲也建成类似欧安会式的国际安全合作体系，将会对解决亚洲地区存在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注：许涛.关于召开‘亚洲相互促进与信任措施会议’倡议的回顾与前瞻[J].国际资料信息，1998，（4）.）。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如果形成整体安全体系，那么，上面所说各种复杂的民族矛盾，可以通过合作来解决。
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及亚洲地缘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迫切要求在亚洲建立适合于本地区的安全与合作机制。整体安全体系不仅对中国与中亚各国，甚至对整个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促进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中亚与中亚五国高层领导人互访不断，签署的一系列规范双边关系的文件和联合声明，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睦邻友好的政策。这也是在整个亚洲国家联合形成一个整体的安全体系方面起积极作用，即中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方面正在发挥极其重要作用的表现，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睦邻友好和合作关系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稳定、安全与发展的长期有效的重要因素。
（三）经济意义
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睦邻友好政策不仅局限于重视建立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多边合作，而且经济方面也重视建立多边合作关系。五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会晤所发表的共同文件《联合声明》中指出：“大规模经济合作对于巩固地区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多项促进平等互利经济合作的原则，如鼓励、支持多种形式的地方和边境地区经贸合作以及大公司和大企业之间的合作，大力加强和鼓励在经济领域，包括油气管道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水运和空运的大规模长期合作，重视在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等等”（注：陈明山.中、俄、哈、吉、 塔五国阿拉木图会晤[J].国际资料信息，1998，（8）.）。
实际上，中国是哈萨克斯坦在独联体外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 1997年两国贸易额达5.27亿美元。 目前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合资企业已达350多家，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贸易伙伴， 仅次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吉中贸易额已占吉外贸总额的20%。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合资项目近200个，中国是塔吉克斯坦在亚洲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纺织总会的华源公司已在塔吉克斯坦建成总投资900 万美元的合资纺纱厂。
中亚地区拥有储量极大的自然能源资源。 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超过2000亿桶，仅次于中东地区。在振兴经济方面， 中亚各国大都选择了“石油富国”方针。其中哈萨克斯坦总统已宣布到2030年将要成为世界六大石油输出国之一，在经济上成为“中亚第一虎”（注：黄保林.大国对中亚地区的油气争夺及其影响[J].外国政经动向，1998，（13）.）。1997年9月，中哈双方签署了修建由哈西部至我国新疆2600～3000 公里输油管道在内的总计95亿美元的大型石油合作协议，把中哈经贸关系提升到了更高的阶段（注：许涛.中亚三国纪行[J] .国际资料信息，1998，（4）.）。经中国内地至东海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太地区工业国家进行石油贸易，这不仅有利于中哈两国经济发展，而且也将会促进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和平稳定。
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物质保证，对中亚国家来说，无论对消除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减少社会紧张、巩固国家政权，还是对改善人民生活、社会成员对前景所抱有的希望，都需要经济的恢复和增长。
对我国来说，促进经济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保持社会安定的基本途径。不管是民族分裂主义，还是宗教极端势力，都利用人民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不满情绪来挑拨离间。如果我们把经济搞上去，他们就没有市场，所以缩小西部与东部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另一个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同一个民族分布在不同国家中的情况是很普遍的，如果这些国家之间经济的发展水平悬殊过大，就容易在民族关系上产生一些麻烦，甚至导致不稳定。而在一个国家内部，只要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就能加强各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那么什么人想搞民族分裂也搞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加快新疆经济的发展步伐，为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提供更坚定的物质基础。
大力促进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的经贸和多边合作，对新疆经济发展带来了好的机遇。如：新亚欧大陆桥的建成，极大地缩短了亚欧之间的货物运输的距离和时间，运费节约20%，这样新疆将来可以利用过境运输，发展地区经济。我国与中亚国家双方都有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各有自己的优势。中亚国家的生产原料工业比较发达，但轻工业不发达，如果在新疆建立高水平的生产日用消费品的基地，增强商品的竞争力和改变原始的长途贩运方式，真正形成互补关系，这不仅有利于解决中亚人民的日用品缺少问题，而且对新疆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科技、文化交流的意义
中亚地区与我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中国政府积极倡议构筑“现代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桥），得到了中亚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响应。这将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
历史上“丝绸之路”给我国新疆带来过繁荣。现在，新的“丝绸之路”的建立，给经济基础较差的新疆地区带来更多的交流、发展机会。科学、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手段之一。为适应信息化、全球市场化的新形势，有共同文化传统的两个地区人民更加需要科学、文化交流，从而发展自己。新疆与中亚五国在地缘、民族和民族关系上存在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已有的基础上，双方仍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20世纪50年代是中苏友好时代，很多新疆学生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去学习。他们回来后成为发展新疆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为推进新疆的教育起了一定的作用。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导致了之间科学、文化交流的中断。
中亚各国独立之后，我国对中亚五国的睦邻友好政策，为新疆与中亚各国的科学、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扩大了该地区之间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的范围，如：近几年新疆和中亚五国文艺交流演出频繁，1994年新疆举办面向中亚的农业技术国际培训班，旨在加强双方技术合作。同时旅游事业发展迅速，1996年从独联体来新疆的旅（注：新疆年鉴1997[M].）游人数达到64232人次，比1995年增长了69.2%， 这对文化交流有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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