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太现代了:一只跳跃的停顿_现代性论文

别太现代了:一只跳跃的停顿_现代性论文

别现代:跨越式停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停顿论文,跨越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拙文《别现代:主义的诉求与建构》在《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2期刊发并引起学界讨论。别现代作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或理论体系,究竟包括哪些范畴呢?这是同仁们一直关心的问题。本文仅就别现代主义诸多范畴中的跨越式停顿做一论述,以就教方家。

       具有普适性的跨越式停顿

       跨越式停顿来自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具有哲学的蕴含。随着人类环保和节能意识的增强,全球无烟日、全球无车日、全球熄灯日、全球停水日相继推出并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响应。无烟、无车、熄灯、停水,都是在发展的惯性中突然停止,目的在于使人们从突然的停顿和暂时的丧失中居安思危,反省自己的行为,寻求最佳、长久的生存之道。这种突然的停顿是主动的选择,而非被动的接受。它只能发生在人类发展的高级、高速阶段,而非低级、低速阶段,充分反映了人类对于自己生存环境和发展前景的忧患意识,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行为。因而这种停顿是超越了按部就班思维方式的跨越式停顿,而非自然的终止,亦非被迫的中断,其跨越就是尚在过程中却与结果超前对接,按照可能性结果进行人为的干预、调节。虽然这只是人为设定的短暂的自我警醒之计或演习,但其中有着深刻的哲学蕴含,这就是对过程—结果、前进—停顿之间的思考,只是目前还没有人从理论高度对这种哲学蕴含予以揭示和概括而已。

       跨越式停顿是一种生存哲学。类似跨越式停顿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就有老子“功成,名遂,身隐,天之道”的表达,后来儒道互补的为官之道更被誉为“急流勇退”模式,即在高速、高度发展的时候不再前进,而是突然转向。它把归隐作为生命存在方式转化的条件,跨越了勇往直前的直线思维,突然改变了原有生命的运行轨迹,以停顿的方式迈入“仙”“道”“佛”这类超高级生命行列。

       跨越式停顿产生的现实基础在于增长的极限和“成住坏空”的宿命因缘。跨越式停顿不是发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或终止,或转向;相反,是在欣欣向荣之日,甚至是在如日中天之际,突然停顿。这种突然停顿来自于对未来结果的预见。如果建功立业,一路精进,到头来也可能功高震主而不得善终。同样的道理,科技的发展会给人假象,好像人定胜天,因而导致科学家沿着一条道走到黑,结果却总是被别人超越了,原因就在于事物的发展总有极限,总有尽头,而人的认识总有局限。因此,及时地停顿,才不至于输得很惨。当中国高铁400公里的时速成为现实时,人们的期待可能是500公里、600公里时速,而不怀疑增速的极限。事实上,美国人的4600公里时速的高铁已在加利福尼亚筹建中,甚至20000公里的真空高铁也在论证中,但这种20000公里的极速也难逃跨越式停顿规律的制约。因此,跨越式停顿是一个向前发展的超阈值策略。跨越式停顿,是谋求更大发展,但这种更大的发展只能首先建立在停顿的基础上,是对原有路线的中断。只有终止既定路线上的惯性才能改弦易辙。

       跨越式停顿是思维的革命。随着大城市人口膨胀,交通压力成为首要压力。城市地面马路拓宽、增道工程不断进行,但是,何时才是尽头?这里还有跨越式发展的空间吗?与其纠结于拓宽和增加道路的利弊,还不如中断这种拓宽和增道的思路,来个跨越式停顿,转向高架,于是特大城市的交通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高架也有限度,还是无法根治特大城市的交通顽疾。因此,人们遵循跨越式停顿规律,在发达国家,已经转向空中运输。但空中运输也只是传统运输方式的补充,并不能替代其他交通方式。除了以上几点极尽其能的发展策略外,按照现代物理学的虫洞理论和十一维空间理论,物质及其运输的隐形化将在考虑范围。在隐形化状态,物体的运输将不再占有空间。因此,跨越式停顿是思维的质变和飞跃,具有革命性的特质。

       跨越式停顿具有普适性。在教育上,与其做一个循规蹈矩、平平庸庸的好学生,不如做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专家怪才。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许多学历不高,或者弃学,或者中断了常规教育,由于不受常规教育的束缚,他们的天才和创造力得到了发挥,成为一代天骄。

       一个政权,也要在不断论证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同时,反问自己,什么是合法。原因在于“法无定法”,这种跨越式停顿,会使我们不断地反省自己、修正自己,从而找到真正的合法性,而非自我论证、自我满足的合法性。亚洲某地区政党领袖领导下的政权曾经把专制权力用到极端,血腥暴力,甚至在美国暗杀持不同政见的记者,震惊全球,但他本人的一次跨越式停顿,即所谓的“最后一次专断”就结束了专制统治,开启了这个地区的民主新时代,从而免于崩溃式瓦解。

       人类科学研究的发展应遵循跨越式停顿规律。不沿着既定路线前进,而是突然中止前进的惯性;不破解现成命题,而是另起炉灶,改变问题,提出新问题,这在人类科学史、社会科学史、人文学科史上屡见不鲜。按照托马斯·库恩的说法,人类科学的发展都是一个范式对另一个范式的革命,其实,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有这种范式革命。一个曾经沾沾自喜于建立在贫穷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面对世界的繁荣而感到惭愧时突然停顿下来,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寻求一种通过致富来强国并用经济引领世界的理论。这就是对既有思路和既有范式的跨越式停顿,即中断了现成的思路而另辟蹊径,跨越了当下时段的问题而思考未来将要出现的问题。就以笔者从事多年的美学研究而言,面对“是中国美学还是美学在中国”的难题时,不是一味地跟着这个问题找答案,而是相反,将其改变为“是西方美学还是中国美学在西方”,这才是中国美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跨越式停顿是一种新的时空观,而非肯定—否定,前进—倒退等一系列被庸俗化了的辩证法。跨越式停顿的核心机密在于多种思路并进所形成的时间之矢的平行、并置、交叉,从而终止了线性思维的独霸,将时间转化为空间,在多种维度中,消解了先后顺序,最终为思维的跨越提供了可能。时间是线性的,从起始到终端具有先导性的延续过程,而空间却是一个平等的共享的平台,它终止了时间的先来后到的次序统治,将过去、现在、未来放在平等的位置上重新开始谋划。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跨越式停顿是空间对于时间统治的颠覆。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言壮语,在跨越式停顿的世界观那里,可以表达为“未来考古,尽在今朝”。不是沿着纵向比较的时间之矢自说自强,而是让未来和历史所构成的空间来评判谁最强。

       别现代跨越式停顿的哲学基础之一是老子所讲的“反者,道之动”,即从反向认识事物、改造事物。这种“反动”的思维方式,也是后来禅宗六祖慧能所表达的“对法”[1],即“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2]。这种“反动”的思维方式,在对待时间问题上特别突出,就是终止时间之矢的线性,不再延续,将时间空间化,从未来看过去,而非从当下看目前,凸显时间的平行、复合维度。跨越式停顿也来自佛禅的顿悟思维。停止静心修养的“时时勤拂拭”程序,秉持“本来无一物”的釜底抽薪,中止渐悟而进入顿悟,顿悟即飞跃,即由跨越式停顿带来的另一种新的飞跃。跨越式停顿受益于《易经》中“生生之为易”和《尚书·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及《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是一种不断革新、发展、变化的发展观。但这里的“易”(变化)和“新”(更新、革新)的前提就是跨越式停顿,是对旧的终止。古人的思想因为缺少现代的逻辑论证而只是停留在价值判断和希望、幻想上,到了现代社会,这种“易”和“新”就有了具体的内涵。跨越式停顿,就是把惯性消解,创新发展进路,从而别开生面、别具一格。

       尽管跨越式停顿离不开西方经济学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但跨越式停顿有着与现代西方思想和传统中国思想的差异之处。

       首先,与西方的跨越式发展理论不同。跨越式发展是针对别人的超越,而跨越式停顿是面对自我的更新。前者是省略了别人的路程和程序而赶超别人,但走的是同一条路,比如追求GDP增长等;而后者却中断了对别人的跟进,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如摒弃了唯GDP之路,走生态式发展之路,终止了地域生态观而转向星际生态观。跨越式发展来自对历史记录以及经验的总结,中国经济在这方面尤其突出,但跨越式发展只顾及事物的一个方面,即不断发展与前进,类似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宏愿,而忽略了发展的极限。事实上,谁也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因为革命是对别人而言,是对造反者而言,不是对统治者而言,统治者不可能革自己的命。因此,跨越式发展总有尽头。由于跨越式发展忽略了对自身的未来的考虑,很容易导致盲目乐观和盲目跟进,在时间之矢上做直线延伸。相比之下,跨越式停顿则因为新的时空观和对自己未来的提前规划,即对结果的评判绕开了由于增长的极限而带来的末路,这一点,在人们已经开始探索星际移民的今天,显得十分明确。因此,跨越式停顿比跨越式发展更具有战略的长远性和发展的可行性。

       跨越式发展来自对科学发展观的顺应,总认为发展、增长是绝对的,人本身具有绝对的可靠性和无限的可能性。而跨越式停顿更多的来自于对自然发展规律的遵循,总认为发展、增长是相对的,人并不是万物的尺度,也不是宇宙的主宰,人本身并不具有绝对的可靠性和无限的可能性。因此,在“将漆黑桶兜底打穿”之后,跨越式停顿仿佛是在拼死追赶超越的无边苦海中回头见岸,而跨越式发展却在一去不复返地加速走向了那个自己也不知道的“漆黑桶底”。

       跨越式发展是沿着别人的思路、经验、路径前进,可以省略和避免由于试验、探索、失败和走弯路带来的成本和时间,因而较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快速增长,这种增长被视为跨越式发展,即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翻墙。但跨越式停顿却最终放弃了别人的思路、经验和路径,是另辟蹊径的发展。它停顿的是被效仿者的道路,而发现或创造了一条更适合发展的自己的道路。因此,如果跨越式发展是模仿和改进的话,那么,跨越式停顿就是创新、反省和革命。跨越式发展是因循之路,而跨越式停顿却是别现代的创造之旅。

       其次,与熔断机制不同。熔断机制是西方金融界在高风险行业中设置的自动暂时中断功能,在达到危险阈值时,暂时停止营业、运营。这在全球股票市场交易中普遍使用。当暴跌达到危险阈值或有可能导致崩盘时,暂时中断交易半个小时或中止当日交易。同样,当股市暴涨到一定程度时,也要进行人为的干预,中止交易半个小时。熔断机制如同电路上的保险丝一样,起到稳定股票市场的作用。但跨越式停顿不是保险丝,并不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进行自我调节,如自动中断后又自我恢复;而是彻底中断现有程序和路径,建立新的程序、开辟新的路径,是在一个开放体系中的新的创造。

       再次,与道家的返璞归真不同。老子所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那种以往而不返的线性思维方式,而是到一定程度后自动返回、归根复命、返璞归真。但是,老子的思想是一种反对发展的逆向运动,与跨越式停顿的向前发展,甚至是寻求更大的发展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而且这种返璞归真的思想更多地带有幻想色彩。因为朴散为玉,而玉永远不可能还原为璞。因此,跨越式停顿是当代的发展的思想,与古代回归自然、逆向运动的思想有着实质性的区别。

       最后,跨越式停顿虽然借鉴了禅宗的思想,但与禅宗的顿悟有所不同。顿悟是突然明白,洞见真理,进入澄明之境,思维发生了飞跃。跨越式停顿也是顿悟的结果,但禅宗的顿悟是要“见父母未生时本来面目”,是对生命来历、归宿的洞彻,是方外之事,可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而跨越式停顿是方内之事,是人间俗事,并无宗教目的,因而是世俗的发展观,而非宗教的解脱观。

       跨越式停顿是未雨绸缪。沿着别人的路走,或者沿着自己制定的既定路线走,只是一种惯性,这种惯性背后潜藏的危机是什么,我们可能不知道。这就需要我们在高速运转时运用跨越式停顿思维时时警醒自己、反思自己、检查自己,而不是等到真正的危机爆发时再去找应对之策。

       为什么要强调跨越式停顿?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处于高速发展、新旧代替越来越频繁的时代,需要在发展中、尤其是在领先时及时停顿,谋求换代、更新、转型、升级,居安思危而非自满自足,等待别人快要超过自己了才去改弦易辙、另谋出路。我们眼见的无数个曾经的辉煌已经烟消云散了,这与缺乏跨越式停顿有关。不待人类地球资源耗尽而转向探讨外星际,这就是跨越式停顿的具体表现。

       总之,跨越式停顿,表面上是停顿的,但实质是飞跃、是跨越,跨越的幅度是超地球的,是跨星际的。但它不是简单的超前思维,而是将时间空间化,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放在同一个空间中看,从而产生不同的思路,制定不同的策略。无论如何,在跨越、超前、时间空间化之前,首先要做的还是突然停顿。

       跨越式停顿:别现代的全球策略

       别现代的思想是在国际范围内的现代性讨论中形成的。但什么是现代性?这是一个连带着多元价值观而又歧义纷呈的概念。目前国内外已有众多不同的表达: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贝尔的第二现代性;乌尔力希·贝克的内省的现代化;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詹姆逊的多元现代性;阿尔都塞的另类现代性;吉登斯的反思的现代性;齐格·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C.詹克斯的晚期现代性;任平、张未民的新现代性;冯平、汪行福的复杂现代性。以上现代性,尽管名词不同,表达各异,但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强调各自现代性的独特性和对立性,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意识形态性,这种地域性和意识形态性首先表现在非西方国家。正如沃尔夫冈·威尔施所说:“惊异来自对这个定理的非西方的接受。它指明这个定理的西方的拥护者们没有想到的一些方向。许多日本人今天对我们说,他们早就赞成后现代,因为日本的文化在其整个的历史中是最好的折中主义的和杂交的文化,这也许还可以理解。但是当他们声称,后现代这个定理反映了占优势地位的西方的模式的结束和向占据主导地位的东亚世界的过渡,这就出人意料了。在伊斯兰世界,这场有关后现代的辩论引起了巨大的兴趣,因为那儿的人把对西方的现代的片面性和畸形现象的批评理解为他们用以反对西方的‘弹药’。”[3]

       实际上,面对现代性问题,中国学者也有这样几种态度。第一,从所谓的民族性出发对现代性进行一分为二的取舍。第二,给中国社会补上现代性的一课。第三,视现代性为后殖民主义霸权加以拒斥。第四,把现代性当成生态破坏的祸首加以控诉。第五,跟着西方后现代批判现代性。其中也充满着地域性、民族性和意识形态性。

       其实,关于现代性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意识形态性的表达,并不限定在非欧洲国家,即使在欧洲国家内部也有着明显的表现。迄今为止,人们对于后现代的争议很多,这些争议有关后现代的概念范畴,如什么是后现代、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如何划分后现代的性质和种类,等等。对中国颇有影响的是阿尔都塞另类现代性的说法,他认为,后现代就是另类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否定。另类现代性往往以两大世界的对立为起点,具有明显的民族性特点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特点。按照这个观点,亚非欧都有各自的现代性,伊斯兰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有各自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都是与西方的现代性不同的,因而具有另类的属性。这样一来,另类现代性成了思想文化上的不同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表现,这跟原本是对于西方现代性的自反式思维不同,形成了他反和反他的思维模式,从而总是在与西方的对立中维护一种现成的意识形态。

       但是,所谓的另类现代性,仍无法摆脱对于西方现代化的依赖,从而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文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具有国家和民族意识形态色彩的所谓另类现代性,都在享受着西方现代化带来的文明成果,尤其是资本扩张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果。东亚国家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有点类似中国宋明理学“坐在禅床上骂禅”的意思,也与中国晚清那种“中体西用”的思想一致,即只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却忽略了西方现代化对于所谓的“中体”的渗透和改造。事实上,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全球范围内无论意识形态的对立多么严重,资本的逻辑仍然统治了世界,技术的进步将人进一步异化。这一点,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都有最为明显的表现。资本和技术的全球化带来了现代性的普遍有效性,而立足于地方的或民族的对于起源于西方启蒙时代的现代性的改造,或者所谓另类现代性的表达,并不能改变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控制而带来的对于民族文化和地方经验的冲击。即使在原教旨极端主义盛行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在拿着西方的现代化武器进行所谓的圣战。因此,另类现代性身陷西方现代性而难以自拔,只能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防范和抵御,这种防范和抵御也只能是在与西方现代性的交织中,展开的思想领域的隔离和斗争。

       由于无法摆脱对西方现代化成果即资本和技术的依赖,因此,所有欲与现代性划清界限的努力都不会产生实际的效果,只能产生一些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就是沿着这样两条道路走。一方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要积极地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甚至主要是吸收和借鉴西方的科技成果和管理方式、资本积累和运营方式;另一方面,是要防范和抵御西方现代性思潮的渗透和侵蚀。因此,在中国,西方现代性只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话题,而非主流意识形态关注的问题,甚至现代性这一话题和术语都无法进入官方主流媒体。现代性问题在中国,也如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只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的问题,而非一个实在的经济问题或技术问题。事实上,即使在西方和美国,也没有听说哪个公司或哪个资本家是在用自我解构的方式在运营,也没有听说哪个科研集团在用后现代的方式去解构科学和技术。相反,他们仍然热衷于按照经济学规律去积累资本、运营资本并获取利润,仍然在按照科学研究的规则去发明和创造。因此,现代性是一个既与现代化紧密相连的属性,又是一个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游离的意识形态。

       正是由于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特征,导致了它必然会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巨大的思想空间,可以在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现代性与另类现代性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和众多的种类,进而会产生现代性地图。如西方现代性、美国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俄罗斯的现代性、东亚的现代性、伊斯兰的现代性、大洋洲的现代性和非洲的、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在如此众多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现代性既是对于资本扩张、技术进步的记录,又是对各自理解、各自主张的所谓另类现代性的表达。但是,无论这些理解和表达如何不同,首先都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如宗教国家要不要宗教世俗化,就不仅仅是土耳其要加入欧盟的问题,也是中国如何复兴传统文化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在于你怎么想。是想全盘接受、全面西化,还是土洋结合、中体西用,还是只享受成果而不问来历。

       别现代并不固守地域性、民族性和意识形态性所带来的对立性思维方式,而是秉持跨越式停顿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是对国家意志、地方利益、地方经验、地方表达的超越,是一种全球性思维和全球性策略,因而具有普适性。跨越式停顿这种思维方式的进步,在于跳出民族和意识形态对立,从新的时空观即后现代之后而不是现代之后去思考现代性问题,提出不同于所谓另类现代性的主张和主义。别现代既不是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而是综合了各种现代性,包括现代性反面的综合创造性。它是一种吸收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思想成果,又是别出心裁的全新规程、全新战略、全新思维。唯其如此之新,才有可能成为后现代之后的思想的引领者。

       别现代的跨越式停顿有着与其他诸种现代性的不同之处。别现代借鉴了禅宗的思想,但又超越了禅宗的思想。禅宗的顿悟之法受到现代主义的青睐,其“对法”颇具后现代的处事方式。慧能的“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对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的超越,是釜底抽薪式的言语道断,是对本体的解构,是对话题的改造。这是顿悟禅法的精要,但也仅止于此。而别现代的跨越式停顿却在这种本体否定之后更加关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事,也就是关注“更进一步”之后的坠落和坠落之后的事,关注“将漆黑桶兜底打穿”之后的事。实质上,禅宗的“呵佛骂祖”与后现代的解构非常相似。可以说,后现代与禅宗思维方式如出一辙,但缺少禅宗的智慧。而别现代要跨越禅宗的思维,在“本来无一物”的本体否定之后,再来一次革命性的跨越式停顿。这就是“人不惹尘埃,尘埃自惹人。在下当是问,本来岂非物。”“尘埃不惹人,人自惹尘埃。念念空空想,尘埃自何来。”别现代并不否定本体的存在,但不会拘泥于本体,而是跨越本体,在“离岸”中反观本体,重新思考那是无边的苦海还是设定的虚妄。

       跨越式停顿作为别现代的思维方式,更具有策略性。跨越式停顿不仅改变对立的身份和地域性、民族性的立场,而且更重要的在于改变和制定规则。别现代跨越式停顿与多种现代性不同,避开无端的争论,直指规则的制定。可以说,别现代首先是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唯有这个思维方式的革命,才能引导新规则的制定和话语权的把握。但是,这个规则的制定是在共享、共赢的平台上进行的,因而取消了民族性身份和意识形态性立场,能够为大家所接受,而不是特立独行的另类主张。

       别现代既是新的思维,也是新的战略,其实质就是创建规则,引领世界。创建规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很高层次和很高地位上才能做到的事。这个很高的层次是说,有很强的思维创新能力,有很远的战略眼光,有很大的精神凝聚功能。其道路有人跟随,其方式有人模仿,其经验有人推广。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或在某个局部上,达到了第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当今中国之于全球,已经到了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的地步,创建和制定规则,已有可能,也有必要和义务去进行规则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说,别现代跨越式停顿的登场,适逢其时。

       别现代是在对后现代之后的预设中制定规则,因此,特别需要思维的超前性、理论的前瞻性和规则的可行性。别现代以制定规则为己任,但不是盲目地制定具体的规则,相反,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制定一种战略,发明一种思想,其最主要的任务是启发别人去思考这个世界的规则制定。

       从制定新规则的角度讲,别现代是新世纪的开创者和建设者,是新世纪的引领者。唯有一个新型的、健康向上的、组织有序的、富于创新、不断进步、日趋强大的国家和民族,才会有这样的新思维,才配做新世纪新规则的制定者和新世纪的引领者。用在社会发展上,就是跨越后的停顿,是跨越式停顿;用在思想建构上,就是在中西马之间游刃有余,在跨越中停顿,在停顿时跨越。跨越,是超常规发展,也是新常态;停顿,则是反常态,是新跨越。超现代,不是不要现代,而是说它要比现代的思维更加进步,直接跨越了现代思维而进入了新的境界。停顿,也不是回归自然,而是回到被后现代离散和解构了的中心,重新凝聚能量,树立新的目标。因而跨越式停顿是超级目的与超级智慧的合一,是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结合,是一种新的哲学境界。

       跨越式停顿:停顿而非终结

       跨越式停顿与西方流行的各种终结论有着本质的区别。美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一书中预言,20世纪谢幕之时,将是资本主义凯旋之日,届时,西方民主制度全面胜利,引领世界进入至善至美之境。福山的预言即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实质上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专制主义制度、政教合一制度及一切前现代制度的终结和后资本主义、民主人道主义的彻底胜利。在福山看来,所谓历史的终结只是所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的终结。但是,福山的预言面临几个方面的挑战。

       首先是来自西方思想界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社会发展阶段中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早有预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异化并将人变成“单向度”的人的现状的批判(马尔库塞),后现代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都在警醒人们,资本主义不可能是大同世界的美好蓝图。

       其次,来自中国现实的质疑。中国仍然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繁荣昌盛,而且出现了可能引领世界发展的趋势,福山的社会主义终结论与此现实南辕北辙。

       最后,以道观之,历史终结论可谓不经之谈。别现代不相信背离现实的预言,也不按照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来取舍并预言谁兴谁亡,而是在后现代终结的地方回望后现代的、现代的、前现代的历程,得出自己的结论。事实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公有制与私有制共生,政治民主与管理集中并存,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别现代秉持阴阳互根之道,相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是共存共生的不同制度,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大道运行。即使到了后现代之后的别现代时代,这种状态仍然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平行发展,但又相互牵连,相互补充,从而达到了别现代主义的完善。别现代主义不认为会有社会历史的终结。

       历史终结论在西方由来已久。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可谓历史终结论之鼻祖。他认为,随着哲学和理性的发达,在艺术发展的浪漫阶段结束之后,艺术最终会自我终结。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影响很大,后经当代美国哲学家丹托的新的艺术终结论,似乎人类艺术真的就终结于1964年的某月某日了。尽管为艺术终结论辩护的论著非常之多,但现实并非如此。在广大的第三世界,艺术可谓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实际上,艺术之树常青,其永久的魅力即来自于不断的跨越式停顿。但这种跨越式停顿不是终结艺术,相反,是旧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和艺术思潮被不知不觉地突然停顿,从而兴起了新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和艺术思潮。时髦、流行、创新,作为艺术之树常青的必要条件,都是以跨越式停顿为前提的,符合艺术的随机发展规律。及时地运用跨越式停顿规律,主动停下来反思某些正在走红的艺术形式,客观估量其发展前景,做到未雨绸缪、及时转向,才有可能保持艺术在变异求新中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一条道走到底,等到被观众和市场抛弃了再去弥补。

       虽然西方各种流行的终结论不一定靠谱,但确实是一个警示,这就是莫等闲,不要自以为自己具有全部的真理和所有的优点,因而故步自封。如果固守一穷二白的社会理念,固守专制独裁的社会制度观,这样的社会制度肯定难逃被历史终结的命运。相反,如果秉持别现代的跨越式停顿思维方式,那么,在发展中停顿,在停顿中反思,在反思中发展,在发展中跨越,又在跨越中停顿,如此循环往复,就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健康的状态而获得可持续的发展。

       跨越式停顿特别适合中国的国情。别现代是建立在现代文明和现代化基础上的高度自觉的思想方式、价值取向和主义建构。它继承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积极成果,而又超越这些阶段,达到一种更高的理想境界。跨越式停顿的思想产生在中国,有其现实的国情根据。中国的国情是,现代化水平不低,但现代性觉悟不高,也就是科学、民主、自由、理性的程度不高。中国在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等方面都表现出很高的现代化水平,其稳居世界第二的国民经济总量和日趋强大的国防力量,都说明其物质现代化已经步入世界先进行列。但就管理水平和教育水平而言,中国仍比较落后。这种落后可被视为精神文明方面的落后,主要表现有现代意识不强、文明程度不高、为人素质欠缺、封建意识浓厚,这些问题来自于前现代的意识残余,但也不完全如此。造成目前中国现代化水平高而现代性差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即在经济上、技术上的跨越和赶超,虽然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都上去了,但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并未与之同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在中国高速现代化的过程中,亟需停一停反思自己的路径、目标、处境和前景。这种停一停并非停滞不前,而是自我反思、自我调节、自我更新,目的还在于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构建一种健康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既符合中国的国情,又能在现代、前现代、后现代的交错中保持积极向上、独立发展的态势,并对全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现代性就是秉持跨越式停顿和自我调节功能的别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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