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宜当与竞争优势——论构建金融国际博弈优势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优势论文,优势论文,战略论文,制度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事业不仅受到来自国家内生因素的影响，还越来越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外部因素的干扰，有时甚至重新改变了改革和开放的日程，使开放的步伐快于国内改革的进程，出现内外经济不协调不均衡的错配现象，致使金融主管部门处于对内对外双重博弈的地位。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是基本适应的，其中的困境、困惑和困难在所难免。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和与之有镜像关系的汇率改革艰辛探索的现实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阶段性结果，也是中国实体经济结构性矛盾与阶段性问题的集中反映（金融实则是整个经济的“晴雨表”），而且一定程度上还是大国金融博弈的结果。国际收支双顺差所表现的对外经济不平衡和内需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所代表的内部不平衡（这一内部不平衡更具有长期性、根本性），这两个不平衡是相互依赖、紧密相连、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彼此强化，但归根结蒂是内部经济不平衡决定外部经济不平衡。这就需要我们从制度安排入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国有金融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步伐，同时认真吸取其他大国崛起的现实经验，来有效构建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和新环境下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博弈优势，争取平等以致主导地位。
一、内外突发因素与中国过早卷入大国金融博弈困境
从国际上看，就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而言，人民币汇率并不应该成为各大国和国际金融组织关注的重点，但由于国际经贸与市场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却使中国过早地卷入到大国金融国际博弈之中。一方面，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场波及世界许多国家的危机中，许多东亚国家都采取了货币贬值的政策，以降低危机对本国的不利影响，与此相反，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奉行了人民币不贬值政策，使人民币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这有力地稳定了东南亚金融形势，给处于金融风暴中的东南亚各国以有力的支持。但是，人民币不贬值也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因汇率波幅收窄而事实上处于停顿状态。另一方面，2001年，中国复关入世谈判成功意味着美国依靠贸易（特别是实物和服务贸易）的大棒，从实体经济发展和贸易市场开放上制约中国的贸易博弈等手段已走到尽头，美国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自如地利用不公平贸易手段牵制中国。所以，美国一直在寻找掣肘中国的替代工具。
从国内来看，自1994年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懈地把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作为金融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春天突发的SARS却把注意力转移了。一段时间内，中国无暇顾及汇率问题，汇率改革相对滞后。另外，2001年12月，中国入世以后，外部贸易条件转好，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再加上贸易上“奖出限入”和资金流上“奖入限出”的政策严重不对称，出口迅速增加，外资大量流入，贸易和投资项下顺差出现加速增长态势，并进而形成国际收支双顺差同时出现的异常局面。
在这种国际国内大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在国际因素的推动下，就酝酿了中国干预，甚至操纵汇率的鼓噪。中国贸易顺差的状况首先被受汇率升值之苦的日本捕捉到。日本方面认定中国实行低价倾销，鼓噪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紧接着，追新猎奇的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长篇文章，，称中国实行廉价货币政策。美国见机则把汇率工具纳入其制衡中国的工具箱。“汇率升值”成为继“贸易大棒”之后的又一牵制中国的工具，从而也把中国推向了更具风险的国际金融博弈的风口浪尖。美国依托金融霸权，发动了一场带有国际联盟性质的金融外交攻势。先是通过中美经济联委会(JEC)和继之而起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来凸显中国汇率问题，而后，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操纵汇率条款，在国际范围内组成对中国汇率调整施压的准国际联盟，一如当年用中国复关入世的市场准入开放和贸易谈判对中国施压的故伎重演。这标志着中美经济战略博弈与争夺由实体经济层面开始进入虚拟经济层面，由边境措施到境内措施，由行政干预到价格控制，由贸易领域到金融领域，中国被过早拉入大国金融国际博弈之中。这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实现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双转轨的发展中大国所始料不及的。在实力对比极不对称的未来较量中，金融外交不可避免地要替代贸易外交走向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自卫的前沿。
当前，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加剧。国际市场上的异常资金纷纷涌向我国，导致人民币供给更加紧张，人民币升值压力日益加大，央行不断投放基础货币买进外汇增加了央行宏观调控成本，也增加了执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当然，利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对外资流入起刺激作用，但根本的诱因还是中国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和廉价的要素价格共同形成巨大套利机会所致。所以，应逐步淡化汇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货币政策也不应过分受制于汇率作用。更为主要的是，在当今国际金融货币霸权体系下，中国的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的实质则是中国在物流与资金流上的“双输出”和美国相对应的“双输入”。基于中国双输出与美国双输入的所谓全球经济不平衡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美国金融货币霸权，其国际大背景是全球化所引发的不以领土为边界的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二是中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转型发展阶段。
在这种将要持续相当长时间的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结构中，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与增长进程中面对出现的一系列阶段性问题而陷入了一种较为被动的金融国际博弈困境，即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与领先阶段，出现贸易与外资双顺差现象是必然的，也是一个国家积累可持续发展资本的必须；二是面对国内外汇增多而导致的流动性充裕（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国际金融博弈的双重压力，维护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又成为国际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三是中国金融与汇率体制改革和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正在进行当中，参与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博弈的能力不高，程度不深，中国实际上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前中期阶段，实体经济的成熟度尚不高，与此相对应是不成熟的金融货币体系；四是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为主体的金融全球化出现时空上的错位，而且金融博弈的能量与杠杆作用远胜于贸易博弈，中国在国际金融博弈中因缺乏发达的实体经济和成熟的虚拟经济的依托而自然处于劣势；五是制度安排上的缺失造成外汇供求关系上的扭曲和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价格的长期背离，致使汇率、利率形成机制改革与完善缺乏坚实的市场基础和强有力的市场驱动，造成不灵活的汇率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严重制约。事实上，汇率和利率的均衡如同经济发展的均衡一样，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发达成熟的市场土壤。只有通过市场自由交易，才能通过供求关系发现合理价格，也才能形成均衡汇率和利率；如果限制过多，交易不充分，就无法形成合理均衡的市场价格。
从国际金融发展史来看，发达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无论是在发展培育发达成熟的金融系统，构建金融服务业发展优势和参与国际金融合作竞争力，抢占金融国际博弈制高点方面，还是在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均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前面，具有开创性和超前性。所以，中国在这种金融国际博弈的两难困境中，如何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金融霸权与金融博弈的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策略，来建构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博弈的对外战略，是我们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
二、国家领先发展的前提与国际收支调节的悖论
从现实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角度看，国家本质上是一个巨大庞杂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体，或者说为“理性国家人”。经济体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如果经济体生产能力的过剩部分供给别国使用，在别的国家取得使用价值的同时，出口国也就实现了自己产品的价值，取得了由生产带来的剩余价值，增加了本国财富存量，同时也增加了本国顺差。另一方面，随着本经济体生产能力增强，如果本国生产能力过剩部分用于本国居民消费和基础设施建设，则提高了国内消费者的生活水平，也通过本国基础设施的完善进一步提高了本国潜在生产能力。当国内消费者消费水平提高速度低于生产率提高速度时，国内就会出现财富积蓄效应；相反，则会出现国内财富减少效应。但在国家领先性发展时期，后者是不可能的。只有处于缓慢衰退或成熟稳定中的国家，才可能出现消费大于生产的情况。所以，在领先性发展状况下，国家基础设施的完善反过来会进一步增加本国国际贸易的能力，增加国际贸易量，带来更多贸易顺差。
可见，只要一个国家处于发展的上升领先阶段，国家财富增量无论用于个人消费还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最终会导致国际贸易顺差增加局面的出现。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借助技术革命提高了生产效率，依托铺天盖地的制成品在列强竞争中脱颖而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光荣孤立”政策首先实现了基础设施的完善，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积累了超越列强的生产实力，为以后国家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关系时，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理念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国内财富积累、国际贸易顺差急剧增加的历史现实。没有财富积累，没有国际贸易顺差不可能造就国家的崛起，领先性发展状态中的国家必然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顺差。这是生产率提高的必然结果，是优胜劣汰的必然表现。物流上的顺差必然表现为外汇资金流的顺差，有时表现为经常项目的顺差，有时表现为资本和经常两个项目上的同时顺差，处理不好就会带来国内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当前，中国的双顺差不是无中生有，更不是一个简单的金融货币问题，而是建立在深厚的现实经济不均衡发展基础上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经济活动缺技术、缺资金、缺人才，所以，经济发展很难走上快车道。通过对外贸易的开展，限制我国经济发展的三个瓶颈得以解决：资金的引入带来了项目，项目的开展使得生产加工技术在国内扩散，既培训了技术人才，也促进了管理人才的成长。反过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方面的“马太效应”，国际贸易的发展推动国内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国内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又反过来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开展，进一步推动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物流层面和外汇资金流层面的“双顺差”，并呈加速发展态势。
反过来，国际收支盈余的积累也推动了国家的崛起，堆起世界金融帝国的宝座。英国借助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优势把来自殖民地国家的原材料加工成制成品，然后返销到世界各地，结果是绝对的国际收支顺差，而非国际收支均衡。这种经济基础缔造了大英帝国两个多世纪的辉煌。只是由于发生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英国无法置身事外，物质严重依赖国外进口，而几乎没有什么产品可以出口，严重消耗了自己的国力。相反，美国则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大部分时间置身交战双方之外，跟交战双方做生意，甚至成为交战双方的生产基地。参战之后，美国不仅参与了战利品的分配，而且一直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所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段内，美国国际收支出现了数量庞大的盈余，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正是国际收支盈余带来的经济实力奠定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霸权。可见，成功实现崛起的国家都有庞大的国际收支盈余，而且，实现这些盈余的时候，由于当时的相对简单的国际体系和比较单向的国际环境，不但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抵制反而受到各国的极大支持。
总之，顺差是生产效率提高的必然产物，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早就描述过这种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规律性现象。由于效率提高引发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最终在矛盾不可调和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反过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强制性地打破了各国生产效率的螺旋式上升链条，使人类经济繁荣的努力回归原点。其实，生产效率提高不仅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规律，也是所有市场经济社会的必然规律，是经济良性循环的必然结果。可见，有个显而易见的规律摆在面前：顺差是开放型大国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是生产效率提高的表现。
三、美国构建金融国际霸权与博弈优势的战略战术
通过单纯在金融外汇领域里来调节平衡国际收支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阻止人民币的过度升值，只是一种战术意义上的选择。在中国被美国强行拉入金融国际博弈的条件下，我们仅从战术上进行应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制度安排战略上做好准备和选择才能彻底走出金融国际博弈的困境。作为由普通国家走向霸权宝座的国家，美国参与金融国际博弈的战略战术对发展中的中国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只有洞悉美国金融外交的手腕，我们才能理性地把握中美金融博弈的格局，并力争逐步掌握平等参与权。
在崛起的过程中，美国就多次挥舞金融大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行动冲动表现为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虽然该计划没有完成美国登上世界霸主宝座的宏愿，但使美国成为影响战后国际关系的轴心，战债问题直接决定了战后国际关系的走向，极大地牵制了英国和法国霸权权力的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还在战争硝烟中建立了直属于国务院的规划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班子（“和平与重建问题委员会”，后更名为“对外关系问题顾问委员会”），谋划战后有利于美国的经济金融秩序，并依托经济发展带来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决定权，利用资本主义各国对其经济依赖，依靠金融外交成功地从英国手中“和平”地夺得世界霸权，在没有硝烟的“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的角逐中主宰了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了以关贸总协定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作为世界霸主，美国丝毫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国家利益，国家间金融博弈深刻地打上美国国家利益的印记。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是建立在美国独霸世界经济基础上的，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各国和亚非拉国家经济走向复苏，美国经济的独特优势逐渐丧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根支柱相继倒塌而走向解体。国家综合实力的变化是美国无法控制的，只能在式微甚至逐步衰落中理性地谋求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利益，毕竟生产力是国家实力的根本。
在旧的国际金融体系解体、新的体系确立的过程中，美国充分发挥金融外交的优势利用自己的大国地位选择了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和制度体系。
首先，由于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组建起来的国际金融调节机构的本质没变，美国利用这支隐形的手操纵国际金融市场，谋求美国国家利益。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中，国际金融机构开出的救治药方都为美国掠夺这些金融危机中的国家提供了契机。
其次，黄金非货币化也为美国搜刮“铸币税”准备了条件。由于黄金自由兑换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所以，迫不得已启用的牙买加体系就废除了黄金的货币地位，改用信用货币。而信用货币是不受价值总量限制的货币，只要开动印钞机就行了。黄金非货币化政策在解决国际社会清偿能力不足问题的同时，也给美国利用印钞机换取财富打开了方便之门。所以，我们看到目前国际金融体系内的一大怪现象：一方面，美元兑黄金已采用市场化价格，实行黄金非货币化政策，各国普遍实行信用货币；另一方面，世界各主要大国又买进黄金，把黄金作为国家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应对各主要货币的任意贬值。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国，在美元危机中实行美元贬值政策，在经济恢复后又大量吃进黄金作为货币储备，巩固自己的金融霸主地位，现已经成为世界黄金储备第一大国。可见，世界货币体系在失去定值之锚后更加动荡，而世袭的国际货币——美元的主权国则趁火打劫，利用美元在确定国际货币币值的“篮子”中的主体地位，采用贬值政策，向市场滥发流动性，剪其他国家的“羊毛”，极大赚取了世界各国的血汗钱，致使美元泛滥，国际流动性过剩。信用货币是以国家信用担保的货币，一旦国家失去了信用，奉行机会主义的货币政策，势必造成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并引发人们对定值之锚的寻找。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正用黄金替代美元充实自己的外汇储备，这不能不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设计藏有这样大的漏洞，不能不让人佩服美国金融外交手腕！
再次，牙买加体系下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被滥用，成为超贸易保护主义的避风港。在牙买加货币体系下，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汇率机制、利率机制、基金组织干预和贷款、商业银行的活动、有关国家外汇储备的变动、债务、投资等等。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机制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往往是多个机制联合运用。一是利用基金组织的干预和贷款调节国际收支，主要是向逆差国提供贷款，帮助逆差国克服国际收支困难，并指导和督促逆差国与顺差国双方“对称地”承担调节国际收支的任务，消除全球性国际收支极度失衡现象。由于基金组织的实力有限，这一机制的调节作用发挥的并不充分。二是国际金融市场中国际商业银行的存贷活动对调节各国国际收支也起着巨大作用。除了动用上述调节机制外，逆差国还可动用外汇储备，或依靠借外债或吸引投资来应付国际收支逆差；顺差国也可利用增加外汇储备，或用顺差余额增加对外贷款或对外投资进行调节，如此等等，使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在可接受的状态。
美国的金融外交把这些国际收支调节措施变成了攫取国家利益的工具。比如，本来属于自发调节的汇率调节机制，被美国的金融外交改造成了强力工具。20世纪80年代，美国联合其他几个同样对日逆差的国家一起对日本施加压力，接受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达到了维护美国国际收支平衡的目的，而日本则由于汇率升高而出口受阻，出现了长达十年的金融经济低迷，表面上给日本经济以沉重打击。之所以说是表面上的，是因为日本在“广场协议”的框架下与欧美国家进行了成功的金融博弈：随着日元的升值，大量日元兑换成美元或进行国外投资，或购买有增值潜力的海外固定资产。于是，出现日本人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狂热。同时，日本的生产资金大量流往国外进行生产增值，而国内出口能力降低，呈现低迷状态，表面上国际收支也平衡了，甚至出现了逆差。但是，日本本土经济并不能代表日本的整个实体经济。日本的实体经济还应包括其投资于海外的经济部分。从这个角度看，当年的日本实体经济并没有因“广场协议”而伤筋动骨，反而促成了日本经济的区域化、国际化和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国际收支回归平衡，实体经济不但没有衰退反而实力大增。这全仰仗日本版的企业“走出去”战略。
四、美国沿用“广场协议”金融博弈模式的潜在危险性
今天，面对各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借贸易逆差和世界经济不平衡为名打击其潜在竞争对手，更注重维护自己的金融货币霸权地位。中国拥有广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和较为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具备世界大国和货币国际化的潜质，是其主要潜在挑战者之一。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国家统一等方面都卓有成效，在东亚对美国霸权形成了巨大挑战，这无疑强化了美国人的这种意识。所以，中国对美出口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占比虽然很小，但还是被选为遏制的对象。美国通过组建压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联盟，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针对中国的议案，故伎重演，力图迫使人民币升值。但是，今天的中国出口旺盛，经济发展状况与当年的日本尚无法相提并论。当年日本的出口强势是日本经济成熟和核心竞争力强的表现，日本经济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今天中国出口增多，虽说某种程度上是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表现，但关键还是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便宜使然。当年针对日本的“广场协议”，迫使日本资本像蒲公英似的遇土生根，开花结果，并没有伤及其实体经济，反而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国际化，增强了经济实力，甚至日元套利资金的风吹草动都能引发一场世界级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
据中科院测算，2003年中国消耗了全球31%、30%、27%和40%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创造出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中国消耗每吨标准煤实现的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可见，我国的经济技术基础还是极其薄弱的，经不起风吹草动。如果形成针对中国的所谓“广场协议”，就会打断国内脱贫的资金链条，堵塞中西部廉价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引发国内社会稳定问题，给处于发育成长中的国民经济以严重打击。基于人力成本优势，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经济成长基本模式是以农养工，现在是以低端产品的生产积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资金。一旦低端产品的生产受阻，则意味着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全局失去了源头之水。中国大量出口的低端产品是发达国家不愿生产的劳动力密集型低端产品，中国廉价产品的出口不仅满足了世界市场的需求，而且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所以，意在抵制中国产品出口的“广场协议”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后果是严重的。可以说，谁忽视中国经济的承受力，谁就可能铸成大错。毕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她的敏感期，基尼系数的警示，我们不能视而不见。美国把对付日本的模式照搬到中国头上，可谓选错了对象。中国是个实行市场经济导向、改革刚刚30年的转型经济大国，既没有日本那样多的市场经济运作经验，也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健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参与金融国际博弈的经验可谓不多。面对西方国家囤积黄金，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消化牙买加体系规则的水平上，不敢碰黄金非货币化的禁区。中国金融市场刚刚开放6年，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开始尝试并取得初步成果，还需要时间学习金融市场化运行知识。如果美国套用“广场协议”金融博弈模式压人民币快速升值，过早地把中国拉入金融国际博弈的前沿阵地，无疑是在加速制造和引发区域性或全球性金融危机。虽然世界上的金融危机该发生的还要发生，危及也并非全是坏事，但人为推动危机的到来，则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我们应当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针对美国的金融战略企图，我们不能停留在扬汤止沸的层面上，仅进行点滴的币值调整，或者不明智地与其公开叫板，唱对台戏，要对人民币升值因素从制度和结构入手进行釜底抽薪。我们在既不与美国抗争，也不伤及我国财富积累的渠道，并学会金融博弈与周旋的同时，加快国内优良宜当的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构建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内需扩大的步伐，推动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体制转轨，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赢得参与金融国际博弈的竞争优势。
五、国际收支平衡意义变迁与赢得金融博弈优势的根本路径
从中短期看，我们必须立足现实，在国际收支平衡调节的技巧上下工夫。进出入一单独关税领土的物流价值和金融系统的资金价值的特殊表格记录就是该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当进入某一单独关税领土经济边界的价值总和为正时，我们就说该国或地区国际收支为顺差，反之，则为逆差。如果资本项下和经常项下的资金流都表现为顺差，就成为双顺差。
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体系和统一市场的形成，国际收支平衡表所体现的顺差或逆差与该国的实体经济增减并不总是完全吻合。在重商主义时代，国际投融资很少或几乎没有，顺差或逆差与该国实体经济增减是吻合的。但是，在现代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和一体化的条件下，国家间的投融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各国的实体经济之间也出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顺差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家完全可以在实体经济增加的条件下保持国际收支逆差。顺差国家的实体经济不一定有增量，逆差国家的实体经济也不一定没有增量。比如，一国国际收支虽然表现为逆差，但是其海外投资大，并且利润也没有汇回国内，那么该国的实体经济规模的增大就没有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出来。一国国际收支为顺差，但这些有可能是外国企业在本国的加工和转口贸易所致，可能是一种具有一定或较大程度虚假的顺差，本国实体经济并不一定有增量。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销售与订单，国家可以通过国际投资、转移生产基地等方法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或不平衡条件下的实体经济扩张，即达到本国实体经济扩大的目的，而不一定表现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顺差。
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就必须增加国家的物质财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要增加国家财富，就要增加物质财富的生产。增加国家财富，即扩大实体经济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国内为生产基地，把国内的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进行产品的生产，并把过剩产品通过国际市场实现经济剩余。这样，既保证了财富的积累，也保证了国民的就业率，但同时也增加了我国的顺差。二是通过国际投资，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通过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方式，实现生产的国际化、全球化，并在国外的不断再生产中实现我国经济的再生产，扩大我国实体经济的规模，增加国民就业的国际化。这种方式由于就地取材、就地销售，两头在外，很少在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显示。所以，这种生产方式增加了我国实体经济但对国际收支顺差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因此，通过转移生产基地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在国际收支顺差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条件下，增加我国的国民财富，实现国际收支所谓平衡条件下的国家财富增加。
当然，如前所述，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方法很多，我国可回旋的余地还比较大。除了汇率、利率调节机制之外，还有商业银行的存贷活动、有关国家外汇储备的变动、债务、投资等方式。我们既可用对外投资抵消国际贸易盈余，也可以用商业银行的跨国存贷活动进行冲销，还可以通过控制国际债务来实现。而且，在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中，特别是我国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市场还有待开发，这给我国在国际市场吃紧的情况下转向国内市场，通过提高国内消费水平，拉动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我国在国际收支调节方面的回旋余地还很大。只要在国际收支的“调节”上下工夫，必要时转向开发国内市场，就能够回避中美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迎头相撞的局面，就能走出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家财富积累之间的“两难困境”。
从长远来看，国家金融霸权的基础是优良宜当的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和坚实发达的实体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别的国家从战败国得到的是财富、工业基础设施，而美国从战败国拿走的是大批科技尖端人才，这为第二、第三次科技革命在美国的起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美国依托优良的制度安排和科技革命保持了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所以，世界霸主虽在变换，但是成就世界强国的条件或路径依赖依然存在。凡是有利于国力积累的因素都是赢得金融博弈优势的路径。
首先，优良的制度安排是国家金融优势得以构建的首要因素。国家实体经济各要素的组合是通过制度来进行的，不仅微观经济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如此，宏观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运行都是如此。从微观来讲，我国外汇管理领域的“奖入限出”政策在初期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可以说有利于积累有限的外汇资源用于国家重点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是，当国际收支双顺差急剧增加时，这项制度的作用就走向了反面，不利于我国金融地位的提高。股份制在荷兰的发明，推动了现代保险业的产生和发展，使得积小钱办大事成为可能，实际上由此产生的东印度公司是西方统治东方的咒语，东方的封建制度在与以市场制度的较量中明显落败。国家各领域的制度安排会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影响国家金融地位。从宏观角度看，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性、制度性因素，直接影响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所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就强力推开了，其精神实质就是在宏观上调整我国的制度安排。市场化理念主导的国家制度建设，建立在个人意愿基础上，便于草根性操作，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凝聚各方力量，易于形成巨大的合力，提高生产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不断释放制度能量、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制度安排是决定国家财富积累效率的首要因素，理论上为制度经济学所证明，实践上为大国兴起和各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实。
其次，科技优势是国家国力成长的决定性因素。科技和科技创新是宏观和微观经济生产得以进行的关键因素。科技因素决定了一个产品生产的生产函数，决定了该产品的生产效率，也就决定了综合国力积累的速度。因此，由一个科技群带来的科技优势就能整体促进国家财富的积累，使国家占据竞争的优势地位。第一次科技革命催生了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也催生了在国际金币本位制中的金融霸权，享尽了金融霸权的好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劫掠的科技人才催生了第二次科技革命，也缔造了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世纪，第三次科技革命则开启了美国金融霸权的新世纪。所以，科技优势是维护金融霸权、赢得金融博弈优势的主要因素，是世界各国争夺的战略制高点。要想在世界货币集团的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科技是必须做好的功课！
再次，国民经济素质优劣是决定国家财富积累效率的根本因素。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国民经济技术水平、国民经济具体布局都对国家财富积累效率产生深刻影响。科技对国家综合国力的作用要依托国民经济结构才能完成。蒸汽机的发明、电的发现、信息技术带来的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都是通过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而起作用的。要取得国际金融领域的竞争优势，国家必须夯实国民经济基础，优化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好国民经济布局，以期取得最大效率的国民财富积累。
最后，金融市场的结构优化也是国家金融优势成长的重要因素。与科技一样，金融是世界各国认可的国际竞争制高点。作为现代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金融是实体经济的先导，具有配置生产资源效率高、适应环境变化迅速的特点，不仅能在国内市场上迅速组合资源，而且也能在国际市场上获取资源，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更为重要的是，合理的金融市场结构能够增强国家金融系统承受外界冲击的能力，便于维护市场的稳定，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六、金融博弈的杠杆作用远胜于贸易博弈
作为对路径选择进行落实的中心环节，金融博弈对国家金融战略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在现代经济技术条件下，金融成为连接各行各业、连接各国的重要渠道。通过这个渠道，资源根据效率优先的原则进行配置。与传统社会不同，金融和技术成为项目运作的前奏，成为调动生产资源的主导因素之一。金融通过生产要素市场更加快捷地调集所需的资源，比贸易手段具有更大的灵活性、隐蔽性。正因如此，作为金融行业的先行者，发达国家扬长避短，多通过金融创新来转嫁危机和风险。其中，当前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就是一例。发展中国家金融运作实践较少，防范风险的意识淡薄，容易在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博弈中处于劣势。所以，发展中国家更应认清金融博弈的杠杆作用，防患于未然。
首先，金融外交比商务外交具有更大回旋余地和影响力，操作灵敏并具有隐蔽性。商务外交是针对产业市场开放和物流而展开的交涉，涉及具体市场开放的条件和物流产品，谈判较为细致。而金融外交多涉及大类的金融产品或准入等等，达成的协议较为概括、笼统，变通性高，回旋余地大，操作灵活，以小搏大。正因为如此，金融外交的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宽，影响力大。商务外交则针对性强，而在灵活性和影响力上不够。所以，金融博弈的杠杆作用远大于贸易博弈，金融谈判远比贸易谈判更具有威力和控制力。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英美两国的金融博弈，通过协议确定了金汇兑本位制的国际金融体制后，就等于确定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这样，也就间接地确定了美联储为各国央行的央行地位。可以说，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会议的一纸协议就确定了美国可以通过印钞机的运转吞噬其他国家实体经济。这种影响，在牙买加体系确立之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消除，而是变换形式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当今国际金融的走向。金融博弈有时比贸易谈判更容易达成协议，而且能掩人耳目，其影响力巨大，是商务外交所不能企及的。
其次，发达国家凭借其金融霸权、金融外交、金融博弈和金融谈判独特优势，致使尚处于经济转型、体制改革和工业化进程中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金融博弈还是强者为王，优胜劣汰的市场游戏规则。作为金融领域的后来者，新型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在发达国家设定的轨道上运转，缺乏创新能力，而且，其专业技术人多倾向于微观理财的操作，缺乏金融战略思维，受眼界的限制往往南辕北辙，很难保护好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发达国家在浮动汇率制的牙买加体系框架下，借助信用货币体系的币值欠稳定性，总是在操纵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中榨取发展中国家的财富。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就是美国借助金融创新把劣质的债权进行包装分发到世界各国。在危机到来之时，美国依靠购买债券的国家分担损失。当然，这次危机的受害者多是欧洲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的金融博弈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参与博弈的发展中国家的境况会是如何。20世纪后半叶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中，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多被一夜之间席卷而去。但是，金融全球化是客观规律，势不可挡，发展中国家也难于置身事外，不能采取鸵鸟政策，退缩是躲不过的，只能加入游戏。因此，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在这个领域奋起直追，有战略、有意识地利用金融外交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总之，商务外交多集中在实体经济层面，影响较小，涉及面有限。而金融博弈不仅对经济生活有直接的影响，而且，潜在的、隐性的影响还很多，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的特点。在国际竞争的主战场由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的今天，我们应当给予金融博弈充分的重视，以便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
七、中国金融国际博弈优势构建的困境与战略选择
中国金融发展要立足我们的现实，稳步推进我国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金融体系建设，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阻力，构筑中国参与金融国际博弈的优势和主动权。
（一）影响中国金融国际博弈优势构建的内生因素
当前，影响我国金融博弈优势构建的内生因素很多，表面看起来似乎有许多困惑和苦衷，其实不然。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转变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并不难，难的是无法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二是提高外向型经济发展质量并不难，难的是不愿意丢掉出口高速增长与外资大量流入等政绩光环；三是扩大内需的结构调整并不难，难的是不愿动真格地破除行政和资源垄断；四是解决民生问题并不难，难的是政府自身瘦身简政，放弃过多经济干预与支配权，扩大教育、卫生、公用事业和社保的财政支出和转移；五是平衡国际收支并不难，难的是不想真正闯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之关口。正是由于这些思想观念的束缚，垄断权力的意识，行政干预的依赖以及对市场经济制度的误解，致使经济发展方式与体制转变以及结构调整进程步履维艰，由此而引致制度安排不良和体制机制扭曲长期并存，这也是中国面临收支、汇率、摩擦困境与尴尬的根本原因。这些足以说明，我们治国理政与经济发展的意识与思维必须转变，不能再通过外向经济高速增长的特殊光环来遮掩甚至美化国内发展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结构性问题，来延迟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来推迟生产要素价格体制改革，来拖延处于攻坚阶段的行政、财税、投资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总而言之，受困于内耗型恶性循环，缺乏把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资源转换成国家参与激烈国际竞争实力的魄力和远见。
（二）我国金融博弈战略的选择
为解决这些困扰我们的问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坚定不移地树立优良宜当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的观点，大力推动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立市场经济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和协调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地位。这里所说的制度是从构建中国参与金融国际博弈优势来讲的，是指基于法治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和规则。通过深化改革，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国有保险公司和国有证券公司以及与之相配套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建立以法治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充满竞争活力和高效的金融管理与运行体制，是决定今后中国能否摆脱金融国际博弈困境，构建金融合作优势，逐步抢占国际金融竞争与合作的战略制高点，并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根本性要素。
第二，坚持把实体经济放在首要地位，金融围绕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做好资源配置工作，坚定不移地追求经济剩余。回顾整个国际金融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把一个国家推上国际金融霸主地位的是国家的实体经济，英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所不同的是，前者借助的是科技革命的力量，而后者则借了地理位置和外交智慧的力量。但是，两者的金融霸权地位都是由其实体经济来支撑的，物流决定资金流。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我们的金融发展都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切实保证实体经济的高级化。我国目前的物流也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我们贡献给国际市场的多是利润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商品，科技含量不高。所以，我们的金融体系要服务于我国的科技发展和自主创新体系，夯实金融发展的物质基础，根据实体经济的需要完善我国金融体系。同时，我们也要利用金融配置资源速度快的优势，实现实体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第三，以金融体制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契机，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贸易增长方式和利用外资方式的转变，从外汇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入手，弱化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借助我国金融体制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供的契机，我们应当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增加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促进国内产业升级；进口科技含量高的先进设备和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战略资源，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并大力发展服务业，提升服务业的水平和开放度。以此为基础，依据我国新型工业化战略和产业发展规划的需要，引导外资进入我国着重发展的产业领域，逐步实现内外资企业税收、关税、投融资等方面政策的统一，变“招商引资”为“选商择资”，减少低层次外资的流入，提升利用外资的水平。同时，提高意愿结汇比例和用汇自主权，推动企业“走出去”，把国内过剩资金变为境外投资，有效理顺外汇供求关系，削弱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尽快形成合理均衡的人民币汇率，为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争取宝贵的时间和充足的回旋空间。
第四，大力发展和培育发达、成熟的资本市场，进一步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加大直接融资的规模。一是继续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不断提升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和竞争力。二是稳步发展股票市场，采取切实措施提升股权融资比例，完善企业融资结构。三是加快债券市场发展，不断完善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管理体制，实现集中统一监管。四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制度，促进资本市场主体健康发展。
第五，从战略和策略的角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我国今天人民币升值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企业国际化的滞后造成的。在扫清资金流出渠道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挖掘外交、外贸、民间团体等资源，加强对外投资促进体系建设，配合人民币汇率变动，落实企业“走出去”战略，推动国内资金流向周边和与我国外交关系好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人民币的周边化、区域化，最终实现国际化。这一方面解决国内流动性过剩、基础货币投放成本问题，恢复人民币存量与商品价值存量的对应关系，治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可解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匮乏问题，使当地人民共享我国发展成果。
第六，建立高级别的金融统筹协调机构，建构我国完整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体系。为了统筹协调各部门的行动，有必要建立国际物流和资金流的高级协调机构，由央行牵头，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资金流相关的部门参与，发改委、商务部、建设部等物流相关部门和外事部门参与。这个机构致力于我国跨境资金的监测预警体系和国际投融资促进体系的建设，并形成区域效应，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有机统一。
第七，大力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提升参与金融国际博弈的能力。美国通过对多边国际金融组织的控制获得了很强的金融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具备了很强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和金融国际博弈的能力。我国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发展的大国，无疑也要逐步加强这方面的战略策划与建设，增加在多边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存在，培育对国际金融组织的影响力，逐步增加在多边金融外交和博弈中的优势。为此，必须从完善制度、体制和机制入手，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和培育各类金融市场，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采取综合措施建立基于市场经济调节的国际收支平衡机制，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运行与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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